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历史上真正的明君（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中）
明朝历史上真正的明君（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中）颁布遗诏：仁宗体弱多病，登基后不到十个月，因侍读李时勉当廷劝谏，龙颜大怒，命武士以金瓜锤将李时勉打断三根肋骨并拘入诏狱，同时侍讲罗汝敬也因劝谏触怒仁宗下狱。一两天后仁宗身体不适，召回人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并立遗诏传位于他，随后于洪熙元年五月辛巳（1425年5月29日）崩于钦安殿，庙号仁宗，葬于明献陵（今北京昌平）。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仁宗死后延续了太祖和成祖的殉葬制度，死时生殉五名妃嫔。朱高炽年幼端重沉静，善于言辞，且擅长射箭，喜爱与儒臣讲论。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壬午（1395年11月4日），他被册封为燕世子，后守卫北平，由于心性较为温良，体谅官员、士卒，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喜爱。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起兵，朱高炽则镇守北平，期间以一万兵力，阻挡李景隆率领的五十万中央军围攻。由于朱高炽身型肥胖而且有脚病，不良于行，不曾随父亲朱棣征战，且性格相对较为温和，向来不获父亲宠爱。反而常随朱棣征
明朝一共有16位皇帝，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明太宗（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代宗朱祁钰、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佑樘、明穆宗朱载坖、明光宗朱常洛、明思宗朱由检，都是明君，占10位，超过一半，虽然如此，千古一帝级别的皇帝仍只有朱元璋和朱棣二位，明朝明君普遍质量不是很高，一般只要行为正常的都有一些成就，都能够算作明君。明代皇帝只要能在任用宦官时，任用得当，一般不会称之为昏君。历史谣言说“明朝无明君”的说法纯粹是睁眼说瞎话。本文分上中下三篇，中篇只列出中间五位。
中篇关键词：仁宣之治、弘治中兴
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帝）
明仁宗朱高炽（1378年8月16日－1425年5月29日），年号洪熙，又称洪熙帝，明成祖嫡长子，其母为仁孝文皇后，中山王徐达外孙，明朝第四代皇帝。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廿一日，被封为燕王世子，并娶兵马指挥张麒女为世子妃。靖难之役中，仁宗负责镇守北平，并成功抵御李景隆率领的中央军围攻。永乐二年（1404年），立为皇太子，并在明成祖屡次北伐中，担任监国职位，实际负责国家政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继承皇位，年号“洪熙”，在位期间，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与调整，国家富足。仁宗与子明宣宗在政治用人、行政处理上，均为后世所称善，史称“仁宣之治”。
朱高炽年幼端重沉静，善于言辞，且擅长射箭，喜爱与儒臣讲论。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壬午（1395年11月4日），他被册封为燕世子，后守卫北平，由于心性较为温良，体谅官员、士卒，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喜爱。
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起兵，朱高炽则镇守北平，期间以一万兵力，阻挡李景隆率领的五十万中央军围攻。由于朱高炽身型肥胖而且有脚病，不良于行，不曾随父亲朱棣征战，且性格相对较为温和，向来不获父亲宠爱。反而常随朱棣征战的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均受朱棣喜爱，而朱高煦则更因屡有战功，于是出言诋毁朱高炽以夺嫡。当时，建文帝施离间计，下“赐世子书”；朱高燧的人马得知此事，向朱棣建言“世子勾结朝廷”，没想到朱高炽不予启封，直接呈上朱棣，方破此计。朱棣即位后，改北平为北京，仍命朱高炽居守。
朱棣成功夺位为帝后，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春正月丙戌，群臣上表请立皇太子，不允；三月戊寅朔，文武百官复上表，请立皇太子，敕“姑缓之”。成祖本想立自己喜爱的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碍于长子朱高炽的世子地位是明太祖确立，而且朱高炽并无过失，又得一众文官支持，最后于永乐二年四月甲戌（1404年5月12日），朱高炽被召入南京应天府，被立为皇太子。明成祖屡次北伐，均命其担任监国，负责国事。当时全国经战争影响，水旱饥荒严重，他派遣官员赈灾抚恤，仁政受到赞许。然而，失落太子地位的朱高煦心有不甘，联同弟朱高燧及其他党羽加紧离间明成祖与朱高炽的关系。明成祖问太子是否知悉有人离间，朱高炽则答称不知情，“知尽子职而已”。
永乐十年，朱棣北伐归还，朱高炽遣使误期，加上书奏失辞，太子一系官员，如黄淮等人均下诏狱。次年，朱高燧党羽黄俨等诬陷朱高炽擅自释放罪人，其官僚多因连坐而亡。礼部侍郎胡濙奉命调查后，密奏朱棣称太子诚敬孝谨等七事，明成祖才释除疑虑。之后，朱高燧党羽黄俨策划谋立，后被发觉，伏法。太子朱高炽则力请免朱高燧罪，至此朱高炽地位方稳。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在北征班师途中崩于榆木川。当时京师诸卫军皆随行，只有赵府三护卫留京师，随驾北征诸臣浮议籍籍，大学士杨荣、金幼孜等人顾虑赵府护卫闻讯发动政变，遂秘不发丧。杨荣与少监海寿持遗诏驰奔京师。朱高炽遣皇太孙朱瞻基出居庸关迎驾。同年八月己酉，皇太孙至雕鹗堡，入于军中，遂发丧。八月丁巳（1424年9月7日），朱高炽继帝位，大赦天下，并取次年年号为洪熙。明仁宗登基后，褒奖直言，虚怀纳谏，减轻刑法。朱高炽与子朱瞻基在政治用人、行政处理上，均为后世所称善，史称“仁宣之治”。
经济方面，他下令中止郑和下西洋，并取消官方在云南、交阯的采办活动、打算将首都迁回南京，以节省国家财政支出。政治方面，他恢复夏原吉、吴中官职，恢复三公、三孤等官职，命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兼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为翰林学士，进一步提升明朝内阁地位。军事方面，他重新调整大同、交阯、山海关、辽东的边疆总兵大臣，并建立南京守备制度。
同年冬天，朱高炽进一步对政治进行调整，加强户部管理、以及城池防御的同时，册封张氏为皇后，立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其馀八子分别为王。随后下诏，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永乐朝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免除受灾地的税粮。
外交方面，于阗、琉球、占城、哈密、古麻剌朗、满剌加、苏禄、瓦剌等国称臣入贡。
洪熙元年春，因显日食，朱高炽罢免宴乐。他进一步对政治进行调整，包括建立弘文阁，命杨溥掌管内阁；屡次求官员直言并纳言，并对太祖时期的法外用刑制度进行修正，减少刑罚，实行宽政。
仁宗体弱多病，登基后不到十个月，因侍读李时勉当廷劝谏，龙颜大怒，命武士以金瓜锤将李时勉打断三根肋骨并拘入诏狱，同时侍讲罗汝敬也因劝谏触怒仁宗下狱。一两天后仁宗身体不适，召回人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并立遗诏传位于他，随后于洪熙元年五月辛巳（1425年5月29日）崩于钦安殿，庙号仁宗，葬于明献陵（今北京昌平）。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
仁宗死后延续了太祖和成祖的殉葬制度，死时生殉五名妃嫔。
颁布遗诏：
朕以菲德，嗣承祖宗洪业，君临天下，甫及逾年，上惟 皇考太宗皇帝山陵永远，迫功哀诚，下惟海内黔黎雕疗未复，忧劳夙夜，时用遘疾，奄至大渐。夫死生者，昼夜常理，往圣同辙，奚足悲念？惟宗社生民，必有君主，长子皇太子，天禀仁厚，孝友英明，先帝夙期其大器，臣民咸哉其令望宜即皇帝位，以奉神灵之统，抚亿兆之众。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丧制用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释服，无禁嫁娶、音乐，在外亲王藩屏为重，不可辄离本国，各处总兵、镇守、备御重臣及文武大小官员，亦毋擅离职守，闻哀之日，止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悉免赴阙行礼。皇考太宗皇帝服制，仍遵去年八月之令。呜呼，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国子民宜从众志，凡中外文武群臣，咸尽忠秉节，佐辅嗣君，永宁我国生民，朕无憾矣。诏告中外，咸使闻知。
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帝）
