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朱载垕怎么死的（但我更懂得低调）
明朝皇帝朱载垕怎么死的（但我更懂得低调）明朝的海禁，始自朱元璋，起初是为了防范倭寇的侵扰和隔离海上的方国珍余部。朱载垕在位期间，办了不少事，最大的有三件，不同于儿子朱翊钧纯军事的万历三大征，隆庆朝这三件大事，件件都是明朝历史上数得着的大事件，历来为史家好评。朱载垕即位后的隆庆元年十二月，他派户部尚书马森盘点国库的太仓银，得到的结果是：太仓存银130万两，而每年的开支是553万两，存银仅够开支三个月。朱载垕大吃一惊，感慨说：“帑藏之积，何乃缺乏至此！”如果朱载垕是个软蛋窝囊废，明朝将在下行的道路上越滑越快，或许撑不到崇祯就得翻车。偏偏，一段中兴及时而来，暂时止住了持续下跌的趋势，并且看起来有止跌企稳的迹象，这就是始自隆庆的隆万中兴。
在颇受好评的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里，当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身材瘦弱，遇事就是找他几位老师：徐阶、高拱、张居正们拿主意，全无半点帝位接班人的霸气与决断。
电视剧里的裕王形象，似乎也符合朱载垕登基后的形象。在明朝十六帝里，明穆宗朱载垕在位仅仅六年，他老子嘉靖皇帝和儿子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个皇帝，一个在位四十五年，还有个更是超长待机四十八年，朱载垕夹在老子和儿子之间短短的六年执政光阴，看上去有些尴尬。
但是，在位时间短不等于就功绩小，后周世宗柴荣也仅在位六年，仁宗朱高炽在位更只有10个月，都被后世称为明主。明穆宗朱载垕的这六年，成就也着实不低。
大明帝国到了嘉靖晚期，已经进入明显的下降通道，财政状况相当恶化，所以海瑞在著名的《治安疏》里所说的“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虽然略显夸张，却也是实情。
朱载垕即位后的隆庆元年十二月，他派户部尚书马森盘点国库的太仓银，得到的结果是：太仓存银130万两，而每年的开支是553万两，存银仅够开支三个月。朱载垕大吃一惊，感慨说：“帑藏之积，何乃缺乏至此！”
如果朱载垕是个软蛋窝囊废，明朝将在下行的道路上越滑越快，或许撑不到崇祯就得翻车。
偏偏，一段中兴及时而来，暂时止住了持续下跌的趋势，并且看起来有止跌企稳的迹象，这就是始自隆庆的隆万中兴。
朱载垕在位期间，办了不少事，最大的有三件，不同于儿子朱翊钧纯军事的万历三大征，隆庆朝这三件大事，件件都是明朝历史上数得着的大事件，历来为史家好评。
明朝的海禁，始自朱元璋，起初是为了防范倭寇的侵扰和隔离海上的方国珍余部。
从洪武到永乐、宣德，明朝皇帝们一次次下旨重申海禁，甚至写入了《大明律》。
但是，海禁政策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从宋到元，沿海的居民一向是靠海吃海，政策虽然能从官府角度禁海，却禁止不了民间的走私贸易，反而助长了沿海盗匪与倭寇勾结，嘉靖年间倭乱大盛，就是海禁政策的副作用，也就是所谓的“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
等到嘉靖四十三年终于把倭乱平定，大明也被折腾掉了半条命。所以，嘉靖驾崩后，不少有识的大臣比如谭纶、涂泽民等就一再奏请开海，谭纶在奏折中所说的“闽人滨海而居，非往来海中则不得食”，正是民间情况的切实反映。
隆庆顺应民意，批准开海“准贩东、西二洋”，从朱元璋时代就实行的海禁政策，到了朱载垕这里终于被放开，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开海后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国的市场可以和世界市场衔接了，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出口，带来的收益是流入中国的白银不断增加。从十六世纪七十年代的28.5万两，十年后就跃升到89万两，到了1600年，已经达到年均100万两的规模，为明朝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当然除了民间经济的活跃，政府还能收税，明朝能收取“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几种税收。有正经生意可做，一样能赚钱，谁还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当海盗呢，商人也愿意交税做正规生意，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隆庆和议同样是大事件，它在军事上的意义相当重大。从明初起，蒙古扰边两百多年，或大或小，不曾消停。
隆庆朝廷敏锐地抓住了俺答汗孙子把汉那吉赌气出走的机会，由方逢时、王崇古和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策划，穆宗拍板定议，最终达成了和俺答汗的和议，困扰明朝已久的西北边患，得以初步平定。
不要以为和议来得很容易，对于明朝和蒙古来说，要化解这个梁子可不容易，高拱、张居正一度遭遇强烈的阻力，被反对的御史弹劾，过程一波三折，史料多有记载。
《明史稿·高拱传》朝议多以为不可。拱独立主之，春芳与居正亦如拱指，遂排众议，请于上，而封贡以成。
《明通鉴》奏至，朝议纷然，高拱、张居正力主崇古议。
