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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历史上真正的明君(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中)

明朝历史上真正的明君(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中)颁布遗诏:仁宗体弱多病,登基后不到十个月,因侍读李时勉当廷劝谏,龙颜大怒,命武士以金瓜锤将李时勉打断三根肋骨并拘入诏狱,同时侍讲罗汝敬也因劝谏触怒仁宗下狱。一两天后仁宗身体不适,召回人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并立遗诏传位于他,随后于洪熙元年五月辛巳(1425年5月29日)崩于钦安殿,庙号仁宗,葬于明献陵(今北京昌平)。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仁宗死后延续了太祖和成祖的殉葬制度,死时生殉五名妃嫔。朱高炽年幼端重沉静,善于言辞,且擅长射箭,喜爱与儒臣讲论。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壬午(1395年11月4日),他被册封为燕世子,后守卫北平,由于心性较为温良,体谅官员、士卒,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喜爱。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起兵,朱高炽则镇守北平,期间以一万兵力,阻挡李景隆率领的五十万中央军围攻。由于朱高炽身型肥胖而且有脚病,不良于行,不曾随父亲朱棣征战,且性格相对较为温和,向来不获父亲宠爱。反而常随朱棣征

明朝一共有16位皇帝,其中明太祖朱元璋、明太宗(成祖)朱棣、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明代宗朱祁钰、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佑樘、明穆宗朱载坖、明光宗朱常洛、明思宗朱由检,都是明君,占10位,超过一半,虽然如此,千古一帝级别的皇帝仍只有朱元璋和朱棣二位,明朝明君普遍质量不是很高,一般只要行为正常的都有一些成就,都能够算作明君。明代皇帝只要能在任用宦官时,任用得当,一般不会称之为昏君。历史谣言说“明朝无明君”的说法纯粹是睁眼说瞎话。本文分上中下三篇,中篇只列出中间五位。

中篇关键词:仁宣之治、弘治中兴

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帝)

明朝历史上真正的明君(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中)(1)

明仁宗朱高炽(1378年8月16日-1425年5月29日),年号洪熙,又称洪熙帝,明成祖嫡长子,其母为仁孝文皇后,中山王徐达外孙,明朝第四代皇帝。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闰九月廿一日,被封为燕王世子,并娶兵马指挥张麒女为世子妃。靖难之役中,仁宗负责镇守北平,并成功抵御李景隆率领的中央军围攻。永乐二年(1404年),立为皇太子,并在明成祖屡次北伐中,担任监国职位,实际负责国家政事。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继承皇位,年号“洪熙”,在位期间,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与调整,国家富足。仁宗与子明宣宗在政治用人、行政处理上,均为后世所称善,史称“仁宣之治”。

朱高炽年幼端重沉静,善于言辞,且擅长射箭,喜爱与儒臣讲论。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壬午(1395年11月4日),他被册封为燕世子,后守卫北平,由于心性较为温良,体谅官员、士卒,深受祖父明太祖朱元璋喜爱。

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起兵,朱高炽则镇守北平,期间以一万兵力,阻挡李景隆率领的五十万中央军围攻。由于朱高炽身型肥胖而且有脚病,不良于行,不曾随父亲朱棣征战,且性格相对较为温和,向来不获父亲宠爱。反而常随朱棣征战的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均受朱棣喜爱,而朱高煦则更因屡有战功,于是出言诋毁朱高炽以夺嫡。当时,建文帝施离间计,下“赐世子书”;朱高燧的人马得知此事,向朱棣建言“世子勾结朝廷”,没想到朱高炽不予启封,直接呈上朱棣,方破此计。朱棣即位后,改北平为北京,仍命朱高炽居守。

朱棣成功夺位为帝后,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春正月丙戌,群臣上表请立皇太子,不允;三月戊寅朔,文武百官复上表,请立皇太子,敕“姑缓之”。成祖本想立自己喜爱的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碍于长子朱高炽的世子地位是明太祖确立,而且朱高炽并无过失,又得一众文官支持,最后于永乐二年四月甲戌(1404年5月12日),朱高炽被召入南京应天府,被立为皇太子。明成祖屡次北伐,均命其担任监国,负责国事。当时全国经战争影响,水旱饥荒严重,他派遣官员赈灾抚恤,仁政受到赞许。然而,失落太子地位的朱高煦心有不甘,联同弟朱高燧及其他党羽加紧离间明成祖与朱高炽的关系。明成祖问太子是否知悉有人离间,朱高炽则答称不知情,“知尽子职而已”。

永乐十年,朱棣北伐归还,朱高炽遣使误期,加上书奏失辞,太子一系官员,如黄淮等人均下诏狱。次年,朱高燧党羽黄俨等诬陷朱高炽擅自释放罪人,其官僚多因连坐而亡。礼部侍郎胡濙奉命调查后,密奏朱棣称太子诚敬孝谨等七事,明成祖才释除疑虑。之后,朱高燧党羽黄俨策划谋立,后被发觉,伏法。太子朱高炽则力请免朱高燧罪,至此朱高炽地位方稳。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在北征班师途中崩于榆木川。当时京师诸卫军皆随行,只有赵府三护卫留京师,随驾北征诸臣浮议籍籍,大学士杨荣、金幼孜等人顾虑赵府护卫闻讯发动政变,遂秘不发丧。杨荣与少监海寿持遗诏驰奔京师。朱高炽遣皇太孙朱瞻基出居庸关迎驾。同年八月己酉,皇太孙至雕鹗堡,入于军中,遂发丧。八月丁巳(1424年9月7日),朱高炽继帝位,大赦天下,并取次年年号为洪熙。明仁宗登基后,褒奖直言,虚怀纳谏,减轻刑法。朱高炽与子朱瞻基在政治用人、行政处理上,均为后世所称善,史称“仁宣之治”。

经济方面,他下令中止郑和下西洋,并取消官方在云南、交阯的采办活动、打算将首都迁回南京,以节省国家财政支出。政治方面,他恢复夏原吉、吴中官职,恢复三公、三孤等官职,命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兼大学士,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杨溥为翰林学士,进一步提升明朝内阁地位。军事方面,他重新调整大同、交阯、山海关、辽东的边疆总兵大臣,并建立南京守备制度。

同年冬天,朱高炽进一步对政治进行调整,加强户部管理、以及城池防御的同时,册封张氏为皇后,立长子朱瞻基为皇太子、其馀八子分别为王。随后下诏,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永乐朝时遭连坐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并免除受灾地的税粮。

外交方面,于阗、琉球、占城、哈密、古麻剌朗、满剌加、苏禄、瓦剌等国称臣入贡。

洪熙元年春,因显日食,朱高炽罢免宴乐。他进一步对政治进行调整,包括建立弘文阁,命杨溥掌管内阁;屡次求官员直言并纳言,并对太祖时期的法外用刑制度进行修正,减少刑罚,实行宽政。

仁宗体弱多病,登基后不到十个月,因侍读李时勉当廷劝谏,龙颜大怒,命武士以金瓜锤将李时勉打断三根肋骨并拘入诏狱,同时侍讲罗汝敬也因劝谏触怒仁宗下狱。一两天后仁宗身体不适,召回人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并立遗诏传位于他,随后于洪熙元年五月辛巳(1425年5月29日)崩于钦安殿,庙号仁宗,葬于明献陵(今北京昌平)。太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