明宣宗朱瞻基（1399年3月16日－1435年1月31日），或称宣宗章皇帝，明仁宗嫡长子，永乐九年（1411年）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立为皇太子。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次年改元宣德，明朝第5位皇帝，在位十年，享年35岁。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高煦之乱，和其父仁宗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听从二朝元老兼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建议，停止对交阯用兵，与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不过，他也开启此后宦官干政的局面。
明成祖时，朱瞻基父亲朱高炽（仁宗）为太子，生性仁厚端重，但有时不免失之于懦怯。成祖最喜爱次子汉王朱高煦，觉得他最像自己，有心废太子立汉王，但徐皇后和大臣们一直阻拦。而且朱瞻基自幼聪慧好学，与生母张氏皆深得成祖的喜爱，所以最终才没有废太子，并对朱瞻基悉心栽培。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孙，数度随成祖征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仁宗即位，十月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子。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因南京地震多发，奉旨前往居守；同年六月仁宗驾崩，宣宗继位。
明宣宗在位十年，重点在治理内政方面。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宣宗原先只将他禁锢，仍前往探视，却被朱高煦使腿将其绊倒，宣宗一怒，将朱高煦用鼎扣住，烧烤至死，诸子全部处死。为了休兵养民，宣宗一改永乐时期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阯撤兵。
宣宗整顿统治机构，罢免“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年老体疾”的官员，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以振朝风。而在用人方面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欠任。宣宗实行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减免税粮、复业流民、赈灾救荒等。宣德三年出塞，并修建永宁、隆庆诸城。
在宦官问题上，因明代初期宦官多由藩属国进贡或没入各地罪犯家属，在语言沟通上发生很大问题，言不同语只好以书同文来解决，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不过，明太祖苦心谋划的女官制度虽经成祖时期略加破坏，在此时仍发挥其防制阉党之祸的功用，可是宣宗下令容许教导宦官读书一举，无意中却开启了明代宦官干政之先兆，尤其在明神宗后，因气候变迁造成北方官话区大量贫困百姓自宫入朝廷谋职，万历至崇祯（1573－1644年）这71年间自宫入廷的阉宦总计高达三万人，使得教导宦官成为明朝覆灭的其中原因，也是最受后世批评之处。不过与唐朝相比，明代皇帝极权之盛，使终明朝皇帝亦不至受宦官控制，一般而言亦只是通过宦官来处理政务及制约大臣的权力。
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宣德九年（1434年）腊月廿一日，皇帝突感不适。次日起，群臣即至左顺门诣问圣安。当年除夕也是立春，按礼制，群臣应向皇帝举行贺礼，但皇帝已无法接受朝贺。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一的正旦贺礼一并宣布免去，同时命百官至文华殿朝贺皇太子。初三，皇帝崩于乾清宫，时年37岁。初五，上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宣德十年六月廿一日，梓宫葬入景陵。
在孙贵妃生下皇子朱祁镇后暗示胡皇后，让她以有病为由辞掉皇后之位。朱瞻基由此废了胡氏而改立孙氏为皇后，胡氏居住别宫。
后面宣宗在驾崩前曾叹年少轻狂，自己不应该轻率废后。
安南人黎利反叛，屡次打败官军。黎利请示朝廷，请求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朱瞻基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了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朱瞻基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国也就是交趾国，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朱瞻基担心秋高马肥时蒙古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宣德三年，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朱瞻基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矢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朱瞻基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朱瞻基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
遗言：
朕疾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长子皇太子祁镇嗣位，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心辅导，家国重务必须上禀皇太后，皇后，然后行丧礼，以日易月。
遗诏：
朕以菲薄，获嗣祖宗大位，兢兢夕惕惧，弗克负荷，盖今十有一年矣，而德泽未洽于天下，心恒愧之。比者遘疾日臻弥留，夫死生常理，修短定数，惟不能光承列圣之洪业，终奉 圣母皇太后之餋，中心念之，虽殁弗宁。长子皇太子祁镇，天性纯厚，仁明刚正，其嗣皇帝位，在廷文武之臣协心辅佐，务以安餋军民为本，毋作聪明，以乱旧章。凡国家重务，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后施行。中外大小臣僚各敬乃职，效忠嗣君，毋忝朝命。丧制悉遵皇考洪熙元年五月遗诏，毋改山陵，务俭约。宗室亲王藩屏任重，谨守封国，各处总兵及镇守官及卫所、府、州县，悉心尽力，安抚军民，勿擅离职，赴阙进香者，令佐贰幕职或遣官代行。两广、四川、云南、贵州，七品以下衙门，并免进香，故兹诏谕，咸使闻知。
个人评价：
《明史》赞誉宣宗：“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祖。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明史纪事本末》：“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农，赈荒惩贪。文事则经史在御，武备则车驾待边。又且却驺虞之祥，禁白乌之瑞。《豳图织妇》，训诰同风。《招隐猗兰》，四诗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弃交趾于荒外，废胡后于长门，系陈祚于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终之规，百里九十耶？此则宣宗之失也。虽然，创业固难，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尝考仁宗一祀不永，而继以宣之济美，则久道化成。宣宗十载未多，而溯于仁之监国，则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则仁危于宣，席其已安，则宣光于仁。刘绪缵于元嘉，宋治盛于庆历。王道无旦夕之效，礼乐必百年而兴。呜呼！此其时哉。”
《国榷》：“谈迁曰：国初严御，每重囚岁械入京辄千百，簿尉巡檄之任，辄烦圣虑，盖详极矣。宣宗幼侍文皇帝出入塞垣，深谙民事。及即位，遽有乐安之驾，非素才武，畴克灭此而朝食也者？然兵不轻试，惓惓以生灵为念。水旱朝奏，赈贷午曁。亲阅囚牍，多所释遣。好文学之士，一才一技，皆被甄录。盖睿质天纵，文翰并美，而不矜其能，尝有自下之色。国家之治，宽严有制，烦简有则，帝实始之。而于废胡后 弃南交 孰为帝谅者？呜呼！废后非盛德事也，其弃南交，比于汉之朱崖矣。”
《名山藏》：“高皇帝承胡元纵弛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达之资缵绪大服，海内竦然，振厉者五十馀年。昭皇帝（明仁宗）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明宣宗）继之，乃涵濡以醇懿陶埴，以德义闻四方。”
《朝鲜文宗实录》：“上（朝鲜文宗）谓代言等曰: "尹凤率尔告予曰: “洪熙皇帝及今（宣德）皇帝 皆好戏事。 洪熙尝闻安南叛 终夜不寐 甚无胆气之主也。’”知申事郑钦之对曰：“尹凤谓予曰: “洪熙沈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 今皇帝燕于宫中，长作杂戏。 永乐皇帝 虽有失节之事 然勤于听政 有威可畏。” 凤常慕太宗皇帝 意以今皇帝为不足矣。”上曰：“人主兴居无节 岂美事乎?””
