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孝子：主张与行动 胡适董事任上记

胡适是孝子：主张与行动 胡适董事任上记胡适出生在上海，前前后后在绩溪生活不到10年，但他始终对家乡倾注了无限的感情，除了对家乡的人亲切，对家乡的事也热心。1923年秋，胡适联合胡近仁、胡鉴臣等乡贤创建上庄毓英小学，还自出年俸两百四十元的高薪，聘请长于教学还能担任国文、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的鲍剑奴到校任教。1926年10月，胡适联合乡人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一同致函旅沪绩人及各地的绩溪同乡捐赠图书，在家乡建立绩溪图书馆，初藏书即有三千余册。1930年10月，胡适又与胡近仁商议，要在上庄开办图书馆阅报社，并表示愿将自己位于上庄杨林桥桥头南端的祖房捐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胡适出任会馆董事期间，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是营救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营救过程中，胡适巧妙借助了徽籍名流的力量。因此，不少与陈独秀没有知识连带感、思想认同感的人，也站出来为陈说话。有的甚至与陈独秀相左或相对，

杨海亮

胡适一生任过多种职务：国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杂志社编委、图书馆馆长等。在诸多职务中，胡适的董事身份还未被充分关注和深度研究。其实，胡适出任董事的经历，可以极大丰富对其基本面相的认识。因此，梳理、辨析胡适董事任上的主张与行动，应该不是无谓之举。

青年胡适

北京绩溪会馆董事

1918年7月14日，在致母亲冯顺弟的信中，胡适提到：“我是会馆中董事，又是同族，定当尽力为他照料。”这里的“会馆”，指的是北京绩溪会馆，当时设在北京椿树头条路北，是徽籍人士在京的重要联络处。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到1918年7月，无论是在北大校内，还是在全国学界，都已成为很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由胡适出任会馆董事，对绩溪乡亲来说，当然求之不得。

一向重情厚德的胡适，出任会馆董事后，对馆务很是热心，并经常探望、帮扶乡亲。如信中所照料的“他”，即是胡适同村贞仲娘的儿子蕙生。蕙生忽患重病，缺人照应，胡适便与同族生辉公、成亭叔等商议，把他送入首善医院。信中，胡适告诉母亲：“（蕙生）入院已两日，病势未减。我今早亲去看他，据医生云，这是一种利［厉］害的热病，由于血管中有毒菌（菌即是微生物）所致。”7月21日，胡适又写信告诉母亲：“前信说贞仲娘之子蕙生叔之病状，现他的病已大有起色，热已退清，想不日当可起床，现尚在病院中调养医治，望转告贞仲娘，令其放心。”一个星期后，胡适第三次向母亲反馈蕙生近况：“贞仲娘家的蕙生，病已好了，现已搬出医院，在会馆中调养。”到了8月初，胡适欣喜地告诉母亲：“蕙生叔之病已好了，但体气尚弱，未能复原。前日他已能出门，坐车来吾家申谢。我看他两手尚有点发抖，劝他安心调养。”从7月中到8月上，半个多月里，为了蕙生的病，胡适忙前忙后，嘘寒问暖，从中可见胡适为人古道热肠之一斑。

“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作为师长，胡适对年轻人的支持总是不遗余力，林语堂、许德珩、陈之藩、罗尔纲等，都曾得到过胡适的帮助。对于徽籍学子，胡适自然十分上心。如，1923年9月9日，胡适写信告诉江冬秀，请她于绩溪会馆存款中借一百八十元给胡敦元作学费。这个胡敦元是安徽绩溪人，当时在清华学习，日后留学美国，成了博士，回国后当了经济学家。胡适把奖掖后学作为一种“投资”，“永远有利息在人间”，这是令人感佩的。

胡适出任会馆董事期间，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是营救陈独秀。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胡适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营救过程中，胡适巧妙借助了徽籍名流的力量。因此，不少与陈独秀没有知识连带感、思想认同感的人，也站出来为陈说话。有的甚至与陈独秀相左或相对，如马通伯、姚叔节等，也给予陈独秀很大的同情。这种做法，让胡适感念不已。日后，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感慨：“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个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不能不提的还有时任京师警察厅总监的吴炳湘。吴炳湘是安徽合肥人，虽然充当的是“爪牙”，与陈独秀无私交，更非同类，但念在同乡份上，也有意关照了陈独秀。对于胡适的四处策动，疏通关系，唐德刚也有过相关补充：“我的祖父便是为陈氏暗中奔走最出力的朋友之一。因为那时自段祺瑞以下的‘皖系’巨擘与我家长辈都有点私交。”

胡适出生在上海，前前后后在绩溪生活不到10年，但他始终对家乡倾注了无限的感情，除了对家乡的人亲切，对家乡的事也热心。1923年秋，胡适联合胡近仁、胡鉴臣等乡贤创建上庄毓英小学，还自出年俸两百四十元的高薪，聘请长于教学还能担任国文、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的鲍剑奴到校任教。1926年10月，胡适联合乡人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一同致函旅沪绩人及各地的绩溪同乡捐赠图书，在家乡建立绩溪图书馆，初藏书即有三千余册。1930年10月，胡适又与胡近仁商议，要在上庄开办图书馆阅报社，并表示愿将自己位于上庄杨林桥桥头南端的祖房捐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然，胡适忙于教书育人与著书立说，后来更是各类事务缠身，用于处理会馆人事的时间和精力日渐减少。1936年底，胡适辞去担任了近20年的会馆董事职务，推荐曹根泰、胡成之为会馆副董事。其中，“曹根泰行使董事权利，负责往来账目，处理会馆及附属产业的日常事务。胡成之负责保管会馆契据。胡适还移交了自己从1917年12月起曾经管的会馆余款两千多元。”1937年7月，北平沦陷之前，胡适特意嘱咐江冬秀将会馆账目、契纸及公印文书等随身携出，妥善保管。

