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四八空难（46年四八空难）

46年四八空难（46年四八空难）图|贺龙由此可以判断，中共代表团的飞机前往的方向（西安、延安）气象条件也很不乐观，且没有好转的迹象。这点在延安迎接飞机的人员记录中证明了，“吃过早饭，天下起了雨，一会儿，延安上空烟雨濛濛，环列延水的山峰都被云雾所笼罩”。傅作义和邓宝珊在候机时，忽见王若飞等人走进来。见天气仍不好转，傅作义邀请大家一起进餐厅吃午饭。饭后，王若飞一行人不顾天气恶劣，急着要起飞，就和傅作义、邓宝珊握手告别，飞机在大雨中强行起飞。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重庆机场那边的天气情况非常糟糕，起飞后天气依然没有好转。就在中共代表团飞机起飞不久，傅作义等乘坐的飞机紧随其后。眼见飞机在空中盘旋，飞行起来很困难，出于安全考虑，有人特地询问飞行员情况。当时，一位飞行员面露难色地说：“刚刚接到机场指令，飞机不能降落在重庆，此外西安、兰州方面也气候恶劣，只有成都雨比较小点，应当可以迫降。”

1946年4月8日，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空难引发中外广泛关注，这架飞机涉及我党重要领导人物之多，实属罕见。他们乘坐的飞机，撞毁在黑茶山上，无一生还，史称“四八”空难，也称黑茶山事件。

图|黑茶山

当时，正处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的关键时刻，而且此飞机乘坐多位我党方面重要领导，却无一国民党高官。如此，自然使人们对空难的原因产生怀疑并引发诸多猜测，是天灾还是人祸？是意外还是谋杀？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追踪隐藏在这场空难背后的真相。

空难前后

1946年4月7日，正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给延安方面发去电报：8日返回延安。就在飞机起飞当天，段清文在重庆机场目睹了起飞前的环境。那时候雨下个不停，从上午一直下到中午12点，丝毫没有停雨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气象条件非常糟糕，根本不利于起飞。

傅作义和邓宝珊在候机时，忽见王若飞等人走进来。见天气仍不好转，傅作义邀请大家一起进餐厅吃午饭。饭后，王若飞一行人不顾天气恶劣，急着要起飞，就和傅作义、邓宝珊握手告别，飞机在大雨中强行起飞。

可以肯定的是，当时重庆机场那边的天气情况非常糟糕，起飞后天气依然没有好转。就在中共代表团飞机起飞不久，傅作义等乘坐的飞机紧随其后。

眼见飞机在空中盘旋，飞行起来很困难，出于安全考虑，有人特地询问飞行员情况。当时，一位飞行员面露难色地说：“刚刚接到机场指令，飞机不能降落在重庆，此外西安、兰州方面也气候恶劣，只有成都雨比较小点，应当可以迫降。”

由此可以判断，中共代表团的飞机前往的方向（西安、延安）气象条件也很不乐观，且没有好转的迹象。这点在延安迎接飞机的人员记录中证明了，“吃过早饭，天下起了雨，一会儿，延安上空烟雨濛濛，环列延水的山峰都被云雾所笼罩”。

图|贺龙

另一边，贺龙急匆匆赶到机场，随即其他中央领导也抵达机场迎候。雨一直下个不停，宝塔山完全被雨幔遮盖。大家都站在雨中，翘首仰望空中，急切等待，约下午二时许，空中传来隐隐约约的隆隆飞机声。直到这时，人们脸上才泛起欣慰的笑容。

可是天空的隆隆声响，却又自近而远渐渐消失了。疑惑、焦虑与不安笼罩在机场每个人的心里，但大家还是满怀希望，等候在蒙蒙细雨中，直到下午四点多钟，人群才慢慢散去。毛泽东回到王家坪，在桃园路口踱来踱去，不时凝视雾岭云空沉思。

就在这时，朱德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毛泽东身边，他们一起分析、估计种种可能。五时许，西安方面回复了延安的询问：该机未曾返航。只有二时许，美军观察组收到机组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飞机迷失方向了。

