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司机太苦了,腿残后甘愿当一名火车司机
火车司机太苦了,腿残后甘愿当一名火车司机前一天,朱琦的遗孀赵力平就来到了北京,这会也走上前来,将朱琦之死还有身后事的种种一一道来。“抢救无效 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他们居住在天津,并不在北京,朱德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与家人,可内心深处还是十分关心亲人们的,对于独子朱琦那更是打心眼里的关切。朱老总从那时开始,每隔几天就要与朱琦打一下电话,询问他的身体情况,这10天来比较忙给忘了,这时突然想起,就让夫人康克清给朱琦家拨电话。康克清知晓再也瞒不住了,缓缓走到朱老总的身边,强忍着泪水哽咽着说道:
朱琦去世后过了10天,父亲朱德才知道消息,沉默良久后连叹可惜。
1974年6月10日,朱德元帅唯一的儿子朱琦去世,这时朱老总已经88岁高龄,身体状况并不多好。
家人们担心朱老总无法接受这个噩耗,便选择暂时隐瞒下了这一消息,强忍着悲痛料理了朱琦的后事。
朱琦从1972年被查出心脏病后,身体状况一直不佳,是妻子赵力平一边上班一边照顾。
他们居住在天津,并不在北京,朱德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与家人,可内心深处还是十分关心亲人们的,对于独子朱琦那更是打心眼里的关切。
朱老总从那时开始,每隔几天就要与朱琦打一下电话,询问他的身体情况,这10天来比较忙给忘了,这时突然想起,就让夫人康克清给朱琦家拨电话。
康克清知晓再也瞒不住了,缓缓走到朱老总的身边,强忍着泪水哽咽着说道:
“抢救无效 朱琦走了,追悼会都办好了,孩子们想回来看看。”
前一天,朱琦的遗孀赵力平就来到了北京,这会也走上前来,将朱琦之死还有身后事的种种一一道来。
年近九旬的朱老总,默默地听完了这一切,抬眼看了下妻子与儿媳,随之又是一阵久久的沉默,屋子里气氛很压抑。
康克清与赵力平心中忐忑,当初那么做虽说是好心,可对于朱老总来说,那是他唯一的儿子啊,却是在儿子都入土了才得知消息,实在有些过分了。
忐忑的同时也十分担心,担心这个惊天的噩耗,会让朱老总过分神伤,进而让他的病情愈发加重。
一阵后,朱老总从巨大的悲痛中回过神,看到泪眼婆娑的儿媳和强忍泪水的妻子,瞬间明白了一切。
她们又要瞒着自己,又要忍痛去处理一切,也是不容易的啊!
叹了一口气,如此说到:
“你们开始不告诉我,这不对,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么年轻就走了,很可惜。他上过中央党校,受过高等教育,走得这么早,太可惜了。”
赵力平听后,原只是默默的啜泣,这下子眼泪彻底的决堤了,呜咽声不绝,好像是要把这两年来的苦痛、这十天来的悲伤,一下子全部哭出来。
然而,朱老总这时才闻儿子死讯,整个人还处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赵力平如果这样下去,怕是会让她更加难受。
康克清用背后拍了拍赵力平,既是安慰也是暗示,赵力平好一阵才止住哭声,在康克清的陪伴下离开了。
朱德元帅一个人默默地呆着,想着,往昔的种种逐渐浮上心头……
朱德于1886年生于四川仪陇,早年依照家中的安排娶了一位大他两岁的刘氏表姐为妻。
刘氏是封建时代长成的农家女,贤惠善良,却也木讷守旧,一心进取的朱德不喜,1906年离家外出求学后,就更不甚在意家中的这位原配了。
1911年,朱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正式踏上了革命生涯与军旅生涯,仅仅一年后便成为了滇军中的一个少校。
经朋友介绍,与昆明师范学堂的18岁女学生萧菊芳,很快走到了一起,朱德很是珍视这个不曾缠足、思想进步的昆明姑娘。
1916年9月,朱德于而立之年喜得一子,而且还是一生中唯一的儿子。
当时讨袁战争又形势一片大好,朱德整个人很是兴奋,察觉儿子右耳际有一根细微的“拴马柱”,就为其取名为“保柱”(后来改名为朱琦,家谱上名为宝书)。
朱德自小便立志要为国为民求生路,这多年驱驰一直为此,而这条路越往下走越艰难。
萧菊芳跟随朱德辗转奔波中不幸染病,在四川泸州生下朱琦半年后便不幸染病,仅仅两年后不幸离开人世。
朱德为妻书写挽联云:
“举案齐眉,颇自诩人间佳偶;离尘一笑,料仍是天上仙姝”。
足见,在朱德的心中这位夫人的分量之重。
另外还为其写了七首《悼亡诗》,有这样的诗句读来颇让人动容:“每当觉察忧戎事,低语安心尚忆卿”;“从今不再题红叶,除却巫山不是云”;“从此泸江离别地,一流秋水逐波遥。”