胡适具有浓厚的乡土情怀，这种情怀既包含一个游子主动积极对家乡力所能及的物质贡献，也包含一个学者对徽州文化的认同和宣扬。作为安徽人，胡适关爱和保护徽籍乡亲朋友，关切和支持家乡文教事业，其心可鉴，其情可明。胡适多次言及自己是安徽绩溪人，要做“徽骆驼”“绩溪牛”，也表明他的品格和性情中沉淀了深厚的徽州文化成分。事实证明，徽州文化对胡适的做人与治学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影响，无怪乎他的日常意识、政治意识、民族意识等都烙上了乡土印记。

胡适题词——努力做徽骆驼

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

1925年4月25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位于上海市北四川路横浜桥一带的广肇公学宣告成立。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学专业组织，协会旨在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以期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达成专业化、标准化与技术化。

协会成立前后，袁同礼、胡适等人，用力尤多。1925年5月7日，协会召开第一次董事会。会上，胡适向袁同礼提议，为奖励图书馆学术起见，对于有特殊贡献者，均聘为协会名誉委员。于是，协会招纳了王国维、罗振玉等在社会上深有影响的学者、名流。1925年7月6日，胡适又与梁启超等联名向政府呈文，内称：“拟先从分类、编目、索引及教育四端着手。惟寒儒奋力，终不易于经营……仰恳执政顾念国学，特予殊施，俾所策划，早得观成，士林幸甚，为此敬呈。”不久，政府筹拨五千元对协会予以补助。

袁同礼（1895-1965）

胡适出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的时间不长，因为1929年2月协会举行第一次年会时，对协会的组织架构做了调整，取消了董事部。虽然胡适的协会董事身份解除，但他并没有与协会脱离关系，而是被协会聘为名誉会员。之后，胡适一如既往地关心与支持协会工作。如，在1930年6月，在协会第三次常委会上，胡适作了即兴演讲，指出“（学校）所授予学生者毫无真正东西，能供给真正之知识者惟有图书馆耳”，强调图书馆是获取知识的重要场所，可视为与学校同等的教育机构。

有人说，胡适是自中国有图书馆称谓以来，对图书馆最为醉心的图书馆专业以外的学者。一般人对图书馆感兴趣多是因为图书馆能“为己所用”，这当中的“自私”成分，十分明显。胡适同样有“私心”，但他比一般人的可贵在于，他对于图书馆还有近乎专业的关注。如，1928年7月31日，在上海东方图书馆举办的图书馆暑期见习班上，胡适作了题为《中国书的收集法》的演讲，指出“古董家的收集法”有太奢、范围太窄等毛病；“理学家的收集法”则有门类太窄、因人废言、言因辞废等弊端。他倡导的是“杂货店的收集法”，好处是“把收书的范围扩大”“免得自己去取”“保存无数的史料”“所费少而所得多”等。又如，在胡适的引荐下，图书馆学名家王重民到北大任职。两人多次商讨后，在北大中国文学系创办图书馆学专科。这为以后图书馆学系的孕育奠定了基础。此外，胡适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职期间，大力支持中基会资助和推动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等众多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胡适的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身份，只是我们探讨胡适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胡适对中国图书馆转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等话题的一个切入点，综合季维龙、韦庆媛等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可以认定：胡适是图书馆事业的热情关注者，是藏书建设理论的大胆提出者，是图书馆工作的具体实践者。在中国图书馆事业进程中，胡适尽量利用各种机会参与图书馆的理论和实践建设，民族危难之际注重对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教育机构的保护，强调图书馆的开放性，努力实现图书馆社会功能的最大化等，为中国图书馆实现从封建藏书楼向现代图书馆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平辅仁大学董事

胡适晚年与秘书胡颂平曾经谈起北平辅仁大学。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北平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办的大学，但我也是辅仁大学的校董，不是奇怪吗？远在三十年前，陈垣（援庵）和一位美国传教士来看我。他们说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大学组织法》必须设有一个校董会，请我担任他们的校董。”作为一所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起先按照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制定了《董事会章程》，明确董事会担负学校全责。后来，辅仁大学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关规定，重组董事会。但前后两届董事会，胡适都不在其中。那么，胡适是何时出任辅仁大学董事的呢？

胡适与陈垣

1933年12月30日，时任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到访胡家。胡适日记记载：“陈援庵先生来谈，谈了两个多钟头。他是辅仁大学的校长。辅仁现改组校董会，他来请我做一个董事。”这次见面，胡适与陈垣还谈了清代朴学方法的来历。胡适称，陈垣“似乎不很相信西洋耶稣会士与清代治学方法无关”。胡陈二人的这次见面，应该就是胡适晚年回忆的“远在三十年前”的“陈垣和一位美国传教士来看我”。

后面证明，胡适接受了陈垣的邀请，做了辅仁大学的董事。1934年3月22日，因辅仁大学校务已由本笃会改为圣言会接办，又正值董事会董事任期届满，乃再次重组董事会。这次重组，胡适正式成为辅仁大学董事。据胡适回忆，“到了校董开会的一天，我看见一位穿红衣的主教坐在上头。主席是张继（溥泉）。我知道张溥泉也不是天主教徒，我放心了。”这一届辅仁大学董事会，有张继、陈垣等15人。合影时，胡适坐于前排，左边为傅增湘，右边为刘半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