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西汉廷尉张释之（张释之秉公执法）

赞美西汉廷尉张释之（张释之秉公执法）古往今来，执法的最大障碍大多来自外部阻力。因为当事人双方都希望执法者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为此不惜利用种种关系或手段施加影响，尤其是当权者更偏好干预司法。对于张释之来说，执法过程中也会遇到种种阻力，有时最大的阻力竟然来自最高领导人汉文帝。在帝制时代，皇帝掌握生杀予夺大权，违背他的意愿有极大风险，轻则免职丢官，重则杀头丧命。张释之遵从法律而不阿从圣意，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智慧，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从“法”字上看，一边是水，一边是去。水，就是一味公平，要一碗水端平；去，就是去私心杂念。唯有去私，才能维持“法”的公平。张释之之所以敢于排除外部阻力，就是追求司法公平，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如果他过多考虑个人得失，自然会刻意迎合讨好汉文帝。其次，张释之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他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事，依罪量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他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不

“文景之治”，是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所出现的第一个盛世。所谓盛世，亦称治世，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得到良好治理，亦即达到“善治”。从根本上说，“善治”的实现关键取决于依法治理。“文景之治”之所以出现，固然与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及相关法令得以有效执行。汉文帝时大臣张释之以严于守法、秉公执法而闻名，他与汉文帝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中可以窥见“治世”之一斑。

张释之早年与兄张仲一起生活，由于家财殷实，就捐钱做了骑郎，事奉汉文帝。作为低级侍卫官，他难以接近皇帝，也无法施展才能，十年内得不到升迁，默默无闻。张释之纠结不安，与人说：“长期做郎官，白白浪费哥哥钱财，心里不踏实。”为此，他萌生了辞职回家的想法。中郎将爰盎知道张释之能干，担心他离去，便推荐他做谒者（相当于皇帝的通信员）。担任此职可与皇帝接触，张释之见了汉文帝，开口就谈论国家大政方针。汉文帝笑道：“说些现实问题，不要高谈阔论，谈一些现在就可以实施的。”于是，张释之就谈起秦汉之际往事，畅谈秦朝何以灭亡、汉朝如何兴盛。这次丝丝入扣的长谈，打动了汉文帝，张释之当即被擢拔为谒者仆射（谒者的统领）。此后，张释之伴随汉文帝左右，以其卓越才识，赢得了汉文帝信任，官位不断上升。

西汉法学家张释之

在担任公车令时，张释之遇见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至皇宫外司马门不下车，径直入宫。张释之赶紧追上去，阻止太子、梁王直接进宫，并且上奏皇帝，弹劾他们在宫门外不下车犯下“不敬”的过错。薄太后闻知此事十分震惊，文帝只好摘下帽子向母亲致歉说：“都怪我管教儿子不严。”薄太后随即派使臣送去赦免诏书，太子、梁王才被允许入宫。张释之如此严厉执法，更让文帝刮目相看，既而任命他为中大夫，不久，又升任其为中郎将。随着了解深入，文帝发现张释之可堪大用，于是任命他为廷尉，主管朝廷司法工作。

一次，文帝出巡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让拉车舆的马受了惊。文帝于是命令侍卫抓到这个人，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讯问，那人说：“我是长安县乡下人，听说清道禁止人通行，就躲在桥下。过了好久，以为皇帝车队已经过去，就从桥下出来，眼看皇帝车队正在路过，立即跑了起来。”张释之报告处理结果，说那人违犯清道禁令，应处以罚金。文帝发怒说：“此人惊扰了我的马，幸好我的马温良柔和，换了别的马，还不把我摔伤了？而廷尉只处以罚金，岂不太轻！”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与天下人必须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规定如此，若要再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而在当时，皇上您立刻下令把他杀了也就罢了。既然把他交给廷尉，廷尉就得依法处理。廷尉，是维护天下公平的标杆，若有所偏失，天下执法者都会仿效，任意权衡轻重，老百姓岂不手足无措？愿陛下明察。”文帝沉思许久，对张释之说：“廷尉处理是对的。”

