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天象占卜书（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

古代天象占卜书（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以上几种写本都是各图书馆的珍藏，一般只能照相复制，价钱不菲，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藏本明确写明“禁复写”。这册《百忌历》据书后题名，是日本阴阳道家族安倍家人抄于正德二年④即公元1712年，后归宫内省图书寮。安倍家一直保存着许多传自唐代的占卜秘籍，从这一点来看，本册《百忌历》抄自唐代写本的可能性也很大。关于这册《百忌历》的传承，倒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唐萨守真撰《天地瑞祥志》二十卷，与《天文要录》一样，不见于中国古代官私目录，但在前述《三代实录》中有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则记为“《天地瑞祥志》二十”。此书在日本现在只有尊经阁文库藏的一个残抄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即抄自尊经阁本。笔者看到的就是京大人文研的本子。这个残抄本仅存九卷，即卷一、七、十二、十四、十六至二十。《天地瑞祥志》是将天文、地象、人事的祥瑞按项目分别整理的类书，所存卷一是“条例目录”、卷七是“星象”、卷十二是“风

占卜书是研究占卜术、占卜思想和占卜行为的重要依据。但是唐代以前（包括唐代）的占卜书很少流传下来。笔者在整理敦煌占卜文书的间隙，恰好有个机会去日本访问，就顺便调查了一下日本保存的唐代占卜典籍，发现有一些为国内所不存，因此想有必要将其中的重要典籍介绍给国内读者。

日本保存的最重要的占卜典籍是《大唐阴阳书》①。按《阴阳书》在唐初很流行，唐太宗曾“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旧唐书·吕才传》）。但是由于《阴阳书》内容太庞杂，逐渐不符合日益发展的占卜术的需要，到唐后期就分化成各种不同的占卜书了。《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吕才撰《阴阳书》五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五十三卷）和王粲撰《阴阳书》三十卷到宋代就只剩下“吕才《阴阳书》一卷”，到现在，除敦煌文书中有《阴阳书》残卷一件、以及《玉函山房辑佚丛书》收有从史籍中搜集的七、八条记载外，其他已经荡然无存。

但是唐代编纂的《阴阳书》最迟在天平十八年（746）已经传到日本。宽平年间（889-897）根据当时实有图书编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明确记有“《大唐阴阳书》五十一卷、《新撰阴阳书》五十、吕才撰”。这其中的《大唐阴阳书》保存到现在有七个本子，分别藏在静嘉堂文库、天理图书馆内吉田文库、京都大学图书馆、东北大学图书馆、国立天文台、国立公文书馆（旧内阁文库），以及茨城县的六地藏寺。根据日本学者研究，这些本子都不是唐代写本，并都源自嘉祥元年（848）历博士春日真野麻吕的一个抄本；也都不是全本，而只存有卷三十二和三十三。这可能是因为卷三十二和三十三与历法关系最深，后来又被采入到日本的“阴阳道”中，所以被“阴阳道”家族秘藏从而得以保存下来的缘故。笔者在日本公文书馆看到了内阁文库本、在东京大学日本史料编纂所看到了一个不属上述七个本子的《大唐阴阳书》的复制本。这二个本子基本一样，只是内阁文库本仅存卷三十二。拿日本保存的《大唐阴阳书》与敦煌《阴阳书》残卷以及《玉函山房辑佚丛书》所收《阴阳书》的佚文比较，从形式到内容都很接近（有些文字几乎完全一样），可证现存日本的《大唐阴阳书》确是抄自唐代的《阴阳书》。它们是研究唐代《阴阳书》的重要资料。

唐李凤撰《天文要录》五十卷，在《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没有记载，但却屡见于日本古代史籍。最早的记录是《三代实录》卷二九清和天皇贞观十八年（876）七月条，然后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明确记有“《天文要录》五十”。日本现存的《天文要录》大约是十七世纪的抄本，虽有二、三个本子，但都源自尊经阁本。笔者看到的本子是东京大学日本史料编纂所藏的抄本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的抄本。二个本子都不是完本，后者存有二十五卷。《天文要录》卷一有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李凤的序，五十卷的内容主要是日月占和星占，书中引用了唐和唐以前的天文、星占、五行、历书等共计六十种。但是此书也有可疑处，比如李凤所书官衔“河南左中三公郎将”就不似唐官；引书中的“《唐顺历》二卷，李达撰”之类也很可疑。尽管如此，《天文要录》自九世纪起就传承有绪，其中还保存了许多中国已经失传的占候书，因此是一部重要的唐代占卜典籍。

