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乐醒资料简介（百年前那些先驱们）

余乐醒资料简介（百年前那些先驱们）1932年春，蒋介石委派黄埔六期生戴笠筹建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当时以复兴社特务处的名义活动，也就是后来支撑起国民党特务工作半边天的军统的前身。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闲居上海的余乐醒，没有再继续他汽车学校的事业，也没有靠他学到的机械、化学方面的知识谋生，而是参加了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的工作。余乐醒对戴笠的影响巨大。戴笠平日的处事做人，尤其是对部下的驾驭，有一套所谓“辩证法”理论和实际应用，即所谓“制造矛盾、运用矛盾、控制矛盾”，这套东西就是余乐醒贡献出来的，并成为戴笠处事对人的不二法门。戴笠把余乐醒当作能人，关键时刻，常会向余乐醒请教。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扣押，在南京的戴笠如丧考妣，召集手下大特务一起研究如何应对，在会上他哭着让余乐醒找几个能飞檐走壁的高人去救出蒋介石，余乐醒也是没有妙计，只得表示愿意随同戴笠化装进入西安展开营救。好在没过多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们这一出救主的好戏才没上演。1

今天说说从早期党员到军统特务导师的余乐醒。

余乐醒，本名增生，字乐醒，又字炳炎，曾用余成新、余鸣三等名，1901 年出生在湖南醴陵县浦口镇的一个普通农家。余乐醒少年之时，学业成绩很好，考入湖南名校广益中学就读，各门功课中，物理最为擅长，而且勤于动手，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期，蔡元培等人倡导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各地有志青年纷纷响应这一号召，在湖南也掀起了赴法勤工俭学热潮，有志于做工程师的余乐醒也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1919年10月31日，余乐醒作为第五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法国宝勒加号邮轮由上海驶往法国马赛，和他同船赴法的有李富春等湖南青年 42人，经在海上艰苦漂泊1个多月后到达法国。余乐醒在法国期间，先后进入卢瓦尔省的索米尔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和巴黎工业大学学习，在这两所学校里，他系统学习了机械和化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在他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他的同学沈沛霖回忆，余乐醒“人极聪明”，“在法时，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士，擅骑射，百发百中”。索米尔城是法国著名的马术之城，课余时，余乐醒学会了骑马，还经常到靶场练习射击技术，是同学中出名的神枪手。除了练习骑射之外，他也积极参加了中国留法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参加了由李维汉、李富春等人发起的“工学励进会”，这一社团组织是旅欧中国学生中较早建立起来的进步团体，主要发起人都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的会员，早期思想倾向上接近于无政府主义，但同时也受毛泽东等人革命思想的影响。随着形势的发展，1920年8月，工学励进会改称工学世界社，并在蒙达尼召开了社员和新民学会会员共同参加的3天会议，经过热烈的辩论，大多数社员赞成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工学世界社的宗旨，自此，工学世界社成为留法学生中的社会主义团体。余乐醒因事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在会后他表示了赞同会议的决议，因此他也成为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旅欧学生中的一员。1922年6月，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余乐醒也加入了这一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并很快成为团组织的骨干，担任了索米尔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的共青团书记。并于同年入党。1924年7月13日至15日，共青团旅欧支部在巴黎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因原支部负责人周恩来要按照组织要求回国参加革命，这次大会即在周恩来主持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旅欧支部的执委会，并由周唯真、余乐醒、邓小平组成书记局。周恩来在介绍余乐醒时说：“我们今天选出的支部负责人是一位工程师。”1925年，余乐醒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又到比利时和德国游历。当年8月，按照中共党组织安排，他和萧朴生、欧阳钦等11人参加第三批旅欧归国团，于8月10日到达莫斯科，随后留在苏联学习，进入军事院校学习政治保卫专业。