中共中央得此消息后高度关注，当即组织数以万计的军民多方寻觅。美军观察组也协调派出两架飞机，连续3天在延安附近搜索，均无结果。

4月9日，几个在黑茶山上的村民，意外看到焚毁的飞机，便向村长报告。村长核实后上报到当地区政府，区委负责人得知消息后，派人前往现场查看。4月10日下午，公安局派人赶到失事现场，了解并核实情况。直到11日晚，中共晋绥分局急电，将该事件汇报给延安方面。

中央得知飞机发生了空难，并通过新华社发布此噩耗：因飞机迷失道路，遇到大雾，撞山焚毁，王若飞等同志全部遇难。然而，飞机为什么会迷失道路，报告里并未提及。

次日，新华社公布遇难经过，更详细阐述了空难发生的前因：王若飞等因整军方案，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等方面的实现，遭到国民党方面严重阻挠，为抓紧时间与中央商讨方案，不得不冒恶劣天气，由重庆返回延安。叶挺、邓发、黄齐生等人也乘坐同一架飞机返回延安。

图|叶挺

该机驾驶员是美军兰奇上尉等4人，驾驶经验丰富。飞机离开重庆后，驾驶员立即同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取得联系。这时飞机飞到上空，天上淅淅沥沥下着小雨，一切正常。但该机离开西安30分钟后，于十二点二十五分与延安电台联系，随后失去联络，不知所向。

根据位置判断，应在甘泉一带，这里的居民曾在濛濛细雨中听见飞机声音。此后三天，重庆方面派出美机在附近多方寻找，一无所获。直到11日晚上接到晋西北电讯：黑茶山发现一架飞机，飞机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已确认是王若飞一行人。

据附近居民说，8日下午是阴雨天气，飞机应该是在浓雾中不慎撞到山侧岩石失事。下面这份报道的描述较为具体，道出了此次空难的两大缘由：

第一，天气状况十分不利飞行，不但重庆和延安下雨，黑茶山也在下雨。因此山上起了浓雾，导致飞机撞上山侧的大岩石；

第二，国民党当局蓄意破坏协议，致使王若飞等不得不紧抓时间，冒阴雨天气返回延安，与中央商讨对策，却没想到机毁人亡。

此后，人们想起“四八”烈士，想起这场空难，在惋惜国家脊梁的同时，就止不住思考这场空难发生的原因，绝大多数人不谋而合将矛头对准国民党当局。例如《抗战日报》曾发文：“是谁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以致你们不得不奔走力争呢？”“促致你们惨死的就是他们。”

为了表达人民的哀思，充分揭露国民党当局罪行，我解放区各大报登出悼念“四八”殉难烈士专刊。一时之间，国民党反动派陷入群众的愤怒声讨中。

周恩来曾坦言：“如果反动派不破坏双十协议，你们就没必要冒着恶劣天气回延安，自然也就没有这次空难的发生。”但这不能说明是国民党直接搞破坏，对“四八”烈士进行暗杀。

调查分析

“四八”空难发生后，4月10日，谭政文和顾逸之急忙赶赴黑茶山现场，调查飞机失事的具体原因。为查出究竟，他们到飞机撞毁的地方仔细查看并拍下照片。经调查，飞机没有撞到山峰，而是撞上山峰侧边的一块巨石，撞击痕迹非常明显。

根据现场调查和对相关群众的询问，他们给出一份纸面报告，并作出分析：飞机不是在天上炸毁，而是在山上撞毁，因为山侧巨石上的撞击痕迹非常明显。雾很浓，雨很大，山上还下雪，能见度太低，驾驶人员可能在远处看不清地形，等飞近了才发现马上要撞到山峰。所以偏了方向，转而撞到山侧的巨石上。

如果飞得高一点，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飞得低可能是在寻找地方降落。从现场检查情况来看，没有人为破坏因素，无制造爆炸的痕迹。然而，飞机是否遭到人为破坏，导致出现故障，顾逸之的报告里没有提及。从以上分析来看，如果飞机没有问题（当时缺乏相应鉴定手段），只能把失事原因归结于天气。