也就是说,朱琦仅仅三岁多的时候,便失去了生母。
年轻的朱德
后来朱德与孙炳文的外甥女陈玉珍意气相融,结为夫妻后便承担了照顾朱琦的责任,陈玉珍与朱德没有生下子女,一直把朱琦当作亲生孩子来对待,朱琦后来也真把陈玉珍当作母亲来对待。
1920年,朱德受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五四运动的感召,意识到老一套的斗争方式无法拯救这个国家与民族,萌生了出国寻求救国之道的想法。
两年后因唐继尧纠结旧部打回了昆明,被迫流亡期间正式踏上了行程,从而踏上了真正的革命之路。
也是从这一时起,朱德十多年间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次,早年还能偶尔与家中通信,到大革命失败后几乎断了联系。
而作为红军领导人的家人,他们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生活得很是艰难。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年十八的朱琦,辞别了母亲陈玉珍,想要出蜀入陕去加入到父亲的部队,却在途中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来辗转去到了龙云的部队中。
比较幸运的是,朱琦朱德之子的身份并没有暴露,只是身处那样一个乱局中,吃苦受罪是无法避免的。
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的协议后,朱德去南京开会,无意间得知了这个消息,想要把儿子从龙云部队中给捞出来,自己却不好直接开口,便请周总理想办法。
周总理颇能理解朱老总的思子心切,亲自布置了下去,经过一番暗中活动后,于1938年秋将朱琦平安地送往了延安。
朱德在延安见到朱琦时,一时间都无法认出来,直到摸到朱琦右耳际的那条彼时细微、而今粗壮了些的“拴马柱”,才确认这就是他的儿子“保柱”,一时间激动得很。
而朱琦心心念念的父亲而今就在眼前,他整个人却局促得不知手脚该如何安放。
那些年里,朱琦从母亲陈玉珍那儿听到父亲当年的种种不凡,后来父亲回国闹革命,“朱毛红军”的大名,中华大地无人不知。
朱琦心中对于父亲非常倾慕,那是一个少年对大英雄的倾慕。
而当这个大英雄是父亲时,他的心间必有难言的自豪与骄傲,当然还有一种我以后也当如是的澎湃激情。
朱德并没有因为儿子这样就失望,反而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见到想象中的大人物时也是如此的。
一番贴心的叙谈过后,父子之间尽管多年不见,还是很快就亲近了。
在朱德的安排下,朱琦去到了中央党校中学习,并在此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之际本来是可以留在延安的,可当时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却毋庸置疑地将独子调去了战斗一线,而朱琦也觉得正该如此。
当时,一些同志觉得,朱老总就这一个儿子,还是留在后方为宜,可朱老总却毫不犹豫地表示:
“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搞特殊化,前线正在打仗,总指挥的儿子不上前线,谁上前线!”
近代历史中,国民党军相较于中共军队,在1948年以前那是无可置疑的巨无霸,可我军却屡屡能够以弱战强、以弱胜强,及至最后改写历史。
这除过民心所向、内部团结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党、我军的领导人,从来都不搞特殊化,“同志”两个字便代表了一切。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能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与身边人,上行下效之下自然大见其势。
朱德对儿子朱琦如此,后来毛主席对儿子毛岸英亦是如此,还有那许许多多的,为了革命而献身的红二代,他们不曾让父辈脸上蒙羞,却让父辈心中有愧。
作为人父,谁不希望儿子、女儿能够过得安定与幸福,可在这国家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那么多父母都把孩子送去了前线,他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如此呢?
