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茵场上的文化碰撞和融合（绿茵场上的文化碰撞和融合）

绿茵场上的文化碰撞和融合（绿茵场上的文化碰撞和融合）对迪玛来说，前腰就是她最擅长的位置，“要完成起承转合，就要了解每位队友踢球的特点和方法。”这与她踢球的初衷不谋而合，“很多人踢球是为了健康、为了保持好身材，但我踢球主要是为了社交，感受团队运动的魅力，认识更多朋友”。基于对足球的关心将球队拧成了一股绳，杨瑞发现，在这儿踢球少了些“例行公事”的色彩，更像全情投入的聚会，“球队分男队、女队，且按级别会分成不同梯队，每次有重要比赛，无论寒风酷暑，大家都会主动观战助威。”他记得，有位来自意大利的队友，在奥体中心附近工作，下班也会骑十几公里的自行车来看比赛。杨瑞意识到，想融入团队，建立信任，光靠球场上的交流还不够，“一开始，大家不知道我最合适的位置在哪儿，除了守门员，我什么位置都踢过”。他开始主动和队员聊天，参加赛后活动，慢慢发现，了解和信任建立后，反而帮自己在球场上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我来中国，家人都很骄傲，因为我们这批留学生能作为两国文化的沟通

“西语帮”足球队部分队员合影。凯撒供图

如果用耳朵能听到一座城市，“儿化音”就是北京的声音。可沿着亮马河延伸至东五环，一片藏在城市寂静处的足球场上，西班牙语、英语、法语、葡萄牙语更加喧嚣，偶有“儿化音”出现，循声找到的人极有可能来自哥斯达黎加。

在北京生活了15年，穆雷不仅学会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还抓住了这座城市独有的腔调，“那个小孩儿，78号，16岁；这个小孩儿，7号，嘿，14岁；前方的小孩儿，60号，16岁。”作为“西语帮”足球队的教练，他站在球场边，抻着脖子，舞着手臂强调球队的生命力，“我跟他们差不多大那会儿，就来踢球，现在35岁了，一把年纪了”。他用手扶腰，驼了驼背，笑着扬起一边眉。

2007年，中国与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不到20岁的穆雷作为公派留学生来到北京。此后，语言天赋和丰富的肢体表现力让他频频出现在各类电视和新媒体节目中，越来越多人记住了这位来自拉丁美洲的“中国通”，也记住了他是一名足球教练。

“我来中国，家人都很骄傲，因为我们这批留学生能作为两国文化的沟通和传播者。”穆雷从小踢球，足球就是他最擅长的沟通方式。他曾对媒体表示，大学毕业后，他就参与创立足球赛事公司，组织业余足球比赛，一开始，参赛的人以在北京的外国人为主，后来，大家主动邀请更多中国人加入，“想通过足球去打破‘外国人只和外国人玩’，不主动接触中国文化的怪圈”。

杨瑞就是受邀者之一。他曾供职于一家体育媒体，一次录制美洲杯节目的契机，他认识了穆雷，踢球的爱好让他们迅速产生默契。很快，他被邀请加入球队“西语帮”，尽管他当时“一句西班牙语都不会”，“队里很多球员来自南美洲，大部分人都说西班牙语，但语言和足球水平都没有成为真正的门槛，只要喜欢足球，这里就能包容你”。

当队友和对手都变成了外国人，杨瑞首先要适应的不是语言，而是比赛节奏。一开始，提速的攻防转换和大家表现出的专注度，让他有些挣扎，“怕失误，怕把球传丢”。穆雷和队友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情绪，并在复盘时告诉他：“不要害怕失误，队友都会给你帮助，重要的是球员在场上要作决策。结果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大家宁可看到一个坏的决策，也不希望花90分钟在场上啥都不做。”

基于对足球的关心将球队拧成了一股绳，杨瑞发现，在这儿踢球少了些“例行公事”的色彩，更像全情投入的聚会，“球队分男队、女队，且按级别会分成不同梯队，每次有重要比赛，无论寒风酷暑，大家都会主动观战助威。”他记得，有位来自意大利的队友，在奥体中心附近工作，下班也会骑十几公里的自行车来看比赛。杨瑞意识到，想融入团队，建立信任，光靠球场上的交流还不够，“一开始，大家不知道我最合适的位置在哪儿，除了守门员，我什么位置都踢过”。他开始主动和队员聊天，参加赛后活动，慢慢发现，了解和信任建立后，反而帮自己在球场上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

对迪玛来说，前腰就是她最擅长的位置，“要完成起承转合，就要了解每位队友踢球的特点和方法。”这与她踢球的初衷不谋而合，“很多人踢球是为了健康、为了保持好身材，但我踢球主要是为了社交，感受团队运动的魅力，认识更多朋友”。

