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宙5g操作（我们的手机往事）
王建宙5g操作（我们的手机往事）在邮电所焦灼等待的那个场景，王建宙说自己“是永远不会忘掉的”。三十年之后，他作为中国移动的“掌门人”，不顾投行的反对，坚持要在农村建设基站，让农村人都可以方便地使用手机，“我经常拿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举例，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公平获得信息服务的权利。”桐庐县今天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中国民营快递之乡”，占据中国快递物流大半江山的“三通一达”（申通、中通、圆通、韵达）企业创始人都是桐庐人。“但当时的通讯技术就是那么落后，接通一个电话要等这么长时间。”编辑 / 黄剑 hj2000@163.com“我被招工啦！到县汽车站当会计！”1971年12月，23岁的插队知青王建宙对着电话兴奋地喊着。为了把这个改变命运的消息传递到电话那头父母的耳朵里，他在浙江省桐庐县合村公社邮电所足足等了三小时，“公社距离杭州市区父母家其实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1973年春天，手机发明者马丁·库珀举着两斤多重的原型机在马路边给竞争对手打了一个电话，感受到对方明显的失落后他克制住兴奋挂断了电话，因为它充电十小时只能通话十几分钟。今天人们用手机买东西、导航、娱乐，却很少拿来拨打电话，甚至，它让人们害怕打电话，宁可摁疼了手指发送一条条文字或者表情包，习惯迂回而不是直接的对话。
关于你掌中的手机，中国移动前董事长王建宙可能知道得比你更多。在《从1G到5G——移动通信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王建宙以自己的见闻、观察和思考串联 起了行业高速发展的40年。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封面图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
编辑 / 黄剑 hj2000@163.com
“我被招工啦！到县汽车站当会计！”1971年12月，23岁的插队知青王建宙对着电话兴奋地喊着。
为了把这个改变命运的消息传递到电话那头父母的耳朵里，他在浙江省桐庐县合村公社邮电所足足等了三小时，“公社距离杭州市区父母家其实只有一百多公里的距离。”
桐庐县今天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中国民营快递之乡”，占据中国快递物流大半江山的“三通一达”（申通、中通、圆通、韵达）企业创始人都是桐庐人。“但当时的通讯技术就是那么落后，接通一个电话要等这么长时间。”
在邮电所焦灼等待的那个场景，王建宙说自己“是永远不会忘掉的”。三十年之后，他作为中国移动的“掌门人”，不顾投行的反对，坚持要在农村建设基站，让农村人都可以方便地使用手机，“我经常拿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举例，我认为每个人都有公平获得信息服务的权利。”
“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手机，让拥有手机的人享受更好的应用和服务，”王建宙说这是电信人的使命。“我拥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部手机已经是1992年了，那时候就怕给弄丢了，一部手机要两万多块，在当时没有比它更贵重的个人物品了。”
自1999年起，王建宙从行业主管部门转战到企业一线，先后出任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移动通讯业的快速发展，使得运营商迅速壮大，许多人成为他们的用户，拥有了自己的手机。
从1983年第一款商用手持式移动电话正式问世，到5G时代疾驰而至，移动通信业近四十年发展迅疾，手机也早就不只用于通话。《从1G到5G——移动通信如何改变世界》，王建宙将自己亲历的移动通信发展全进程梳理成书，他的见闻、观察和思考串联起了这四十年间的重大事件、精彩故事、杰出人物、典型企业，让“电信技术改变世界”这个宏大的主题有了一个个生动的注脚。
送书福利：本文点赞数前三的留言网友得《从1G到5G——移动通信如何改变世界》1本
“神州第一波”
手机屏幕左上角出现5G标识的时候，王建宙特别激动，“当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测网速，看它的上下行速度到底有多快。”
在中国，由移动通信带来的最直观的冲击却要回溯到1987年11月。一个叫徐峰的男子接到了广州市电信局的通知，他的“大哥大（即移动电话，如今俗称手机）”来了，只是销售价格还没定下来，他需要先交两万块押金。徐峰二话没说带着现钞去了，成为中国首批700个移动电话用户之一。
1993年，广东深圳，邓小平画像前，正用“大哥大”通话的行人 图/视觉中国
徐峰用上“大哥大”不到两个月，王建宙随浙江省邮电管理局的一个考察团来到广东，在广州电信局的移动电话机房里，“第一次见到了移动通信系统和移动电话机”。移动电话的交换机看上去跟固定交换机很像，“我们浙江那时候也用了爱立信AXE10交换机，所以在看到移动电话交换机时并不感到生疏。”
