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迷开悟故事（破迷开悟侃烦恼）

破迷开悟故事（破迷开悟侃烦恼）孰料，书稿突遭贼人夜盗，无疑给了半百老人致命一击。心力殚竭的谈老爷子，支撑病弱身躯，焚膏继晷，从头再来。《国榷》付印在即，谈老爷子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尽管此“迁”非彼“迁”，但是，谈迁有着和司马迁一样的坚韧与刚毅。有此一说，谈迁原名谈训，只因仰慕司马迁那颗守志不屈的灵魂，方改作现名。谈迁饥梨渴枣，忍耐半生贫寒，身经丧乱，却凭借一己之力，六易其稿，撰成百卷4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国榷》。

逆境不馁事必成

纵观古今，凡成大事者，无人能一挥而成，唾手而得。欲说有之，不是神来就是仙，除此就在梦境里。

踏过荆天棘地的曾国藩，对人生感悟颇深：“顺境不惰，逆境不馁，以心制境，万事可成。”

论及逆境不馁之士，世人皆熟知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腐刑发愤著《史记》的动人事迹，然后，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重挫写《国榷》的悲催经历就鲜为人知了。

尽管此“迁”非彼“迁”，但是，谈迁有着和司马迁一样的坚韧与刚毅。

有此一说，谈迁原名谈训，只因仰慕司马迁那颗守志不屈的灵魂，方改作现名。

谈迁饥梨渴枣，忍耐半生贫寒，身经丧乱，却凭借一己之力，六易其稿，撰成百卷4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国榷》。

《国榷》付印在即，谈老爷子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孰料，书稿突遭贼人夜盗，无疑给了半百老人致命一击。心力殚竭的谈老爷子，支撑病弱身躯，焚膏继晷，从头再来。

就在他将跋涉至生命的尽头时，欣慰地奉上彪炳史册的鸿篇巨著。64岁不算长，但他很知足。

铁心为亡国修史

明朝天启元年（1624年），谈迁的母亲亡故，按例在家丁忧（守丧）三年。

谈迁“喜好博综，子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所注心”。

明朝是中国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从1368年朱元璋开国，到1644年李闯王入京，崇祯自杀，大明王朝共存270余年。

谈迁敏感发现，《明史录》多有忌讳失真之处，天启朝实录还有短缺，而明亡后崇祯朝17年间断档。私人所撰明史又多“伪陋肤冗”。

谈迁不忍“国灭而史亦随灭”，暗自立下宏愿，要编一部翔实可信的明史。

修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许多史学家把撰史视为“名山事业”。修史是一项浩大的系统文化工程，是国家行为，普遍做法是集天下之英才，从搜集资料到成书，都有明确分工，各负其职，最后由一高手总纂。

即使私人撰史，亦以官方为靠山，史官大多为京官，俸禄有保障，皇家图书随意阅览。

在古代众多史学家中，谈迁属于另类。一介草民，单枪匹马，别说起码的博览群书的条件都没有，还穷得连书都买不起，写史困难可想而知。

除此，还有许多难以言喻的隐性障碍。

识时务者为俊杰。谈迁倘若为当世大清王朝统治者修史，变相的歌功颂德，可能有受到青睐的机遇。

可是，谈迁倒行逆施，去为沦亡的明朝写史，岂能不被大兴文字狱的清王朝所忌惮，很难说什么时候厄运就会来敲门。

谈迁明知“至事不可为”，偏要轰轰烈烈干一场，可能他太钟情明史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

古代读书郎向来以步入仕途为正道，即使醉心写史的人也要凭借官位来扩大影响。

南明弘光帝在南京即位后，户部尚书张慎之、吏部尚书高弘图对谈迁才学和品德非常欣赏，鉴于他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状况，力荐他任中书舍人，或任礼部司务。他两诚恳地对谈迁说：“中书舍人每年都有几百两银子的俸禄，即使不算额外收入，也可确保全家老小衣食无忧。”