仁宗死后延续了太祖和成祖的殉葬制度,死时生殉五名妃嫔。

颁布遗诏:

朕以菲德,嗣承祖宗洪业,君临天下,甫及逾年,上惟 皇考太宗皇帝山陵永远,迫功哀诚,下惟海内黔黎雕疗未复,忧劳夙夜,时用遘疾,奄至大渐。夫死生者,昼夜常理,往圣同辙,奚足悲念?惟宗社生民,必有君主,长子皇太子,天禀仁厚,孝友英明,先帝夙期其大器,臣民咸哉其令望宜即皇帝位,以奉神灵之统,抚亿兆之众。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复有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丧制用日易月,中外皆以二十七日释服,无禁嫁娶、音乐,在外亲王藩屏为重,不可辄离本国,各处总兵、镇守、备御重臣及文武大小官员,亦毋擅离职守,闻哀之日,止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悉免赴阙行礼。皇考太宗皇帝服制,仍遵去年八月之令。呜呼,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国子民宜从众志,凡中外文武群臣,咸尽忠秉节,佐辅嗣君,永宁我国生民,朕无憾矣。诏告中外,咸使闻知。

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帝)

明朝历史上真正的明君(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中)(2)

明宣宗朱瞻基(1399年3月16日-1435年1月31日),或称宣宗章皇帝,明仁宗嫡长子,永乐九年(1411年)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立为皇太子。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次年改元宣德,明朝第5位皇帝,在位十年,享年35岁。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高煦之乱,和其父仁宗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听从二朝元老兼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建议,停止对交阯用兵,与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不过,他也开启此后宦官干政的局面。

明成祖时,朱瞻基父亲朱高炽(仁宗)为太子,生性仁厚端重,但有时不免失之于懦怯。成祖最喜爱次子汉王朱高煦,觉得他最像自己,有心废太子立汉王,但徐皇后和大臣们一直阻拦。而且朱瞻基自幼聪慧好学,与生母张氏皆深得成祖的喜爱,所以最终才没有废太子,并对朱瞻基悉心栽培。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孙,数度随成祖征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仁宗即位,十月朱瞻基被立为皇太子。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因南京地震多发,奉旨前往居守;同年六月仁宗驾崩,宣宗继位。

明宣宗在位十年,重点在治理内政方面。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宣宗原先只将他禁锢,仍前往探视,却被朱高煦使腿将其绊倒,宣宗一怒,将朱高煦用鼎扣住,烧烤至死,诸子全部处死。为了休兵养民,宣宗一改永乐时期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阯撤兵。

宣宗整顿统治机构,罢免“贪津不律”、“不达政体”、“年老体疾”的官员,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以振朝风。而在用人方面限制入仕人数,实行保举和欠任。宣宗实行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减免税粮、复业流民、赈灾救荒等。宣德三年出塞,并修建永宁、隆庆诸城。

在宦官问题上,因明代初期宦官多由藩属国进贡或没入各地罪犯家属,在语言沟通上发生很大问题,言不同语只好以书同文来解决,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宦官们读书。不过,明太祖苦心谋划的女官制度虽经成祖时期略加破坏,在此时仍发挥其防制阉党之祸的功用,可是宣宗下令容许教导宦官读书一举,无意中却开启了明代宦官干政之先兆,尤其在明神宗后,因气候变迁造成北方官话区大量贫困百姓自宫入朝廷谋职,万历至崇祯(1573-1644年)这71年间自宫入廷的阉宦总计高达三万人,使得教导宦官成为明朝覆灭的其中原因,也是最受后世批评之处。不过与唐朝相比,明代皇帝极权之盛,使终明朝皇帝亦不至受宦官控制,一般而言亦只是通过宦官来处理政务及制约大臣的权力。

宣德五年(1431年1月),宣宗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宣德九年(1434年)腊月廿一日,皇帝突感不适。次日起,群臣即至左顺门诣问圣安。当年除夕也是立春,按礼制,群臣应向皇帝举行贺礼,但皇帝已无法接受朝贺。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一的正旦贺礼一并宣布免去,同时命百官至文华殿朝贺皇太子。初三,皇帝崩于乾清宫,时年37岁。初五,上谥号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宣德十年六月廿一日,梓宫葬入景陵。

在孙贵妃生下皇子朱祁镇后暗示胡皇后,让她以有病为由辞掉皇后之位。朱瞻基由此废了胡氏而改立孙氏为皇后,胡氏居住别宫。

后面宣宗在驾崩前曾叹年少轻狂,自己不应该轻率废后。

安南人黎利反叛,屡次打败官军。黎利请示朝廷,请求重新立陈氏之后为安南国王。朱瞻基认为国中疲惫,远征无益,于是答应了他,册封陈暠为安南国王,罢征南兵。后来黎利篡夺陈暠之位而自立为王。派人入朝纳贡谢罪,请求皇帝册封群臣。有人请求皇帝讨伐黎利,朱瞻基不许,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国也就是交趾国,自此以后朝贡不绝。

朱瞻基担心秋高马肥时蒙古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宣德三年,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朱瞻基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矢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朱瞻基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朱瞻基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

遗言:

朕疾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长子皇太子祁镇嗣位,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心辅导,家国重务必须上禀皇太后,皇后,然后行丧礼,以日易月。

遗诏:

朕以菲薄,获嗣祖宗大位,兢兢夕惕惧,弗克负荷,盖今十有一年矣,而德泽未洽于天下,心恒愧之。比者遘疾日臻弥留,夫死生常理,修短定数,惟不能光承列圣之洪业,终奉 圣母皇太后之餋,中心念之,虽殁弗宁。长子皇太子祁镇,天性纯厚,仁明刚正,其嗣皇帝位,在廷文武之臣协心辅佐,务以安餋军民为本,毋作聪明,以乱旧章。凡国家重务,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后施行。中外大小臣僚各敬乃职,效忠嗣君,毋忝朝命。丧制悉遵皇考洪熙元年五月遗诏,毋改山陵,务俭约。宗室亲王藩屏任重,谨守封国,各处总兵及镇守官及卫所、府、州县,悉心尽力,安抚军民,勿擅离职,赴阙进香者,令佐贰幕职或遣官代行。两广、四川、云南、贵州,七品以下衙门,并免进香,故兹诏谕,咸使闻知。

个人评价:
《明史》赞誉宣宗:“仁宗为太子,失爱于成祖。其危而复安,太孙盖有力焉。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者欤。”

《明史纪事本末》:“方宣宗之即位也,法祖重农,赈荒惩贪。文事则经史在御,武备则车驾待边。又且却驺虞之祥,禁白乌之瑞。《豳图织妇》,训诰同风。《招隐猗兰》,四诗媲美。凡此皆善政也。而弃交趾于荒外,废胡后于长门,系陈祚于犴狴。毋亦稽中之德,大醇小疵,克终之规,百里九十耶?此则宣宗之失也。虽然,创业固难,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尝考仁宗一祀不永,而继以宣之济美,则久道化成。宣宗十载未多,而溯于仁之监国,则重熙累洽。故原其初造,则仁危于宣,席其已安,则宣光于仁。刘绪缵于元嘉,宋治盛于庆历。王道无旦夕之效,礼乐必百年而兴。呜呼!此其时哉。”