宣德皇帝既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皇帝，又是一个喜欢射猎、美食、斗促织（蟋蟀）的皇帝。大臣皆因劝谏宣宗多读书，少玩乐被下狱。 宣宗的爱好劳民伤财以至于害民伤命。《聊斋志异》里的名篇《促织》里的皇帝正是明宣宗，人称“促织天子”，吴伟业有《明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
景泰帝朱祁钰（1428年9月21日－1457年3月14日），年号景泰，明朝第7位皇帝（1449年9月22日－1457年2月24日在位）。明宣宗皇次子，明英宗异母弟，母亲是贤妃吴氏。 明宪宗追谥其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弘光帝上庙号“代宗”，谥号“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他是明宣宗次子，母吴贤妃。据《明史》称吴贤妃为明宣宗为皇太孙时的侍女。
兄长明英宗即位后封他为郕王。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被瓦剌太师也先所俘后，郕王被于谦等大臣拥立，是为代宗，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
代宗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北京保卫战粉碎了瓦剌的进攻。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鸿胪寺卿杨善出使瓦剌，靠著三寸巧舌说服了也先，英宗返回北京，代宗并没有迎回兄长的意思，又害怕他复辟，故将其软禁于宫中，以锦衣卫严密控管，宫门上锁并且灌铅，食物仅能由小洞递入。
景泰三年，代宗废去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朱见济在次年去世。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代宗病危，十六日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谋复立英宗，十七日清晨发动夺门之变，率领武士攻入紫禁城奉天殿，英宗复辟。十四天后的二月初一，废代宗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当月去世。
代宗死后，葬于西郊金山（玉泉山北）的景泰陵。英宗令廷臣议王妃之殉葬。议及汪皇后，被李贤及太子谏止。后以皇贵妃唐氏殉葬。
英宗恨代宗薄待，谥为戾王，称郕戾王。宪宗成化时期上谥号“恭仁康定景皇帝”。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乙丑，南明弘光帝上庙号代宗，谥号“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清朝复称其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明清史书多称明代宗为景帝。
明代宗是少数未安葬在明十三陵的明朝皇帝（另外明太祖葬于南京明孝陵，而明惠帝因最后失踪故无陵墓）。
明宪宗朱见深（1447年12月9日－1487年9月9日），或称成化帝，原名朱见深，后改名朱见濡，为明英宗皇长子，明朝第9任皇帝。明宪宗在位二十三年，期间恢复其叔朱祁钰的帝号，又为于谦等忠臣平反，初年励精图治，体恤民情，任用李贤、商辂、彭时等贤臣，颇为时人所传诵；在军事方面，整饬戎政，对内平定荆襄群盗和西南傜蛮，对外抵御鞑靼女真、收复河套、经略哈密，立下不少功绩。但宪宗宠嬖万氏、中晚年信用汪直、梁芳、万安等宦官奸臣，又扩置“皇庄”大肆侵占土地，使明朝政治日坏。成化朝是明朝自仁宣以来文治武功较卓越的时期，但是与此并存的弊政不得不说有所缺憾。谥号“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朱见深出生于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1447年12月9日)，为明英宗朱祁镇长子，母亲是孝肃皇后周氏。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瓦剌掳去，兵部侍郎于谦等立皇弟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改元景泰，同时立见深为太子。到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将见深废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五年后（1457年），英宗因夺门之变而复辟，见深被重立为太子。《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宪宗皇帝玉音微吃，而临朝宣旨，则琅琅如贯珠，其本人可能或多或少有口吃的情况。
原名朱见深，天顺元年（1457年）因英宗复辟后重立太子时将宪宗之名误写为见濡，百姓知道诏书上太子的名字后大惊，以为被立为太子的是另一人，宪宗因而顺之更名为见濡、。宪宗宽仁英明，任用李贤、彭时、商辂等人，即位之初就为于谦平冤昭雪，当时曾有大臣追论景泰废立事往，宪宗切责说：“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另䆁放了浣衣局妇女和愿归宫人，又恢复明景帝帝号。文治上宪宗体谅民情，蠲赋省刑，任用贤臣，考察官吏，励精图治，善政史不绝书，俨然为一代明君，当其时朝廷多名贤俊彦，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堪称与仁宣之治媲美，朝鲜、琉球、哈密、乌斯藏、暹罗、吐鲁番、撒马儿罕、日本、苏门答剌等国纷纷入贡。人口方面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中成为终明一代的登记人口峰值，达9 496 265户，71 850 132人，反映当时明朝仍然处于盛世。
宪宗在位初期，天下称颂其统治；但专宠万贵妃后，朝政转向晦暗，万安开始得势。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立西厂，命太监汪直提督外事，于是汪直便随意罗织罪名生事。汪直仗势将陈钺，威宁伯王越变为自己的羽翼，依附自己之人便任用，不听自己话的人就排挤打击，权势极为显赫，天下都惧之三分。汪直又想在外立功，胡乱进行边界挑衅。宪宗命汪直掌管十二团营。当时有个名叫阿丑的中官，善演诙谐幽默戏，经常在宪宗面前表演，颇有汉朝东方朔用滑稽方法进谏之风。一天阿丑假装喝醉酒，旁边一个人在佯装说：“某官到！”阿丑任装醉意大骂，人又说：“皇驾到！”阿丑还是醉骂如故，那人又说：“汪太监来了。”阿丑所装的醉人赶紧起来惊恐的站在一边。