《嘉靖以来首辅传·高拱》：拱奋身主其事，张居正亦和之，所以区划颇当，亡何而贡成。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当然可以提出各种方案，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于隆庆。高张虽然是内阁大佬，却连言官也对付不了，最终否决反对意见，拍板定音的，只能是隆庆皇帝。
所以在这件事上，时人刘仲达等都说：“赖先皇明圣，垂鉴不疑，忠良结局。”
隆庆和议带来的明朝西北向压力的减轻，直接影响着王朝的延续。因为不久后，万历朝接连发生三大征，随后又是后金崛起，战事不断，如果在辽东、西北或是朝鲜同时拉响警报，明朝有可能顾此失彼，动摇根本。
相比开海和和议，改革吏治这件事更加重要，前两者是由外而内，吏治的革新却是自内而外，有化腐生肌的功效。
嘉靖朝的官场，司法腐败、吏治废弛，高拱曾经提出“八大颓习”来形容官场的颓废。
《挽颓习以崇圣治疏》：欲有所为，则游意于法之外，而得倚法以为奸...夫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
穆宗登基后，立即着手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是平反先朝因言获罪的官员，有能力的官复原职或重新任用。抚恤先朝因为直言进谏而死的官员，这里面就包括以力劾严嵩，惨遭处决而闻名的杨继盛。
《明穆宗实录》：自正德十六年四月以后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以前建言得罪诸臣，遵奉遗诏，存者召用，殁者恤录。
另外，吏治整顿以打击贪腐和规范官吏考核为主要内容，旨在扶元固本，也就是采纳高拱主张的“崇忠厚、奖公直、核课程、公用舍、审功罪、核事实”等主张。
这些举措，对明朝中后期影响深远，直到万历前期，张居正还继承了隆庆朝吏治改革的举措，主张“为考成法以责实效”、“课吏职，信赏罚”。
整顿吏治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为万历元年起的张居正改革铺平了道路。吏治不改，官场生态恶化，贪腐成风，张居正主打经济牌的改革就很难推行。
还好，这些朱载垕也为张居正提前铺好了道路，得益于张居正的改革，主要是财政收入的增加，万历才有钱打仗，才不至于使大明过早陷入崇祯末年国库空空的尴尬处境。
我们讲到夹在嘉靖和万历之间的隆庆朝，却很难把焦点聚集在身为皇帝的朱载垕身上，经常被高拱、张居正、谭纶、戚继光等一班文臣武将抢了风头。
因为这些名臣名将，实在是太牛了，在明朝历史上都排的上号，隆庆皇帝反而因此被抢了风头。
事实上，这正是隆庆的领导艺术精髓所在。
隆庆值得称道的领导艺术主要有两点。
善于用人，用人不疑。
对于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早在还是裕王时朱载垕就非常了解也非常信任。等他登基后，对他们放手使用，并给予坚定支持。高拱等人是台上的主角，隆庆则是幕后的大佬，舞台下的观众把目光聚集在主角身上，却忽略了幕后的人物，这正是隆庆用人的成功之处——我有实力，但我更懂得低调。
某种角度上看，隆庆的用人学习了他老子嘉靖对严嵩的使用，却更具实效性。严嵩也是在舞台中央替嘉靖背锅的人选，最后得了个悲惨的结局，隆庆所用的人却都得以善终，并且在任上干的有模有样，成为后人称道的名臣，相比严嵩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升级版的嘉靖驭人之术。
拿隆庆朝启用担纲的文武官员同随后的万历、天启、崇祯几朝来对比，就能得出明显的差别。
决定后金生死的萨尔浒之战，万历起用的是之前在朝鲜蔚山遭遇败绩，抛下部队逃跑的杨镐，从统帅上就先输了努尔哈赤一阵。天启年间的阉党作乱，在隆庆朝不可能发生，崇祯朝的用人更是一塌糊涂，内阁首辅如走马灯一般更换，袁崇焕、孙传庭、卢象升等几个能打一打的武将也都被朱由检玩死，如果换了隆庆来领导...还颇为值得想象。
除了用人，还有个“想”和“做”的问题，也就是执行力。
作为皇帝，每做出一个决断，要考虑的都是方方面面整体的利益，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果你是隆庆，面对朝臣一边倒反对与俺答议和的呼声，你是否需要考虑一下，兼顾一下反对派的情绪呢？吏治混乱，大家都清楚，如果你是隆庆，刚刚即位，是否要先等一等，理一下头绪，而不是在即位之初就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呢？海禁有害无益，隆庆也知道，但这项政策是太祖定下来的祖制，祖制不可违，擅自更改，会不会被千夫所指呢？
每一项决定，考验的都是隆庆的执行力，从结果来看，他都成功了。
同样，如果嘉靖有隆庆的执行力，搁他那儿，早就该把海禁开了，在倭寇没有形成气候之前就开了海禁，把倭患消弭于无形。省得劳民伤财再打那么些年仗，自己也不会给整的那么穷。
如果崇祯有隆庆的执行力，他有数次机会可以扭转局势，就算到了最后，李自成兵临城下前他都有机会南迁南京，东山再起。
既有领导力，又有执行力的隆庆，才能一度开创中兴的局面，所以隆庆朝连同之后万历朝前期被称为“隆万中兴”，其实也就是隆庆中兴。因为万历的前十年年龄有效，还在学习阶段，缺乏亲自执政的能力，政事多出于张居正和李太后之手，实际上也就是隆庆政策的延续。
隆庆在位短短六年，却在嘉靖和万历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他止住了嘉靖晚期明朝下滑的颓势，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手段，给大明打了一针强心剂，给儿子朱翊钧留下了一个还算过得去的摊子，短短六年，有这样的成就，这个领导当得显然是合格的。
隆庆虽然低调，没实力可做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