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怒杀阎婆惜起因经过结果（宋江杀死阎婆惜）
宋江怒杀阎婆惜起因经过结果（宋江杀死阎婆惜）这段话的意思是奴婢有过错，不是不可以杀，也不是主人没有权力杀，只不过是在杀之前要请示官府报备，如果不跟官府打招呼而私自杀了，那就要杖责一百；如果奴婢一点过错都没有，你一时不高兴就把他杀了，而且也没有经过官府批准，那么就要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然后下面还有司法解释：“奴婢贱隶虽各有主，至于杀戮宜有禀承，奴婢有罪，不请官司而辄杀者，杖一百；无罪杀者，谓全无罪失，而故杀者，徒一年。”我们不能指责金圣叹余象斗等人冷血，因为在雍正当皇帝以前，一直有一种人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人，这种人就是奴婢、贱籍，尤其是大明洪武朝，对贱籍的歧视，可能仅次于元朝——虽然不是一等人杀四等人只需赔一根草绳子，但是主人杀死奴婢的处罚，几乎也是轻得可以忽略不计。 这时候可能有读者要说了：小说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可能不懂宋朝的法律。但是这里笔者要强调一点，隋唐宋明四朝的法律，是一脉相承的。宋明两朝简直是照搬了唐朝的《武德律》、《
看《水浒传》中“宋江坐楼杀惜”一段，摆明了是蓄意谋杀而非失手误杀，从宋江得知自己私通梁山晁盖的把柄攥在阎婆惜手里那一刻起，事情的结局就已注定：阎婆惜必死无疑。但是按照宋朝法律规定，宋江杀惜，根本就不是什么大罪，更不用逃跑，因为在那个时代，阎婆惜并不算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
按照宋朝法律规定，宋江有权杀死阎婆惜，即使杀错了，也不需要承担多大责任。宋江之所以逃跑，就是被吓麻爪了，他不知道时文彬会不会顺藤摸瓜挖出他更多的犯罪事实——县官与小吏的关系，是称不上朋友的，只要有利可图，时文彬把宋江当肥鸭子宰，是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的。
为了说明宋江是蓄意谋杀阎婆惜而非失手误杀，咱们还是来看看原著中宋江是多么心狠手辣：“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颡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妇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复一刀，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
宋江残杀阎婆惜，点评《水浒传》的金圣叹、李贽、王望如、余象斗等四位文人雅士异口同声叫好：“此是宋公明第一件好处。宋江乃义勇之人，岂肯耳受一贱妇之气，而所以杀婆惜，大丈夫当如此。”
我们不能指责金圣叹余象斗等人冷血，因为在雍正当皇帝以前，一直有一种人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人，这种人就是奴婢、贱籍，尤其是大明洪武朝，对贱籍的歧视，可能仅次于元朝——虽然不是一等人杀四等人只需赔一根草绳子，但是主人杀死奴婢的处罚，几乎也是轻得可以忽略不计。
这时候可能有读者要说了：小说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可能不懂宋朝的法律。但是这里笔者要强调一点，隋唐宋明四朝的法律，是一脉相承的。宋明两朝简直是照搬了唐朝的《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而唐朝的法律，是以隋朝《开皇律》为蓝本的。宋明清三朝的司法解释，都以《永徽律疏》（也称《唐律疏议》）为根据。
《宋刑统·良贱相殴主杀部曲奴婢》一条是这样规定的：“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
然后下面还有司法解释：“奴婢贱隶虽各有主，至于杀戮宜有禀承，奴婢有罪，不请官司而辄杀者，杖一百；无罪杀者，谓全无罪失，而故杀者，徒一年。”
这段话的意思是奴婢有过错，不是不可以杀，也不是主人没有权力杀，只不过是在杀之前要请示官府报备，如果不跟官府打招呼而私自杀了，那就要杖责一百；如果奴婢一点过错都没有，你一时不高兴就把他杀了，而且也没有经过官府批准，那么就要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从这一条规定，我们就可以看出宋朝乃至相当一段时间里，人口买卖都是合法的，而且卖身为奴者，社会地位等于没有，杀死一个奴婢的惩处，比私自铸钱的惩罚还轻：“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盗铸工具）已备，未铸者（还没开工）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若磨错成钱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把官府铸造好的铜钱刮磨掉一层以收取铜粉牟利），徒一年。”
这样看来，宋江杀死阎婆惜，最重的处罚是有期徒刑一年，最轻的处罚是杖责一百，以宋江跟知县时文彬的关系，这一百杖责是完全可以免除的——只需要时文彬承认宋江曾经报备就行了，而这个杀奴婢的“挂号”工作，应该就是宋江来管的。
