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探索与经验交流（论坛长三角文学）

文学探索与经验交流（论坛长三角文学）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现代作家的基本语言策略也是把自己的方言转化成普通话。由于不同地域的人转化的前提不一样，原初语言跟普通话之间的距离越远，越考验一个作家，给作家语言创造的空间也越大。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分析当代文学的地域性差异时，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认为方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考角度：每个作家的原初语言都是自己家乡的方言，但即使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作家，在今天也必须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时用原初语言进行思考，用普通话进行写作，这就存在着把原初语言转换成共通的普通话的问题。他表示，“如果有人纯粹用方言写出了较长篇幅的作品，那他一定回避了一些无法用方言表达的东西。”而当代作家的原初语言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原初语言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资源，不同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关系，这影响着创作的难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思想的深广度，影响着作品的文学品格。以上海为例，王彬彬说，被称作“上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发自南京

12月12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在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当代文学总体性下的区域文学发展”为主题，也是“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的重要活动之一。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的学者们就“当代文学的总体性与差异性”“长江文化、大运河文化与区域文学发展”“文学批评：世界、中国与地方”“文学产业时代的文学发展与前景”等话题畅所欲言。

12月12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在南京举行。全文由主办方供图

谈地域性差异，方言不容忽视

在分析当代文学的地域性差异时，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认为方言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思考角度：每个作家的原初语言都是自己家乡的方言，但即使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作家，在今天也必须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时用原初语言进行思考，用普通话进行写作，这就存在着把原初语言转换成共通的普通话的问题。他表示，“如果有人纯粹用方言写出了较长篇幅的作品，那他一定回避了一些无法用方言表达的东西。”

而当代作家的原初语言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原初语言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资源，不同的方言与普通话之间也有着不同的关系，这影响着创作的难易，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思想的深广度，影响着作品的文学品格。

以上海为例，王彬彬说，被称作“上海作家”的群体并非每个人都以上海方言为原初语言。如果一个被算作“上海作家”的人，他的原初语言是北方汉语，而非上海方言，那么，他虽然生活在上海，他的创作过程却又是把北方汉语转换成普通话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与把上海方言转换成普通话并不会很相同。“从原初语言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也迫使我们调整文学意义上的地区意识。”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认为现代作家的基本语言策略也是把自己的方言转化成普通话。由于不同地域的人转化的前提不一样，原初语言跟普通话之间的距离越远，越考验一个作家，给作家语言创造的空间也越大。

比如，现代文学史上绝大多数南方作家没有老舍、赵树理等北方作家的便利，他们的方言与共通语距离太大，必须压抑方言，努力追求包含方言精神而又超越方言的共通书面语。在人物语言上，鲁迅就主张“给他们许多话”，让文盲阿Q引经据典；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就把女工陈二妹的“苏白”翻译成了“国语”；《围城》几乎覆盖了中国南方所有的方言区，但除了少数例外，钱锺书还是把小说涉及的各地方言一律转换成通用的书面语。

郜元宝说：“为什么中国现代南方作家整体成就高于北方作家？这除了近代以来南方的经济文化比北方发达之外，还有一种重要原因，就是南方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书面语的贡献大于北方作家。他们不像北方作家可以依仗方言的便利探索比较狭隘的‘方言文学’，而是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方言，努力寻求共同语的表达。我们今天熟悉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是这样造成的。”

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零零后的同学你不会说方言”。关于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着新变。浙江省作协创研室主任郑翔认为语言的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方言有方言的长处，而也有许多东西——比如一些学术概念——则更适合用普通话来表达。他认为当下的年轻一代已经更习惯用普通话交流，而现在的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他们的阅读、思考就都已经是普通话式的，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注意。

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

打开文学，从地方走向更大的区域

在复旦大学教授郜元宝看来，不仅当代中国，实际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作家，都必须找一个“地方”，一个自己创作的根据地。当代文学强烈的“地方性”，无论在“一体化”最突出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还是“世界性”“虚构性”“游戏性”突出的“先锋文学”中，都非常明显。

