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长城的对比（浅谈秦汉与明长城的几点差异及成因）
秦汉长城的对比（浅谈秦汉与明长城的几点差异及成因）汉武帝刘彻一改汉初高祖刘邦白登山之围后被迫与匈奴和亲的策略，实施了主动的战略进攻，在秦始皇时期的基础上，把大一统的局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使汉长城比秦长城有了更长的拓展。秦汉历史紧密相连，又面临着共同的边防形势，因而汉长城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虽然它们因为修建结构与自然的原因，大多已经在岁月长河中坍塌堙没，但是多年的考古工作还是在这些沉睡的历史遗迹及史料基础上，还原给后人清晰而明白的长城原貌。作为中华民族智慧与精神象征的长城，能够历经两千多年而巍然屹立，源于她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更与长城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变革下的不同特征息息相关。1、秦汉长城与明长城的布局不同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里记载说，秦始皇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15年，“蒙恬将30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爬过了许多山，也趟过了许多河，没有一个地方能比站在长城上更能让人心潮澎湃。极目远眺，你的身心里涌动着的不仅仅是那个关于好汉梦的实现，更多的是那种基于对两千多年历史的回望而生发出的感慨。
它像一面永不褪色的画卷，生动地展示着自身发展的历程，深情地诉说着一个民族开拓路上的艰辛。
回溯历史，二千多年来的历朝历代，大多都修建过长城，而唯有秦汉与明朝时期，关于长城的修建最能震撼人心，引人深思。
那么，秦汉时期的长城与明朝的长城具有怎样不同的特征？造成秦汉与明朝长城不同特征的原因又是什么？这种不同特征的背后，给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带来的又是怎样的影响？
一、秦汉与明朝时期长城特征的几点差异作为中华民族智慧与精神象征的长城，能够历经两千多年而巍然屹立，源于她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更与长城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变革下的不同特征息息相关。
1、秦汉长城与明长城的布局不同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里记载说，秦始皇三十二年、即公元前215年，“蒙恬将30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秦汉历史紧密相连，又面临着共同的边防形势，因而汉长城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虽然它们因为修建结构与自然的原因，大多已经在岁月长河中坍塌堙没，但是多年的考古工作还是在这些沉睡的历史遗迹及史料基础上，还原给后人清晰而明白的长城原貌。
- 首先，秦汉长城，尤其是汉长城总体长度更长，其布局呈现出犬牙交错、偶有间隙的特征。
汉武帝刘彻一改汉初高祖刘邦白登山之围后被迫与匈奴和亲的策略，实施了主动的战略进攻，在秦始皇时期的基础上，把大一统的局面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同时，使汉长城比秦长城有了更长的拓展。
向西，汉长城突破临洮，穿过浩瀚无垠的戈壁沙漠，直延伸至新疆腹地；向东，则横亘于无垠的草原上，并翻越崇山峻岭，直抵辽东地区的乐浪郡，也就是现今朝鲜的平壤南；再加上河套地区北部内外多重的布局，绵延长达1万多公里。
但是总体而来，秦汉长城的布局呈现出独有的特色，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人们关于长城连绵不断的认识，而是自西向东，在总体起伏连贯的基础上，依地势而在不同地区保留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间隙。
这种犬牙交错、偶有间隙的特征，在西北一带的分布最为明显。其原因是这些地方可以依据自然的山川湖泽为屏障，无须构筑专门的人工城防，即可做到对塞北匈奴的阻挡。如令居塞、媪围塞、张掖南塞和敦煌南塞，这些地方都有高大的山体可以作为直接的拱卫，酒泉塞则有哈拉湖的保护。
有自然屏障的地方不构筑长城或少构筑长城，没有自然屏障的地方，依据防务形势的急缓则构建相应的多重长城。正是这种灵活多变的构筑策略，汉长城则总体呈现出犬牙交错、偶有间隙的特征来。
- 其次，明代长城长度虽不及汉长城长，但它横贯东西、一气呵成而无缺口。
众所周知，明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到嘉峪关，其构建技术远超秦汉时期长城的水平。
明朝建立伊始，吸取两宋先后亡于金、元少数民族政权的教训，面对北元及女真等势力的威胁，便着手修建长城。洪武初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修筑了居庸关和山海关，以遏止残元势力的骚扰。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进一步大修长城，再加上嘉靖年间的增修，使明长城一度达到8851公里，比汉长城略短一千多公里。
明长城长度虽不及汉长城，但其连贯性却是汉长城所不具备的。嘉靖时期，对长城的修筑，使九镇长城已被连成一体。辽东镇长城东起鸭绿江西岸，向西与蓟州镇长城东端相接，而蓟州镇长城又向西与宣府镇长城东端相连，以此类推，从东往西，再经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固原镇、宁夏镇，最终向西到达甘肃镇的嘉峪关。
从东往西，不管是崇山峻岭还是丘陵坡地，或是戈壁沙漠，长城的修建都能因地制宜，以各种材质构筑，并能有机衔接，形成一个整体，宛如横亘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一条锁链。