朱琦本来离家就是要去父亲的部队参军,跟着父亲去打鬼子,而今父亲所要求正是自己当初所愿。
他欣然接受后收拾停当,马不停蹄地就奔赴去了抗日前线,成为了八路军中的一名普通战士。
除过部队高层知晓其身份外,其余官兵并不知晓与他们同吃同训练、同住同战斗的这个青年,原来是总司令的儿子。
1942年初,朱琦在战场上受伤后回到延安休养,与父亲短暂的生活在这一起,为此没沾上父亲的光不说,还屡屡被父亲教训。
有这样一件事,朱琦一直深深地记得。
一次,自己洗衣服时,没有肥皂就直接洗,被父亲曾经的部下潘开文看到,其当时在总务处任职,就随手给自己拿了两块,两个当事人都没有把这当回事。
可朱德却煞有介事地追究了起来,知晓了事情始末后,对儿子和潘开文一通毫不留情的训斥:
“以后绝对不能再拿公家的东西给朱琦用,我的儿子没这个权力!”
这事给朱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这之后无论自己再困难,也没有向父亲、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请求。
朱德的苛刻不独对朱琦,对于其他亲人皆一视同仁,其女朱敏对此认知更为深切,还曾差点为此丢掉性命。
1943年11月,朱琦于山西方县的一次战斗中再次负伤,这次伤得十分严重,尤其是左腿达到了甲等伤残,恢复后无法再正常行动,自然也无法再上战场,而这一年朱琦仅27岁,这种不便将伴随他一生。
哪怕就是如此,在回到延安养病以及此后的工作中,朱老总也没有给予儿子一点特殊的照顾。
一次,延安的文娱晚会上,朱琦跟随父亲一起观看,结束后军委同志知道他腿脚不便,就想要顺带着把他捎回去。
朱老总看到后很不高兴,当时只有中央领导或者特殊人员才可以搭公车,朱琦是没有这个资格的,冷着脸把朱琦从车上给叫了下来。
朱德回到住所时,发现朱琦竟然同时到达了,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哪怕他腿脚正常,也不可能有车子跑得快,更何况他左腿行动不便呢!
经过询问,得知是朱琦被自己赶下去后,警卫员不忍,就让他踩在车外的脚踏板上一同回来。
朱德这下更生气了,立马让人把朱琦叫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训斥:
“你要记住,这不是小事!脚踏板是给警卫员踩的,他们要是不随车,万一车里的首长出了问题,这责任你能承担得起吗?”
朱琦本来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而父亲在他心目中又是非比寻常的,如今遭遇这一通训斥,不觉就把头低得很下,明显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朱德看见儿子这样,看到他那条伤腿,不免又心疼了起来,语气平和了一些解释道:
“孩子,你要记住你是我朱德的儿子,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
朱琦重重点头,真正把父亲的教诲记下了,本来就很严格要求自己的他,这下更加苛刻地对待自己。
此后再也没做过让父亲不快的事情,身为后来的共和国副主席之子,始终如一个普通人般工作与生活,朱老总为此很是欣慰。
朱琦身体康复后留在延安,被安排去抗大七分校当了队列科科长,眼看年纪已然不小了,却还是光棍一个。
朱老总倒不甚多急,而陈玉珍这个继母却十分操心,屡屡写信来催促,朱老总遂向时任抗大七分校校长的彭绍辉提了一嘴。
在彭绍辉、顾玉玲(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队指导员)、贺龙等人的大力撮合下,与女生大队二队的赵力平走到了一起,于1946年3月23日正式结婚。
赵力平,1926年出生于河北定县的一个普通农家,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民,对于共产党很是感恩。
赵力平16岁之际来到延安,进入抗大七分校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为人踏实能干,颇得众人认可,朱德对这个儿媳很是满意。
新婚燕尔的两人,却也没有时间来度蜜月,在紧张的革命斗争中,他们奔波在晋绥、晋察冀等地区,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从事各项工作。
直到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一部分机构来到河北,而朱琦、赵力平也完成了阜平的工作后,这才得以与朱老总团聚,这也是赵力平第一次见到朱老总,同时也是他的公公。
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暂,不久后朱琦被调往石家庄铁路局工作。
朱德在临别之前,特意找来儿子,真挚而又诚恳地说道:
“当工人是好事!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此时,朱琦已经成为了我军中的一名团级干部,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
尽管去从事一个新的行业,可按理来说不需要从底层做起,经过一段时间适应是可以任事的,可朱老总还是如此要求,足见他对身边人的要求之严。
朱琦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去到石家庄铁路局后,果然虚心地下到底层。
