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塑料污染治理（同心桥快递）
济南塑料污染治理（同心桥快递）近年来，“微塑料”这个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顾名思义，与看得见、摸得着的“白色污染”相比，微塑料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滤不掉，不光充斥在整个地球环境中，并且正在通过食物链回到人体。你听说过“微塑料”吗？我们该如何防范塑料污染带来的健康隐患？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中的塑料污染治理面临哪些挑战？塑料替代材料的发展面临哪些难题？不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委员和专家们的好声音。省政协今年首场民生协商论坛现场。微塑料带来健康隐忧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詹程开 文/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塑料制品随处可见。
快递、外卖的包装，奶茶的吸管……当我们在享受塑料便利的同时，也承受着塑料污染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
日前，省政协举行了今年首场民生协商论坛，围绕“推进塑料污染综合治理”协商议政。
我们该如何防范塑料污染带来的健康隐患？快递、外卖等新业态中的塑料污染治理面临哪些挑战？塑料替代材料的发展面临哪些难题？不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委员和专家们的好声音。
省政协今年首场民生协商论坛现场。
微塑料带来健康隐忧
你听说过“微塑料”吗？
近年来，“微塑料”这个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顾名思义，与看得见、摸得着的“白色污染”相比，微塑料看不见、摸不着，甚至滤不掉，不光充斥在整个地球环境中，并且正在通过食物链回到人体。
省政协委员、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教授张英说：“人虽然不吃塑料，但是塑料开始吃人了。”
据了解，自然界中的微塑料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塑料制品在自然条件下风化而成；二是在日化用品中添加的塑料微球，主要用作摩擦剂。
人体摄入微塑料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个是食物本身被微塑料污染，另一个是塑料用具在使用过程中释放出塑料微粒。
有研究表明，微塑料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已广泛存在。“毫米级微塑料的可以通过食物进入消化道；微米级的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分布到心、肾、甚至胎盘中；纳米级的则可透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导致脑损伤和行为障碍。”
张英认为，防范微塑料的健康隐患刻不容缓，需要全社会形成共识。对工业企业而言，要响应国家号召，尽一切可能用可降解生物质材料替代塑料包材和器具，对普通民众而言，要尽可能少用或不用不可降解的塑料制品，尤其是一次性塑料产品。
推进全链条闭环管理
如今，在追求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外卖、快递已经逐渐成为都市人餐饮消费的新习惯，但大家都知道，外卖、快递以一次性消费为主，包装简单，大量塑料等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低，而浙江作为电商大省，全省快递、外卖包装废弃物增量占生活垃圾增量的90%以上，产生的塑料垃圾治理迫在眉睫。
省政协委员、农工党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田野认为，绿色包装供给不足、可降解塑料包装的成本远高于不可降解塑料包装，且电商垃圾特别是塑料垃圾回收难等因素造成电商塑料垃圾成为了城市垃圾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省政协委员、杭州医学院副院长陆绍红在调研中发现，外卖作为新业态行业，对于产生的塑料垃圾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被剩菜剩饭、油脂污染的外卖餐盒连同塑料袋，无论质量好坏，都难以回收，只能和其他垃圾混杂在一起处理，严重加剧了环境负担。”
那么，快递、外卖等新业态带来的塑料污染问题要如何解决呢？
“应该充分依托现有的生活垃圾回收网络、再生资源回收网络，科学合理设置快递包装回收网点和回收容器，在校园驿站、社区驿站、办公楼等重点场所设置回收箱，集中回收快递包装废弃物。并且鼓励快递企业与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开展合作，开展‘快递 回收’定向合作，探索建立包装生产、使用和消费等多方协同的回收再利用体系。”田野说。
陆绍红认为，应该尽早制定浙江省绿色包装促进条例，明确各部门的权责划分和具体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完善的监督检查制度、回收制度、督导制度、部门协调机制和问责制度，加强审批、生产、销售、监控、执法等各个环节监管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同时，还要压实主体责任，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目前外卖行业的现状是：店家只管做、平台只管卖、小哥只管送、订餐者吃完就往垃圾桶里扔，最后外卖垃圾就成了社会的负担。要从根本上解决外卖垃圾问题，就要让相应的责任主体切实担负起处理外卖垃圾的责任，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共同治理外卖垃圾。”陆绍红说。
鼓励替代材料的研发生产
这次民生协商论坛，继续采用现场与远程互动、线上与线下同步的方式，除在省政协机关设主会场之外，还在桐庐县、义乌市设分会场，政协委员、有关专家、界别群众代表踊跃建言。
在前期的调研过程中，义乌市一些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对“塑料污染综合治理”有不少想法和建议。
义乌市双童日用品有限公司一直专业从事一次性吸管的生产制造和销售，是吸管行业标准、国家标准、ISO国际标准编制起草单位。论坛现场连线了公司总经理李二桥，听取他关于推进可降解吸管行业发展的建议。
李二桥介绍，吸管国内产业规模约4万吨每年，460亿支（不含食品及药品配套吸管），目前浙江吸管产业约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规上企业都已经普遍转产环保可降解产品，积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
“目前市场上塑料吸管的替代产品主要是聚乳酸（PLA）和纸质吸管，但随着限塑令的推动，产品需求量加大，导致上游原材料出现紧缺，价格出现了非常大的涨幅，也直接带动了下游产品的涨价，经销商出于成本考虑，目前大多持观望态度，对替代产品的推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李二桥说。
为此，李二桥建议，加大对上游原材料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匹配市场需求，以降低成本，让新型环保材料的价格更加亲民，便于市场化推广；还要从塑料替代产品的标准、标识、检验规范等方面同步推动，让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监管者有一个统一辨识和判定的尺度，以利于环保产品的可持续发展。
省政协委员、浙江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旭认为，应该加大对新型高分材料、制品以及塑料回收利用等行业的政策保障和关键瓶颈技术开发的支持力度；由相关行业组织、学术团体牵头，制定浙江省的生物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地方标准；依托相应省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等平台，加大我省在生物可降解高分材料领域研发、检测、认证等条件建设。
那么，我省在培育替代产业、加大可降解材料供应能力等方面做了哪些工作？省经信厅的相关负责人也在现场作了回应。
针对全省可降解材料基础产能不足问题，省经信厅会同省财政厅将可降解材料项目列入省级生产制造方式示范项目，引导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可降解材料项目的建设。截至目前，全省在建可降解材料产能18万吨，按目前推进速度，预计到今年6月底，全省可降解材料产能可达到8万吨，到今年12月底，可达到2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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