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出过的名人（甘肃名人十四）

敦煌出过的名人（甘肃名人十四）或许冥冥之中的天意，樊锦诗的一生注定和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1962年，国家启动了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需要在提前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常书鸿所长提出需要两个专业的考古人员协助发掘，宿白老师推荐了樊锦诗和马世长。于是1963年毕业时，樊锦诗再次被分配到了敦煌。考虑到敦煌艰苦的条件，樊锦诗的父亲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陈述“小女自幼体弱多病，希望重新考虑”。但是最终樊锦诗没有把信交给学校，在老师们的鼓励下，她服从国家的安排，踏上了西去的火车，这一去就是50多年。敦煌飞天壁画上大学时的樊锦诗1958年，樊锦诗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她选择了梦寐以求的考古专业。1962年，大学的最后一年，樊锦诗被派往敦煌参加毕业实习。带队的老师是我国考古学泰斗之一的宿白先生。能去向往已久的艺术圣地，令24岁的樊锦诗兴奋不已。宿白老师带着他们攀爬上崖壁，一个个洞窟看下去，从纷乱的五凉、北魏看到煌煌盛世的隋唐，

#头条创作挑战赛#自公元366年，僧人乐尊在甘肃敦煌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开凿下第一个石窟以来，敦煌莫高窟就逐渐成为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这里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至元代的将近1000年时间中，汇集了中国、古印度、古希腊、伊斯兰四大个文明体系的多元文化元素的敦煌文化。然而可惜的是自光绪26年(公元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大量的敦煌遗书、壁画、彩塑等文物被西方文化掠夺者抢掠。剩下的文物也遭到破坏。

樊锦诗老师

怎样保护敦煌文化，成为时代赋予中国人的责任。1944年开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敦煌文化保护开启。1950年，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国家正式参与敦煌文物的保护、维修与研究。在保护研究敦煌文化的行列中，有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她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来到荒凉贫瘠的西北大漠，从此扎根敦煌，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保护和研究敦煌文化。

1938年7月，樊锦诗出生中北京，当时局势动荡，全家生活困顿，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了上海谋生。受父亲的影响，樊锦诗对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艺术颇感兴趣。一次在读考古方面的书籍时，被一篇介绍莫高窟的文章吸引住了，看着那些飘逸洒脱，凌空翱翔的飞天，她被惊艳到了，自此萌生了研究敦煌莫高窟的梦想。

上大学时的樊锦诗

1958年，樊锦诗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她选择了梦寐以求的考古专业。1962年，大学的最后一年，樊锦诗被派往敦煌参加毕业实习。带队的老师是我国考古学泰斗之一的宿白先生。能去向往已久的艺术圣地，令24岁的樊锦诗兴奋不已。

宿白老师带着他们攀爬上崖壁，一个个洞窟看下去，从纷乱的五凉、北魏看到煌煌盛世的隋唐，从伏羲、女娲看到力士、飞天。这个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给樊锦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9年，樊锦诗老师获得“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誉称号的时候，谈到初次参观莫高窟的感受时，仍然激动的说道：“丰富多彩、灿烂瑰丽，栩栩如生的壁画、彩塑令我震撼、倾倒、陶醉，怎么说都不为过。”洞窟中的所见所闻，令人陶醉不已，然而洞窟外却是另一个迥异的世界，这里缺水少电，物质匮乏，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几乎与世隔绝，没有让人呆下去的欲望。两个多月后，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提前结束实习回到上海。

敦煌飞天壁画

或许冥冥之中的天意，樊锦诗的一生注定和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1962年，国家启动了莫高窟南区危崖加固工程，需要在提前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常书鸿所长提出需要两个专业的考古人员协助发掘，宿白老师推荐了樊锦诗和马世长。于是1963年毕业时，樊锦诗再次被分配到了敦煌。考虑到敦煌艰苦的条件，樊锦诗的父亲给学校领导写了一封信，陈述“小女自幼体弱多病，希望重新考虑”。但是最终樊锦诗没有把信交给学校，在老师们的鼓励下，她服从国家的安排，踏上了西去的火车，这一去就是50多年。

再次来到莫高窟，当看到那些造型奇特、斑斓瑰丽的光影色彩时，樊锦诗的心里又再次燃起激情。经过短暂的休整，樊锦诗就跟着常书鸿所长一头扎进洞窟，开启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苦行僧式的研究工作。反复的进洞、记录、临摹、查阅资料是她的日常工作。白天忙碌的工作令她暂忘了一切，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侯，九层楼窟檐上，叮当的铃铎声，让她想起了上海的家人和武汉的恋人。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在敦煌大漠的合影

