一个老师为他的学生讲人生大道理（每天灵魂拷问学生）
一个老师为他的学生讲人生大道理（每天灵魂拷问学生）他会让学生选择一种自己的死法，在课堂上，在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之中受到了热捧。这门课的主讲老师袁长庚也由此成了校园里的“网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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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殓师》剧照
2017到2021年间，
一门名为《理解死亡》的课程，
在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之中受到了热捧。
这门课的主讲老师袁长庚
也由此成了校园里的“网红”人物。
在课堂上，
他会让学生选择一种自己的死法，
还把“设计一场葬礼”作为期末考试的题目，
这些在学校看来“出格”的事情，
赢得了学生们的喜欢。
他们亲切地喊他“老袁”，
还将他看作“心灵的抱枕”，
有任何烦心事，都愿意找他倾诉。
老袁和学生相遇于电影节上
聊得多了，老袁发现，
这帮Z时代的高考优胜者们
其实有诸多困惑：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会常常不开心？
为什么总觉得自己很失败……
老袁在课上说，
“死亡”并不只是最后那一刻，
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理解生命，
理解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和如何看待眼下的日常生活。
自述 袁长庚
编辑 余璇 责编 倪楚娇
表演一场葬礼的现场
2017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在深圳南科大一教大楼的某间教室里，一场“葬礼”正在举行。
屋子里灯光昏暗，窗户上缀着黑纱，靠近讲台的桌子上点了一圈蜡烛，中间躺着位“逝者”，旁边则是身着黑衣、神情肃穆的哀悼者们。不远处，台下坐着的六七十名“观众”一样沉默，因紧张而陷入某种沉思。
这不是某部恐怖小说的开头，而是一门名为《理解死亡》的通识课的期末考试现场。
老袁《理解死亡》课的PPT封面，那只猫叫作老吴它死时候，老袁带领学生一起给它办了场追思会
袁长庚给大家出的考试题目是：表演一场葬礼，时间20分钟以内。
那一晚，学生们一共“办了6场葬礼”，表演整整持续了3小时，有纯中式的葬礼，也有一场全程“不知所云”的葬礼，但老袁觉得“都挺好”。
这些曾对死亡毫无经验的孩子们，不仅借此了解了与葬礼相关的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感受到了对伤痛和哀悼的力量，还在剧本里加入了他们自己的个人体验和体悟。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场展现了纠纷的“葬礼”：一个孩子在校门口意外死去，家长和学校在孩子的葬礼上为追责而起了冲突。
“这个作品把我课堂上提到的问题都囊括了进去，比如死亡的私密性和公共性，死亡与正义，如何哀悼等等，至今想起来还是很触动。”
后来，这场特立独行的“葬礼”引发了一场讨论风波，消息传到校领导那儿，老袁挨了顿批，以葬礼为作业的尝试也告一段落。
在老袁的另一节课上，学生们正在表演舞台剧
女孩圆圆进校的时候，“葬礼”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但这并不妨碍她从老袁的课上获得慰藉和更深的思考。
去听死亡课的时候她大四。“我的奶奶80多岁了，每次放假回老家，都会看到她一天比一天衰老。”老人的生命在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威胁下变得愈发脆弱，奶奶却和她说，希望自己去世的时候，过去得快一点，不要抢救。
圆圆学的是生物科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就是人的生命，她不能想象没有奶奶的世界，也无法理解奶奶的想法。
在圆圆的死亡课笔记本上，记着老袁课上讲的各种金句：
“死亡就是心脏停止跳动，神经元——承载着一个人所有记忆和性格的物质基础collapse（崩塌）。”
“理解死亡，是为了给活着的人一个接口。因为是活着的人承担失去的后果。”
“死这件事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死亡的时间和形象却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些带着思辨性的句子，和老袁课上推荐的电影、图书，同学们表演的舞台剧和交流的作业一起涌入她的大脑，让她反思：自己对于死亡，是不是太过于无知和胆怯？
《阳光小美女》剧照
她始终记得在第一节课上，老袁给大家看了一部电影——《阳光小美女》。
那是一部喜剧，为了实现7岁女孩 Olive参加选美大赛的梦想，全家人——爸爸、妈妈、哥哥、爷爷和自杀未遂的叔叔，带着各自的困惑和对彼此的成见上路了。结果途中突然爷爷去世了，围绕着爷爷的死亡，这一家人展开了对各自人生危机反省和克服。
放完电影，老袁对大家说：“这个世界上，生存本身还有另外一面：不那么确定，不那么上升的状态，这个状态对理解我们的人生意义同样重要。”
什么是善终？灵魂是一种必需品吗？人为什么会自杀？如何办一场葬礼？牺牲的意义？在疫情时代，我们该有什么样的的死亡观念？……死亡课的16个话题上完，圆圆慢慢接受了奶奶的想法，她想，原来死亡也好，失败也罢，都不见得是坏事，关键是我们如何活着。
以下是袁长庚的自述：
《我们天上见》剧照
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死亡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漫长的功课。
