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比较杰出的人物（付佳杰徵衣随旅）

彝族比较杰出的人物（付佳杰徵衣随旅）事实上，种姓制度及其根基宗法制度（凉山地区也称为“家支”制度），正是凉山彝族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阻碍之一。作者对此却淡淡地不作评述，只把一个个人物对此不自知却又时刻受影响的状态描摩了出来。例如黑彝女性阿果始终只称呼“夏医生”，那种冷冷的姿态后面一颗火热的心，那种不合时宜的矜持甚至是高傲背后温润的情怀，依旧在今日凉山活生生地上演。这一状态的背后则是宗法制度下，对黑彝女性矜持高傲的要求和培养。这种很容易被内地读者误解的状态，书中却解释得合乎人情。至于宗法制度在新时代的一些积极方面，如“家支禁毒”模式，作者也是点到为止，由读者自己思考。书中虽然提及了种姓差别，却没有完全解释和铺开，这正是拿捏到位的地方。今日凉山，外地游客根本无从分辨谁是黑彝谁是白彝，甚至本地汉族人也大多分不清楚。彝族人内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交友，也完全没有黑彝白彝的隔阂。可是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例如婚姻、祭祖、认亲这种时候，种姓

冯良：《西南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390页，48.00元

民族、种姓，两个阴森的梦魇，自改土归流以来，一直盘桓在凉山重峦的雾霭中，直至今日仍是阴魂不散。在内地凉山彝族学生多的地方，常有三个同乡会：凉山同乡会，来自凉山的彝、汉、回、藏各民族的联谊会，大家讲汉语，联络乡谊；凉山彝族同乡会，只有彝族参加，大家讲彝语，增进民族感情；黑彝同乡会，未必只有凉山彝族，算得上“清楚”土司、黑彝家世的四川其他地区、贵州、云南的彝族也参加，是个半隐蔽的小圈子。就在世界飞转，科技突飞猛进的二十一世纪，仍有凉山黑彝小伙悄悄在内地与汉族姑娘结婚生子，结果被宗亲绑回凉山强行再婚的恶劣事件。所以在凉山人的口中，有意无意躲闪着民族差别与种姓差别的话题。可是冯良女士却针锋相对，偏偏挑这样的敏感话题入手，写就一幅凉山风情的现代史诗长卷《西南边》。

从辛亥革命到今日，凉山社会百年来的巨变激烈而艰难。英勇捐躯的汉族革命者、追随红军的白彝青年、自我扬弃的黑彝知识分子，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传奇故事。然而，《西南边》却着眼于三对跨民族婚姻从民改平叛到二十世纪末一路跌跌撞撞走来的历程。内地支边的知识分子、本地汉族人、白彝干部与乡民、黑彝青年与乡绅，纷繁复杂的人物，服服帖帖地安排在三对婚姻的历程中。阅读这本小说的过程中，我眼前不断闪现这个那个渐渐老去甚至已经故去的旧人。那些我记忆中的凉山旧人，他们是我幼年时的长辈，有跨民族婚姻的、有跨种姓婚姻的、有外地留驻凉山的、有在运动中含冤的、有在改革中投机的。他们的故事我很熟悉，但每次细细咂摸，总有那么些难以言表的微妙情绪。直到读到《西南边》，我终于得到释放，他们都融化在这本小说里，他们的口吻、他们的泪水、他们的气息、他们的哀伤都那么精准，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无缘由地叹息。都说彝族是忧伤的民族、凉山是哀叹的土地，就连情歌《幺表妹》都唱得哀怨婉转，不似“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似“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市面上打动人的彝语畅销歌曲，不论是古歌还是新作，即使是歌颂或是励志，都透出一丝凊冷的哀叹。冯良女士以其对凉山切入肌肤的理解和深厚的文字功底，把这种凉山彝族人自带的寒沁而镇定的忧伤美学贯穿在《西南边》里。