1926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急需革命干部，余乐醒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广州参加革命。余乐醒被安排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并到黄埔军校兼课。在黄埔，他结识了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的校医沈景辉 （沈醉的姐姐），两人自由恋爱并结婚。北伐前夕，余乐醒夫妇均调到北伐军中工作，余乐醒担任叶挺独立团中共党总支书记，对外身份是该团的政治指导员。北伐开始后，由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担任全军的先锋，攻无不克、无坚不摧，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之名，特别是在与吴佩孚主力决战的贺胜桥、汀泗桥之战中，叶挺独立团不怕牺牲，力克强敌，一举击溃敌军，成为最先打到武昌城下的部队，率先实现了北伐军饮马长江的目标。1927年1月，叶挺独立团进行了扩编，其原有骨干部分编为第七十三团，余乐醒仍留在该团工作，继续担任党总支书记。其后，国内形势突变，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中共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余乐醒随部队参加了这次起义，并随起义军南下。在行军途中，组织上调余乐醒到前敌委员会领导下的军事指挥机关参谋团工作，由武昌赶来的陈毅被派到七十三团接任他的工作。陈毅到团部报到时，时任该团七连连长的林彪也到团部报告，说是七连一个月的伙食费都被勤务兵背跑了，团长黄浩声盛怒之下，要枪毙林彪，和陈毅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就非常熟悉的余乐醒急忙出来打圆场，建议由陈毅来处理此事，陈毅以大战在即不宜轻易枪毙干部说服了团长，林彪这才保全了性命。南昌起义部队在行至广东潮汕一带时，遇到优势兵力敌军的围攻，部队失败。在这个关键时刻，坚定的革命分子没有退却，继续奋斗下去，余乐醒却干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情———私拿部队黄金作了逃兵。据余乐醒后来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说，他因为当时看到部队在溃散，觉得再坚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于是私自决定脱离部队，甚至“当时无便衣，结果乃取勤务兵之便衣之”，然后他以周恩来“病重，正在茅棚下酣睡，弟不忍再扰我兄也”为由，不辞而别，同时，他手边还有一批李立三交付保管的黄金，在他出走时也一并带到了上海。及至后来周恩来也到了上海，召余乐醒谈话，余乐醒才承认“此次出走，手续上有错误，不应将金器带走，愿接受学校（引者注：指党组织）的处罚”。但在写过这封信后，余乐醒再也未和中共组织联络，已成为事实上的脱党分子。

脱党后的余乐醒却有了另外一个事业，他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761号创办了中华汽车专门学校，这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汽车专门学校。机械专业出身的余乐醒给这所学校设置了三个专业，分为高级机械班、初级班和驾驶修理速成班，前两个班的学制是一年，驾驶修理速成班则是三个月为期。从专业设置上看，有汽车学、机械学、材料学、电学、数学等课程，是那个时代国内仅有的专业齐备的汽车学校。后来有人吹捧余乐醒办的学校，说“我国汽车，实自此始”，此话虽有些过分，但这所学校确实对汽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到1930年，这所学校高级班毕业4期、初级班毕业5期，毕业学员达到千余人，都分发到各省从事汽车专业工作。1929年，余乐醒受冯玉祥之邀，前往西北参加兰州的建设工作，第二年，又接受杨虎城的任命，担任了陕西省机器局的副局长。陕西省机器局名为机器局，实际上是杨虎城主持陕西政局后建立的一所规模庞大的军火企业，专门为杨部生产枪炮、弹药，是在冯玉祥驻陕期间建立的几家兵工厂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综合性企业，杨虎城委派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职的连瑞琦为局长，负责筹建工作，余乐醒担任他的助手。对于出身机械专业的余乐醒来说，这个地方倒也算是学有所用。但因机器局系新组建，主持者经验不足，在一年多的筹备工作中，每月花费10万元的经费，生产不出5万元的产品，所以到 1931年的下半年，杨虎城撤换了连瑞琦的局长职务而由自己亲兼，余乐醒也只好辞职返回上海。