当他拿起砖头似的摩托罗拉移动电话机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奇。无线电话给人心理上带来轻盈自由感，从而忽视了它的笨拙，沉甸甸的分量甚至让人觉得有一种货真价实的质感，更加配得上高昂的价格。
摩托罗拉团队发明的手持式移动电话原型机有两斤多重。研发团队的马丁·库珀1973年春天举着它在马路边给竞争对手贝尔实验室的老朋友打了一个电话。感受到对方明显的失落后，他克制住兴奋，挂断了电话，因为它充电十小时只能通话十几分钟。
“大哥大”带来的“神州第一波”很快从广东辐射开来。1992年，浙江电信部门也开始提供移动通信服务。“模拟移动电话系统就像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一样，为之后的数字通信系统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引领电信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建宙笑言，自己做杭州电信局局长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搞不到更多的“大哥大”，“很多人说你们真傻，这个生意这么好，你们怎么不多进一点。”
物以稀为贵，1G时代（上世纪80年代诞生的第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移动电话是当之无愧的奢侈品。由于当时电信企业还在忙于满足普通人家的固定电话装机热，在移动基站上投入甚少，“大哥大”用户常常遇到信号覆盖盲区，不管如何移动也无法联通，但这都拦不住人们的入网热情。
手机是身份的象征，手机号码则像是手机的身份证号，持有者都希望自己的手机有一个霸气外露的身份编号。当时移动电话局号为90， 1994年4月20日，深圳的移动电话号码拍卖会上，有人花65.5万元拍下了9088888这个手机号码。
“有事儿发短信”
强烈的市场需求推动技术快速更新，采用数字移动通信技术的2G时代在1995年以后迅速来到，网络容量的扩大，以及众多设备供应商和终端厂商的入局，大大降低了手机价格。
这是一个草长莺飞的时代，功能手机在全球普及开来，其间还有寻呼机、小灵通等过渡移动通信设备的一时风光。文字信息成为2G时代的意外主角，其实已经预示了移动通信的重点不是紧急必要的联络，而是人际交互与娱乐。段子手是那个年代里不露脸、不具名的网红。“拇指族”这个说法也初现江湖，人们不经意间在手机键盘上“摁死”了传统电报业务。
“有事儿发短信！”王建宙到现在还记得短信业务刚推出不久，他在商场里听到一个人冲另一个人喊了这么一句，“当时感觉真是特别好，以前春晚有个小品叫‘有事儿您说话’，现在不用说话了，直接发短信，通信技术就这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1999年到2004年，我在中国联通工作，2004年以后，在中国移动任职。”中国在2G时代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移动通信市场。
这也是王建宙作为企业家快速学习成长的阶段，担任上市公司负责人让他的商业视野大大拓宽，“我每个星期都会花大量的时间认真看投行的分析报告。”技术驱动的移动通信行业要求从业者必须及时更新知识，“我的体会是只要三个月不看技术杂志，就有不知道的新名词了。”
作为超大型企业的管理者，他将自己的学习重点聚焦于电信技术、管理知识和金融知识，“技术学习必须有深度，我们在技术企业里工作，必须把与企业发展相关的每个问题都要弄懂，不能一知半解，不能因为自己是一个管理者，就在技术知识的学习上轻易原谅自己。”
2G时代在通信领域开始发力的中国企业家还有华为的任正非和中兴的侯为贵。1G时代，中国电信业采用的设备和终端全部来自国外，“2G开始，华为、中兴初露头角了。”
两家企业最初都做用户交换机，华为利用可将2G设备平滑过渡到3G的软交换技术产品迅速占领市场，从中国移动，以及阿联酋、泰国、毛里求斯等海外运营商手中获得了大量订单。
高速度、低成本、广覆盖的边际网技术让华为成为中国移动推行农村战略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为华为在5G时代独领风骚打下了基础。
“华为团队永远是设备供应商中最早拿出解决方案的，”王建宙充分肯定华为作为设备供应商的技术能力，“在草原、沙漠、海面这样的宽广区域，华为采用超距离覆盖技术，大大节约投资。基站采用全室外设计，无需机房和空调，可以直接使用市电，不需要配备专门的电源系统，环境适应能力超强，大大提升了农村以及其他恶劣自然条件下网络的可靠性。”
任正非也是王建宙十分欣赏的企业家。2G时代是设备供应商最多的一个阶段，全世界的移动运营商都在扩容网络，市场如火山喷发，各家订单都拿不完，顾不上企业的精细化治理。“我们遇到过很多电信设备制造商，技术很独特，产品价格也合理，但是合同签下来以后，后续会碰到一连串问题，交付不及时、产品与合同不符、调测人员不到位，等等。”
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早期合影