小说的开篇即是今人已经不大熟悉的“民改平叛”，几个姑娘、几个医生、几个伤员，背后却是凉山千年来的变局：旧式贵族的轰然倒塌和奴隶制经济的灰飞烟灭。书中的每一段都藏着类似的宏大历史背景，但呈现出来的却是几对夫妻从青年到老年的个人历程。《西南边》的叙述正是如此，既可以当作是小儿女的个人情感经历，也可以看到凉山社会滚滚向前，尘烟四起。

种姓

中学教科书里，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被列为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学界实际对此有所争议。不过，旧式凉山彝族社会人按血统分种姓却是不争的事实。占总人口百分之一的兹莫（即土司）、百分之七的诺合、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曲诺以及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的奴隶构成了凉山彝族社会。因为诺有黑的意思、曲有白的意思，因此当地汉语用黑彝白彝区分。狭义的黑彝仅指诺合、白彝仅指曲诺，广义的黑彝白彝则是按社会革命时划分的成分，黑彝指兹莫和诺合构成的“统治阶级”，白彝指曲诺和奴隶构成的“被统治阶级”。种姓制度严格禁止不同种姓之前的婚配，不仅诺合与曲诺不能通婚，土司与诺合、曲诺与奴隶的婚配也都基本没有。其中最为悲惨的即是安加、嘎西等各色名目的奴隶，当地汉语称作“娃子”，他们完全被当作会说话的牲口，不仅极端贫困，生活起居甚至婚配生育都完全由主子当饲养繁育牲口一样管理。其中因人口贩卖而进入凉山的其他民族出身的奴隶，统称为“汉根娃子”，最为低贱和悲惨。曲诺则一面受到兹莫、诺合的剥削，一面则与诺合一样有宗族组织，并且可以占有和剥削奴隶。一些情况下，出身低贱但有主子庇护的奴隶也可以变得富有而占有奴隶。所以凉山老话说，“娃子下面还有三层娃子”。《西南边》从如此复杂的社会结构中抽取的三个彝族人物正是来自不同的种姓：阿果是诺合、依葛是曲诺、木略是奴隶，还是最低贱的汉根奴隶。

纪实摄影家庄学本拍摄的凉山贵族妇女。古典凉山彝族社会，战争僵持不下时有派出贵族妇女议和的情况，图为出阵议和的贵族妇女。

书中虽然提及了种姓差别，却没有完全解释和铺开，这正是拿捏到位的地方。今日凉山，外地游客根本无从分辨谁是黑彝谁是白彝，甚至本地汉族人也大多分不清楚。彝族人内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交友，也完全没有黑彝白彝的隔阂。可是总有那么一些时候，例如婚姻、祭祖、认亲这种时候，种姓的差别自然而然地就浮现出来。站在凉山彝族自己的角度上，他们并不认为黑彝白彝这样的事情对日常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人人知道却人人不提的客观存在。当然，也有一些极端的情况：一些白彝出身的老人依然对黑彝充满敬意；而一些白彝的年轻人则对黑彝至今保持高傲的姿态特别愤恨。书中恰恰避开了这些空洞的社会学现象，将种姓的状态草蛇灰线贯穿到底，仅在两处特别强调：阶级斗争活动中的身份差别与改革开放以后种姓思想卷土重来。

事实上，种姓制度及其根基宗法制度（凉山地区也称为“家支”制度），正是凉山彝族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阻碍之一。作者对此却淡淡地不作评述，只把一个个人物对此不自知却又时刻受影响的状态描摩了出来。例如黑彝女性阿果始终只称呼“夏医生”，那种冷冷的姿态后面一颗火热的心，那种不合时宜的矜持甚至是高傲背后温润的情怀，依旧在今日凉山活生生地上演。这一状态的背后则是宗法制度下，对黑彝女性矜持高傲的要求和培养。这种很容易被内地读者误解的状态，书中却解释得合乎人情。至于宗法制度在新时代的一些积极方面，如“家支禁毒”模式，作者也是点到为止，由读者自己思考。