两年前，在朋友的邀请下，迪玛加入“西语帮”女子足球队，当时她从沙特阿拉伯来到北京已经有8年，“我高中毕业后，很想去其他国家看看，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且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就希望来这里学习”。在中国拿到硕士学位后，迪玛进入互联网公司，性格外向的她能很快融入不同的环境，但一直没有固定的朋友圈，直到重返绿茵场。

“我接触足球主要是受家庭影响，我爸爸、弟弟都很喜欢足球，从小我就跟他们一起踢球、看球。”迪玛8岁时曾加入过一支儿童球队，但踢了一年后，举家迁往其他城市，她再也没找到踢球的机会。因此，重新触碰足球时，她用加倍的耐心去呵护，“我们队伍看重的不是一时输赢，而是队员间的关系和未来一起持续努力的方向”。共同的价值观让她选择留在“西语帮”，放弃了去其他球队的机会，“不只是踢球，我们做很多事情都会在一起，相互支撑，我在北京有了一群说着不同语言的家人。”

“实际上，最初建立‘西语帮’是有语言门槛的。”穆雷记得，他从2007年开始在北京参加足球赛，当时来自拉丁美洲的球员屈指可数，为了比赛，他在一支俄罗斯球队踢了6年，还在一支日本球队踢了两年，“全队都是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只有我一个哥斯达黎加人。”自那时起，他就想组建一支足球风格高度统一的球队，“以拉丁美洲人为主，第一个要求就是会说西班牙语”。

2015年前后，穆雷发现，拉丁美洲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明显增加，“找球员变得特别简单”，很快，球队有了雏形，短短四五年间已在云集国外民间球队的CIFL（中国国际足球联赛——记者注）中名列前茅。可2020年疫情突至，体育赛事停摆，等绿茵场再次开放时，球队已流失了近50%的球员，向更多人开放成为必然。

来自厄瓜多尔的凯撒和哥哥威廉见证了“西语帮”的变化。“大概四五年前，我从哥哥的朋友那儿知道了北京有一个足球俱乐部，很多队员都来自拉丁美洲，我们有一样的文化，一样的语言，还一样喜欢足球，对我来说，这是最美丽的意外。”凯撒目前在北京上大学，像很多拉丁美洲的孩子一样，他和哥哥从小在足球氛围的浸润中成长，因此，刚到中国时，最困扰他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厄瓜多尔的联赛”。

“西语帮有很多队员比我到中国的时间更长，他们帮助我更快地适应了在中国的生活，熟悉了这里的文化。”凯撒表示，或许是拉丁美洲人“藏不住”的热情和对足球由衷的热爱，“西语帮”的公开训练总能吸引很多人，“中国人、意大利人、说葡萄牙语的人，慢慢地，只要喜欢足球就可以成为我们的一员。”而俱乐部的项目也在延伸，篮球、棒球相继建队，“大家一起运动，一起欢聚，像一个家庭一样，虽然语言不同，但我们都努力学习对方的文化，非常包容。”

但不同文化的碰撞势必会带来竞技成绩的跌宕。穆雷承认，当前球队的成绩不及从前，可看着统一黄色队服的背面，国旗越来越多样，他认定，包容和尊重变得空前重要。他时常回想起原来效力于其他球队时，完全陌生的语境中，自己坐在角落里无法融入的孤独，“不想让大家在我们球队中也有同样的体验”。

在迪玛看来，不同文化本身就要经历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她发现，很多外国人在中国踢球时常常会被足球术语困扰，有时候遇到裁判是中国人，场上偶尔会出现裁判判罚，球员要找‘外援’翻译的情况，“我刚开始踢球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后来我跟一支叫‘逐梦’的中国女子足球队踢球，慢慢学习了很多中文的足球词汇，比如最关键的‘角球’‘点球’等，这就是一种收获”。

而在一次次传接配合中，杨瑞也从队友身上了解了各行各业的外国朋友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有人在大使馆工作，有人是厨师，有人卖翡翠，这就像一个小社会”。

15年间，穆雷也不停变换着自己的身份，但关于足球的“人设”一直没变。他在场边不停切换着西班牙语、英语和中文，时而和熟人打招呼，时而忍不住对着场内嚷嚷战术，即便有时场上进行的不是他执教的比赛。“你看那个小孩儿，我从他上幼儿园就教他踢球了，还有那个7号，4岁就跟我们在球场玩儿了。但这个球场上也有一些人，我从19岁就认识了，我们还跟着球队一起成长。”

本报北京10月17日电

责任编辑：曹竞 张蕾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