旁边的人问到：“天子驾到都不害怕，为什么害怕汪太监？”阿丑说：“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自此以后汪直逐步失宠。此时王越和陈钺讨好汪直，三人结为死党。阿丑一日有在做戏，自己扮演汪直手持双斧向前前行，有人问其缘故，答说：“这双斧是王越和陈钺。”宪宗听后微笑了一下。御史徐镛等人弹劾汪直欺君枉法，擅开边衅，宪宗后渐疏远汪直。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宪宗在位中后期，好方术，沉溺后宫，极度宠信大他19岁的万贵妃，又生活奢靡，取国库填内帑并扩置皇庄，同时又任用太监汪直、梁芳等奸佞当权，以致西厂横恣，朝绅谄附，且明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这使得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朝政荒芜。但整体而言，成化晚年，朝廷依然能有条不紊地对天灾人祸有迅速的应对，因此仍幸称歌舞升平，太平无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去世，宪宗过于悲痛而患病，长叹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日渐消瘦，最终于同年八月廿二日驾崩。葬于北京昌平茂陵。临终前诲示太子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太子顿首受命，他的三子朱祐樘继位，即后来的明孝宗。
朕以菲薄，绍承祖宗丕业二十有三年矣，宵旰忧勤，图臻至治，惟恐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殆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所幸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皇太子祐樘，聪明仁孝，德器夙成，宜即皇帝位。中外文武群臣其协心辅理，凡内外事一依祖宗旧制行，用副予志，丧礼遵皇考遗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毋禁音乐、嫁娶，宗室亲王，藩屏攸系，毋辄离封域。各处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员，各固守疆境，抚安军民，毋擅离职守。闻丧之日，止于本处哭临三日，进香遣官代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所属府州县并土官及各布政司，南直隶七品以下衙门，俱免进香。诏谕中外，咸使闻知。
成化初年，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流民依山据险，光是荆州、襄州、安州、沔州之间，“流民不下百万”。湖广荆襄地区成为流民的聚居区，贼盗啸聚。成化元年（1465）三月刘通、石龙、冯子龙等于房县大石厂立黄旗起义，拥众数十万。成化六年十一月，又有刘通旧部李原、小王洪起义，流民附和者达百万人。史称郧阳民变。宪宗派抚宁伯朱永讨伐，将之平定。又有陕西周原土官满四占据石城，荆襄复反。宪宗力排众议，命白圭、项忠指挥，四路围攻，荆襄贼平，明军击斩万人，首领刘通、苗龙等四十人被生擒献俘京师。宪宗又专门派出了杨璇抚治荆、襄、南阳流民，设立郧阳抚治以及郧阳府等州县进行管理，史载“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各自占旷土，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置郡县统之。”此后流人得所，四境乂安，直至明末，荆襄再也没有出现大乱了。
蠲赋省刑是成化一朝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善政之一，史记宪宗“一闻四方水旱，蹙然不乐，亟下所司赈济，或辇内帑以给之；重惜人命，断死刑必累日乃下，稍有矜疑，辄从宽宥。”“宪宗好生，每奏谳大辟(死刑奏章)，多所宽宥，或不得已而行刑。其日必却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恻然见于玉色。”自他即位自驾崩唯止，仅在官田减免税粮一项则已达一千九百多万石，在民田税额的蠲免和下内帑赈济更是不计其数，仅以成化二十一年为例，实录记载当年减免天下官田等项税粮一百零八万五千九百石，然而宪宗除此之外在该年正月从内库中拨帑二十万五两赈济灾民，四月又拨漕粮四十万赈灾，同月与十月又免山东济南、山西平阳、四川成都、河南开封、南直隶凤阳等州府税粮，总计连同官田税赋该年蠲免三百万石，相当全国税额十之二一，可见宪宗不吝恤民。因此尽管成化一朝水旱灾变不断，在荆襄流民问题处理完后，再也没有出现较大的社会波动。
横观成化年间的最值得称道的善政，除了处理荆襄流民与蠲赋省刑外，其次莫过于改革漕运，自明成祖永乐迁都以来，北京便依赖南粮北运，其中需要每年征集大量民伕运粮，路途波折，时常耽误农时，自成化七年后，朝廷减省少了民伕的运输路程，改由官兵漕军长运，虽然朝廷的加耗增加了，但节约了百姓的农时，有利农业生产，同时又制定了各类考课规条，自此以后明代的漕运才有了完备的制度，此制一直沿用至明末。另外由于漕运改革，每年节省下来的输挽之费，总共米十万石之多。
手工业者在成化年间身份有了进一步的自由，明太祖建国时，分天下百姓为军民匠灶四类，手工业者便被归类在匠户中，他们各分“住坐”和“轮班”，他们必须义务定期(通常五年一班，每班服役三个月)为朝廷工作，有时还要无偿服役，于是逃役者越来越多。成化二十一年起，朝廷允许轮班匠不愿服役者可以每月出钱免役，改由朝廷直接雇工造作，这不但令朝廷毋须再终年追捕工匠，劳官扰民，手工业者只要付出二三月的银子，便可以免除三月的工役之苦和回来花费的时间，也换来四年的人身自由。
屯田上，明朝自正统以后，边境多事，屯政稍弛，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制度大坏，宪宗在位后，颇锐意整顿。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就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然而经过一番整顿后，视旧所入，屯田收入仍不过盛时的十分之一罢了，后来到了弘治年间，就变得更加废弛了。
明朝皇帝多擅画像，作字运笔，宪宗亦擅画神像，曾为张三豐画像，神采生动，超然尘表，又曾亲笔御制一团和气和岁朝佳兆等画流世，画法老练娴熟，顿挫自如。成化十八年，宪宗又亲自编写了《文华大训》一书，以教导太子人伦治国之道，垂训子孙。而《贞观政要》自唐流传至明，版本注释繁乱，明宪宗即位后，立即组织儒臣对其进行校定，把宋元史纂辑的纲目皆写入书中，颁示天下，即流传至今的成化本，又为重修的孔子庙碑和《贞观政要》作亲自序。宪宗在《贞观政要序》中写道“朕万几之暇，悦情经史，偶及是编...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己，所可惜者，正心修身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朕将远师往圣，允迪大酋，以宏其治。”足见他的治国抱负和文化素质。