文中极为精彩的段落是，改革开放以后阿果的弟弟怂恿一帮耆老到诊所清算夏医生出轨的场景。天移地换，可一帮耆老的作派和言辞似乎从未被民改和历次政治运动打断，所要求的清算方式也散发着令人生恶的旧式贵族气息，一切的苛求都指向一个词“面子”。就连阿果弟弟这样的新一代年轻人心里也夹杂着为姐姐打抱不平和为自己家族挣面子的心态，不禁令人唏嘘。不过，甚至连夏医生都打算接受的这一切，却被阿果头上的雪花和冷冷的两句话所戕灭。原来黑彝贵族的面子已经被历史的车轮辗过，无论如何强撑着，已然不复当日风光。这一情节，对于内地读者比较陌生，但对于凉山彝族人来说，再也熟悉不过了：彝族人固然尊重女性，但这都是基于宗法种姓制度下娘家宗亲的颜面。这与夏医生用一种现代主义的浪漫和性别平等主义的心态深切爱着阿果的情感相比，只是一具即将颠仆的僵尸。而阿果用同样是旧式贵族风范的回应当即驱散了一帮耆老，更是时代女性的胜利。

十分有趣的是，书中三位汉族配偶中，夏医生、吴医生对种姓的问题基本没有讨论过。他们是完全不知道吗？不是的，不仅民改平叛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反复提及，而且改革开放后发生的一帮耆老对夏医生“清算”中，耆老还把夏医生的资本家家庭出身与自己的黑彝出身类比。但是，三位汉族配偶对种姓了解并不深入，也不知道这对彝族人意味着什么，这点是可以从书中看出的。这个设计恰恰表明了作者对彝汉通婚家庭的深刻解剖。如今在凉山，民族通婚家庭越来越多，但是其中彝族人的那种对宗亲和种姓的暧昧态度始终让他们的其他民族配偶难以深入理解。即使在书中，也只有夏医生用自己最深刻的爱去理解和融化阿果个人的行为方式，从另一个角度去拥抱她旧式贵族仅存的那点高傲。

如果说种姓相关的内容在书中有一些遗憾的话，大约是人物的形象与种姓背景过于重合，可能让不熟悉凉山的读者误会黑彝背景的人士形象更加正面，但事实显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正面或负面的行为与其出身背景没有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另外，有关阿果表哥的跨种姓婚姻的内容如果有条件进一步细化，可能全文更加丰满鲜活。大约这个话题更加敏感和复杂，作者在太多的内容中只好舍弃。

凉山彝族家庭。视觉中国 资料

支边

1980、1990年代的西昌大街上，时常能听到中国各地的汉语方言，除了西昌本地汉语、凉山本地四川话以及明清移民的客家话这些解放前就固守在西昌的方言外，山西话、河南话、上海话、宁波话以及四川盆地内各地的方言，也常常出现。它们与今天西昌街上游客的南腔北调不同，它们来自留驻在凉山支援边疆建设的转业军人和调派干部。

1960、1970年代在凉山出生的一批干部家庭子女从小有着不凡的语言能力，例如在家说上海话，出门说四川话，上课说普通话，有些还能讲几句彝语。他们的父母正是天南海北来到凉山的知识分子和军人。这些知识分子和军人，常统称为“支边的”，有的是怀抱一腔热血来到凉山的，也有被迫转业或指派到凉山的，其中的绝大部分再也没有离开凉山。正因为有这些新鲜血液，凉山在解放后迅速建立起了新式的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特别是政府、学校、医院，在我们幼年的记忆中总有那么两个讲着外地口音普通话的老者。单位大院的老年活动室里，牌桌上也是各地方言各种语言交织。