后来，有人偷了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被抓到了。文帝非常恼火，下令廷尉治罪。张释之按照偷盗宗庙服饰器物相关的法律定罪量刑，上奏皇帝，判处偷盗者死刑。文帝勃然大怒：“此人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竟敢偷盗先帝庙里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处理，是想要给他灭族，以儆效尤。没想到你只是按照法律规定处死偷盗者本人，这不符合我恭敬供奉宗庙的心意。”张释之脱下帽子，叩头谢罪说：“这样依法治罪已经足够了。况且罪名相同时，也要区分犯罪程度轻重差别。如今偷盗宗庙器物就处以灭族，万一有愚蠢的人挖了长陵（汉高祖刘邦的陵墓）一捧土，陛下将用什么刑律判决呢？”案子搁置许久，后来文帝与薄太后说起此事，经太后认可，才准许张释之的判决。透过上述故事，可见张释之执法或处事极为公正。所以，班固在《汉书·张释之传》中记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张释之因此成为古代执法者之典范，不仅在当时受到天下人的拥戴与称颂，而且赢得后世清官廉吏的效仿与尊崇。现在看来，张释之秉公执法依然可圈可点。

首先，张释之信守法律，尊崇法律。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任何时候都离不开法律。法之所以为法，主要是具有合法性与权威性；而其合法性与权威性，主要来自于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国人的信奉与遵守。如果法律不被信奉与遵守，就可能变成一纸空文，难以发挥应有的效力。张释之认为，法律应该为天下人共同遵守，皇帝也不能例外。正是出于对法律的绝对尊崇，使他习惯于凡事都从法律角度观察与思考。司马迁称赞他：“守法不恶意。”说明他只看重法律，而不是花心思揣摩、迎合领导（文帝）的意图。如果领导执意与法律发生冲突，他就坚持从法理上进行解释，力争说服领导。

其次，张释之依法办事，公正执法。他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事，依罪量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他能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任何人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不欺软怕硬。不因为太子是未来皇帝，就容许他违规失礼，该制止的坚决制止，并果断上奏弹劾；不因为乡人是弱势群体，就对他的偶然过失处以重刑，哪怕违背皇帝意愿，也要依法作出裁判；不因为一个人偷盗皇家宗庙的器物，就从严诛灭其家族，治罪止于罪犯本人，即便皇帝有灭族的意图，也要依法维护无辜者的权益。正因如此，司马迁认为张释之十分接近《尚书·洪范》所描述的王道境界：“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

古往今来，执法的最大障碍大多来自外部阻力。因为当事人双方都希望执法者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决，为此不惜利用种种关系或手段施加影响，尤其是当权者更偏好干预司法。对于张释之来说，执法过程中也会遇到种种阻力，有时最大的阻力竟然来自最高领导人汉文帝。在帝制时代，皇帝掌握生杀予夺大权，违背他的意愿有极大风险，轻则免职丢官，重则杀头丧命。张释之遵从法律而不阿从圣意，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智慧，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从“法”字上看，一边是水，一边是去。水，就是一味公平，要一碗水端平；去，就是去私心杂念。唯有去私，才能维持“法”的公平。张释之之所以敢于排除外部阻力，就是追求司法公平，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如果他过多考虑个人得失，自然会刻意迎合讨好汉文帝。

在称道张释之的同时，我们也要为汉文帝“点赞”。作为最高统治者，他能够虚心纳谏，接受张释之的合理解释，使司法得以维持公正，是极为明智的。假如他妄自尊大，自以为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会否定张释之的判决，甚至罢免或处决张释之，那样不可能成就张释之秉公执法的美名，更不能缔造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文景之治”。遗憾的是，像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在历史上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偏听偏信的昏君庸主，他们喜欢阿谀奉承、曲意枉法的奸佞，而不喜欢刚正不阿、敢于直谏的贤能。所以，除了“治世”之外，古代社会更多时候是处于朝政腐败、司法不公的灰暗状态；一旦内部动荡或外敌入侵，王朝便不免土崩瓦解。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缺乏有效的机制监督约束君主，很难保证君主始终正确行使权力，这样，大臣的刚正不阿、敢于直谏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可贵。在“伴君如伴虎”的境况下，张释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不过，他心里明白，明君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文帝去世，景帝即位之后，张释之感到惶恐，称病在家，想辞职离去，又担心招致杀身之祸；想向景帝当面谢罪，又不知如何办才好。经过长者王生指点，他终于面见景帝并谢罪，景帝也没有责怪他。但是，张释之在景帝朝继任廷尉仅一年多，就被贬谪为淮南王相，原因还是景帝对做太子时被张释之阻挡弹劾的往事难以释怀。看来，景帝还不够宽宏大量，较之文帝还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