武功上宪宗恢复十二团营制度，几次亲阅骑射于西苑，巡查禁军，整饬军备，考试士兵训练，还任用王越、余子俊、秦纮、朱永、朱英等能臣处理军务，修建边墙，并从不断南下入侵盘踞河套的鞑靼部手里，一举收复河套地区，使得套寇问题基本解决。在红盐池大捷中，明军大破鞑靼大营，擒斩三百五十人，获驼马器械不可胜计，史书记载“虏自是不敢复居套内者二十年，则此捷为所震慑故也。”“自是不复居河套，边患少弭；间盗边，弗敢大入，亦数遣使朝贡。”
甚至在后来威宁海大捷中夜行昼伏直捣蒙古可汗王庭，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获旗纛十二面，马驼牛羊六千馀，盔甲弓箭皮袄之类又万馀，达延汗巴图蒙克仅以身逃。另外自从明英宗以来，盘踞在建州的李满住、董山屡寇掠辽东，逐渐成为边患，明宪宗在多次招抚不果后决定用兵挞伐，先后于成化三年与成化十五年，明军与朝鲜联手进攻屡次犯边的建州女真，生擒数百人，斩首千馀级，破四百五十馀寨，夺回被掳人口数千人，擒斩罪魁祸首的董山，史称成化犁庭或丁亥之役。
被宪宗先后任用的宰辅有：李贤，陈文，彭时，吕原，商辂，刘定之，万安，刘珝，刘吉，彭华，尹直。对成化一朝，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三阁老指万安、刘吉和刘珝，六尚书指尹旻、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和刘昭，意讽这些朝廷重臣不作为，私德不佳，但也有意见认为他们之所以被抨击，并非庸懦无能，贪赃枉法，而是因为对明宪宗专宠万贵妃，往往滥赏爵位宝物，又有内批传奉官的行为，他们身为大臣却没有进行有力劝谏，使明宪宗符合传统儒家人君规范，因此被时人诟病无能。其实从成化后期朝廷对灾区和地方事务的应对裁决，可见他们还是各有所长、恪尽职守的，因而即使是万安这种世称的奸幸之臣，却也见容于当其时彭时商辂等名臣官员中。
成化朝重要的宦官包括
汪直：西厂第一任总管，权力大于东厂。掌兵权，且屡兴大狱。并且喜兵，立边功自固。飞扬跋扈，后为尚铭等人中伤而失势，被罢。
怀恩：宣宗时，兵部侍郎戴纶族弟，因戴纶罪及而为黄门。深受信任，掌司礼监，曾力保明孝宗免被万贵妃所害。性情正直，与王恕交善。
尚铭：东厂总管。善于欺压富人，藉以敛财、或卖官求财，无所不做。
陈准：尚铭后掌东厂，与怀恩一派。
覃吉：明史中载，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梁芳：当时最贪黩谀佞的太监为梁芳、韦兴。谄万贵妃，身受宠信。
韦兴：汪直门下，敲诈权贵，滥用酷刑无所不为。于汪直第一次被罢黜时下台，发配宣化府。
钱能：云南镇监，极为蛮横。梁芳门下。
郑忠：贵州镇监，恣纵有名。
韦朗：辽东镇监，恣纵有名。
韦眷：梁芳门下。广东市舶太监，善于收集珠宝。
王敬：梁芳门下。偏好左道，竟伪造诏令，括书画、古玩，聚白金十万余两。
正面评价：
明宪宗本人曾经向儿子朱祐樘概括自己的一生作为：“修文史而究武略，饬内治以攘外侮，戡靖僭窃，应宁邦家，犹宵旰靡遑，惧功业未茂，德惠未周，而治平之效未臻也。”
《明实录》：“葢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兵革不试，万民乐业，垂拱而天下大治矣。”
《名山藏》何乔远：上聪明仁恕，渊默勤恭，孝事母后如古帝王。郊庙斋祭，必极诚敬。景皇帝尝有封沂之命，未尝一语及之。委任大臣，略无猜忌，或即干纪，屏斥无疑。一闻四方水旱，戚戚然下所司赈济，或辇内帑给之。重惜人命，断死刑累日乃下。夙兴视朝，但遇雨雪辄放常参官而不废奏引。隆寒盛暑，或减奏事，以恤卫士侍立之劳。间有游豫，不出大内，如南囿祖宗时不废游猎，上未尝一幸焉。时御翰墨，作为诗赋，以赐大臣。诸司章奏，手自披阅，字画差错，亦蒙清问。臣下益兢业职事，莫敢或欺。葢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兵革不试，万民乐业，垂拱而天下大治矣。
《国榷》谈迁：恤饥察冤，求言课吏，先后史不绝书，而于胡僧幸阉斜封墨敕之滥，亦不能为帝掩也。当其时，朝多耆德，士敦践履，上恬下熙，风淳政简，称明治者，首推成弘焉。而或有遗议，则在汪直、李孜省、继晓辈蚀其一二，于全照无大损也。尺璧之瑕，乌足玷帝德哉！末谕太子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之道，俨然成周之遗训也。说者谓帝初欲易储，以泰山屡震而止。噫！帝能尊钱后，复景帝，俱事出常情之外，而乃轻视东宫？必不然也。
《国榷》郑晓：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难，练达情理。临政莅人，不刚不柔，有张有弛。进贤不骤而任之必专，远邪不亟而御之有法。值虏寇数侵边，惟遣将薄伐，不勤兵以竭我财力，虏亦离散，内外宁辑。荆襄岭海，时有寇窃，推毂之际，戒勿妄杀，或不用命，赏罚兼行。崇上理学，褒封儒贤。江淮大祲，截漕赈饥。星文示变，侧身省过。臣僚进谏，即涉浮伪，时有干忤，薄示谴谪，旋蒙牵复。若乃尊礼孝庄，尊景帝，保护汪后，褒恤于谦，其于爱憎恩怨，绝无芥蒂，帝谆然于天理彝伦者也。以故虽屡有彗孛之灾，而国家康靖，有繇然矣。
《国榷》李维桢：诗有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情哉！纯帝初载，亦何其斤斤也。中官幸，祷祠繁，而治隳矣。钱后之祔庙食，景帝之复位号，此两者，虽甚盛德蔑以加已。
《明史》赞曰：“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
《朝鲜成宗实录》：上(成宗)御宣政殿 引见明浍等 谓曰: “中国有何事?” 明浍对曰: “(宪宗)皇帝勤于听政 天下太平 民物富庶。”(时成化十一年)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写道：“朱见深与他的有军事头脑的祖父和父亲相同，向往他们的生气勃勃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并且厚赏有成就的军事将领。”
负面评价：
负面事迹主要与其大19岁的妃子万贞儿的感情和松散的管理有关。
《罪惟录》论曰：灾异之警，无有酷于此二十三年者也。宫中位一女戎，而群小相缘益进，惑匿导诱，颠例黜陟，以致传升无己，监督四出，阁辅阿循，厂卫搜射。而帝又旋悟旋迷，嘉言罔入，边衅苗残，几无宁岁。天乃至仁，历以所警，贯耳而呼，而其如溺柔听者，袖不闻也。祗幸蠲赈免租，无少稽吝，犹不致启中原之怒。且内外寡大故，无所藉以起，幸称小康。嗟乎！哲妇倾城，危矣哉！
《明史纪事本末》：“宪宗躬法桓、灵，养奸甫、节。卿贰大臣，直皆收问；局司近侍，直得更张。槛车逮治，南署空曹；缇驰行边，北门不守。明世中人，多窃宠灵，亦未有显挈利器，授人断割如宪宗者昔。”
《明史演义》：“宪宗非无一隙之明，观其优答李俊，立斥佞人，何尝不辨明善恶。至于内帑用尽，责及中官，泰山连震，保全太子，虽得谓非明主之所为。误在小人日多，君子日少，内嬖近臣，互相炀蔽，于是中知之主，往往为所盅惑，忽明忽昧，有始鲜终，宪宗其较著者也。”
《明史讲义》：凡此皆成化时朝政之秽浊，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
《朝鲜成宗实录》：（司宪府掌令李琚）更启曰：“臣于丙午年往中国，中国人言，成化皇帝非贤君也，然一用《大明律》，故朝廷宁谧，四方无虞矣。臣今所启，别无他意，欲殿下遵守旧章而已。”（朝鲜成宗）传曰：“尔陪臣也，而褒贬天子，则我诸侯也，何不褒贬我乎？尔非新进之儒，曾经弘文馆，尔不知予心而如此言之耶？”