《国榷》:“谈迁曰:国初严御,每重囚岁械入京辄千百,簿尉巡檄之任,辄烦圣虑,盖详极矣。宣宗幼侍文皇帝出入塞垣,深谙民事。及即位,遽有乐安之驾,非素才武,畴克灭此而朝食也者?然兵不轻试,惓惓以生灵为念。水旱朝奏,赈贷午曁。亲阅囚牍,多所释遣。好文学之士,一才一技,皆被甄录。盖睿质天纵,文翰并美,而不矜其能,尝有自下之色。国家之治,宽严有制,烦简有则,帝实始之。而于废胡后 弃南交 孰为帝谅者?呜呼!废后非盛德事也,其弃南交,比于汉之朱崖矣。”

《名山藏》:“高皇帝承胡元纵弛之弊,宏振威武以儆天下,成祖以英达之资缵绪大服,海内竦然,振厉者五十馀年。昭皇帝(明仁宗)至德深仁不久于位,章帝(明宣宗)继之,乃涵濡以醇懿陶埴,以德义闻四方。”

《朝鲜文宗实录》:“上(朝鲜文宗)谓代言等曰: "尹凤率尔告予曰: “洪熙皇帝及今(宣德)皇帝 皆好戏事。 洪熙尝闻安南叛 终夜不寐 甚无胆气之主也。’”知申事郑钦之对曰:“尹凤谓予曰: “洪熙沈于酒色,听政无时,百官莫知早暮。 今皇帝燕于宫中,长作杂戏。 永乐皇帝 虽有失节之事 然勤于听政 有威可畏。” 凤常慕太宗皇帝 意以今皇帝为不足矣。”上曰:“人主兴居无节 岂美事乎?””

宣德皇帝既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皇帝,又是一个喜欢射猎、美食、斗促织(蟋蟀)的皇帝。大臣皆因劝谏宣宗多读书,少玩乐被下狱。 宣宗的爱好劳民伤财以至于害民伤命。《聊斋志异》里的名篇《促织》里的皇帝正是明宣宗,人称“促织天子”,吴伟业有《明宣宗御用戗金蟋蟀盆歌》。

明代宗朱祁钰(景泰帝)

明朝历史上真正的明君(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中)(3)

景泰帝朱祁钰(1428年9月21日-1457年3月14日),年号景泰,明朝第7位皇帝(1449年9月22日-1457年2月24日在位)。明宣宗皇次子,明英宗异母弟,母亲是贤妃吴氏。 明宪宗追谥其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弘光帝上庙号“代宗”,谥号“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他是明宣宗次子,母吴贤妃。据《明史》称吴贤妃为明宣宗为皇太孙时的侍女。

兄长明英宗即位后封他为郕王。1449年,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被瓦剌太师也先所俘后,郕王被于谦等大臣拥立,是为代宗,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

代宗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北京保卫战粉碎了瓦剌的进攻。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鸿胪寺卿杨善出使瓦剌,靠著三寸巧舌说服了也先,英宗返回北京,代宗并没有迎回兄长的意思,又害怕他复辟,故将其软禁于宫中,以锦衣卫严密控管,宫门上锁并且灌铅,食物仅能由小洞递入。

景泰三年,代宗废去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朱见济在次年去世。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代宗病危,十六日曹吉祥、石亨、徐有贞等人谋复立英宗,十七日清晨发动夺门之变,率领武士攻入紫禁城奉天殿,英宗复辟。十四天后的二月初一,废代宗为郕王,软禁在西苑,当月去世。

代宗死后,葬于西郊金山(玉泉山北)的景泰陵。英宗令廷臣议王妃之殉葬。议及汪皇后,被李贤及太子谏止。后以皇贵妃唐氏殉葬。

英宗恨代宗薄待,谥为戾王,称郕戾王。宪宗成化时期上谥号“恭仁康定景皇帝”。崇祯十七年(1644年)七月乙丑,南明弘光帝上庙号代宗,谥号“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清朝复称其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明清史书多称明代宗为景帝。

明代宗是少数未安葬在明十三陵的明朝皇帝(另外明太祖葬于南京明孝陵,而明惠帝因最后失踪故无陵墓)。

明宪宗朱见深(成化帝)

明朝历史上真正的明君(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中)(4)

明宪宗朱见深(1447年12月9日-1487年9月9日),或称成化帝,原名朱见深,后改名朱见濡,为明英宗皇长子,明朝第9任皇帝。明宪宗在位二十三年,期间恢复其叔朱祁钰的帝号,又为于谦等忠臣平反,初年励精图治,体恤民情,任用李贤、商辂、彭时等贤臣,颇为时人所传诵;在军事方面,整饬戎政,对内平定荆襄群盗和西南傜蛮,对外抵御鞑靼女真、收复河套、经略哈密,立下不少功绩。但宪宗宠嬖万氏、中晚年信用汪直、梁芳、万安等宦官奸臣,又扩置“皇庄”大肆侵占土地,使明朝政治日坏。成化朝是明朝自仁宣以来文治武功较卓越的时期,但是与此并存的弊政不得不说有所缺憾。谥号“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朱见深出生于正统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1447年12月9日),为明英宗朱祁镇长子,母亲是孝肃皇后周氏。

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瓦剌掳去,兵部侍郎于谦等立皇弟朱祁钰即位,是为景帝,改元景泰,同时立见深为太子。到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将见深废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五年后(1457年),英宗因夺门之变而复辟,见深被重立为太子。《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宪宗皇帝玉音微吃,而临朝宣旨,则琅琅如贯珠,其本人可能或多或少有口吃的情况。

原名朱见深,天顺元年(1457年)因英宗复辟后重立太子时将宪宗之名误写为见濡,百姓知道诏书上太子的名字后大惊,以为被立为太子的是另一人,宪宗因而顺之更名为见濡、。宪宗宽仁英明,任用李贤、彭时、商辂等人,即位之初就为于谦平冤昭雪,当时曾有大臣追论景泰废立事往,宪宗切责说:“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当言。”另䆁放了浣衣局妇女和愿归宫人,又恢复明景帝帝号。文治上宪宗体谅民情,蠲赋省刑,任用贤臣,考察官吏,励精图治,善政史不绝书,俨然为一代明君,当其时朝廷多名贤俊彦,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堪称与仁宣之治媲美,朝鲜、琉球、哈密、乌斯藏、暹罗、吐鲁番、撒马儿罕、日本、苏门答剌等国纷纷入贡。人口方面在成化十五年(1479年)中成为终明一代的登记人口峰值,达9 496 265户,71 850 132人,反映当时明朝仍然处于盛世。