不过，这个结论顾逸之自己都无法信服，他在回忆中提出疑问：飞机从重庆出发，途经西安，降落成都，而后一路飞往延安。奇怪的是，西安到延安向来是往北飞行，为什么会偏航，飞到黑茶山去？

这个问题，顾逸之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无法作出可信的分析。飞机发电报自称“迷失方向”，让顾逸之更加费解：“当时延安只下了点小雨，西安北上一路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怎么会迷失方向？”种种疑点，顾逸之百思不得其解。

当时，周恩来亲自送王若飞一行人上飞机，飞机起飞后，周恩来心里一阵不安。得知飞机没有抵达延安，而是发生空难后，周恩来掩面痛哭：“是我考虑不周！不该让你们同时搭乘同一架飞机。”他在悼念文中痛述：“突然的袭击，意外的牺牲，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周恩来感到“突然”，感到“意外”，甚至用上“袭击”这个字眼。显然，他不相信这是天气原因导致的坠毁。比起自然原因，周恩来更是直言“这不是意外”，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

据叶挺长子叶正大在2003年7月撰文回忆：1951年6月，他和二弟叶正明从苏联回国参观学习期间，特地到中南海周恩来家中拜访。吃午饭时，周恩来与他们谈到当年“四八”空难的情况。

“飞机上全是我们的人，多位是我党的重要领导同志，包括王若飞、邓发和你父亲。你父亲叶挺同志是我军第一个军长，落入国民党手中整整5年，出狱第二天就要回党，蒋介石肯定不甘心。蒋介石这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势必会用尽各种手段。

当时飞机上没有一个国民党，他们更加毫无顾虑，蒋介石利用特务在飞机上动点手段不是难事。当时，在延安的众人已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为什么一眨眼转头去了黑茶山？不是国民党在飞机上动了手脚，还会是什么缘故？”

图|蒋介石

周恩来对飞机突然偏航感到非常奇怪，并根据蒋介石的一贯作风，断定是国民党特务所为。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指出国民党这一罪恶行径呢？

“当时没有明确证据直接指认国民党，而且两党还在和平谈判期间，没有十足的证据，国民党还会倒打一耙，说我们污蔑，那将会对我们争取和平十分不利。”但周恩来在讲这番话时，也没有明确证据证明是国民党做的。这仍带有浓厚的主观成分，只是一种分析判断。

后来，为了防止国民党故技重施，我党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以后也不得不这样做，这也算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措施。

其实，当时持国民党特务破坏说法的不止周恩来，这是党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这是否是有人蓄意制造的破坏事件？我们确实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在搞鬼，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专业判断

叶正大为了寻求父亲死亡的真相，专程去学习航天技术，成为我国著名的飞机设计专家。2003年，他将周恩来关于“四八”空难的谈话公之于世，同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结合飞机失事经过和顾逸之的调查，从技术角度给出了专业推断：

飞机从重庆出发，途经西安稍作停留，飞到甘泉地区，一切正常。然而快到延安，准备着陆时，国民党做的手脚起作用了，使飞机偏离延安，往黑茶山飞去。

黑茶山海拔两千多公尺，飞机可以飞六千多公尺。雨雾天气正常来说，飞机应当往高处飞，经验丰富的美国飞行员却一路飞得这样低，显然是国民党做了手脚，使飞机的高度表失灵。飞机曾一度发电报称“迷失方向”，也就是说，飞行员和地面指挥都已知晓飞机迷失方向。

飞机从重庆到西安并无任何异常，唯一做手脚的机会就是在西安机场加油时，国民党用定时装置破坏飞机的磁罗盘和高度表。当飞机快抵达延安时，航向和高度同时失灵，致使飞机坠毁。

从飞机设计角度，叶正大分析的有一定道理，但仍未找到国民党用“定时装置”干扰飞机的真凭实据。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种观点还是属于主观判断。