王建宙在遇到不懂的技术问题时，常常向华为的工程师请教，总能得到快速而准确的回复。有一次，他去珠海出差，约任正非见面交流。任如约而至，让王建宙没有想到的是，他连司机都没有带，自己驱车往返三百公里。“华为员工告诉我，任总经常自驾，这个距离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我们的企业都非常努力，”5G初兴之时，中兴、华为先后在海外市场中遇到过一些挑战，王建宙相信最好的应对方式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国移动农村战略写进哈佛商学院案例
2007年2月，王建宙代表中国移动在巴塞罗那参加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并参与论坛发言。在发言前，他先放了一段45秒的视频，不同于那些充满城市元素和未来科技感的短片，这段视频是一段真实记录，呈现了中国移动在道路不便的中国山区架设移动通信基站的场景，“施工方式看上去很原始，工人们光着脊背，人拉肩扛，我原来也担心这样的镜头放出来，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咱们很落后，但这是我们在农村地区建设移动网络的真实画面。”
最后一个镜头播完，现场沉默了几秒钟，“实话说我当时是有点心慌的，”掌声忽然响起，持续了很久，“我感觉得到，这是一种表示钦佩的掌声，我的国际同行们用掌声赞誉了中国移动为消除数字鸿沟而做出的努力。”
在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介绍农村移动通信网络建设
哈佛商学院派来一个访问团队，“像记者采访一样问了我一些问题，他们要把中国移动的农村通信战略做成一个案例。”王建宙回忆。
“从长期考虑，中国移动的农村通信是可行的吗？”哈佛商学院案例分析犀利地指出“当中国移动要解决最后一英里的移动网络覆盖的时候，成本已经提升了近三倍”——
“市场的竞争很激烈，中国移动的竞争对手是两家实力雄厚的全业务电信运营商。电信运营商不仅要关注农村市场，也要关注城市市场，毕竟，对移动通信企业来说，城市市场更容易获利。此外，电信运营商还要关注海外的移动通信市场。那么，从长期考虑，中国移动如何才能更好地分派公司的资源呢？”
王建宙坦言，自己读到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心里有些压力。2005到2007两年间，中国移动完成了9万多个偏僻村庄的移动网络覆盖，达成农村地区网络全覆盖目标。
“作为上市公司负责人，我觉得最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上市公司股东、客户、员工，现在又加上一个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王建宙退休后担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常给CEO们上课，他笑言，世界上最难的问题是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这个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准备在农村地区实现网络全覆盖的时候，投行是反对的。成本太高，并且移动通信网络主要建在城市，就连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当时偏远地区也没有普及移动电话。”反对者最大的担心是，巨大的投资降低企业价值，损害投资者利益。
“这些反对理由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移动通信发展的迅猛势头，手机会成为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这件事即使今天不做，明天还是要做的；即使我们不做，别人也是要做的。”王建宙一直感激投行在中国移动上市和融资过程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对他们的意见我一直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是这一次，很难彼此说服。”
2005年，中国移动坚持启动了农村战略。2007年10月，中国移动的市值达到41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王建宙和同事们长期以来的压力终于疏解，“可以说最终多方面利益我们都兼顾到了，解答了一个最难的难题。”
2003年，市民从彩信广告牌前经过 图/视觉中国
“3G有什么用？
……直到智能手机出现”
2000年初春，2G时代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移动运营商在英国参与了一场拍卖会。他们竞拍的不是像多年前那样的手机号码，而是英国的3G牌照——
1887年，德国人海因里希·赫兹通过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这是后人能够使用包括无线电报、广播、无线电话在内的所有无线电通信技术的起点。但在当时，就连他本人也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验证了大师理论的实验而已。至于那些肉眼看不到但确实存在的电磁波能有什么应用，赫兹说，“我估计，毫无用处。”