朝中有重臣赏识，这是别人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安贫乐道的谈迁却不汲汲于富贵，更担心任了官职后，势必会影响自己写史书。于是借口说：“我这个人生来没有富贵命，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很满足了。”谈迁坚辞不就，张慎之、高弘图长叹一声离开了。

顺治十二年（1655），清朝全面统治了中原，以高官厚祿拉拢民间有才之士，那些文人墨客趋之若鹜，谈迁依然不为所动。

从深层次探究，谈迁有着强烈的怀念故国情结。清军攻打扬州时，谈迁曾应邀为民族英雄史可法写过抗清檄文，《史相国誓师文》《乞援文》都出自其笔下。明亡后，谈迁自称“江左遗民”，认为亡国遗民为故国修史是应尽义务。他对清政府却持不合作的态度，用他的话说，“时事日非，不足与有为”。

言归正传。谈迁为亡国明朝写史，明摆着官职不就，清息传出后，别说亲人不待见，就连友人也说他读书读傻了，有人送他一个“愚公”的绰号，不同的是，寓言中的愚公固执地移山，眼前的愚公却固执地撰史。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谈迁以为，修撰明史“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利在当下，功在后世。

“男儿堕地，止此血性……为千秋百岁用，则为青简丹笔。”作为血性男儿，谈迁就要用手中的春秋之笔，“鉴往事，知来者”，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负韶华。

为撰写明史，谈迁甘伴青灯黄卷，不惜抛弃功名利祿，终生不仕。

活着，就离不开柴米油盐，更少不了人间烟火气。

史书载，谈迁家境贫寒，父亲是一个乡村穷秀才，只靠几亩薄地养家糊口。谈迁成家后，则长年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秘书）赚取微薄薪资，一家五口勉强果腹。然而，人穷志不穷，谈迁“虽游大人先生之门，不妄取一介”。

另类苦行僧

天启元年（1621），27岁的谈迁开始以《明实录》为蓝本，寻访史料。

明史实录是记载大明王朝16位皇帝的编年史，没有刻本，只有少数大官僚府上才有抄本，视为珍品，秘不示人。

谈迁为了研究明史，千方百计托人情，拉关系，好不容易才求得邻县的几家大郡绅允诺翻阅明史抄本。为此，谈迁捎上铺盖和干粮，步行上百里地登门抄书。

那个年代，只有豪门士绅之家才有条件藏书。谈迁为方便阅览，主动去这类人家打工，不要任何报酬，只要允许看书抄录就行。

有时借到珍本，东家不让带走，他索性从袋里掏出笔墨摘抄。这家的藏书抄完了，感到资料还不夠，于是马不停蹄进住下一家打工抄写。

谈迁市阅户录，广征博采，只为史书考订伪误，力求征信。期间餐风露宿，四处奔波，体力疲惫不堪，对于吃苦惯了的人而言，算不了什么，最令他痛苦的是精神上的折磨。

史书上说，谈迁家贫，“购书则夺于饘粥，贷书则轻于韦布”，只好“卑词仰恳”向人家借书。

这里说的是，谈迁若是把微薄的薪资用于买书，全家老小一日三餐连稀饭都喝不上；而向东家借书低三下四，好话说尽，卑微恳求似个乞丐，看惯了富人的冷冷的白眼，听惯了恶言恶语的呵责。

清代流传农历初六晒书的习俗，那些藏书人家把书籍曝于阳光下，以驱除蠹虫。

这时的谈迁像过节一般兴奋，似赶场一样忙碌，“见载籍文字，辄变而喜”。

谈迁来到一处晒书亭，发现一本从未见过的史书，正在聚精会神阅读，突听一声猛喝，只见管家凶神恶煞奔来去夺谈迁手中的书籍，谈迁还没看完呢，怎能舍得撒手。死死抓住书籍不放，只听哗啦一声，书籍撕成了两半。