宪宗在位初期,天下称颂其统治;但专宠万贵妃后,朝政转向晦暗,万安开始得势。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立西厂,命太监汪直提督外事,于是汪直便随意罗织罪名生事。汪直仗势将陈钺,威宁伯王越变为自己的羽翼,依附自己之人便任用,不听自己话的人就排挤打击,权势极为显赫,天下都惧之三分。汪直又想在外立功,胡乱进行边界挑衅。宪宗命汪直掌管十二团营。当时有个名叫阿丑的中官,善演诙谐幽默戏,经常在宪宗面前表演,颇有汉朝东方朔用滑稽方法进谏之风。一天阿丑假装喝醉酒,旁边一个人在佯装说:“某官到!”阿丑任装醉意大骂,人又说:“皇驾到!”阿丑还是醉骂如故,那人又说:“汪太监来了。”阿丑所装的醉人赶紧起来惊恐的站在一边。

旁边的人问到:“天子驾到都不害怕,为什么害怕汪太监?”阿丑说:“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自此以后汪直逐步失宠。此时王越和陈钺讨好汪直,三人结为死党。阿丑一日有在做戏,自己扮演汪直手持双斧向前前行,有人问其缘故,答说:“这双斧是王越和陈钺。”宪宗听后微笑了一下。御史徐镛等人弹劾汪直欺君枉法,擅开边衅,宪宗后渐疏远汪直。成化十八年(1482年),汪直被调出京城,西厂也随之解散。

宪宗在位中后期,好方术,沉溺后宫,极度宠信大他19岁的万贵妃,又生活奢靡,取国库填内帑并扩置皇庄,同时又任用太监汪直、梁芳等奸佞当权,以致西厂横恣,朝绅谄附,且明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这使得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朝政荒芜。但整体而言,成化晚年,朝廷依然能有条不紊地对天灾人祸有迅速的应对,因此仍幸称歌舞升平,太平无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万贵妃去世,宪宗过于悲痛而患病,长叹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日渐消瘦,最终于同年八月廿二日驾崩。葬于北京昌平茂陵。临终前诲示太子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太子顿首受命,他的三子朱祐樘继位,即后来的明孝宗。

朕以菲薄,绍承祖宗丕业二十有三年矣,宵旰忧勤,图臻至治,惟恐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遘疾弥留,殆弗能兴,夫死生常理,古今人所不免。所幸继统得人,宗社生民有赖,吾虽弃世,亦复奚憾焉。皇太子祐樘,聪明仁孝,德器夙成,宜即皇帝位。中外文武群臣其协心辅理,凡内外事一依祖宗旧制行,用副予志,丧礼遵皇考遗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毋禁音乐、嫁娶,宗室亲王,藩屏攸系,毋辄离封域。各处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员,各固守疆境,抚安军民,毋擅离职守。闻丧之日,止于本处哭临三日,进香遣官代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所属府州县并土官及各布政司,南直隶七品以下衙门,俱免进香。诏谕中外,咸使闻知。

成化初年,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大量流民依山据险,光是荆州、襄州、安州、沔州之间,“流民不下百万”。湖广荆襄地区成为流民的聚居区,贼盗啸聚。成化元年(1465)三月刘通、石龙、冯子龙等于房县大石厂立黄旗起义,拥众数十万。成化六年十一月,又有刘通旧部李原、小王洪起义,流民附和者达百万人。史称郧阳民变。宪宗派抚宁伯朱永讨伐,将之平定。又有陕西周原土官满四占据石城,荆襄复反。宪宗力排众议,命白圭、项忠指挥,四路围攻,荆襄贼平,明军击斩万人,首领刘通、苗龙等四十人被生擒献俘京师。宪宗又专门派出了杨璇抚治荆、襄、南阳流民,设立郧阳抚治以及郧阳府等州县进行管理,史载“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余户,遣归故土者一万六千余户,其愿留者九万六千余户,许各自占旷土,官为计丁力限给之,令开垦为永业,以供赋役,置郡县统之。”此后流人得所,四境乂安,直至明末,荆襄再也没有出现大乱了。

蠲赋省刑是成化一朝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善政之一,史记宪宗“一闻四方水旱,蹙然不乐,亟下所司赈济,或辇内帑以给之;重惜人命,断死刑必累日乃下,稍有矜疑,辄从宽宥。”“宪宗好生,每奏谳大辟(死刑奏章),多所宽宥,或不得已而行刑。其日必却八珍之奉,默坐焚香。哀矜之意,恻然见于玉色。”自他即位自驾崩唯止,仅在官田减免税粮一项则已达一千九百多万石,在民田税额的蠲免和下内帑赈济更是不计其数,仅以成化二十一年为例,实录记载当年减免天下官田等项税粮一百零八万五千九百石,然而宪宗除此之外在该年正月从内库中拨帑二十万五两赈济灾民,四月又拨漕粮四十万赈灾,同月与十月又免山东济南、山西平阳、四川成都、河南开封、南直隶凤阳等州府税粮,总计连同官田税赋该年蠲免三百万石,相当全国税额十之二一,可见宪宗不吝恤民。因此尽管成化一朝水旱灾变不断,在荆襄流民问题处理完后,再也没有出现较大的社会波动。

横观成化年间的最值得称道的善政,除了处理荆襄流民与蠲赋省刑外,其次莫过于改革漕运,自明成祖永乐迁都以来,北京便依赖南粮北运,其中需要每年征集大量民伕运粮,路途波折,时常耽误农时,自成化七年后,朝廷减省少了民伕的运输路程,改由官兵漕军长运,虽然朝廷的加耗增加了,但节约了百姓的农时,有利农业生产,同时又制定了各类考课规条,自此以后明代的漕运才有了完备的制度,此制一直沿用至明末。另外由于漕运改革,每年节省下来的输挽之费,总共米十万石之多。

手工业者在成化年间身份有了进一步的自由,明太祖建国时,分天下百姓为军民匠灶四类,手工业者便被归类在匠户中,他们各分“住坐”和“轮班”,他们必须义务定期(通常五年一班,每班服役三个月)为朝廷工作,有时还要无偿服役,于是逃役者越来越多。成化二十一年起,朝廷允许轮班匠不愿服役者可以每月出钱免役,改由朝廷直接雇工造作,这不但令朝廷毋须再终年追捕工匠,劳官扰民,手工业者只要付出二三月的银子,便可以免除三月的工役之苦和回来花费的时间,也换来四年的人身自由。

屯田上,明朝自正统以后,边境多事,屯政稍弛,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制度大坏,宪宗在位后,颇锐意整顿。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就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然而经过一番整顿后,视旧所入,屯田收入仍不过盛时的十分之一罢了,后来到了弘治年间,就变得更加废弛了。

明朝皇帝多擅画像,作字运笔,宪宗亦擅画神像,曾为张三豐画像,神采生动,超然尘表,又曾亲笔御制一团和气和岁朝佳兆等画流世,画法老练娴熟,顿挫自如。成化十八年,宪宗又亲自编写了《文华大训》一书,以教导太子人伦治国之道,垂训子孙。而《贞观政要》自唐流传至明,版本注释繁乱,明宪宗即位后,立即组织儒臣对其进行校定,把宋元史纂辑的纲目皆写入书中,颁示天下,即流传至今的成化本,又为重修的孔子庙碑和《贞观政要》作亲自序。宪宗在《贞观政要序》中写道“朕万几之暇,悦情经史,偶及是编...太宗在唐为一代英明之君,其济世康民,伟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己,所可惜者,正心修身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纯也。朕将远师往圣,允迪大酋,以宏其治。”足见他的治国抱负和文化素质。