从秦汉长城到明长城，其长度不同，布局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边防，维护了大一统王朝的稳定。
2、秦汉长城与明长城的防御重心不同
正如秦汉长城与明长城的布局不同，两个时代长城的防御重心也有明显的不同。
- 首先，秦汉长城防御重点以西北地区为主。
纵观秦汉长城的关塞分布，便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秦汉时期的中原王朝，其防御重点明显侧重于西北一带。
为了抵御匈奴，巩固统治，西汉政府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四郡，即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其管范围大致包括今甘肃省西部的武威市、金昌市、张掖市、酒泉市、嘉峪关市，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部分地区。
而在河西四郡，西汉政府设有玉门关、阳关、金关、悬索关等重要关口。与这些关塞相呼应，西汉政府在西北地区的长城段还设置了许多烽火台和大小不等的军事屏“障”。这些烽火台和屏障，与各重要关口，形成以点带线，以线成面的立体式的防御体系。
这种完善的防御系统，对河西走廊两侧的匈奴和羌、西域诸国起到了有效的隔离，防止了他们南北呼应。对保护丝绸之路的畅通，维护河西走廊一带的边防安全，以及早期开发西北地区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 其次，明长城防御重点则以华北地区为主。
与汉长城的防御重点不同，明长城的防御重点则突出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
在明朝长城的九镇当中，黄河东岸占去了五镇，即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和太原镇。这些主要位于华北地区的五镇，是拱卫明朝京师最重要的边防重镇。
同时，明朝政府在长城的各个险要之处都设有关城，据考古发现和统计，八千多公里的长城共有关城近二百处，尤其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东段长城，关城最多。从东往西分布有山海关、黄崖关、古北口、慕田峪关及居庸关等重要关口。
其中，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合称内三关，由蓟州镇管辖，而雁门关、宁武关、偏关合称外三关，均属太原镇管辖。内三关与外三关组成重重屏障，对京师一带构筑成严密的防御系统。
正是在这些军事重镇及险关要塞的屏障下，明朝军队才能在有效抵挡鞑靼和满洲人的斗争中，维护京师的安宁和天下的稳定。
二、造成秦汉长城与明长城特征差异的原因1、边防政策上的差异造成秦汉与明长城布局上的不同。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经历了由开放到保守的民族和外交政策的转变。秦汉长城与明长城连贯性的不同，和当时实行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
- 首先，秦汉时期秦汉长城犬牙交错、时有间隔的特征是和对少数民族以战为主，以和为辅的政策息息相关。
战国以来，匈奴人就长期活跃在北方草原上。他们破东胡，败月氏，降楼兰、乌孙等20余国，疆域东到大兴安岭和辽河，西到天山，北至贝加尔湖，南至长城一线，并经常侵扰中原王朝的北部边疆地区，给当地民众和朝廷造成很大困扰。
秦汉长城犬牙交错、偶有间隙的特征，适应了当时战和相兼政策的需要。犬牙交错的特征，有利于汉朝政府对匈奴进行有效的防守；而时有间隙的特征，则适应了汉朝军队主动出击匈奴的军事需求。武帝元朔至元狩年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先后四次讨伐匈奴，正是分别从长城的不同豁口杀出，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同时，秦汉长城的这种特征本身具有开放性，也适应了和亲政策下汉匈经贸往来的需要。不管是高祖刘邦白登山之围后的被动和亲，还是汉元帝时昭君出塞的主动和亲，客观上实现了汉匈之间的友好相处。而秦汉长城的开放性特征，正好给双方的贸易往来提供了相应的窗口。
- 其次，明长城连贯性的原因，则和当时较为保守的防御思想息息相关。
明朝时期，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再到明英宗朱祁镇，都曾先后用兵北拒蒙古，虽有短暂的胜利，但终归成果不大，以致明成祖亲征劳累而死，明英宗土木堡被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明一代，对待北方少数民族，大多时期，以保守的防御政策为主。而一气呵成的无缝衔接的明长城，最有利于这种保守的被动防御政策的需要。
当然，被动防御政策下，并不能说明当时就没有如汉朝时卫青、霍去病、李广那样敢于出生入死的军事天才。
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是抗倭名将，也是修建长城，巩固边防的天才。戚继光在实地考查的基础上，提出在长城上建造空心敌台的建议，并得以落实，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明长城防御型的特征。在他驻守蓟州镇的16年里，边防巩固，民众安居乐业。
2、政治中心的转移造成秦汉与明长城防御重点的不同。
秦汉长城到明朝长城，其修建的共同目的便是维护统一、拱卫京师的安全。所不同的是，秦汉王朝与明朝的政治中心，位置上有很大的转变。
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物产，以及拥有天然屏障的关中平原，长期以来是我国历史上早期封建王朝的都城所在地。秦汉时期的都城，不管是咸阳还是长安，正是处于西北的关中平原上。长城是为维护统一而修建的，长城更需要做为拱卫京师安宁的屏障。汉长城把主要的关塞设置在西北地区，显而易见是为了拱卫长安城的安稳。
