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披麻戴孝的来历：契丹人的不孝子是要被分尸的
人死披麻戴孝的来历：契丹人的不孝子是要被分尸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教变文《二十四孝押座文》，是中国最早的“二十四孝”作品，作者为五代时期的圆鉴大师云辩。“二十四孝”的提法虽然是始于五代时期，但早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就出土了孝文化题材随葬品和附属孝文化文物。辽阳、鞍山一带发现了许多辽代画像石墓，其中在辽阳金厂发现三座、锦州大卧铺发现两座、鞍山汪家峪发现一座。这些墓中画像石的共同特征是都绘有生动逼真的“二十四孝”的故事。种种举措都是为了倡导教育人们增强尽孝观念，使得“孝”成为契丹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标准。当时已经在中原地区流传颇广的“二十四孝”图，很快就在辽境广为传播，并被契丹人所普遍接受，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人物有42人
在辽朝圣宗当政时期，不仅他自己以身作则，也不只是在契丹贵族间推广孝道，而且为了使得“孝”深入民心，他甚至动用了法律手段。
比如辽圣宗颁布了一道诏书在朝为官者若若将父母不带在身边，而由邻居举报后此官员必会以不孝之罪论处，而对于孝顺父母，而且三世同堂者朝廷则会对其家给予褒奖。
对父母不好的不予许举荐当进士，忤逆父母的和淫乱不轨者一样，要五马分尸，“五车辕杀之”（《辽史》卷20《兴宗纪》和卷61《刑法志》）
曹显征在“辽代的孝道教育”一文中指出，一般而言，社会伦理道德，只要依靠社会舆论或人们的自觉信念、习惯传统、示范教育即可得到正常维护。而辽朝统治者为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不得不动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孝悌”这一伦理道德，从而加大了“孝悌”行为教育的力度。
种种举措都是为了倡导教育人们增强尽孝观念，使得“孝”成为契丹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行为标准。
当时已经在中原地区流传颇广的“二十四孝”图，很快就在辽境广为传播，并被契丹人所普遍接受，而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有自己民族特点的“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人物有42人
辽阳、鞍山一带发现了许多辽代画像石墓，其中在辽阳金厂发现三座、锦州大卧铺发现两座、鞍山汪家峪发现一座。这些墓中画像石的共同特征是都绘有生动逼真的“二十四孝”的故事。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佛教变文《二十四孝押座文》，是中国最早的“二十四孝”作品，作者为五代时期的圆鉴大师云辩。“二十四孝”的提法虽然是始于五代时期，但早在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就出土了孝文化题材随葬品和附属孝文化文物。
孝文化题材首先兴起于孔孟之乡的鲁南、苏北地区，是儒家文化在当地深层植根和两汉厚葬风气相结合的真实反映。出土的与孝文化相关的除了墓志、碑刻等文字材料外，主要还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雕塑品、石线刻像等各种浅显易懂的图画形式。
雷虹霁在“历代孝子图像的文化意蕴”一文中指出，孝子事迹有久远的历史和传统。以《孝子传》为例，自西汉刘向始，几乎历代均有撰述，这些都是孝子的“正式版本”。在民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版本，即“民间版本”，这就是历代孝子图像。这些孝子图像是孝道思想在民间的反映，更是民间思想与信念的“活史”。
从汉代“孝子图像”发展到元代以后的“二十四孝”人物，其内容题材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据不完全统计曾列入各朝代二十四孝的就有42 人。“二十四孝”发展到宋辽时期，宋和辽都形成了各自的版本。宋朝的版本新出现了17人，辽朝的版本则新出现了6人。
换做契丹人打扮的汉人孝子
这些“二十四孝”的孝子虽然都是汉人，但从辽墓中出土的画像人物看，孝子们却不着汉服，而是都是一身契丹人装束，有的头戴毡帽，有的剃顶发，身着长袍、筒袖、长靴，与辽墓中其他内容画像中的人物相仿。
二十四孝砖
关于“二十四孝”人物，辽代新出现的人物有茅容、薛包、王裒(或王怖)、江革、朱寿昌、黄庭坚等6人。茅容、薛包、黄庭坚的画像仅见于辽墓。
茅容在辽代是常见孝子题材，不过后世并未收录。茅容是东汉人，有客人来访，饭时，茅容杀鸡，客人以为是给自己吃的，没想到，茅容杀鸡是做给母亲吃的。后人评论，“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孝子见得父母至尊无对。客虽显者。究有亲疏之别。故以鸡供母。自以草蔬与客共饭。”
薛包，《后汉书》有载：后母憎包，将其赶出家门，包号哭不走，遭殴杖。包仍行孝如旧，父母感动而接其回家。父母去世以后，其弟要求分析财产，各自生活，薛包劝止不了，便将家产平分，年老奴婢都归自己，他说，年老奴婢和我共事年久，你不能使唤。田园庐舍荒凉顿废的，分给自己，他说，这是我少年时代所经营整理的，心中系念不舍。衣服家具，他挑拣破旧的，说，这些是我平素穿着食用过的，比较适合我的身口。此题材也是流行于辽代 。
关于宋朝黄庭坚的“庭坚涤器”正是传统“二十四孝”的内容，就是从辽代开始流行开来的。
研究者认为，二十四孝的故事在辽朝时内容相同、人物形象不同，这方面是契丹族求同存异观念的真实体现。而人物、故事出现了差异，也是南北文化交融并蓄、重新整合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