3G技术的应用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类似的过程。2G时代全球手机的普及使得3G概念备受瞩目，2000年在英国甚至还出现了运营商天价竞拍牌照的热烈场面——2G时代的移动运营商为了5张3G牌照，竞价150轮，最终拍出了总价为225亿英镑的天价。然而喧闹过后，普通消费者并不买账。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有出现，当消费者问3G有什么用时，运营商无法说明数据服务到底能带来怎样的应用体验。
2008年，苹果公司推出3G版iPhone之后，智能手机开始兴起，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即时社交应用令人耳目一新，3G技术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手机屏幕上的一个又一个新奇应用。“3G是移动通信行业生态系统的一个转折点，除了语音和短信，数据流量开始成为移动运营商的重要收入来源。”王建宙也敏锐地意识到，“从这个时代开始，电信业与互联网业开始融合在一起。移动通信业中除了运营商、电信设备制造商、手机制造商之外，应用开发商也加入进来，并且在整个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电信运营商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整个生态的核心。对于普通手机用户来说，手机号是联通的还是移动的，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反而对提供应用服务的互联网企业及应用更加在意，比如听歌是用QQ还是网易，结账是用微信还是支付宝。金融市场的反应也非常快，过去给运营商打工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它们的估值悄悄超越了运营商。
当智能手机制造成为风口，功能机时代的双子星诺基亚、摩托罗拉却忽现颓势，苹果开始统领时代，HTC、三星、LG、索尼爱立信、华为、联想则在安卓系统里群雄逐鹿。普通消费者看不到的设备制造领域竞争更是惨烈，赫赫有名的美国朗讯、加拿大百年老店北电网络都在这一时期被收购或破产。
凭借强大的本土市场支撑，以及积极扎实的海外市场开拓，乱战之中，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制造商在这个阶段快速提升了市场份额。中国移动通信设备制造业完成了从空白到追随、再到并跑的过程，并在其后成为领跑者。
“在3G时代，经常有人问我，像微博、微信那样的社交软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移动运营商提供的手机通话和短信业务，传统运营商是否感到有很大压力？”王建宙坦言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但是，社交网络的兴起增加了数据流量，使数据流量成为运营商实现业务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从这个角度看，社交网络不仅仅是替代了部分传统电信业务，也推动了电信企业的业务转型。”
2012年1月13日凌晨，北京，人们在苹果门店外通宵排队等待购买早上7点发售的iPhone 4S手机 图/视觉中国
4G引领数据大潮
2013年底，4G牌照正式发放，标志着国内进入4G时代。通信技术的强大保障使得数字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王建宙介绍，“从表面看，4G与3G没有太大的区别，甚至连智能手机的外观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4G的数据传送能力相比3G提升了一个数量级，而且扩大了容量。”
手机屏幕越来越大，在手机上看视频是普通用户最大的一个使用习惯变化，大量的视频应用兴起，直播行业里云泥共存。手机发明者马丁·库珀到今天不得不惊讶地发现，人们用手机买东西、导航、娱乐，却很少拿来拨打电话，甚至，它让人们害怕打电话，宁可摁疼了手指发送一条条文字或者表情包，习惯迂回而不是直接的对话。
用户的手机账单中流量费用远远超过了通话费用，运营商在4G时代看到“狼真的来了”，并开始努力寻找自己新的定位，“应用服务产生的价值已经超过了网络连接的价值，进入4G阶段后，许多大型运营商的市值不见增长，但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市值翻了番。”
设备制造市场也在不断整合，“设备制造商比3G时代更少了，只剩下4家，爱立信、诺基亚和西门子的合资公司，还有我们的华为和中兴。”当中国企业在网约车、移动支付、电子商务、视频社交等领域跻身世界移动互联网头部阵容时，中国的手机制造产业也完全成熟。王建宙说自己曾多次实地了解智能手机的生产情况，“从深圳市中心出发，半径五十公里之内，可以解决手机制造过程中的一切问题，这话说得并不夸大。”
4G时代是电信技术高歌猛进的黄金时代，从一开始制定技术标准时就将“一个手机，走遍世界”设为了目标。“4G手机实现了多模多频兼容，所有手机都可以全世界漫游。”王建宙说，这是全球电信人通力合作的历史突破。
2016年7月27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网红手持手机和环形自拍灯在现场直播某品牌发布会 图/视觉中国