其他评价：
《明朝时代上卷第38章陈献章和他的心学》：成化王朝是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结束了朱元璋一百年来禁锢帝国的政策，从此帝国又重新恢复到唐宋元的那种自由、奔放的年代，商业开始复苏、城市开始繁华、思想文化开始活跃、士绅的生活开始奢靡，在这个社会整体松动下，起到稳定、凝聚作用的理学思想也开始摇摇欲坠，它必将被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所代替。
《成化皇帝大传》：成化朝君臣们是预测不到的，他们留给弘治朝君臣的，乃是一个外无强敌，内无大敌，百业兴旺，万民乐业的太平世道。
明孝宗朱祐樘（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9日），或称弘治帝，是明宪宗皇三子。明朝第10任皇帝，1487年－1505年在位，共十八年，年号弘治。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又能信用贤臣、广开言路，在位期间“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明朝出现中兴局面，史称“弘治中兴”。但在位后期对朝政有所懈怠，又纵容外戚，沉迷方术，使宦官李广、蒋琮等人乘机弄权，以致弘治晚年军备弛废，国用匮乏，弊政颇多，故不能谓之全美。明孝宗崩逝后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泰陵。
根据《明史》记载：“孝宗达（实为“建”，《明史》误）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讳祐樘，宪宗第三子也。母淑妃纪氏，大明成化六年七月生帝于西宫。时万贵妃专宠，宫中莫敢言。悼恭太子薨后，宪宗始知之，育周太后宫中。十一年，敕礼部命名，大学士商辂等因以建储请。是年六月，淑妃暴薨，帝年六岁，哀慕如成人。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民间则传说：孝宗出生时，为免被当时的宠妃万贵妃害死而藏在民间，在宪宗死前才由宫内太监于民间迎回即位。然而明孝宗弟弟众多，有关说法可能不太可信。
孝宗出生后，废后吴氏贬居西内，与纪氏谪居的安乐堂相近，颇知消息，往来就哺，才得保全孝宗生命，由吴氏用心抚养过一段日子。不过，在《明史商辂传》、《商辂疏》、《謇斋琐缀录》、《治世馀闻》等记载，孝宗的出生是宪宗知情的，万贵妃知情后，一度亲自照顾过孝宗，之后再交由皇太后照顾并立为储君。清乾隆《驳明宪宗怀孕诸妃皆遭万妃逼迫而坠胎》中认为，对于万贵妃的诋毁是后人把对万安乱政的气愤发泄到万贵妃身上。
弘治帝在位初期，励精图治、整肃朝纲、改革弊政，罢逐了朝中奸佞之臣、重用贤士，为于谦建祠平冤，减轻赋税、停征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史称“弘治中兴”。
弘治帝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又“恭俭自饬，明于任人”，当是时朝廷中，明察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另外又有何乔新、李东阳等名臣，一时号称“朝多君子”，使明宪宗成化朝晚年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大为改观。
此外，弘治帝重视司法，他令天下诸司审录重囚，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又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
弘治帝在治理水患方面亦颇有效果，曾委任白昂、刘大夏修治黄河，以改善河道流向、筑堤等方法抑制黄河水患，此后二十馀年间，再无大患发生；另外，苏松于弘治年间，曾因河道淤塞而泛滥成灾，孝宗即命徐贯主持治理，历时三年，消除了苏松水患。
弘治帝在位初期的经济成就也比较突出，赋税收入比成化年间增加了一百多万石，达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的赋入高峰；而且，登记人口方面也有稳定的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间，登记人口增加了一千多万，达到六千万口。
惟自弘治十五年起（1502年），“一岁所入，不足以供一岁支用”，国家财政迈进了入不敷出的状况，户部吕鈡指出：‘常入之赋，以蠲色渐减，常出之费，以请乞渐增，入不足当出。正纯以前军国费省，小民输正赋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杂办，皆昔所无。民已重困，无可复增。往时四方丰登，边境无调发，州县无流移。今太仓无储，内府殚绌，而冗食冗费日加于前。’对此下廷臣议，廷臣作出多项建议，但仅触及成效不大的修补政策。
此外，孝宗也常以京营禁军投入繁重的工作，监察御史刘芳曾上奏说，“京师根本之地而军士逃亡者过半”，“其锦衣腾骧等卫军士不下十余万人，又不系操练之数，近年虽立营营，而役占卖放者多。”，另外又常纵容边臣，边臣冒报功次皆得升赏，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杀贼，使边备日弛，对于北虏入侵能有效抵御的战役寥寥无几，如弘治十四年秋七月，孝宗令保国公朱晖挂征虏大将军总兵官领十万大军夜袭鞑靼于河套，鞑靼早察觉徙家北遁，朝廷用银八十馀万，只斩首三级以还，而将士奏报功次竟一万有余，“不能御”，“坐虏入境”，“议者耻之”之类的描述比比皆是。
再者，弘治中期，皇帝自己渐渐迷上了斋醮，从此内库开销剧增，孝宗开始不断地命户部将太仓库的银子纳入内库，至将河西务钞关关船料改拟折银进纳。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月，户部指出“银承备库先前进，金止备成造金册支用；银止备军官折俸及兵荒支给，近年累称不足。金则以税粮折纳及于京市买过八千三百八十六两有奇，五次取太仓银共一百九十五万，”而从户部纳入内库的银两，全部都被孝宗挪用来大兴土木，又妆造武当山神像，各寺观修斋赏赐，修斋设醮等，恣意浪费，以致府藏空竭，国库捉襟见肘。
而且孝宗在统治中期（1500年）后，渐渐不如当初勤政，且开始纵容外戚，措置乖方，如内阁辅臣刘健，徐溥就曾批评孝宗说“切见数月以来视朝渐迟多至日出”，“近年以来用度太侈，光禄寺支费增数十倍，各处织造降出新样动千百匹，显灵朝天等宫泰山武当等处修斋设醮费用累千万两，太仓官银存积无几，不勾给边而取入内府至四五十万，宗藩贵戚求讨田土占夺盐利动亦数十万。”，“事涉于近幸贵戚，牢不可破，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或有所议拟，径行改易。”，而阁臣李东阳也曾直言弘治后期“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烦，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
