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男性女性性别还包括：流动的性别 除了男性 女性

除了男性女性性别还包括：流动的性别 除了男性 女性在性学的思维方式中，倒错（invert）的观念意义重大。思考性倾向的这类方式，反映了一种二元的生物学模式。性倾向以“正常”与“异常”的二元对立被分类；婚姻中生殖性的异性性行为就是正常的，其他性行为就被建构为作为对立面的异常。大量的性经验被病态化。易装与跨生活的性别经验起初是被放进类似同性恋的框架内来理解的。同性恋以及性别多样性被视为出于生物学上的缺陷而对异性恋作低级效仿。同性恋和肛交在历史上通常被判定为非法的或是被建构成非自然的，但是性学令其得以医学化、病理化，同性恋和性别多样性在医学上均被视为异常。在前工业化的欧洲，对性行为的管控就像对道德行为的管控，被当作一种宗教的或精神的议题，并落入教会的职权范围。性学标志着人们对于性倾向的理解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框架，因为它成了科学探索的主题。整个19世纪，在社群中和法庭上，医生和科学家们成为有关性常态和性异常的举足轻重的教导者。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板湖社会福利社组织了“2014年中性人嘉年华”。图中两名中性人正在为游行做准备。

混淆性别多样化实践与同性恋非常常见，尤其是在西方文化中。

这种混淆部分地植根于这一事实，即性别与性倾向在许多社会都被视为紧密相关的。如果一位跨性别者选择从男性变成女性，但变性之后依然受女人吸引，以社会的眼光来看，这就不只是从男性变为女性，也是从“直的”变成了同性恋者—即便事实上她的性取向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另一个因素或许是，在20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性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于人类性倾向的研究，也为理解性别多样化者开启了新途径。

在前工业化的欧洲，对性行为的管控就像对道德行为的管控，被当作一种宗教的或精神的议题，并落入教会的职权范围。性学标志着人们对于性倾向的理解摆脱了宗教和道德的框架，因为它成了科学探索的主题。整个19世纪，在社群中和法庭上，医生和科学家们成为有关性常态和性异常的举足轻重的教导者。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1976）中主张，这一时期针对性倾向存在一种根据类型和身份认同，而非行动与行为的重新界定。

《性经验史》，[法]福柯著，姬旭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

性倾向成了“我们是谁”的一个重要面向，而不单是我们做了什么。

思考性倾向的这类方式，反映了一种二元的生物学模式。性倾向以“正常”与“异常”的二元对立被分类；婚姻中生殖性的异性性行为就是正常的，其他性行为就被建构为作为对立面的异常。大量的性经验被病态化。易装与跨生活的性别经验起初是被放进类似同性恋的框架内来理解的。同性恋以及性别多样性被视为出于生物学上的缺陷而对异性恋作低级效仿。同性恋和肛交在历史上通常被判定为非法的或是被建构成非自然的，但是性学令其得以医学化、病理化，同性恋和性别多样性在医学上均被视为异常。

在性学的思维方式中，倒错（invert）的观念意义重大。

人们相信，性倒错表明了性别特质的某种天生的颠倒：男性的倒错会对传统上女性的爱好和着装有好感，反之亦然。这种看法见于著名性学家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的七卷本著作《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1897—1928）中。据他所言，倒错表示“性本能因天生的体质异常转变为对同性的个体有冲动”。在相似的脉络下，性学家理查·冯·克拉夫–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2）于1898年将同性恋阐述为女性性倒错的结果，“男性的灵魂，在女性的胸怀下喘息”。早期性学将性别与性倾向视作内在相关的：男同性恋是有艺术天赋的、柔弱的；女同性恋也是有艺术天赋的、男子气的。

性倒错的概念很快就在社会上更为广泛地流行起来，并在文化表征之中清晰可见，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Hall，1880—1943）的《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1928）就是其中的典型。

1927年拉德克利夫·霍尔与“乔布里琪女士”乌娜·文森索在一起。霍尔最为人所知的是她的半自传体小说《寂寞之井》。其中描绘了性倒错这种19世纪对于跨性别和同性恋认同的合并。

小说讲述的是“倒错的”史蒂芬·戈登的故事：出生时被认定为女性的她渴望成为男孩，并在成长过程中变得更为雌雄同体，或曰中性气质，她还与一位名叫玛丽的女性发展出浪漫关系。就如小说所描述的，史蒂芬“憎恶她那有着强壮肩膀、小而紧实的胸脯和运动员般修长胁腹的身体。终其一生她都必须拖着这副身躯，就像在她的灵魂上强加了丑陋的桎梏”。霭理士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这是第一部以完全忠实且毫不妥协的形式，将性别生活中的某一独特面向呈现出它的本来面目的英文小说。”