武功上宪宗恢复十二团营制度,几次亲阅骑射于西苑,巡查禁军,整饬军备,考试士兵训练,还任用王越、余子俊、秦纮、朱永、朱英等能臣处理军务,修建边墙,并从不断南下入侵盘踞河套的鞑靼部手里,一举收复河套地区,使得套寇问题基本解决。在红盐池大捷中,明军大破鞑靼大营,擒斩三百五十人,获驼马器械不可胜计,史书记载“虏自是不敢复居套内者二十年,则此捷为所震慑故也。”“自是不复居河套,边患少弭;间盗边,弗敢大入,亦数遣使朝贡。”

甚至在后来威宁海大捷中夜行昼伏直捣蒙古可汗王庭,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斩首四百三十七级,获旗纛十二面,马驼牛羊六千馀,盔甲弓箭皮袄之类又万馀,达延汗巴图蒙克仅以身逃。另外自从明英宗以来,盘踞在建州的李满住、董山屡寇掠辽东,逐渐成为边患,明宪宗在多次招抚不果后决定用兵挞伐,先后于成化三年与成化十五年,明军与朝鲜联手进攻屡次犯边的建州女真,生擒数百人,斩首千馀级,破四百五十馀寨,夺回被掳人口数千人,擒斩罪魁祸首的董山,史称成化犁庭或丁亥之役。

被宪宗先后任用的宰辅有:李贤,陈文,彭时,吕原,商辂,刘定之,万安,刘珝,刘吉,彭华,尹直。对成化一朝,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三阁老指万安、刘吉和刘珝,六尚书指尹旻、殷谦、周洪谟、张鹏、张蓥和刘昭,意讽这些朝廷重臣不作为,私德不佳,但也有意见认为他们之所以被抨击,并非庸懦无能,贪赃枉法,而是因为对明宪宗专宠万贵妃,往往滥赏爵位宝物,又有内批传奉官的行为,他们身为大臣却没有进行有力劝谏,使明宪宗符合传统儒家人君规范,因此被时人诟病无能。其实从成化后期朝廷对灾区和地方事务的应对裁决,可见他们还是各有所长、恪尽职守的,因而即使是万安这种世称的奸幸之臣,却也见容于当其时彭时商辂等名臣官员中。

成化朝重要的宦官包括

汪直:西厂第一任总管,权力大于东厂。掌兵权,且屡兴大狱。并且喜兵,立边功自固。飞扬跋扈,后为尚铭等人中伤而失势,被罢。
怀恩:宣宗时,兵部侍郎戴纶族弟,因戴纶罪及而为黄门。深受信任,掌司礼监,曾力保明孝宗免被万贵妃所害。性情正直,与王恕交善。
尚铭:东厂总管。善于欺压富人,藉以敛财、或卖官求财,无所不做。
陈准:尚铭后掌东厂,与怀恩一派。
覃吉:明史中载,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梁芳:当时最贪黩谀佞的太监为梁芳、韦兴。谄万贵妃,身受宠信。
韦兴:汪直门下,敲诈权贵,滥用酷刑无所不为。于汪直第一次被罢黜时下台,发配宣化府。
钱能:云南镇监,极为蛮横。梁芳门下。
郑忠:贵州镇监,恣纵有名。
韦朗:辽东镇监,恣纵有名。
韦眷:梁芳门下。广东市舶太监,善于收集珠宝。
王敬:梁芳门下。偏好左道,竟伪造诏令,括书画、古玩,聚白金十万余两。

正面评价:

明宪宗本人曾经向儿子朱祐樘概括自己的一生作为:“修文史而究武略,饬内治以攘外侮,戡靖僭窃,应宁邦家,犹宵旰靡遑,惧功业未茂,德惠未周,而治平之效未臻也。”

《明实录》:“葢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兵革不试,万民乐业,垂拱而天下大治矣。”
《名山藏》何乔远:上聪明仁恕,渊默勤恭,孝事母后如古帝王。郊庙斋祭,必极诚敬。景皇帝尝有封沂之命,未尝一语及之。委任大臣,略无猜忌,或即干纪,屏斥无疑。一闻四方水旱,戚戚然下所司赈济,或辇内帑给之。重惜人命,断死刑累日乃下。夙兴视朝,但遇雨雪辄放常参官而不废奏引。隆寒盛暑,或减奏事,以恤卫士侍立之劳。间有游豫,不出大内,如南囿祖宗时不废游猎,上未尝一幸焉。时御翰墨,作为诗赋,以赐大臣。诸司章奏,手自披阅,字画差错,亦蒙清问。臣下益兢业职事,莫敢或欺。葢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兵革不试,万民乐业,垂拱而天下大治矣。
《国榷》谈迁:恤饥察冤,求言课吏,先后史不绝书,而于胡僧幸阉斜封墨敕之滥,亦不能为帝掩也。当其时,朝多耆德,士敦践履,上恬下熙,风淳政简,称明治者,首推成弘焉。而或有遗议,则在汪直、李孜省、继晓辈蚀其一二,于全照无大损也。尺璧之瑕,乌足玷帝德哉!末谕太子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之道,俨然成周之遗训也。说者谓帝初欲易储,以泰山屡震而止。噫!帝能尊钱后,复景帝,俱事出常情之外,而乃轻视东宫?必不然也。
《国榷》郑晓:帝仁恕英明,少更多难,练达情理。临政莅人,不刚不柔,有张有弛。进贤不骤而任之必专,远邪不亟而御之有法。值虏寇数侵边,惟遣将薄伐,不勤兵以竭我财力,虏亦离散,内外宁辑。荆襄岭海,时有寇窃,推毂之际,戒勿妄杀,或不用命,赏罚兼行。崇上理学,褒封儒贤。江淮大祲,截漕赈饥。星文示变,侧身省过。臣僚进谏,即涉浮伪,时有干忤,薄示谴谪,旋蒙牵复。若乃尊礼孝庄,尊景帝,保护汪后,褒恤于谦,其于爱憎恩怨,绝无芥蒂,帝谆然于天理彝伦者也。以故虽屡有彗孛之灾,而国家康靖,有繇然矣。
《国榷》李维桢:诗有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情哉!纯帝初载,亦何其斤斤也。中官幸,祷祠繁,而治隳矣。钱后之祔庙食,景帝之复位号,此两者,虽甚盛德蔑以加已。
《明史》赞曰:“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时际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 ”
《朝鲜成宗实录》:上(成宗)御宣政殿 引见明浍等 谓曰: “中国有何事?” 明浍对曰: “(宪宗)皇帝勤于听政 天下太平 民物富庶。”(时成化十一年)
《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写道:“朱见深与他的有军事头脑的祖父和父亲相同,向往他们的生气勃勃的、甚至具有侵略性的军事姿态,并且厚赏有成就的军事将领。”

负面评价:

