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狼德国（德国空手套白狼）
白狼德国（德国空手套白狼）德国政府没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租借胶州湾的愿望。不过，总理衙门也没有彻底关闭讨论这一问题的大门，而是提出如果德国能够向中国保证其他列强如法国不会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么中国方面或许可以开始与德国讨论这一问题。1896年12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的要求。只是其理由毫无新意，这当然给清政府婉拒提供了借口，总理衙门的理由同先前一样，表示担心其他国家援例。为了感激德国在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时的帮助，总理衙门迅即同意了德国人的要求。1895年10月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汉口租界合同》，同意德国在汉口无偿获得六百亩永久租界；10月30日，双方又签订《天津租界合同》，同意德国在天津地面获得一千余亩永久租界，不过这些土地不再是中国政府无偿提供，而要由德国政府出价收购。合同之中还约定，凡中国人在划定的租界内享有土地所有权而不愿出卖者，由中国政府负责以强迫手段执行。汉口、天
作者丨马勇
本文经授权摘编自《叠变：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
作为参与三国干涉还辽的国家之一，德国在甲午战后一直谋求在华的最大利益，而且是第一个获得“酬劳”的国家。当辽东半岛的归还根本没有头绪的时候，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就于1895年9月奉命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表示到目前为止，德国还没有像其他列强那样在中国拥有租界，因此希望中国政府同意德国在天津、汉口两地开辟专管租界，以扩展德国在当地的商业。
“中国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民族，从来没有忘记在危难中帮助过自己的人”。
为了感激德国在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时的帮助，总理衙门迅即同意了德国人的要求。1895年10月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汉口租界合同》，同意德国在汉口无偿获得六百亩永久租界；10月30日，双方又签订《天津租界合同》，同意德国在天津地面获得一千余亩永久租界，不过这些土地不再是中国政府无偿提供，而要由德国政府出价收购。合同之中还约定，凡中国人在划定的租界内享有土地所有权而不愿出卖者，由中国政府负责以强迫手段执行。
汉口、天津租界的设立，使德国在中国沿海和长江沿岸获得了立足点，德国成为继英、法、美之后第四个在中国辟有专管租界的国家。但是，德国并不满足，其目标是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海军基地。
1896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派海军大将蒂尔皮茨担任德国驻华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在中国沿海一带仔细勘察后，认定胶州湾最适宜建立德国海军基地。在他看来，胶州湾有良好的停泊场所，易于设防，且所费不多，附近有煤田，气候也适宜欧洲人。
1896年12月14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租借胶州湾五十年的要求。只是其理由毫无新意，这当然给清政府婉拒提供了借口，总理衙门的理由同先前一样，表示担心其他国家援例。
德国政府没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租借胶州湾的愿望。不过，总理衙门也没有彻底关闭讨论这一问题的大门，而是提出如果德国能够向中国保证其他列强如法国不会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么中国方面或许可以开始与德国讨论这一问题。
对于清政府的一再婉言拒绝，德国政府也制定了应对策略，他们决定依赖在华传教士和军事教官制造事端，这样德国方面就可以利用报复的机会，乘机强占，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再同清政府讨价还价，迫使清政府接受。
至于德国，鉴于它在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等问题上一直帮助中国，中国人知恩图报，于是对德国比较友好。正因为如此，才使德国的对华贸易在甲午战后急剧增长，也正因为德国对华贸易的急剧增长，使德国需要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存在，以保障德国商人的利益。
对于德国政府的这个要求，清政府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关闭谈判的大门，完全予以拒绝，因为通过租借的方式使列强在中国获得某些居留地，大概是那时清政府的既定政策。
清政府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婉拒德国租借胶州湾的要求，主要还是担心德国的行动会引起连锁反应，各国极有可能继德国之后纷纷要求在中国沿海修筑军港，储煤屯船。果真如此，中国不仅将丧失一系列的海权，不利于中国海军的发展，而且势必破坏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威胁中国的稳定。
所以清政府应对德国租借胶州湾要求的预案应该是，充分理解德国需要一个港口储煤屯船的强烈愿望，总理衙门会在一个合适的机会为德国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不过总理衙门也希望德国政府不要过于着急，也应该理解清政府的难处。
清政府的立场，德国人并非一点不知道，恰恰相反，德国人对中国人的心态了如指掌。中国行政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决定着通过外交谈判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只有借助军事上的压力才能迫使中国做出某些让步。所以，当租借胶州湾根本无法谈成的时候，德国人只能耐心地等待时机。