“新时期以来，我们为什么喜欢用‘陕军’‘湘军’‘上海作家’‘江苏作家’等地域概念来命名作家群落，甚至江苏又细分成苏北、苏中、苏南？这无非是因为作家和地方是离不开的。你很难想象没有地方性的文学和没有鲜明地方色彩的作家。那样的文学，那样的作家，会很苍白。”

但他也提出，如果长期依靠地方性，文学也会变得凝固和封闭。“比如陕西文学的‘抓地性’很强，但这种地域性也很容易凝滞。所谓 ‘大树之下，寸草不生’，从柳青再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陕西这四大家似乎正好把陕北、关中、陕南都写尽了。但正是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尽量让他的一些人物走得远一点，贾平凹的新作《暂坐》也走出了《废都》的圈子，甚至走出国门。”

每次来南京，郜元宝都会想到路翎，想到《财主底儿女们》。《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家”，一部分人在苏州，另一部分家族成员为了享受现代生活跑到了南京和上海，于是这个家族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就在苏州、南京和上海不断地穿行。“八·一三战役”后，他们举家从上海、南京、苏州沿着长江往西逃，几乎把整个扬子江、长三角走通了。“这样一来整个小说突破了单纯的某一个地方，从‘地方’走向更大的某个地域。走出了苏州，成就了路翎。如果只写苏州的‘蒋家’，这部小说充其量只是巴金《家》的翻版。”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认为，从文学层面来说，长三角与江南大致重合，他更关注诗歌中的地域性，比如对江南诗群的关注，及其语言上的独特性，同时他期待江南文学与不同区域文学——比如西部文学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之间可以有互动与对话，以更好地发现文学的共性和地域性，打破地域性可能带来的封闭性。

与其他专家相比，安徽大学教授王达敏更关注长三角内部的差异性，他认为，“长三角一体化是由经济定位的，在差异中显示其一体化和统一性。”在他看来，就文学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而言，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至关重要，一是作家的天分和热情，但区域的外围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对区域文学的整体发展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一再相信，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二十年代，现在这个文学创作，背后要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在支撑”，王达敏说。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认为，我们在强调区域化发展时，应有一个总体性的背景。而我们对总体性概念的认知，应该是开放的，“在中国，除了思想上的总体性，还有文化和政治的总体性，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这个总体性的存在。”

论坛现场

地域性重要，但“特产式写作”值得警惕

对于地域性写作，复旦大学教授金理提出“特产式写作”同样值得警惕，那就像是“豫园、城隍庙附近大大小小商店里兜售的某种上海特产”一样，千篇一律、内容乏味、缺乏想象。

“特产式写作只会出现在城市某个固定的空间中，而且专门兜售给外地人。它满足的是一种非常单一的消费逻辑。”金理评价道，文学可以具有地域性，但更应该超越地域的区隔飞向人类共同的、广大的精神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也不乏有人写出过“兼具地域性和人性之美”的作品，比如以湘西生活为题材的沈从文，就是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自言，要建造一座精致结实的希腊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书写原始、自然的生命之美；鲁迅也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序言中赞扬过一位黔北乡土作家蹇先艾，慨叹：“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说到了近年被热议的东北青年作家群。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运用了大量地方性语言，写出了父辈的下岗故事。“用东北的方言写东北的下岗，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地域性写作。但问题是，下岗并不是地域性的，而是关联到总体性的结构调整”。

在这个意义上，黄平认为仅仅把东北青年作家的写作理解成地域性写作，仅仅从个人经验上讨论他们，某种程度上并没有解放文学，反而压抑了文学的能量。事实上，以东北下岗为代表的无力感与失败感，并不是地方经验，而是早已经溢出东北，被普遍地分享。“有记者问班宇，说你为什么总写过去的东北，我记得班宇说过，我写的不是过去，我写的是未来。”

在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看来，文学界对当代文学总体性与差异性的理解有三个缺陷。首先，容易陷入数字化的思维，比如几个作家构成了某一文学流派，或者哪个地方出作家最多；其次是格式化，各地作家必须把自己纳入一个大的总体性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第三是在思维方式上，文学界过多地受到了权力格局和传统秩序的干预。