负面事迹主要与其大19岁的妃子万贞儿的感情和松散的管理有关。

《罪惟录》论曰:灾异之警,无有酷于此二十三年者也。宫中位一女戎,而群小相缘益进,惑匿导诱,颠例黜陟,以致传升无己,监督四出,阁辅阿循,厂卫搜射。而帝又旋悟旋迷,嘉言罔入,边衅苗残,几无宁岁。天乃至仁,历以所警,贯耳而呼,而其如溺柔听者,袖不闻也。祗幸蠲赈免租,无少稽吝,犹不致启中原之怒。且内外寡大故,无所藉以起,幸称小康。嗟乎!哲妇倾城,危矣哉!
《明史纪事本末》:“宪宗躬法桓、灵,养奸甫、节。卿贰大臣,直皆收问;局司近侍,直得更张。槛车逮治,南署空曹;缇驰行边,北门不守。明世中人,多窃宠灵,亦未有显挈利器,授人断割如宪宗者昔。”
《明史演义》:“宪宗非无一隙之明,观其优答李俊,立斥佞人,何尝不辨明善恶。至于内帑用尽,责及中官,泰山连震,保全太子,虽得谓非明主之所为。误在小人日多,君子日少,内嬖近臣,互相炀蔽,于是中知之主,往往为所盅惑,忽明忽昧,有始鲜终,宪宗其较著者也。”
《明史讲义》:凡此皆成化时朝政之秽浊,而国无大乱,《史》称其时为太平,惟其不扰民生之故。
《朝鲜成宗实录》:(司宪府掌令李琚)更启曰:“臣于丙午年往中国,中国人言,成化皇帝非贤君也,然一用《大明律》,故朝廷宁谧,四方无虞矣。臣今所启,别无他意,欲殿下遵守旧章而已。”(朝鲜成宗)传曰:“尔陪臣也,而褒贬天子,则我诸侯也,何不褒贬我乎?尔非新进之儒,曾经弘文馆,尔不知予心而如此言之耶?”


其他评价:


《明朝时代上卷第38章陈献章和他的心学》:成化王朝是明王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正是在这个时期基本结束了朱元璋一百年来禁锢帝国的政策,从此帝国又重新恢复到唐宋元的那种自由、奔放的年代,商业开始复苏、城市开始繁华、思想文化开始活跃、士绅的生活开始奢靡,在这个社会整体松动下,起到稳定、凝聚作用的理学思想也开始摇摇欲坠,它必将被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所代替。
《成化皇帝大传》:成化朝君臣们是预测不到的,他们留给弘治朝君臣的,乃是一个外无强敌,内无大敌,百业兴旺,万民乐业的太平世道。

明孝宗朱佑憆(弘治帝)

明朝历史上真正的明君(历代明君集明朝篇中)(5)

明孝宗朱祐樘(1470年7月30日-1505年6月9日),或称弘治帝,是明宪宗皇三子。明朝第10任皇帝,1487年-1505年在位,共十八年,年号弘治。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又能信用贤臣、广开言路,在位期间“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明朝出现中兴局面,史称“弘治中兴”。但在位后期对朝政有所懈怠,又纵容外戚,沉迷方术,使宦官李广、蒋琮等人乘机弄权,以致弘治晚年军备弛废,国用匮乏,弊政颇多,故不能谓之全美。明孝宗崩逝后谥号“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庙号“孝宗”,葬于泰陵。

根据《明史》记载:“孝宗达(实为“建”,《明史》误)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讳祐樘,宪宗第三子也。母淑妃纪氏,大明成化六年七月生帝于西宫。时万贵妃专宠,宫中莫敢言。悼恭太子薨后,宪宗始知之,育周太后宫中。十一年,敕礼部命名,大学士商辂等因以建储请。是年六月,淑妃暴薨,帝年六岁,哀慕如成人。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民间则传说:孝宗出生时,为免被当时的宠妃万贵妃害死而藏在民间,在宪宗死前才由宫内太监于民间迎回即位。然而明孝宗弟弟众多,有关说法可能不太可信。

孝宗出生后,废后吴氏贬居西内,与纪氏谪居的安乐堂相近,颇知消息,往来就哺,才得保全孝宗生命,由吴氏用心抚养过一段日子。不过,在《明史商辂传》、《商辂疏》、《謇斋琐缀录》、《治世馀闻》等记载,孝宗的出生是宪宗知情的,万贵妃知情后,一度亲自照顾过孝宗,之后再交由皇太后照顾并立为储君。清乾隆《驳明宪宗怀孕诸妃皆遭万妃逼迫而坠胎》中认为,对于万贵妃的诋毁是后人把对万安乱政的气愤发泄到万贵妃身上。

弘治帝在位初期,励精图治、整肃朝纲、改革弊政,罢逐了朝中奸佞之臣、重用贤士,为于谦建祠平冤,减轻赋税、停征徭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史称“弘治中兴”。

弘治帝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又“恭俭自饬,明于任人”,当是时朝廷中,明察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濬;刑宪则有闵珪、戴珊,另外又有何乔新、李东阳等名臣,一时号称“朝多君子”,使明宪宗成化朝晚年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大为改观。

此外,弘治帝重视司法,他令天下诸司审录重囚,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又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

弘治帝在治理水患方面亦颇有效果,曾委任白昂、刘大夏修治黄河,以改善河道流向、筑堤等方法抑制黄河水患,此后二十馀年间,再无大患发生;另外,苏松于弘治年间,曾因河道淤塞而泛滥成灾,孝宗即命徐贯主持治理,历时三年,消除了苏松水患。

弘治帝在位初期的经济成就也比较突出,赋税收入比成化年间增加了一百多万石,达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的赋入高峰;而且,登记人口方面也有稳定的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间,登记人口增加了一千多万,达到六千万口。

惟自弘治十五年起(1502年),“一岁所入,不足以供一岁支用”,国家财政迈进了入不敷出的状况,户部吕鈡指出:‘常入之赋,以蠲色渐减,常出之费,以请乞渐增,入不足当出。正纯以前军国费省,小民输正赋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杂办,皆昔所无。民已重困,无可复增。往时四方丰登,边境无调发,州县无流移。今太仓无储,内府殚绌,而冗食冗费日加于前。’对此下廷臣议,廷臣作出多项建议,但仅触及成效不大的修补政策。

此外,孝宗也常以京营禁军投入繁重的工作,监察御史刘芳曾上奏说,“京师根本之地而军士逃亡者过半”,“其锦衣腾骧等卫军士不下十余万人,又不系操练之数,近年虽立营营,而役占卖放者多。”,另外又常纵容边臣,边臣冒报功次皆得升赏,而败军失律者往往令之戴罪杀贼,使边备日弛,对于北虏入侵能有效抵御的战役寥寥无几,如弘治十四年秋七月,孝宗令保国公朱晖挂征虏大将军总兵官领十万大军夜袭鞑靼于河套,鞑靼早察觉徙家北遁,朝廷用银八十馀万,只斩首三级以还,而将士奏报功次竟一万有余,“不能御”,“坐虏入境”,“议者耻之”之类的描述比比皆是。