唐萨守真撰《天地瑞祥志》二十卷，与《天文要录》一样，不见于中国古代官私目录，但在前述《三代实录》中有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则记为“《天地瑞祥志》二十”。此书在日本现在只有尊经阁文库藏的一个残抄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即抄自尊经阁本。笔者看到的就是京大人文研的本子。这个残抄本仅存九卷，即卷一、七、十二、十四、十六至二十。《天地瑞祥志》是将天文、地象、人事的祥瑞按项目分别整理的类书，所存卷一是“条例目录”、卷七是“星象”、卷十二是“风”、十四是“音声、童谣、妖言”等、十六是“月令”等、十七是“宅舍”等、十八是“禽”、十九是“兽”、二十是“祭”。卷一有萨守真上的启，署名是“大（太）史臣萨守真”、署日是“麟德三年（666）四月日”。《天地瑞样志》也引用了许多佚书。这些佚书不仅对研究唐代祥瑞思想有用，其中引用的唐代令文对近年进行的《唐令》复原工作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册《百忌历》。按《百忌历》在晚唐五代非常流行。《十国春秋》卷一0二《荆南四·李载仁传》②记李载仁信宜忌，“与妻阎异室而处，一日阎忽叩阁至，载仁亟取《百忌历》视之，大惊曰：今夜河魁在房，那可就宿？”是夫妻同房都要查查《百忌历》。又，洪迈在《容斋续笔》卷四③中写道：“唐吕才作《广济阴阳百忌历》，世多用之”，则到宋代，《百忌历》依然流行。查《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吕才“《广济阴阳百忌历》一卷” 《宋史·艺文志》记有“吕才《广济百忌历》二卷”。这些当时流行并著录在史志中的《百忌历》，基本上已经佚失了，以至我们不知道《百忌历》是一种什么样的书。

日本藏的这册《百忌历》，在正文第一行写有“新雕阴阳广济百忌历”字样，这让我很兴奋。我想这应该就是吕才编的、著录在史志上的《广济阴阳百忌历》。细查这本《百忌历》的内容，有很多与敦煌占卜文书的内容很近似。比如《百忌历》中有用朱雀、白虎、青龙、玄武的头、足、胁来占婚嫁、丧葬、移徙等的内容，而S.2729V文书也有“推四神头胁足日嫁娶、生子法”；《百忌历》中有“推九宫鬼煞临人运命方所”，提到的九宫是“一吉、二宜、三生、四煞、五鬼、六害、七伤、八难、九厄”，这与S.5553“推三元九宫行年法”文书中的九宫和宜忌完全一样；《百忌历》中有“占鸦？鸣经”，提到“若是一百步内即占之，若一百步外不用占之”，而P·3479“乌占习要事法”文书最后也写有“若乌鸣在百步内即占，百步外不占”。这些相似起码说明了二个问题。第一，这册《百忌历》应当抄自唐代写本，极有可能所抄即为吕才编的《广济阴阳百忌历》。第二，由此推论，敦煌占卜文书中有相似内容又没有书名的文书，极有可能是《百忌历》的一部分。

这册《百忌历》据书后题名，是日本阴阳道家族安倍家人抄于正德二年④即公元1712年，后归宫内省图书寮。安倍家一直保存着许多传自唐代的占卜秘籍，从这一点来看，本册《百忌历》抄自唐代写本的可能性也很大。关于这册《百忌历》的传承，倒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以上几种写本都是各图书馆的珍藏，一般只能照相复制，价钱不菲，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藏本明确写明“禁复写”。

此外还有一种《卜筮书》。据《中华读书报》2000年11月8日严绍璗先生《在金泽文库访“国宝”》一文介绍，金泽文库存有一件“八九世纪时代的《卜筮书》一种”。这件《卜筮书》我没有见到，可能就是罗振玉当年影印公布的《卜筮书》残写本，现在收人《罗雪堂先生全集》。据罗振玉研究，此件仅存“卷第廿三”的《卜筮书》避唐讳，背面又有“元庆五年比丘慧稠书授菩萨戒仪”，而元庆五年相当于唐乾符四年（877)，故此件写本是传到日本的唐写本。前述严先生文也认为是唐写本，不同意“长泽规矩也先生判定为日本平安时代写本”的说法。但是，此件《卜筮书》第一其名即“卜筮书”不似唐人占卜书名，第二其中的一些错字若是唐人绝不会写错，比如干支中的“庚”字全部写成“康”字等，因此很有可能是日本写本。不过其底本应是唐人写本，所以对研究唐代占卜典籍来说，这也是一件难得的重要资料。

回想漫步东京新宿街头，支起的卦摊上的招牌全是汉字：“易占、手相、人相、气学、姓名判断”。韩国已经不用汉字了，但我在汉城热闹处卦摊的一大排韩文之上，也仍然能看到赫然二个大大的汉字：“神占”！中国古代的占卜术对日本、韩国的占卜术有着重要影响，但研究中国古代的占卜术，还要从日本从朝鲜半岛寻找资料，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国际交流吧。

注释：

①以下三种书即《大唐阴阳书》、《天文要录》、《天地瑞祥志》的介绍，参考了中村璋八《日本阴阳道书研究（增补版）》，汲古书院，2000年第三版。

②中华书局标点本。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④但此处有些疑问，即题名写正德二年是“壬戌”，但查年表，应当是“壬辰”。

点滴拍卖天天上新、3万多古籍、高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