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跟着老师傅干,先后当上司炉、副司机、司机,而朱德后来来天津视察时,还专门坐过儿子开的火车,对此很是得意与骄傲。
父子相会时,看到儿子这几年被磨炼得皮肤黝黑,不禁这样赞到:
“呵,没想到,今天坐上你开的车了!工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朱琦在火车上一干就干了快二十年,从未申请过有关待遇。
与他同期的许多同事,家世许多不如他的,职级待遇都要比他好很多,可朱琦却不以为意,仍一门心思做好本职工作。
妻子赵力平与丈夫一般,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从来不给组织添麻烦。
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先后生养了四子一女,让朱德这一支稀薄的血脉得以繁盛了不少。
十年混乱中,朱琦受到很大波及,身心受到了极大创伤,再加上本来积累下来的伤病,于1972年彻底病倒了。
无法再继续工作,只能在家休养,本来心情就颇为压抑,这下没了转移思虑的方式,病情只会愈发加重,仅仅两年下来就不行了。
1974年6月10日那天早上,赵力平照顾着朱琦吃罢早饭,看着丈夫状态还好,就如往常般去上班了。
这么多年,赵力平在工作上无可挑剔,从来没有无故缺勤、迟到或早退。
这天她上了几个小时后,突然莫名的心悸,整个人变得非常烦躁,实在无法静得下来,便告假回去了。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牵动吧,赵力平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无端的。
她回到家后看到,丈夫朱琦静静地躺在那儿,任她再喊再叫也没有回应,已经是没有了呼吸,紧急送往医院后,也是回天乏术。
丈夫的情况赵力平很清楚,知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却不曾想到来得这般快。
或许如此对他是个解脱,可自己一时间却无法接受,悲伤难受极了,却没有在人前哭,只是把泪水咽下去为丈夫妥善料理了后事。
朱琦离世的第一时间,赵力平就打电话到康克清处,婆媳二人经过一番商议后,决定暂时瞒着朱老总,待缓过一阵后,再找个合适时机说明真相。
让他能够好接受一些,不致情绪太过波动,以免出现不可预料、难以承受的意外。
不过,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十天后,朱德想起近来没给儿子打电话了,就让康克清给打过去,康克清知晓再也瞒不住了,只能向朱老总说明一切,于是就有了文初的那一幕幕催人泪下的画面。
朱琦的去世,给朱德元帅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不过全家还需要他这个顶梁柱,国家与人民更需要他撑着。
朱德强忍着这一切,尽量让心情平复下来,众人眼见于此心头都低了下来。
赵力平呆了几天后,又回了天津继续工作,有干部劝朱德,身边没有个年轻人照料不好,把儿媳调来北京工作,几个孙子、孙女也能常来看望,可朱德却没有同意。
在朱老总想来,赵力平作为自己的亲人,能够调来北京的话,这明显是动用了特权。
别人也有亲人在外地工作,也想在一起工作,就难免一碗水端不平,到时候就会出问题,是以坚持了一辈子的信念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朱老总经常对子女如此教诲:
“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如果一个革命的家庭连自己的后代都管不好,那怎么能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呢?”
这样说便这样做,作为他的后辈与亲人,从来没能从他这占到便宜,还经常遭受一些“不公”。
而这一切只因为他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需要以身作则带好头。
朱琦去世两年后,朱德元帅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于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党和国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葬礼,遗体火化后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朱德元帅在临终时,曾有这样的交代:
两万元存款全部交党费,所用的东西一律充公,不需要给孩子们留下任何财物。
另外,如果他的后代中有人做了违法的事,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绝不能法外开恩。
这便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之处,正是因为这样的大公无私与一心为民,才能被人民所真诚拥戴,进而建立起伟大的新中国,再带领四万万中国人民站起来并富起来。
毛主席曾赞朱德元帅是“人民的光荣”,这五个字便足以说明一切了!
-完-
编辑丨大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