“有关海外华语写作，最常见的问题就是 ‘论北美文学的漂泊意识’。我很奇怪，人家到美国生活得好好的，一点也不漂泊，但我们就觉得有漂泊意识，因为在传统文化格局里我们以中国为中心了。”

张光芒认为，要真正地回到文学本身，必须要破除地域和总体之间的量化思维，回到地域的丰富性，看到地方路径的重要性。而且文学界必须要能看得到个性，个性与地域性相比，个性更重要。“所谓文学的总体性，其实很难和作家本人发生直接联系。但每一个人都是和地域联系的，他的家庭环境、成长环境，真正的地域性都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

未来的作家，会面临“杜甫式命运”吗？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来自浙江。“众所周知，浙江籍作家占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我们有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穆旦、艾青、夏衍等等，每一个名字都震古烁今。但今天，青年读者最熟悉的浙籍作家可能是流潋紫，是南派三叔。”

王侃说，浙江是网络文学大省，也是互联网经济大省。网络文学在他的认知中是互联网经济的衍生物。“互联网经济背后有两个支撑性的物件，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本，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就和互联网经济一样，都是技术与资本的结晶体。我想，产业化的文化或文学，和我们目下谈论的文学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产业，后者是事业，这是充满悖论和差异的两个大概念。”

在他看来，文学在当下文化产业的语境下是高度局促的，它可能只能面临被缩略和被化约的命运：今天的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吟诵唐诗来抒情咏志，因为年轻人更依赖流行音乐来达成这样的满足；而叙事的部分则可以通过电影、电视甚至抖音小视频，来取代我们曾经对小说的高度依赖。

但他也不认为文学会消亡。“在文化产业时代，公众的阅读和我们今天谈论的文学创作之间将越来越不直接发生关系，尽管如此，文化产业仍需要文学提供高端的语言、形式及美感形态，优秀的作家和高端的文学还会继续存在，在文化产业链的高端提供可被复制的样本，提供可被稀释、勾兑的‘原浆’。”

王侃还提到，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发达和不断推进，那些无法被公众直接阅读的作家，那些只在“高端”从事样本式创作的作家，将越来越可能陷入“杜甫式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杜甫生前没有得到过文学的荣耀，死后一百多年才在韩愈、元稹等人的鼓吹下享有哀荣。所谓‘杜甫式的命运’，就是说，这些作家很有可能得不到现世的回报，他们通过写作而积攒的象征资本极有可能不能及时地转化成经济资本。今天杜甫的诗集不断有出版社出版，以此谋利，但是杜甫却根本无法与这些个利益沾边。这是一个比喻，用来说明作家在文化产业化之未来的处境和命运。未来的作家，中国的作家，全世界的作家，可能都会面临杜甫式的命运。”

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安徽文学院原院长潘小平的忧虑也有关“现世回报”：“要求现世回报，是今天作家的最基本要求。市场与权力结盟，体制和资本结盟，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都希望被体制吸纳，被体制认同，回到体制语境下写作，这对于中国创作而言伤害非常大，会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后凸显出来。”她说，过去讲作家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但今天很多作家的写作不涉及文学的本质，这是一个迫切的严峻的现实问题。

安徽文学院原院长潘小平

“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的前身是“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从2006年至2018年已先后举办了四届。此论坛与“扬子江作家周”“扬子江诗会”“扬子江网络文学周”共同构成江苏省委重点打造的“扬子江”系列文学品牌活动。12月14日，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分论坛之“长三角儿童文学论坛”也在南京市溧水区举行。

2018年，为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长三角地区文学资源的共享和协同，构筑区域文学高地，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作家协会联合成立了“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江苏作协作为联盟2020年轮值主席单位，在联盟年度围绕文学交流、人才培养、深扎采风、精品创作安排了多项文学活动。

“我们举办这个论坛，就是期待通过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式，碰撞出热烈的思想火花，激荡出新鲜的文学思想，为当代的中国文学、江苏文学带来新的思考与启迪。”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说。

责任编辑：陈诗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