管家暴跳如雷，说这书是老爷用高价从书肆才买来的，还未来得及看呢，定要谈迁照价赔偿。谈迁声辩书籍损坏不是自己的责任，同时身无分文，要赔只能在东家卖苦力抵账。

两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老爷闻声走来，弄清事情原委后，得知谈迁为写史而搜集资料，十分赞赏。老爷发话，损坏的书不用赔了，还令管家将另一半书′交给谈迁继续翻阅。

谈迁27年（另说28年）间，参考100多种明代著述，“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为一编”。用谈迁说法，“六易其稿，汇至百卷”，完成了一部400多万字的编年体明史，取名《国榷》。

书名《国榷》由来有说法。古人云：“水上横木曰榷”。国榷寓意对众多史料“榷而取之”，作者征引史实“句榷而字衡之”，力求公正，严谨可信。

书稿疑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朝夕祸福。谈迁54岁那年，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

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小偷溜进他家，见家徒四壁，无物可偷。“贼不空手”，于是将竹箱里的《国榷》手稿盗走了。此后，书稿如在人间蒸发一样，再没出现过。

27年的心血瞬间付之东流，给予这位病弱老人打击实在太大了，捶胸顿足，凄然流涕，长叹道：“噫，吾力殚矣！”

那些日子，心力殚竭的谈迁茶饭不思，夜难安寝，神情恍惚了整整一个月。

小偷盗走《国榷》书稿，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众口一词，事出反常必有妖。

谈迁认为，小偷背后有黑手，妄图“以分荣割肥也”。他对盗稿事件看得很透，说得亦通透，是当时心怀鬼胎之人觊觎其名声，才指使盗贼下此狠招。

这个贼夜入谈家，为何只偷这部书犒，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在《谈孺木墓表》也认为，背后的水很深。

黄老先生这样推测：明末社会动荡，这让很多读书人有了著史成名的想法。遗憾的是很少人能接触到原始史料。他们听闻到谈迁所撰《国榷》一书乃是参考了《明实录》等众多原始文献，于是就产生了偷得此稿据为己有的想法。那个小偷可能是被一名著述欲很强的人收买了。

来自民间的说法是，谈迁写成《国榷》的消息慢慢传开，他家虽穷，但这部巨著便是无价财富。当时一些有钱有地位的人，独缺少社会名望，渴望有部作品流传后世。写书除了需要学问，还得花时间，下苦工夫。他们都知道谈迁生性耿介，即使拿钱亦买不动他，只好雇用小偷盗取。

无论谈氏的“分荣割肥”论，黄氏的“占为己有”论，还是乡间的“旁门左道”论，都不如《清史稿◎谈迁传》权威说法：“闻迁有是书，思欲窃之为己有。迁家贫，不见可欲者，夜有盗入其室，尽发藏橐以去。”

清史一针见血指出，小偷是受人怂恿有备而来，幕后黑手就是企图不劳而获。

鉴于当时明清两朝交替阶段，社会治安混乱不堪，小偷既然逍遥法外，那么，其幕后之鬼也就很难揪出。于是，盗稿事件便成了一桩历史疑案。

意想不到，天上掉下的横祸，偏偏砸中了可怜的谈迁。谈老爷子会趴窝吗？

另起炉灶

苏东坡说得好：“古今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谈迁痛定思痛，很快从懊丧与悲痛的漩涡中挣脱出来，“迁喟然曰：`吾手尚在，宁遂已乎？’”谈迁慷慨激昂说道，我的手还能写，纂修明史岂能就此罢休！

基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坚守，谈迁暗下誓言，再修稿须比初稿质量更高，他要用最好的史籍昭示后人。对朋友表明这样心迹：“余发种种，尚靦然视息人间，为书稿未传其人也，今且奈何哉？”