惊人爆料

2006年4月8日，正是“四八”空难60周年纪念日，许多报刊和网站纷纷转载了一篇文章，说是一个在台湾隐居的原国民党特务临终前爆料：自己奉命制造了这起飞机空难事件。这个特务有名有姓，叫杜吉堂。

根据文章爆料，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当时国民党军统的眼线王平，刺探到有多位中共方面重要领导人，将于4月8日乘飞机由重庆飞往延安的消息，立即将这项重要情报上报给国民党当局。国民党立即找来杜吉堂，授意伪造一场飞机事故。

杜吉堂随即找来杨耀武，杨耀武精通飞机维修，经常维修美军飞机，与美军十分熟悉，不会引起美军怀疑。他偷偷将一块强力磁铁放入飞机罗盘和高度仪之间，使飞行员看到错误的仪表信息，导致飞行高度过低，最终偏离航线，撞毁在黑茶山上！

杜吉堂的爆料一出，轰动效应明显，似乎也进一步验证了周恩来和叶正大的分析判断，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爆料”版本。2007年7月，有人在《读者》披露飞机失事的另一种解释，并且是叶正大的弟弟叶正光转述。

2005年，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告诉叶正光，新加坡有位原国民党特务发表回忆披露：当年飞机在西安加油时，蒋介石曾密令特务在叶挺他们乘坐的飞机中，用一种非燃料油代替燃油。

因为这种燃油燃烧后的废料会沉于箱底，导致燃油耗尽时，飞机仪表上依然显示燃油充足。这种燃油替代所造成的假象，自然会使飞机因燃油实际耗尽而坠毁。目前这两种说法至少有一假。时隔半个多世纪，国民党特务争相“爆料”，不知是何缘故。

从目前两种说法的影响范围来看，比起“燃油替代说”，人们更认可“磁铁干扰说”。“燃油替代说”：首先，蒋介石不可能直接密令一个特务干这件事；其次，特务对所用非燃料油是什么油语焉不详。“磁铁干扰说”，则与周恩来的判断和叶正大的分析相一致，具有一定科学和逻辑性，获得媒体和读者的广泛认可。

叶正大听到杜吉堂的爆料非常激动，父辈遇难的真相马上就要水落石出，只要找到杜吉堂或者他的后人，证实这件事。叶正大找到王若飞的后人约到一起，商议后决定做一番调查。他们先去找了转发爆料消息的《新华每日电讯》报社，这是一家官方媒体。

没想到这家官方媒体却解释说：该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只因2006年4月8日是“四八”空难60周年，又是叶挺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所以才转发这篇文章。新华社的说法让众人大失所望，哭笑不得。他们随即去查找这条消息的原始出处，但始终没有找到。

接着，二人通过多方渠道查找“杜吉堂”，这个亲手制造空难的关键证人，但不管怎么找，都查不到这个人。难道这个人是凭空产生的？若这个人是假，那么爆料的消息可能真实吗？

当时，王若飞等人由重庆飞往延安的消息公开，不存在国民党特务刺探到该情报的说法。另外，飞机驾驶员是美军四人组“飞虎队”成员。美国当年非常强势，出人出力促进国共两党和平。重庆谈判，正是美国的介入让国民党有所顾虑，才未能扣留毛泽东。所以，要说加害美国人，国民党恐怕还没有这个胆！

因此，杜吉堂的爆料极可能是人为造假。有人看了“四八”空难的报道和分析，加上叶正大和周恩来的说法，这些信息到后来都是公开发布。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提供“四八”空难的“确凿证据”，故意假借国民党特务之名，编造出这场“历史”闹剧。

综上所述，当时的飞机装置先进，性能好；飞行员经验丰富；载客量远没有超过限定人数；除去气象条件差，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必须提及，这架飞机装置虽然在当时看来先进，但那时的导航设备非常落后。一旦无线电联系中断或仪表出问题，飞机就会迷失航向，酿成事故。

由于缺乏真凭实据，不能断定是国民党所为，两次“爆料”更是无稽之谈。自然原因造成这次空难的可能更大，但也不能确定完全没有“人祸”因素。

那么，大家有什么新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