我们可以从这部小说中看到性学在两个重要方面的影响：一是女同性恋者即为倒错者的观念；二是将性别与性倾向混为一谈的方式。

这一时期，性学研究与事关非异性恋（或性别多样化）经验的文化形式被认为是下流的，且可依《1857年淫秽出版物法案》进行告发。出版方面，《寂寞之井》在英国依法被禁，审判时法官陈述道：“无论如何，我毫不犹疑地宣称这是一部淫秽的诽谤之作，它会轻易腐化那些手握它的人，这本书的出版有伤风化……”

性别多样化的实践在这一时期并不受法律管控，但是性别多样性被纳入了福柯提出的对“非常规”（peculiar）的性的医学化之中。

即便易装的习俗和跨性别表达由来已久，医学研究直到1910年才创造出“transvestism”（变装癖）这一术语，迟至1950年才发明“transsexuality”（变性欲）。

著名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机器伴侣在性学研究所的一次聚会上被拍摄下来，右二为赫希菲尔德，留着八字须，戴眼镜。

《变装癖者》（Transvestites，1910）是性学研究者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Hirschfeld，1868—1935）的开创性研究，对变装的具体做法进行了分类。

在书中，他将变装定义为“穿着与其性器官所表明的性别明显不同的性别的外在装束的冲动”。霭理士也反对普遍存在的将对同性别的欲望与易装混为一谈的做法。

易装与跨性别生活经验已成为医疗干预的焦点，既包括诊断，也包括治疗。

正如前文所述，性别多样化或性别交叉（intersex）的个体在印度教文化和某些美洲原住民部落文化中，可以扮演某种独特的宗教角色。

古希腊神话也大量涉及雌雄同体、跨性别习俗和性别交叉；例如，阿芙洛狄忒——更常见的变体是被描绘为阿芙洛狄忒女神——的神像显示，他/她既有乳房也有阴茎。诸多当代资料足以表明，在祭祀阿芙洛狄忒期间，男人和女人会交换服饰和性别角色。

在宗教世界之外，戏剧中的易装史至少可上溯至古希腊时期，彼时男性演员同时饰演女人和男人的角色。日本的歌舞伎和元朝的中国戏曲都以易装为特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类似的情况也是真实存在的；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包括《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更是充分利用这一形式，让女性角色（一般由男性演员来扮演）穿着男性服饰—一种双重蒙骗。晚于莎士比亚一个世纪的16世纪初，上层男性穿戴精心装扮的服装、假发、化妆品和珠宝已是家常便饭。这般修饰并不意味着同性恋—如后来一般—而是代表财富和声望。

图为19世纪英国画家兼书籍插画师理查德·弗雷德里克·皮克斯吉尔的作品，描绘的是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中奥西诺公爵和他的爱人薇奥拉（假扮成男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男性演员扮演女性角色稀松平常，薇奥拉的易装又带出额外一层纠葛。

历史上也有一些事例是女人穿上男装，像男人一样生活，为的是接近那些不向女人开放的专属男性的职位或消遣。

众所周知（但可能是虚构）的事例之一，就是中国北方的花木兰，据说她女扮男装为的是帮助年迈的父亲逃避兵役。在英国，汉娜·斯内尔（Hannah Snell，1723—1792）以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之名加入皇家海军，并于1747—1750年参加了战斗。斯内尔因伤退伍，并获得军人抚恤金。在美国，爵士音乐家比利·蒂普顿（BillyTipton，1914—1989）去世后，人们才知道他的身体在生理上是女性。人们相信，蒂普顿在他成年生活的早期就已经决定，作为男人会拥有更多的机遇和成就。

社会内部给予这类实践的空间始终在变动。性史学家伊恩·麦考密克（Ian McCormick）已通过文献证实，18和19世纪间，被称为“molly house”（同性恋酒吧）的俱乐部为男扮女装提供了空间。20世纪20年代，几位有影响力的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包括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拉德克利夫·霍尔和格鲁克（Gluck，1895—1978）—打扮成雌雄同体的样子，穿着当时中产阶级男性的服饰：西装、衬衫、马甲和领带，还有拷花皮鞋。

20世纪30年代起，西欧地区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当时所谓“改变性别的”（sex change）手术得以实现，不仅跨性别生活和易装成为可能，生理上改造身体也有了可行性。

丹麦画家莉莉·埃尔伯（LiliElbe，1882—1931）是最先为公众所知的接受了变性手术（这是它现在的叫法）的跨性别女子，手术最初是在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的指导下于德国进行的。身体改造只是有关性别的具身化与认同之看法的更广泛变革的一部分。

随着20世纪60年代进行手术变得更加容易，“变性”（transsexual）这个词语被大众化，用以描述接受过手术的个体。这一时期，美国对于跨性别经验的研究有所发展。哈里·本杰明（Harry Benjamin，1885—1986）的《变性现象》（The Transsexual Phenomenon，1966），罗伯特·斯托勒（RobertStoller，1924—1991）的《性与性别》（Sex and Gender，1968），以及理查·格林（Richard Green，1936—）与约翰·莫尼（John Money，1921—2006）合著的《跨性与变性术》（Transsexualism and Sex Reassignment，1969），就是最众所周知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