再者,弘治中期,皇帝自己渐渐迷上了斋醮,从此内库开销剧增,孝宗开始不断地命户部将太仓库的银子纳入内库,至将河西务钞关关船料改拟折银进纳。如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月,户部指出“银承备库先前进,金止备成造金册支用;银止备军官折俸及兵荒支给,近年累称不足。金则以税粮折纳及于京市买过八千三百八十六两有奇,五次取太仓银共一百九十五万,”而从户部纳入内库的银两,全部都被孝宗挪用来大兴土木,又妆造武当山神像,各寺观修斋赏赐,修斋设醮等,恣意浪费,以致府藏空竭,国库捉襟见肘。

而且孝宗在统治中期(1500年)后,渐渐不如当初勤政,且开始纵容外戚,措置乖方,如内阁辅臣刘健,徐溥就曾批评孝宗说“切见数月以来视朝渐迟多至日出”,“近年以来用度太侈,光禄寺支费增数十倍,各处织造降出新样动千百匹,显灵朝天等宫泰山武当等处修斋设醮费用累千万两,太仓官银存积无几,不勾给边而取入内府至四五十万,宗藩贵戚求讨田土占夺盐利动亦数十万。”,“事涉于近幸贵戚,牢不可破,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或有所议拟,径行改易。”,而阁臣李东阳也曾直言弘治后期“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烦,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藩,供亿至二三十万。”

“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姑以三者言之,山东之地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湖水竭鱼荒,河泊诸课率多折纳,易州山厂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

朝中大臣如礼部尚书倪岳也上疏极言道“(孝宗)近日视朝颇晏,听纳颇难,经筵稀,御用度渐侈,游幸渐频,进贡之止者复来,乐戏之斥者复取。”但孝宗也不愿意听纳,而名臣刘大夏请辞时也言“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自度力不办,故辞耳。”,而吏部右侍郎周经则言“(孝宗)幸赏斋醮屡修,游宴无节,内帑空虗多由于此。”,南京户科给事中张宦也上书道“近来(孝宗)费出无经,或横恩滥赐之溢出,或修饰缮造之泛兴,或祈祷游玩之纷举,偶因内帑稍阙即命太仓支取,耗散财物莫此为极”。

“今四海民穷财尽,三边将寡兵疲,粮草空虗,马匹倒死而黠虏跳粱之势,贪狼之心视昔尤胜”,礼科左给事中叶绅也言“迩来(孝宗)经筵稀御日讲不举,画工琴士承恩于便殿,教坊杂剧呈技于左右..少滞视朝时,晏鳌山观灯或彻晓不休宫中燕享或竟日乃已。”,兵科给事中王廷相奏“今天下大可忧者,在于民穷财尽,其势渐不可为。然所以致此者有四,风俗奢侈也,官职冗滥也,征赋太繁也,酒酿无节也”。可见弘治中晚年皇帝倦勤,国家败政拮据,百姓困苦的情况。

在统治的十八年中,召见阁臣的次数总共有九次,比成化帝二十三年来召见一次为多。明孝宗即位之初,会听进阁臣的谏诤,但是后来用各种方法来搪塞阁臣和科道官的建议,使弘治初年所革除的弊政,不仅全部恢复,尚且有恶化之势,如宪宗晚年的传奉官号称弊政,弘治初尽行革除,到了弘治十二(1499年)年五月,传升乞升文职至八百四十馀员,武职至二百六十馀员,比成化末年增一倍。其次,在军事方面,从弘治一朝起亦开始糜烂,边备日弛,人浮于事,有效抵御的入侵寥寥无几,也不复当年成化一朝了。另外,有明一代,以弘治对外臣最为纵容厚待,动则大肆外戚藩王赏赐房屋和田地,甚至在一宗贵戚庄崎纠纷案中,偏帮小舅子张延龄,一次就得地一万六千七百零五顷;又如曾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二月,赐兴王湖广京山县近湖淤地一千三百五十馀顷,旋在七月又赐岐王德安府田六百一十二顷等等,赏地史不绝书,引起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八日(1505年6月8日),弘治帝因偶染风寒,误服药物,鼻血不止而驾崩,享年三十五岁。

当时“深山穷谷,闻之无不哀痛”。有遗命:“东宫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善辅之。”是年十月安葬于泰陵,庙号“孝宗”。长子明武宗继位。

明孝宗遗诏:

朕以眇躬仰承丕绪,嗣登大宝,十有八年,敬天勤民,敦孝致理,夙夜兢兢,惟上负先帝付托是惧,乃今遘疾弥留,殆弗可起。生死常理,虽圣智不能违,顾继统得人,亦复何憾。皇太子厚照,聪明仁孝,至性天成,宜即皇帝位。其务守祖宗成法,孝奉两宫,进学修德,任贤使能,节用爱人,毋骄毋怠,申外文武群臣,其同心辅佐,以共保宗社万万年之业。丧礼悉遵先帝遗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释服,祭用素羞,毋禁音乐、嫁娶。嗣君以继承为重,已敕礼部,选婚可于今年举行,毋得固违。宗室亲王,藩屏是寄,不可辄离本国。各处镇守总兵、巡抚等官及都布按三司官员,严固封疆,安抚军民,不许擅离职守。闻丧之日,止于本处朝夕哭临三日,进香各遣官代行。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所属府州县并土官及各布政司南直隶七品以下衙门俱免进香。诏谕天下,咸使闻知。

孝宗即位时所面临的政治局面混乱不堪,由于他父亲明宪宗在位后期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朝中皮秕政”的状况。为了振兴帝业,肃清吏治,他在人事上的改革和整顿,可谓大刀阔斧。对太监梁芳、礼部右侍郎李孜省等前朝奸佞惩罚严厉。将冒领官俸、总计三千多人的艺人、僧徒等一概除名。在清理过程中,朱祐樘注意方式、方法,没有大开杀戒,斩杀的只有罪大恶极的僧人继晓。与此并举,孝宗开始任用贤能之士。1492年三月,孝宗下令吏、兵两部将两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备以上的官吏姓名,全部抄录下来,贴在文华殿的墙壁上,遇有迁罢之人,随时更改。他还多次向吏部、都察院指出,提拔和罢免官吏的主要标准,是看此人有无实绩。由于孝宗注意任用贤能,明朝中期出现了许多名臣,形成了“朝多君子”的盛况。

朱祐樘即位初年,广开言路。上台不久,就出现了臣子纷纷上书的局面,连尚未做官的太学生也跃跃欲试,上书提出各种建议。孝宗也有奢侈的想法,于是计划在万寿山建造一座棕棚,以备登临眺望。太学生虎臣得知此事,力谏不可,负责这项工程的朝中官员担心获罪,抓住虎臣。孝宗闻知此事,先取消了工程,且授予虎臣七品官,派往云南做了知县。孝宗还采纳了除早朝之外,再在便殿召见大臣,谋议政事,当面阅读奏章,下发指令的建议,开始增加“午朝”,每天在左顺门接见大臣,倾听他们对政事的见解。