皇天不负有心人，两个德国传教士的死终于为德国迎来了百年不遇的机会，德国人岂肯轻言放弃，继续容忍中国官僚毫无效率的冗长谈判？所以，德国人毫不犹豫地军事强占胶州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向德国做出让步。
德国利用巨野教案的机会出兵强占胶州湾，是清政府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而且当这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的时候，正值大清王朝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六十三岁生日，三年前即1894年的六十大寿不幸被甲午一战给搅黄了。经过战后三年的调整，维新已初见成效，大清王朝的元气也得到了恢复，这一切自然应该归功于慈禧太后领导有方。所以在这并无大事发生的日子里，朝中大臣自然不愿用这些并无大碍的外交纷争扫了太后的兴。
太后的寿辰为农历十月十日（1897年11月4日），而巨野教案发生在太后寿辰的三天前，即十月七日（11月1日）。在这个漫长而奢侈的庆典中，为了讨太后欢心，每天都有人在老佛爷颐养天年的颐和园唱戏，光绪帝每五日则须到园请安，并在园驻跸数日，共为欢乐。内外大臣也利用太后寿辰贿赂请托，日甚一日，绝不肯以国事为念。朝廷的一切政务几乎完全停止，总理衙门的大臣们为了参加庆典，竟然停止了与外国公使的来往，致使本可以尽早化解的矛盾日积月累，误会越来越大。
朝廷不仅与外国公使的联系出现了障碍，即便是与国内各地的联络，似乎也出现了问题。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巨野被杀害，无论如何都是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德皇威廉二世获知这一消息的官方报告是11月6日，而中国方面，山东巡抚李秉衡向总理衙门报告此事的时间竟然比德国政府的官方报告还要晚三天。
11月9日清晨，总理衙门大臣获悉巨野教案的电报，翁同龢闻讯拟电旨请发。恭亲王奕䜣似乎为了不让正在享受生日快乐的慈禧太后扫兴，示意翁同龢“待明日”。
翌日（11月10日），清政府以德国两名传教士在巨野被杀一事发布上谕，命山东巡抚李秉衡速派司道大员驰往案发地点，根究起衅情形，务将凶手拿获惩办。而这个时候，德国政府已经决定利用这一事件，出兵强占胶州湾。
德国军队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毫无疑问是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然而事发当日，由于中国尚处在高度集权的统治状态，政治高层以极机密的手段处理外交事务，因此在中国社会内部，除少数介入此事的高层政治人物外，一般民众乃至中高层官员对德国军队强占胶州湾的细节并不知情，也就无从表达自己的看法。
据久居京师且熟悉官场情形的原刑部主事刘光第的观察，胶州湾事件发生后，清政府高层唯恐大小臣得知，特严饬小军机等，如有泄露，唯其是问，故其他大臣及言官们，虽欲有所论列而不知其详。甚至贵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王文韶在此次事件中也抱怨总理衙门故作神秘，做事往往秘而不宣，许多正当消息的获取甚至只能依赖私人关系或各种各样的谣传。
这一点正好与中国此次事件的对手德国、俄国等相反，他们的行政体制虽然也是君主专制，但其内阁及各部行政效率、工作态度与清政府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
尤有甚者，由于德俄两国相对说来还有比较活跃的民间社会，有相对比较自由和发达的传媒，因此德俄两国虽不能说是举国一致，但此事件的每一重大进展大体上还是比较多地接受了民间社会的质疑。
我们看到，胶州湾事件虽然给中国带来那么大的伤害，但在清政府与德俄等国进行交涉的重要关头，中国的媒体似乎并不知情，那些本来无事不敢弹劾、无人不敢弹劾的言官们也默不作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事情的进展，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这既是秘密外交带给中国的灾难，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愤怒的根本原因。无从知情，何以愤怒？所以，整个中国在度过三年的平静维新时代之后，一体共享慈禧太后的圣诞喜庆，在浑浑噩噩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1898年1月4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在与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张荫桓前后会晤多达九次尚无结果的情况下，前往总理衙门拜见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及荣禄等，明确提出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的要求。海靖宣称，此时胶州湾各口岸均为德国军队占领，此时真的归还中国，中国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海军驻守。德国政府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友好邦交，不肯多占。好在系租地，将来仍还中国，此时不过暂时租用。
海靖还威胁清政府说：“本大臣现奉本国严谕，第一，如不允租，不但不退胶墨之兵，且应尽兵力所至任意侵占；第二，愿租之后，可以不要中国赔偿，否则，尽德兵力，索赔数百万；第三，此事未定，中国不能借用洋债，各银行知此事未妥，亦不敢借。”
德国政府的狂妄态势吓着了清政府，恭亲王奕䜣等人根本无法表达强硬的外交姿态，他们除了在租期等枝节问题上与海靖讨价还价外，竟然表示基本“可允”。
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艰难谈判，清政府接受了德国租借胶州湾的要求。
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分别代表中德两国政府签订《胶州湾租借条约》，同意将胶州湾及湾内各岛租借给德国九十九年，租期未完，租借之地，中国不得治理，均归德国管辖。将胶州湾沿岸潮平一百里内划为中立区，德国官兵有权自由通行，而清政府在中立区派驻兵营等则须先与德国会商办理。德国有权在山东境内建造铁路，并有权开采铁路沿线三十里内的矿产资源。中国在山东境内任何工程所需外国人员、资本及技术，都应先与德国商办。
根据这个条约，不仅胶州湾成为德国的殖民地，而且整个山东实际上都沦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本文节选自 马勇《叠变》
感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