1932年春，蒋介石委派黄埔六期生戴笠筹建一个新的特务组织，当时以复兴社特务处的名义活动，也就是后来支撑起国民党特务工作半边天的军统的前身。让人颇感意外的是，闲居上海的余乐醒，没有再继续他汽车学校的事业，也没有靠他学到的机械、化学方面的知识谋生，而是参加了戴笠领导的复兴社特务处的工作。余乐醒对戴笠的影响巨大。戴笠平日的处事做人，尤其是对部下的驾驭，有一套所谓“辩证法”理论和实际应用，即所谓“制造矛盾、运用矛盾、控制矛盾”，这套东西就是余乐醒贡献出来的，并成为戴笠处事对人的不二法门。戴笠把余乐醒当作能人，关键时刻，常会向余乐醒请教。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被扣押，在南京的戴笠如丧考妣，召集手下大特务一起研究如何应对，在会上他哭着让余乐醒找几个能飞檐走壁的高人去救出蒋介石，余乐醒也是没有妙计，只得表示愿意随同戴笠化装进入西安展开营救。好在没过多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们这一出救主的好戏才没上演。1932年秋，余乐醒被戴笠派往上海，接替原特务处上海站长翁光辉的职务，戴笠并把上海站升为华东区，任命余乐醒做区长，这也是余乐醒在戴笠手下仅有的负责一个地区特务工作的经历。戴笠对出身中共的余乐醒寄以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扭转对中共情报不灵的局面。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海等地区工作，但事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余乐醒这个区长的话以外，其余几个单位根本不愿接受他的领导，因此华东区有名无实，没多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这年冬天，余乐醒的妻弟沈醉在湖南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来到上海投奔他，经他介绍参加了特务工作，此后，余乐醒又介绍了多位亲属做了特务，这批人也逐步成为戴笠手下的骨干，其中尤以沈醉最为突出，28岁就成为军统局八大处之一的总务处的少将处长，被戴笠视为心腹。余乐醒做了一段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却在对中共的特务活动中并无太大收获，不免让戴笠失望。正巧此时戴笠在浙江警官学校创办了特务警员训练班 （后来在军统中以其校址在杭州而简称为“杭训班”），杭训班是继复兴社特务处创立时在南京洪公祠开设训练班之后，真正开始成规模进行的特务培训，也是特务处抗战前最有系统的特务训练机构。这个训练班的主任当然是由戴笠担任，而实际主持训练工作的就是被委任为副主任的余乐醒。余乐醒受此重任，也是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的平生所学都拿了出来，他一个人就在训练班里开了特工理论、秘密携带、化学通讯、毒药、麻醉等课程。他在教学方面确实很有一套，善于把枯燥的理论说教和生动鲜活的例子结合起来，让受训的学员能够融会贯通。比如他主讲特工理论，就从《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故事讲起，以诸葛亮为什么要等到刘备第三次来访时才见，说明情报的搜集、研判、应用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结果一部《三国演义》从余乐醒的口中讲出来，就成了一部特工理论的形象教科书，等到最后余乐醒对学员谈到工作中要像诸葛亮那样巧于安排、工于心计、知己知彼、出奇制胜时，学员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特工的基本理论。杭训班教学的成功，让余乐醒在特务机关中声名鹊起，成为军统最著名的“训练专家”，更是被他训练出来的特务学员视为导师。其后抗战初期举办的青浦训练班、临澧训练班等主要训练机构，莫不由他来主持。余乐醒把训练班搞得有声有色，言传身教，干得很卖力。他善于总结特务工作中创造的新经验，在临澧训练班，他主讲行动术，就把军统在上海搞暗杀的一套办法总结出来，以当时刺杀唐绍仪等人为例，强调暗杀武器的选择与应用技巧，作案前的设计、布置与安排，执行的机智与勇敢，同时，他还强调刺杀对象都是“汉奸”、执行者都是“民族英雄”，以此来给学员鼓劲。果然，他的一番努力有了回报，凭着渊博的学识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使他得到受训学员的广泛肯定，甚至在学员中的威望超过了戴笠，这也让戴笠心生嫉恨，找了个由头把他调离了训练机构。不久，因汪精卫发表对日投降的“艳电”，蒋介石命令戴笠派人除掉远在越南河内的汪精卫。戴笠把这个任务交由军统的行动专家陈恭澍主持，并委派余乐醒“参赞机要与技术指导”，也就是让他担任刺杀行动的参谋长兼技术顾问。按陈恭澍的回忆，余乐醒“是一个喜欢动脑筋的人”，“他那份敬业精神，却是很少有人及得上的”。对这次行动，余乐醒也真是动了脑筋，按他的想法，要杀人于无形，就得用化学毒药进行暗杀，这也正好是他的拿手本领。几经考察，他们首先想在汪家订购的面包中下毒，于是买回面包进行注毒实验，但毒药进入面包后，面包就结成硬块，证明这个办法行不通。余乐醒又打算在汪精卫的浴室下毒，正在筹划之时，戴笠发来电报催促“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于是就等不及再放毒了，由陈恭澍带领几名杀手在夜晚潜入汪宅，结果误杀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河内刺汪行动也就草草结束了。回国后，余乐醒被戴笠派到主要从事军事运输的西南运输处工作，担任贵阳修车厂副厂长。没多久，他又被调到设在遵义的军统植物炼油厂任厂长。战时物价飞涨，而炼油的原料又常常缺货，善于动脑筋的余乐醒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让人在原料缺货时把资金买上其他商品囤积，等原料来货时再把商品卖掉去买进原料，这一进一出，其中就有些盈余，被他用来贴补生活。结果此事被觊觎他位置的副厂长以贪污的罪名检举到戴笠那里，戴笠就派担任总务处长的沈醉去处理。沈醉经过调查，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顾及亲情，向戴笠建议给予余乐醒撤职处分。岂知此时的戴笠却不再是当年那个向余乐醒虚心求教的戴笠了，他对余乐醒此前在几个训练班中树立起来的威望极为忌惮，生怕余在军统中形成危及自己地位的一派势力，所以几年来把他投闲置散不予重用。这次抓住他“贪污”的把柄，更是想借机把他彻底打倒，于是命令把余乐醒关进在重庆的军统监狱。余乐醒入狱不久即心脏病复发，沈醉只得跑去向戴笠求情，戴笠也考虑余乐醒死在狱中必会引起部属的不满，于是同意将余乐醒转押到军统局的医院，算是从监禁变为软禁了。这一关就是几年，直到 1946 年戴笠坠机摔死后，余乐醒才重获自由，并通过关系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谋了个公路汽车管理处处长的职位，算是在名义上脱离了特务机关。