早在大学毕业之前，她就和同学彭金章相恋了，毕业后男友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从敦煌到武汉隔着2500公里，两个人只能用一封封写满甜言蜜语情话的信互诉相思之苦。1966年，樊锦诗抽空回武汉与彭金章结婚，婚后他们仍天各一方。孩子出生后，两个人实在太忙，只能把孩子寄养在河北农村的姑妈家里。“夫妻不能团聚，母子不能相见”是樊锦诗一生对家人的亏欠。她也曾想过离开敦煌，但是在敦煌呆得越久就越懂敦煌，在她的心中“敦煌不是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一千年的生命！”有一年，樊锦诗回武汉过年与家人团聚，她下定决心要离开敦煌。但是半夜梦到了敦煌的情景，睡不着起床翻书，不知不觉拿起的还是一本敦煌石窟研究的书。与莫高窟朝夕相处，让她觉得自己就像是长在敦煌大漠胡杨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像枝条被砍断，脱离母亲一样。

最终樊锦诗打消了离开敦煌的想法，继续身单影只地来到敦煌，她一人仰望大漠的星空，一人聆听月牙泉汩汩的水声，纵有千般苦，万般难，只有一个人独自承受... ...。这样天各一方的生活持续了19年，1986年彭金章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事业，调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得好丈夫”。一家人终于团聚了，樊锦诗终于可以和丈夫一起为敦煌文化工作了。

樊锦诗在查看壁画

1998年，已经60岁的樊锦诗从前任段文杰手中接过重担，成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随着西北经济的发展，来敦煌莫高窟的游客数量激增，有关部门提出要将莫高窟与旅游公司捆绑上市。莫高窟的这些文物对温度、湿度就极为敏感，过多的游客对莫高窟的文物保护没有好处，稍有不慎就会毁了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樊锦诗顶着压力坚决不同意。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的遗产，“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最后莫高窟上市的计划在樊锦诗等人的反对下，被取消了。

实践证明，樊锦诗的坚持是对的，自1979年正式向社会开放以来，来莫高窟的游客人数逐年增加。2001年超过30万人次，2019年突破了200万人次。大量游客进入洞窟参观，会使洞窟内的温度、湿度剧烈波动，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会急剧增加，这会腐蚀脆弱的壁画和彩塑。与一百年前相比，敦煌壁画的色彩真的淡了不少，有些地方的画面已经模糊。2002年开始，在樊锦诗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研究处“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的指标：开放洞窟面积不能小于13平方米；洞窟湿度不能超过62%；二氧化碳浓度不能超过15000ppm；每批进洞的游客不能超过25人。缓解了莫高窟彩塑和壁画的衰退。

樊锦诗在莫高窟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西部地区出现频繁的极端气候。莫高窟的温度、湿度变化起伏增大，山体渗水，崖体失稳，风沙肆虐等问题日益加剧。草木、泥土、自然矿物制作的彩塑、壁画，在大自然的摧残下最终消失是不可阻挡的。为了让这座人类艺术的瑰宝能够永远留存于世，樊锦诗想到了利用数字技术保存莫高窟文物的方法。于是樊锦诗带领年轻人开始了烦琐的数字化采集工作。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20多年，完成了2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用数字化技术将多张数字照片拼接成完整的文物三维图像。最终的效果不仅保留了文物的色彩，而且可以放大看高清的文物局部。

作为一名石窟考古学家，樊锦诗主持编写了多卷本记录性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准确表达了洞窟结构、遗迹空间分布、壁画彩塑制作工艺和文物断代研究等，成为莫高窟永久保存、研究利用的基础数据。被誉为“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为其他石窟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了供范例。这部报告历经近半个世纪，于2011年8月1日正式出版。之所以用了这么长时间，一是因为樊锦诗日常的工作繁忙；二是樊锦诗一生恪守“严谨诚实”的治学作风，用她的话说就是“你做不出来就做不出来，绝对不能糊弄人。”正是秉承这样严谨诚实的作风，她用四十多年心血研究的成果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肯定。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评价《敦煌石窟全集》：“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敦煌莫高窟

《敦煌石窟全集》计划一共要出100卷报告，如今84岁的樊锦诗还在为第二卷考古报告而殚精竭虑。除了这部报告，樊锦诗还撰写了《敦煌莫高窟及其保护、研究工作》、《建设世界一流的遗址博物馆》、《数字化时代的敦煌--探索保存和利用敦煌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敦煌莫高窟旅游开放的效益、挑战与对策》等近30篇探索古遗址科学保护及管理的论文。

樊锦诗所获荣誉颇多，多次获得“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感动中国人物”等荣誉称号。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樊锦诗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樊锦诗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50多年来扎根大漠，潜心石窟的考古研究保护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她和几代敦煌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是值得每个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