然而，随着唐王朝的灭亡，十三朝都城长安日益失去了它曾有的辉煌。取而代之的，是经济重心的转移带来政治中心的逐渐东移。从开封到杭州，从南京到北京，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尤其是元、明、清三朝，都以北京做为其政治中心，这也是造成明长城防御重点转向华北地区的原因。
正是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才导致秦汉长城的防务重点分布在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而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则成为明长城分布军镇和关塞最多的地区。
作为防御性工程的长城，其防御重点的变迁，正是和政治中心的转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长城背后的民族变迁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民族变迁史上，长城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参与者。
1、长城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民族的特色。
东西连绵起伏的长城，终究是中原王朝的军事防御系统，它一定程度上抵挡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文明的侵扰。即使有部分游牧铁骑南下掠夺，也只能在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浅尝辄止，而不敢深入腹地。因为长城沿线星罗棋布的军事据点很容易使他们陷入到夹击和包抄中。
有效的抵挡，其实也是有效的保护。当然，长城的存在，保护的不止是农耕民族生活的安定，还有游牧民族本来的民族特色。
文明只有差异，没有差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中原农耕文明迥异的是，游牧文明生于草原，发展于草原，它有着自己的优势。
游牧民族具有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由于面对的是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匈奴为代表的长城北线游牧民族，往往采取兵民合一的生产生活组织形式，这样的形式具有灵活性的特征，同时又增强了部族之间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说，匈奴人在战争中“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反映的正是游牧人群可聚可散、灵活机动的特点。
靠着这种灵活机动的特点，游牧民族小则可以凝聚部族内部力量，对中原王朝发动闪电般的掠夺；大则可以集结各部族力量，形成集团化的模式，对中原王朝在军事上形成排山倒海式的进攻。
历史上，无论秦汉，还是魏晋，亦或是隋唐、两宋，及至明清，都发生过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大规模的进攻，一度给中原王朝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于亡国。
这样的结果，离不开长城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隔离所致。因为，正是长城的人为隔离，使游牧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习性得以保持他们的纯洁性。而这种独特的习性，配以彪悍、骁勇善战的性格，在向中原王朝掠夺生存资源的过程中，长期占有军事上的优势。
2、长城的存在，却又无法阻挡统一多民族国家融合的脚步。
但长城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有效的把内外两种文明永久隔离。许多游牧民族最终还是突破了这道人工防线，并一度入主中原。
汉武帝时期，匈奴因连年雪灾冻死饿死大批人畜，加之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的进攻，匈奴内部分裂严重，南匈奴随而归顺汉朝，内迁河套地区，甚至过上了农耕生活。
东汉末年，北方少数民族趁乱集体内迁，甚至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一时之间，黄河流域胡汉交融，蔚然成风。北魏政权更是顺应形势，大刀阔斧进行汉化改革，推动两种文明之间空前的交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
及至两宋，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先后南下，在给中原王朝带来前所未有的窘迫时，却又促成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新的融合高峰。他们从制度到文化，从生产到生活，再次掀起民族和文明之间融合的热潮。
而明末满清入关，对待不同民族，刚柔相济、恩威并施，在推动民族和文明之间进一步融合的同时，最终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以彻底形成。
今天的长城，早已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和象征。它庄严屹立，告诉世人，中华民族是由众多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交融中一步步形成的，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总结：长城是永恒的，却也是与时俱进的。它穿越时空，一路蜿蜒而来，绵亘而去。一边是祥和、勤劳的农耕生活，一边是逐水草而奔波的游牧生活；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一面承载着厚重如山的历史，一面寄托着清澈如水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