5G中国领先
2019年6月，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商用牌照。同一年，韩国、美国等国家也正式向民众开启5G入网服务。
技术和市场的支撑，使得5G技术从概念迅速进入商用。与最初的“3G无用”不同，人们对5G的用途有超乎寻常的热情和想象力，5G的快速部署也被视为科技、国力的竞争。
2021年7月的第二十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公开披露了5G建设的相关信息：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光纤通信网络、4G和5G独立组网，目前5G已建成基站91.6万个，占全球70%，5G连接数已经超过3.65亿，占全球80%。
“从全球来说，大家对5G都是非常重视的，在美国出现了高价竞拍5G运营牌照的场景，跟3G当时在欧洲受到热捧一样。”王建宙语气中充满自豪，“在5G部署上，我们肯定是全球领先的。”
对手机用户来说，下载和上传速度超快是5G增强移动宽带技术带来的直观感受。不过，王建宙称，“我们还缺少现象级的5G消费应用，真正把技术转化为焕然一新的体验感受。”
王建宙很早就换上了华为折叠屏手机，“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折叠屏手机，我也相信折叠屏手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从1G到5G，也是手机屏越变越大的历程，“最初的手机只有很窄的一条显示屏，显示来电号码。2G阶段，阅读文字信息的需要使得手机厂商加大了手机屏。3G和4G时代，大屏成为潮流，原来坚持生产小屏手机的制造商也推出大屏手机、无边框设计的全屏手机。”
王建宙坚信，手机设计的突破是5G消费应用突破的关键，“5G手机还可以有更多创新，它不只是一个通信终端，将被重新定义，成为连接人与物的控制中心，还会开发出更多功能。5G手机现在太贵了，价格也应该降下来，让更多消费者可以体验。”
“4G改变生活，5G改变社会”是运营商的一个广告语。这是一个精当的总结，5G在行业级的应用是它被视为新国力的重要原因。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会长葛瑞德认为，“5G必定会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所有的人和物都被智能连接的时代。”
5G技术所独有的海量物联网连接、高可靠性和低延迟服务，在工业自动化、远程控制、远程施工等方面已经得到了深入应用，许多普通消费者不能直接接触到的一些垂直领域正在悄然完成智能升级。王建宙建议，“要加快推广复制，不要像以前一样，每个单位自己搞，应该有大规模的推广，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推广开来。”
“万物互联将会进一步改变网络连接的结构和规则，继续改变行业的生态系统。”对于运营商而言，知识挑战越来越大，手机早已不只用于通话，电信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已经全面融合，王建宙提醒电信人“必须快速充实互联网技术知识，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
他坚信，电信运营商在连接内涵不断扩大的新生态下，一定有新的机会，“过去运营商提供人与人的连接，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延伸到人与物、物与物。今后，物与物的连接数量将远超人与人的连接，这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增长驱动力。”
物与物的连接，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有些费解，可以理解为过去是人配通信终端（也就是手机），而在未来，更多物品将拥有自己的“手机”。王建宙在《从1G到5G》一书中提到了窄带物联网在农业滴灌上的应用：
最早的物联网直接依赖于手机SIM卡。我有一次与中国移动一位地区分公司经理交谈时，他说起了一件事情，他们在当地大力推广农业作物的滴灌，通过移动通信网络来控制整个滴灌过程。最初当地农业部门大量采购手机SIM卡，但是手机号码资源有限。类似的问题最终通过给物联网分配专用号码得到了解决，物流网的号码数比手机号多两位，相当于在同样的号段增加了100倍的号码资源。
物品开始有了自己的“手机”，而王建宙第一次拿起移动电话是在1988年，至今记忆犹新，“那年元旦刚过，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浙江省邮电工作，去广州考察。1987年11月，广州在国内最早开通移动通信业务。”第一次拿起“大哥大”试用，王建宙非常新奇。那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后半生几乎都会跟手机打交道，更没有想到后来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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