很多人认为阎婆惜是宋江的小妾或外室，这是一个误区：阎婆惜一点地位都没有，他就是宋江买来的一件货物，而且售价比金翠莲还低——镇关西郑屠郑大官人虽然据说没给钱，但当是也明码标价“典身钱三千贯”，放在林冲那里，可以买三把宝刀。
同样属于认识误区的，还有“古代一夫多妻制”。事实上古代历法规定，无论是君王还是臣民，都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如果详细一点说，那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某一朝代的后宫，只有一个皇后（个别荒唐皇帝除外，那不合礼法），达官贵人和富商大贾平民百姓，只有老婆——因为男人的身份地位不同，不是所有的正妻都有资格被称为“夫人”的。
被宋江购买的阎婆惜，既不是妻也不是妾，因为妻是要拜见公婆的，妾除了拜见公婆，还要拜见正妻。
那么宋江购买阎婆惜花了多少钱呢？我肯可以说花了十两银子和一副棺材钱，也可以说是一文没花，但是他手里却掌握着阎婆惜的卖身契。从阎婆惜在卖身契上画押按手印那一刻起，她的性命就已经卖给宋江了。
宋江收购阎婆惜，完全是乘人之危，除了写纸条向棺材铺索取了一口棺材和给了十两银子之外，我们看不到宋江给阎婆惜金银的任何记录，赠送的衣服首饰，也不归阎婆惜私有，如果真要把那些东西定性，也只能说是“工作服”。所以阎婆惜在掌握了宋江私通梁山的罪证之后，提了三个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你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
至于其后的“任从改嫁张三”，只不过是害怕宋江轻车熟路当回头客，这是不需要写在纸上的，只要有一个口头约定就行了。
阎婆惜的第二个条件，就是“我头上带的，我身上穿的，家里使用的，虽都是你办的，也委一纸文书，不许你日后来讨。”
这就说明，宋江虽然“送”了阎婆惜一些东西，但当是连阎婆惜都是宋江私有物品，这些附属物的所有权，也全在宋江手里。至于第三个条件，要那一百两黄金，纯属得陇望蜀蹬鼻子上脸漫天要价。
第二三个条件我们可以当作经济纠纷不去管他，仅仅是“你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就能看出及时雨宋江与镇关西郑屠完全是一类人，欺男霸女的套路玩儿得很溜。正是由这一纸“典身文书”，坐实了阎婆惜的奴婢身份，也让宋江有了杀人的底气。
无论从哪方面讲，阎婆惜都是有罪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得知宋江勾结梁山贼寇图谋不轨而不举报，其罪一也；答应替宋江隐瞒而趁机勒索钱财，其罪二也。当然宋江宋押司可不是为朝廷铲除隐患而坐楼杀惜，他是要杀人灭口，以便让自己隐藏得更深。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宋江这个刀笔吏，要是想给阎婆惜捏造点罪名，也真不是什么难事——那就是他的老本行，把所有的押司都头排成一排，刽子手抡起大刀排头砍去，或许有那么一两个冤枉的，但是隔一个砍一个，肯定有很多漏网之鱼。
宋江指控阎婆惜有罪，当然不会以“知情不报”为突破口，甚至也不能说阎婆惜“不守妇道”，因为阎婆惜并不是宋江的“妇”，更不是“夫人”，甚至连妾都算不上，或许勉强能算个“通房丫头”，这样的人是不可以以“妇道”来要求的。
阎婆惜真正的“罪过”，在于倒贴了张文远（张辽在此表示没占过便宜）。阎婆惜一心扑在张文远身上，见了宋江露出的一根金条，想到的不是私藏，而是十分欢喜地要给张文远买补品：“天教我和张三买事物吃！这几日我见张三瘦了，我也正要买些东西和他将息！”
由此可见，阎婆惜在张文远身上花钱，已经成了习惯。只要宋江“查账”，那么阎婆惜“私盗家主财物”的罪名就坐实了。
综上所述，相对于奴婢身份的阎婆惜来讲，宋江这个郓城县押司“身份高贵”，只需找一个借口，给阎婆惜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人命些些小事（见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知县时文彬那里，连升堂问案都不需要，顶多私下告诉宋江给阎老太太一些“烧埋银子”也就是了。
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出宋江做事没有担当、缺乏足够的胆识与魄力了——他居然直接跑掉了。本来是顶多杖责一百的处罚，这一跑，轻罪就变成了重罪，因为他又触犯了“捕亡律”，连他老父亲和弟弟，都面临着比杀死奴婢更重的处罚。
同时我们通过阎婆惜之死和宋朝相关法律规定，也知道在封建社会，生而为底层人物，就是一种原罪。像阎婆惜那样的人，被杀掉后连个伸冤的地方都找不到，连世代将门之后的小李广花荣，也根本就没把宋江杀阎婆惜当回事儿：“听得兄长杀了一个泼烟花……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数年，却又理会。”
小李广花荣的底气，来自他对宋朝法律的了解：“主人杀了一个奴婢而已，官府才懒得抓你呢！”
宋江杀人出逃罪上加罪，却跑到风景如画的江州去了，名为刺配实为旅游。宋江受此优待，像金圣叹李卓吾余象斗那样的明清两朝饱学之士，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反而认为宋江受了天大的委屈。金圣叹等人感到奇怪，读者诸君不必感到奇怪，因为在有皇帝和特权阶层的朝代，总有一些人命是不值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