“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姑以三者言之，山东之地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湖水竭鱼荒，河泊诸课率多折纳，易州山厂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
朝中大臣如礼部尚书倪岳也上疏极言道“（孝宗）近日视朝颇晏，听纳颇难，经筵稀，御用度渐侈，游幸渐频，进贡之止者复来，乐戏之斥者复取。”但孝宗也不愿意听纳，而名臣刘大夏请辞时也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而吏部右侍郎周经则言“（孝宗）幸赏斋醮屡修，游宴无节，内帑空虗多由于此。”，南京户科给事中张宦也上书道“近来（孝宗）费出无经，或横恩滥赐之溢出，或修饰缮造之泛兴，或祈祷游玩之纷举，偶因内帑稍阙即命太仓支取，耗散财物莫此为极”。
“今四海民穷财尽，三边将寡兵疲，粮草空虗，马匹倒死而黠虏跳粱之势，贪狼之心视昔尤胜”，礼科左给事中叶绅也言“迩来（孝宗）经筵稀御日讲不举，画工琴士承恩于便殿，教坊杂剧呈技于左右..少滞视朝时，晏鳌山观灯或彻晓不休宫中燕享或竟日乃已。”，兵科给事中王廷相奏“今天下大可忧者，在于民穷财尽，其势渐不可为。然所以致此者有四，风俗奢侈也，官职冗滥也，征赋太繁也，酒酿无节也”。可见弘治中晚年皇帝倦勤，国家败政拮据，百姓困苦的情况。
在统治的十八年中，召见阁臣的次数总共有九次，比成化帝二十三年来召见一次为多。明孝宗即位之初，会听进阁臣的谏诤，但是后来用各种方法来搪塞阁臣和科道官的建议，使弘治初年所革除的弊政，不仅全部恢复，尚且有恶化之势，如宪宗晚年的传奉官号称弊政，弘治初尽行革除，到了弘治十二（1499年）年五月，传升乞升文职至八百四十馀员，武职至二百六十馀员，比成化末年增一倍。其次，在军事方面，从弘治一朝起亦开始糜烂，边备日弛，人浮于事，有效抵御的入侵寥寥无几，也不复当年成化一朝了。另外，有明一代，以弘治对外臣最为纵容厚待，动则大肆外戚藩王赏赐房屋和田地，甚至在一宗贵戚庄崎纠纷案中，偏帮小舅子张延龄，一次就得地一万六千七百零五顷；又如曾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二月，赐兴王湖广京山县近湖淤地一千三百五十馀顷，旋在七月又赐岐王德安府田六百一十二顷等等，赏地史不绝书，引起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八日（1505年6月8日），弘治帝因偶染风寒，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驾崩，享年三十五岁。
当时“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有遗命：“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是年十月安葬于泰陵，庙号“孝宗”。长子明武宗继位。
明孝宗遗诏：
朕以眇躬仰承丕绪，嗣登大宝，十有八年，敬天勤民，敦孝致理，夙夜兢兢，惟上负先帝付托是惧，乃今遘疾弥留，殆弗可起。生死常理，虽圣智不能违，顾继统得人，亦复何憾。皇太子厚照，聪明仁孝，至性天成，宜即皇帝位。其务守祖宗成法，孝奉两宫，进学修德，任贤使能，节用爱人，毋骄毋怠，申外文武群臣，其同心辅佐，以共保宗社万万年之业。丧礼悉遵先帝遗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祭用素羞，毋禁音乐、嫁娶。嗣君以继承为重，已敕礼部，选婚可于今年举行，毋得固违。宗室亲王，藩屏是寄，不可辄离本国。各处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员，严固封疆，安抚军民，不许擅离职守。闻丧之日，止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进香各遣官代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所属府州县并土官及各布政司南直隶七品以下衙门俱免进香。诏谕天下，咸使闻知。
孝宗即位时所面临的政治局面混乱不堪，由于他父亲明宪宗在位后期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朝中皮秕政”的状况。为了振兴帝业，肃清吏治，他在人事上的改革和整顿，可谓大刀阔斧。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等前朝奸佞惩罚严厉。将冒领官俸、总计三千多人的艺人、僧徒等一概除名。在清理过程中，朱祐樘注意方式、方法，没有大开杀戒，斩杀的只有罪大恶极的僧人继晓。与此并举，孝宗开始任用贤能之士。1492年三月，孝宗下令吏、兵两部将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的官吏姓名，全部抄录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遇有迁罢之人，随时更改。他还多次向吏部、都察院指出，提拔和罢免官吏的主要标准，是看此人有无实绩。由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明朝中期出现了许多名臣，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
朱祐樘即位初年，广开言路。上台不久，就出现了臣子纷纷上书的局面，连尚未做官的太学生也跃跃欲试，上书提出各种建议。孝宗也有奢侈的想法，于是计划在万寿山建造一座棕棚，以备登临眺望。太学生虎臣得知此事，力谏不可，负责这项工程的朝中官员担心获罪，抓住虎臣。孝宗闻知此事，先取消了工程，且授予虎臣七品官，派往云南做了知县。孝宗还采纳了除早朝之外，再在便殿召见大臣，谋议政事，当面阅读奏章，下发指令的建议，开始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倾听他们对政事的见解。
有说法认为：孝宗统治期间所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都自始至终地得以贯彻执行，然而有学者指出，在弘治十四年，孝宗因朝廷财政拮据，以及军饷筹措有困难而下诏群臣商议办法，大学士刘健上奏要求改革弊端，并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孝宗却未采取措施。至弘治十五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常入之赋，以蠲色渐减，常出之费，以请乞渐增，入不足当出。正纯以前军国费省，小民输正赋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杂办，皆昔所无。民已重困，无可复增。往时四方丰登，边境无调发，州县无流移。今太仓无储，内府殚绌，而冗食冗费日加于前。”但仅作出成效不大的修补政策。
1489年，内阁大臣刘吉数兴大狱，迫害了一批官员；信任太监李广，开始修炼斋蘸之术。孝宗对此自我检讨。
此外，据美国牙医学会的资料表示，明孝宗于1498年把短硬的猪猔毛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制成了牙刷。