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家里是不谈“死亡”的，给母亲扫墓的时候，也不会带上我，他们觉得是在保护我，让我赶快翻过这一页。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就像失明，我是一点一点看着眼前的东西在我的世界里消失的，我甚至是连悲伤都是慢慢习得的。
曾经我以为，这是一个我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但后来我想既然自己是一个学者，有没有可能通过学术的方式面对它？这个想法一直埋在我的心里。
到了南科大教书以后，其实第一学期的课挺成功的，但我却有挫败感。当时我上的是《文化研究导论》和《饮食人类学》，这些知识学生可能会觉得挺有意思的，但离真正能打动他的那个东西，还是太远。
我能感受到学生们是有自己紧张感的一些东西，是带着人生困惑来的。我就想，既然要讲课，一定得讲那种能触动人心的东西，能引起别人生命共鸣的东西。
于是我就选择了讲死亡，这是我自己一直面对的问题，更是每个人和每一个社会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寻梦环游记》剧照
我最初开课的时候有过很多设想，比如说去停尸房太平间之类的。但后来“葬礼”被叫停之后，形式上越来越常规化了，比如让学生们写文章比较多。
有一个很沉默的女生，在作业里写到她的父亲。她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就用文字一点一点拼凑起了这件事。我当时很感动，她的故事也让我想到了自己。
还一个女生，她写姥姥去世之前，二姨跟妈妈一块照顾老人的一个细节——给老人洗澡。她写得非常有画面感，就是日常家庭之下暗潮汹涌，大家各有各的问题，压力差不多已经爆表了，但是老人在这儿，你还得坚持下去。
上课的形式到最后反倒不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话题成了可言说的。
老袁死亡课上关于“自杀”的PPT页面
我有一个专题是讲“自杀”的，因为2018年，我看到武汉理工大学学生自杀的新闻。我想告诉他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如果你能打开来看，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无出路。死亡不是一个有效抗争的方式。
结果一个学生就说：“老师，我觉得人有权利杀掉自己，人的理性可以决定一切，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干什么事都行。”
这个学生的成绩很好，也很自信，属于那种科学主义者，其实能代表一批学生。
那天我们讨论了很久，其中我问了他一点：“如果你相信你的理性，因为它告诉你今天过得不顺利而自杀，但你明天有可能顺利，后天有可能顺利，那你的理性就变成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东西，这个让你决定自杀的理性，好像眼光不是那么长远？”
他听完以后愣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一路走来非常笃定的东西，有可能远比他想得更复杂。
《寻梦环游记》关于死亡的看法影响了不少人
我还问过学生一个问题：
假如你可以有 4 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你觉得什么样的死亡是好的？
A.孤老终身；
B.突发心血管疾病；
C.艾滋病；
D.乘坐的飞机在万米高空解体，死于空难。
其实我当时是想测试学生，这些东西里面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比如孤独终老，你可能会活很久，但有慢性病，你有更多时间陪伴亲友，不会突然不告而别。或者突发疾病，你可能很幸福、很年轻，但突然就没了。艾滋病是想说，你的私人生活里可能有一个坚实的陪伴，但在社会上你处在一个被认为是不好的状态。而空难是一个意外，是没法用日常生活的经验去理解的一个选项。
我完全没想到，最后选空难的人特别多。他们的理由大致相似：自己不用负责任、不用面对衰老、疾病、不确定的未来和孤独。
《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
我问他们，你想过你的爸爸妈妈的感受吗？因为在那样的冲力之下，有可能连骸骨都找不到。但大部分人表示没有考虑那么多。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冲击，我忽然意识到，这传递出一个信息，Z时代的年轻人对这个时代非常倦怠：我想我的生活只跟我有关，也不太考虑我死了之后另外的人怎么办。
同时他们也是在表达某种反抗：既然我想不清楚现在有的是什么，那我就彻底砸烂它，所以我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以一种彻底的，粉碎性式的方式。我觉得这种相对激烈的态度背后，潜藏的可能是他们没找到建立与周围环境的联系，但他并不是不愿意干这个事儿。
《死亡诗社》剧照
我对Z时代这批孩子更深入的观察，主要是来自课外。
除了上课之外，南科大的老师会有一个对学生开放的的office hour。来找我的学生，大多是一些成绩在70分左右的“边缘学生”，或者有一些抑郁症、躁郁症、双向情感障碍之类的孩子。
我开玩笑说，你们是把我这当成是“告解室”了，每个星期来这舒缓一下，完了转身再去生活、学习。
曾经有一个学生来找我，说他的恋爱非常不顺。他觉得自己毕业于上海一所特别好的中学，学习成绩好，各方面条件也不错。为什么女孩会不接受我？
他没有意识到，人的感情，以及很多事情，都不在这个确定性当中。