十几年的特务生涯，余乐醒也算是尽心尽力，最后却落得个锒铛入狱的下场，这着实让他对国民党产生了极大的不满。于是，在解放战争中，他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在他家掩护了一部地下党组织的电台。从戴笠时代起，军统特务就是终身制的职业，到了后来毛人凤的保密局，还是沿袭这个传统。所以余乐醒虽然在名义上不再是特务，保密局却没把他当外人，保密局在上海的各种高级会议，他都是重要的参加者。这层重要的保护身份，为他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多年从事特务工作的经验，也使他行事极为谨慎。虽然余乐醒处处小心，还是被毛人凤觉察到了他的活动。对这样的“背叛”，毛人凤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派担任上海警察局长的毛森去逮捕余乐醒，却被毛森手下的一个余乐醒的学生提前泄漏了消息，等到毛森带人赶到愚园路余乐醒寓所时，已是人去楼空。其实毛森也是余乐醒早年在杭州特训班的学生，但毛森对执行“团体”纪律却是丝毫不含糊的。毛森既没抓到余乐醒，认为他可能是临时外出，即布置手下在余宅周围监视，谁知左等右等，也不见他回来，于是他们再次冲入余宅，却发现原在室内的行李和图书都不见了踪影，再仔细搜查，才发现在藤萝覆盖的院墙上有一个隐蔽的小门。后来特务们以此事来嘲笑毛森，说他是向猫学艺的老虎，学来学去，也没把最后的绝招学到手。毛人凤虽然没能抓到余乐醒，但他始终对余乐醒留在上海放心不下，于是特意交代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方南，“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希望能够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要让他留在上海为共产党所利用”。不过其时上海已经临近解放，保密局的特务也没有精力再去找他，余乐醒得以在上海平安迎来了解放。上海解放后，进驻上海的三野联络部部长陈同生希望通过余乐醒的关系策动沈醉起义，因为这时沈醉还担任着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职务，是西南地区特务组织的重要负责人。于是余乐醒写了一封给沈醉的信，由曾在临澧训练班受训的一名同志携带这封信去了昆明，不意当时云南方面正在蒋介石命令下进行大搜捕，在此情况下，带信的同志无法去见沈醉，就回了上海。余乐醒为沈醉没能借此机会走向光明而懊恼，感叹：“是我给他领错了路，是我毁了他。”

后来，余乐醒被派到一家机械厂作工程师，在抗美援朝中，他负责的产品出现了偷工减料行为，于是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现行问题和历史问题被捕入狱，1959年因病死于狱中，结束了他曲折复杂的人生。1986年4月20日，公安部作出“关于余乐醒问题的复查决定”，内称：余在“一九四九年为我做过一些工作”，以及“经复查，余乐醒与空军失密案无关；潜伏问题没有查到事实证据，予以否定”，“据此，改正原定‘战犯，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