任用官员：
宰辅
刘吉
徐溥
刘健
丘濬
李东阳
谢迁
王恕
太监
何鼎：性情忠直，敢上疏，为宦官同辈所忌。后遭太监李广杖杀。
萧敬：司礼太监，谙习典故，善鼓琴。不擅权。
邓原：福建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谦洁爱民。
麦秀：浙江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谦洁爱民。
蓝忠：河南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守己爱民。
刘清：宣府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奉公守法。
李广：以符录蛊毒皇帝，且矫旨任命官员，四方争纳贿赂。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后来因为蛊劝孝宗建毓秀亭，然而毓秀亭完成后，却发生孝宗小女儿死亡与清宁宫火灾，因而失势。
蒋琮：孝宗时，南京守备。贪污、与民争利。
1501年，崛起的鞑靼部落以十万骑兵从花马池、盐池杀入固原、宁夏境内，这一事件震惊了孝宗。为了加强军事力量，1502年，孝宗将刘大夏提升为兵部尚书，负责军事整顿。刘大夏核查了军队虚额人手，补进了大量壮丁，并请朱祐樘停办了不少“织造”和斋蘸。
作为改良，孝宗没有从制度上对百姓的税赋负担进行突出的改变，而在减轻百姓负担上，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从1490年，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税要求，几乎是无一例外地表示同意。
正面评价
清修《明史》高度评价明孝宗：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国榷》：孝宗在东宫，久稔知其习。首罢幸相，次第厘革，改步之初，中外鼓舞，晓然诵明圣，识上意所向也。优容言路，汇吁良士，六卿之长皆民誉，三事之登皆儒英。讲幄平台，天听日卑，老臣造膝之语，不漏属垣，少年恸哭之谈，尝为动色。故良楛鉴断，刑赏恬肃。虽寿宁之戚，天下艳之，然宠若窦宪，尚难泌水之园，骄即武安，未请考工之宅，则帝心端可知矣。
明朝末年的内阁首辅朱国祯称：“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清朝曾国藩曾说:"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李维桢如此评价孝宗：“体貌大臣，开广言路，节用爱人，休息乎无为。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德泽上昭天，下漏泉。至于今父老称弘治之盛，虽汉文、宋仁，何以加焉!”
负面评价
方志远在其著作《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中对明孝宗持否定态度，称其“弱智”并详细解释道：“弘治时代夹在成化、正德之间，前有万贵妃、汪直与西厂，后有刘瑾、八虎及内行厂，加之成化帝的内向和正德帝的荒唐，故弘治帝被明人称为‘中兴之主’。清人作《明史·孝宗纪》，其赞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并称唯有孝宗知《易》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之道。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孝宗之为文臣所称道，就是因为他比较愿意听文臣的摆布。而实际上，孝宗不仅为文臣摆布，更受内臣摆布，从其种种行事，应该是个智商较低或者说是一个相对弱智的皇帝。”方志远在书中表示将‘另具文考证’，但相关文章尚未问世，因此，关于这个评价也存在一定争议。
《朝鲜成宗实录》上(朝鲜成宗)曰：“常虑建州野人邀截于中路，今卿好还，甚可喜也。中国太平乎？” 自贞曰：“太平。但闻皇帝不豫，朝会望见，天颜殊瘦，皇帝初即位，皆称明断，今纪纲不严，雨旸不若，年谷不登，民甚困穷。向者朝会，朝臣各以位次序立，莫敢私语，今则或聚立私语，以此知纪纲不严也。”
其他评价
查继佐的《罪惟录》中，对明孝宗的成就和不足如此评价：“帝业几于光昌矣。群贤辐辏，任用得宜，暖阁商量，尤堪口法。斥妖淫，辟冗异，停采献，罢传升，革仓差，正抽分，种种明断外，尤莫难于孝穆、孝肃之别祀，万贵妃之免议，于肃愍之旌功。所谓情而安之于义，又列辟之所不能忘也。升遐之日，万姓哀号，岂偶然哉！若夫待外戚过厚，赐予颇滥，冗员尚多，中贵太盛，或移心斋醮，纷费，盖积渐者久，未能遽革也。夫果深有得于《太极》、《西铭》诸图书，即何难骑龙而上仙哉！”查继佐尽管也为弘治辩解，究竟委婉地指出了明孝宗的不足。
郭厚安在其著作《弘治皇帝大传》中称明孝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表示“从总体上，他（明孝宗）比其祖父英宗、其父宪宗以及其子武宗、侄世宗等都要略高一筹，坏的方面也没有他们突出。因此可以说，他之所以受到赞颂，是与前后诸帝比较的结果”；“朱祐樘不过是一个‘中主’而已”；“总之，朱祐樘绝不是雄才大略、大有作为之君，当然也不是荒淫的昏君，而是平庸的、力求维持现状的‘太平天子’。”
《明朝时代上卷 第42章 弘治王朝的老生常谈》：“后世史学家多将弘治王朝称作“弘治中兴”，但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些其实都经不住推敲，从宣德王朝开始，文人们所认为的明朝衰败，实际上并不存在。皇帝不临朝、宦官跋扈、军屯被破坏、京畿部分民田被侵占，这些在士大夫看起来，好像不可理喻的事情，实际上无关这个大明王朝的痛痒，正统、成化年间，我们的大明王朝仍旧是平稳、正常运行的，不仅如此，从中可以看出三个趋势，那就是政治依赖日益成熟、稳定的官僚集团运作，商业贸易开始兴起，哲学文化思想领域开始松动，这都是值得正面看待的事情。大历史观，对于历史的观察，不应该再是只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来看待，如果继续这样看待历史，就会使我们中国人陷入一种狭隘束缚的历史发展桎梏中。
总结：
仔细分析正统、成化王朝的所谓衰败，是因为史学家们以当时的君主统治行为，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而已，而弘治王朝的所谓中兴，也是因为弘治皇帝遵循了文人士大夫们的儒家王道意识，因为前朝感觉衰败，才会存在后来的感觉中兴。以弘治皇帝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仁君形象，这是值得嘉许的。但最后这些都无济于事，皇帝的人性与权力，超越了士大夫们的儒家王道意识与封建礼法，这冲突使一代明君转眼变为昏君，史学评论家立即改观，对弘治王朝前面与后面的一个总结，就是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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