有说法认为:孝宗统治期间所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都自始至终地得以贯彻执行,然而有学者指出,在弘治十四年,孝宗因朝廷财政拮据,以及军饷筹措有困难而下诏群臣商议办法,大学士刘健上奏要求改革弊端,并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孝宗却未采取措施。至弘治十五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常入之赋,以蠲色渐减,常出之费,以请乞渐增,入不足当出。正纯以前军国费省,小民输正赋而已。自景泰至今,用度杂办,皆昔所无。民已重困,无可复增。往时四方丰登,边境无调发,州县无流移。今太仓无储,内府殚绌,而冗食冗费日加于前。”但仅作出成效不大的修补政策。

1489年,内阁大臣刘吉数兴大狱,迫害了一批官员;信任太监李广,开始修炼斋蘸之术。孝宗对此自我检讨。

此外,据美国牙医学会的资料表示,明孝宗于1498年把短硬的猪猔毛插进一支骨制手把上制成了牙刷。

任用官员:
宰辅

刘吉
徐溥
刘健
丘濬
李东阳
谢迁
王恕


太监

何鼎:性情忠直,敢上疏,为宦官同辈所忌。后遭太监李广杖杀。
萧敬:司礼太监,谙习典故,善鼓琴。不擅权。
邓原:福建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谦洁爱民。
麦秀:浙江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谦洁爱民。
蓝忠:河南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守己爱民。
刘清:宣府镇监,应属何鼎一派,史载奉公守法。
李广:以符录蛊毒皇帝,且矫旨任命官员,四方争纳贿赂。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后来因为蛊劝孝宗建毓秀亭,然而毓秀亭完成后,却发生孝宗小女儿死亡与清宁宫火灾,因而失势。
蒋琮:孝宗时,南京守备。贪污、与民争利。

1501年,崛起的鞑靼部落以十万骑兵从花马池、盐池杀入固原、宁夏境内,这一事件震惊了孝宗。为了加强军事力量,1502年,孝宗将刘大夏提升为兵部尚书,负责军事整顿。刘大夏核查了军队虚额人手,补进了大量壮丁,并请朱祐樘停办了不少“织造”和斋蘸。

作为改良,孝宗没有从制度上对百姓的税赋负担进行突出的改变,而在减轻百姓负担上,减免灾区的赋税征收。从1490年,河南因灾免秋粮始,他对每年奏报来的因灾免税要求,几乎是无一例外地表示同意。

正面评价


清修《明史》高度评价明孝宗: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国榷》:孝宗在东宫,久稔知其习。首罢幸相,次第厘革,改步之初,中外鼓舞,晓然诵明圣,识上意所向也。优容言路,汇吁良士,六卿之长皆民誉,三事之登皆儒英。讲幄平台,天听日卑,老臣造膝之语,不漏属垣,少年恸哭之谈,尝为动色。故良楛鉴断,刑赏恬肃。虽寿宁之戚,天下艳之,然宠若窦宪,尚难泌水之园,骄即武安,未请考工之宅,则帝心端可知矣。
明朝末年的内阁首辅朱国祯称:“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清朝曾国藩曾说:"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李维桢如此评价孝宗:“体貌大臣,开广言路,节用爱人,休息乎无为。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德泽上昭天,下漏泉。至于今父老称弘治之盛,虽汉文、宋仁,何以加焉!”


负面评价

方志远在其著作《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运行机制》中对明孝宗持否定态度,称其“弱智”并详细解释道:“弘治时代夹在成化、正德之间,前有万贵妃、汪直与西厂,后有刘瑾、八虎及内行厂,加之成化帝的内向和正德帝的荒唐,故弘治帝被明人称为‘中兴之主’。清人作《明史·孝宗纪》,其赞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并称唯有孝宗知《易》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之道。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孝宗之为文臣所称道,就是因为他比较愿意听文臣的摆布。而实际上,孝宗不仅为文臣摆布,更受内臣摆布,从其种种行事,应该是个智商较低或者说是一个相对弱智的皇帝。”方志远在书中表示将‘另具文考证’,但相关文章尚未问世,因此,关于这个评价也存在一定争议。
《朝鲜成宗实录》上(朝鲜成宗)曰:“常虑建州野人邀截于中路,今卿好还,甚可喜也。中国太平乎?” 自贞曰:“太平。但闻皇帝不豫,朝会望见,天颜殊瘦,皇帝初即位,皆称明断,今纪纲不严,雨旸不若,年谷不登,民甚困穷。向者朝会,朝臣各以位次序立,莫敢私语,今则或聚立私语,以此知纪纲不严也。”

其他评价
查继佐的《罪惟录》中,对明孝宗的成就和不足如此评价:“帝业几于光昌矣。群贤辐辏,任用得宜,暖阁商量,尤堪口法。斥妖淫,辟冗异,停采献,罢传升,革仓差,正抽分,种种明断外,尤莫难于孝穆、孝肃之别祀,万贵妃之免议,于肃愍之旌功。所谓情而安之于义,又列辟之所不能忘也。升遐之日,万姓哀号,岂偶然哉!若夫待外戚过厚,赐予颇滥,冗员尚多,中贵太盛,或移心斋醮,纷费,盖积渐者久,未能遽革也。夫果深有得于《太极》、《西铭》诸图书,即何难骑龙而上仙哉!”查继佐尽管也为弘治辩解,究竟委婉地指出了明孝宗的不足。
郭厚安在其著作《弘治皇帝大传》中称明孝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表示“从总体上,他(明孝宗)比其祖父英宗、其父宪宗以及其子武宗、侄世宗等都要略高一筹,坏的方面也没有他们突出。因此可以说,他之所以受到赞颂,是与前后诸帝比较的结果”;“朱祐樘不过是一个‘中主’而已”;“总之,朱祐樘绝不是雄才大略、大有作为之君,当然也不是荒淫的昏君,而是平庸的、力求维持现状的‘太平天子’。”
《明朝时代上卷 第42章 弘治王朝的老生常谈》:“后世史学家多将弘治王朝称作“弘治中兴”,但从更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些其实都经不住推敲,从宣德王朝开始,文人们所认为的明朝衰败,实际上并不存在。皇帝不临朝、宦官跋扈、军屯被破坏、京畿部分民田被侵占,这些在士大夫看起来,好像不可理喻的事情,实际上无关这个大明王朝的痛痒,正统、成化年间,我们的大明王朝仍旧是平稳、正常运行的,不仅如此,从中可以看出三个趋势,那就是政治依赖日益成熟、稳定的官僚集团运作,商业贸易开始兴起,哲学文化思想领域开始松动,这都是值得正面看待的事情。大历史观,对于历史的观察,不应该再是只从《是否符合儒家行为规范》来看待,如果继续这样看待历史,就会使我们中国人陷入一种狭隘束缚的历史发展桎梏中。

总结:
仔细分析正统、成化王朝的所谓衰败,是因为史学家们以当时的君主统治行为,不符合儒家行为规范而已,而弘治王朝的所谓中兴,也是因为弘治皇帝遵循了文人士大夫们的儒家王道意识,因为前朝感觉衰败,才会存在后来的感觉中兴。以弘治皇帝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仁君形象,这是值得嘉许的。但最后这些都无济于事,皇帝的人性与权力,超越了士大夫们的儒家王道意识与封建礼法,这冲突使一代明君转眼变为昏君,史学评论家立即改观,对弘治王朝前面与后面的一个总结,就是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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