谈迁这种矢志不渝的境界，足使清初诗坛盟主、东林党领袖人物钱谦益感到汗颜。

投清后的钱谦益也曾撰写明史，岂料一场大火将书稿焚为灰烬，他悲痛欲绝，仰天长叹：“这是天意啊！”从此，再无意于明史写作。

谈迁写史再起炉灶，堪比登天还难。就在他撰写明史的第十个年头，明廷已垮台。今非昔比，物是人非，许多明史资料已不复存在，撰史一切都须从头开始。

鬓须皆白的老人，毅然背上行李、雨伞、笔墨，干粮，重新开始了读书、访书、借书、抄书、著书的生涯。他以“田夫守株，愚人刻剑”的笨功夫，“遂走百里之外，遍考群籍”。

父亲去世时，谈迁在嘉兴正忙着查阅史料，以至于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这份遗憾成为他心中永久的痛。

北漂的日子

史学家言必“史实”，史料的价值就在于真实性。

作为民间史学家谈迁始终怀有一桩心愿，自己所釆撷的史料，或来自皇家典籍，或源自民间传闻，其真实性如何，有待于逐条核实。

都城北京人文荟萃，古迹遍布，是必去之地。令谈迁搔头的是，无奈囊中羞涩，北京可望不可及。

良史自有天助。谈迁59岁那年，一个机遇悄然走近他的身边：应朝廷弘文院编修朱之锡的邀聘，担任他的记室（秘书）。立志终生不仕的谈迁，却一口答应下来，携稿远赴京师，成了“北漂”一族。

谈迁利用工作之暇或节假日，走访前朝皇室、遗老、宦官、降臣，搜集明代遗闻，查阅皇家图书，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亲见亲闻，以获取第一手资料，对二稿加以补充，修订。

为了如实记录崇祯帝之死的情形，谈迁不远百里寻访当皇帝守灵的太监，几经辗转，终于在昌平找到此人。

谈迁在北漂的两年半光景里，劳苦并快乐着。在其《北游录》吐槽道：作为南方人初来乍到，很难适应北方气候和当地习惯，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最令他痛苦的是精神折磨：“口既拙讷，年又迟暮，都门游人如蚁，日伺贵人们，对其马牛走，屏气候命，辰趋午俟，旦启昏通，作极欲死，非拘人堪。”

翻译白话说，我口齿不伶俐，年岁又大，都市里的游人摩肩接踵。我站在贵人门外面对他们的仆人，小心地等候着主人接见。往往从早上等到中午，有时天亮就去，到晚上才能通报。

早晚奔波，累得要死，这种生活，真是我这种守本分的人所不能忍受的。记得盛夏的中午，烈日当空，地面晒得烫人。我为了找个地方避暑，忍着饥渴走到二里开外的报国寺，身依在大松树下小憩片刻。

京城最看重官本位，谈迁虽然地位低下，但生性耿直，从来不肯低声下气地求人。他虽然生活贫困，却拒绝别人送的礼物。

可是为了撰写《国榷》，他一次又一次地恭候在达官贵人门前，请求他们介绍一些情况，或借几本书，这对他来说，卑微得如同乞丐。

“作极欲死，非拘人堪”，这血染的八个字，泪浸的两句话，是谈迁饱经磨难、屈辱和痛苦后，发自心灵深处的愤懑呐喊，闻者无不痛彻心肺。谈迁为谁辛苦为谁忙，一切都在不言中。

谈迁从北京返乡之时，囊中依然空空如也，唯有“筐中录本，殆千百纸”。

他贫而无怨，旅途中忆昔抚今，百感交集，随口咏道：“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事”。

有志者事竞成。谈迁忍饥挨饿，市阅户录，编年体巨著《国榷》从1621年动笔，到1656年定稿，先后用了长达35年时间。计108卷，428.4万字。

《国榷》撰就后，由于受到清政府的长期压制，加之作者掏不起腰包，直至300多年后的1958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谈迁生为一大事而来，穷不夺志，愈挫愈勇，《国榷》横空出世，无疑归于“以心制境”的灵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