考进南科大的学生，都可以被称之为应试教育体制里的“绝对成功者”。进了学校之后，整个大环境也在鼓励他们做个体式的竞争，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认知：总是觉得明天一定会更好，自己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和获取才能够建立自己的价值。
因此他们会认为，只要我足够好、足够强，GPA足够亮眼，肯定就有人喜欢我、崇拜我，最好的东西都会自动向我汇聚。
后来我开死亡课，其中一个设计原则就是，要在充满确定性的图景当中，引入大家对不确定性的思考。
《死亡诗社》剧照
那个上海男生成了我死亡课的第一批学生，也上了我的其他课程。他慢慢意识到，人原来是有不同的路径的，我可以选择自己的路。
后来他选了特别偏门的航空航天专业，但他不是为了设计飞行器，而是为了自己的业余爱好——写科幻小说。
去年年底，我们吃了个饭，他已经毕业了，现在在一个非常小的游戏工作组里面做策划，设计游戏的对白和情节，这绝对不是他同龄人最常见的轨迹，但他过得非常开心。
还有些学生，他们放弃了保送研究生的名额或者是出国的名额，选择休息一年，去支教之类的。
我并不觉得说这些东西是我给他们的，但是年轻的好处就在于说，当你从一个地方得到一些暗示以后，它真的会对你产生效果。
《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
另外我觉得，这些年我们可以谈抑郁症，这是一个进步。但这里面挺复杂，我们有些时候是假借一个病，把一些东西打包了。我们现在其实在回避一些更棘手、更难处理的问题，比如说没有建立起价值体系。
整个时代、全球范围之内都是这样，以前负责提供人生意义的那些系统，在今天基本上完全都失效了，有些人可能就转而拥抱更虚无的人生态度。
比如有一次，一个学生拉着个“十佳毕业生”来我的办公室。这个孩子非常优秀，不光成绩好，而且是文艺骨干，可以主持这种上千人的晚会的那种，情商非常高，不管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者。
但那天晚上我跟他聊完天以后非常惊讶。他说他接了一个北欧 PHD的 offer。我问他为什么想去北欧，那通常不是学习好的学生会选的。他说：“老师，我就是去了就不想回来了，我就想去一个大家都不争不抢的地方。”
你觉得成功者不迷茫，但其实他可能比我们还迷茫，他选择了一条更消极的逃逸路线。
《阳光小美女》中，爷爷告诉Oliva，什么才是失败
我觉得整个教育体系太强调所谓的“成功”。2020年爆发了疫情，我想面对这么一个不确定的时代，除了一些关键性的东西，能不能给学生一些具体的能力？
比如一些读书的技能：如何理解文本，如何看一本书的核心思想。所以那年秋天，我又开了一门课，叫《社会学名著导读》，那个学期的专题叫“失败者社会学”。
当时一个做学生管理工作的同事告诉我，有一个问题特别大的小孩，成绩各方面都不怎么样，因为上了这门的课，转变很大。
这个学生说，在课上听了一个概念叫作“结构性暴力”，他也不太能明白其中的内容，但他了解到有些事情跟一个人的能力高低没有关系，而是他所处环境决定的。我想他应该是借助这个概念，走出了“把一切不顺利都归咎于个体能力、努力程度”的认知困境。
这其实是我开课的动机，我想告诉他们：失败不见得是你的错误。有些时候就是时代或者条件还不具备，然后就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袁长庚的课上，旁听的学生们
那个学期的期中考试，我没有测试，就安排了一个课上的分享，叫“失败者分享会”。我让学生自己报名，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这个学校里一个失败者，不管是学业、生活、性格、感情问题，你都可以报名，然后讲讲你的故事。
当时我只是课上发了一个招募的通告，就说大家来听一下，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来的人非常多，一个阶梯教室大概挤进去了四五百人都不止。
在一个追求绝对成功的学校里，看见失败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就够了。
《入殓师》剧照
“如何面对失败”、“人生的价值体系”，这些概念其实都是从“死亡教育”的命题里延伸出来的，它的范畴非常大。
你可以讲哲学，你可以讲艺术，也可以讲具体的急救或者是哀悼，心理学方面的知识都可以。目前很多学校的生死学，是散落在各个专业里面，有医学院的，有公共卫生的，有心理学的，也有社会科学的，相当一部分还是放在学生成长的心理课堂或者思政课堂上讲的。
我特别同意美国的阿图·葛文德医生的观点。他有一本书叫《最好的告别》，它的英文名叫Being Mortal，简单讲就是人终有一死。
他说你不要觉得死亡这件事情，只跟我们最后这一下有关系。实际上，你怎么想象死的过程，你怎么想象“什么东西叫做幸福”，“什么东西叫做美满”，都和它相关。死亡直接关联到你活着的时候，你怎么样配置你的日常生活。
《送你一朵小红花》剧照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缓解死亡焦虑的问题，还是要重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如果只是觉得活着的意义就是我们要最厉害、最牛，其他人都得听我的，那就不存在缓解的可能。
对我的学生来说，死亡是一个很好的提示，如果我们终有一死，那么我们的道路和工作能不能禁得起自己的审视，或者说，在注定要走下坡路的人生当中，什么才值得珍惜。
所以我给他们两个建议：第一，你要从周围的生活开始关心，要爱具体的人。第二个就是你要有些朋友，互相之间有一些超越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一些东西。个体与周围建立起的紧密可靠的联结越多，他获得生命意义的可能性或许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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