在那些缺少个人选择的年月里，这些支边的人留在了凉山，也许有遗憾有不甘，但是最终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大凉山。实实在在地讲，他们为凉山作出的贡献是无法磨灭、难以估量的。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鲜活的人时，个人的私欲总是挥之不去。吴医生并非主角，但形象却并不干瘪。他对夏医生的嫉妒和没有缘由的不满日益积累，终于在夏医生和依葛的情事中彻底爆发。看似是对夏医生眼下“品行不端”的愤怒，但是当年夏军医那讨人喜欢的上海糖果和巧克力难道没有种下一丝一毫的怨气吗？更妙的是，吴医生虽然并不总是出现在行文中，但是读者却完全能感知到医术不如夏医生的他节节高升的手段和能力，以及妻子的职位对他的重要性。

上山下乡来的知青则是另一波来到凉山的内地人，他们带着耀眼的青春深入凉山。但是，他们和老一辈支边的干部不同，知青们并不是人人都带着殷切的理想，更不是来到凉山担任重要的工作职责，他们更多的则是在偏远的农村消磨青葱岁月。知青们吃不饱就去偷粮食，想回城就自残或者走歪门邪道。我们无法去苛责他们，但是凉山也因此而回响。

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活动显然是全书的高潮之一。旧的南下干部、新的内地知青；旧的民族身份、新的政治投机；旧的地方习俗、新的观念解放，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和简陋的游泳池中粉墨登场、轮番展示。这场闹剧的发端与结束也正映射了那个时代政治运动和木略、依葛等人政治风光的发端与结束；这场闹剧中死亡的不同身份的人，则代表了远去的时光中湮灭的各色人等。只有夏医生与阿果，从来都只是一场场声势浩大活动的配角，但是从不缺席，也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

作者在处理这些不同时期来凉山的内地人士与凉山当地各族居民的对立、融合、互动关系时，完全展现了一个当时当地亲历者的感受：宏大的叙事于亲历者而言，仅是一日三餐、睡榻一方。全书没有任何地方单独评述，或者哪怕是略微强调，几代进入凉山的支边青年对凉山的冲击，然而读者恰恰在读完全书后，会如同其中任何一个亲历者回顾人生一样，除了对个人经历的感慨，也能感受到轰鸣的时代回声。

女性

“秀木发于林，莫不经雷火；甘泉出于谷，莫不遭石击；芝草生于野，莫不被畜口；姝女生彝地，莫不受苦辛”，长诗《阿嫫妮惹》中，用这样的句子哭诉彝族女性的苦难一生。宗法种姓制度下，女性是男权的筹码，是父兄的财产，是夫家的劳力。旧时代的瓦解为彝族女性带来了全新的天地，她们开始追求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单看几位主人公女性，我们似乎看不到新旧社会的对比。然而，作者悄悄地安排了一位旧时代的悲惨女性给读者参考，那就是木略的原配乌孜。旧社会她是被拐卖到彝区的汉根奴隶，她年轻时为主子卖力劳作，上了年龄被像牲口配种一样配给比自己小十几岁的木略。她一身污垢、身体病朽，活得不像人样。新社会她被丈夫嫌弃，但也认命，同意离婚。不过她最后的请求是将来能给木略带孩子。而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最终是在福利院了此残生。

凉山彝族妇女。 视觉中国 资料

与乌孜相比，阿果和依葛则是摆脱了旧时代枷锁的新一代彝族女性。依葛从开篇一出现，就是一位直率、奔放、大胆的女性。她一路走来对爱情和事业的追求，可能往往过于激进甚至是有些偏颇，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她是第一代可以追逐自己爱情和事业的彝族妇女，我们又如何彻底地苛责她呢？那个时代千百个像她一样的彝族妇女，不论是高歌猛进还是走了弯路，她们都是凉山现代化激流中闪亮的珍珠。而阿果则似乎浑身依旧笼罩着旧式贵族的气息，那种故意的冷峻和冰冷的矜持，和几百年来的黑彝妇女好像没有区别。但是她自己作主勇敢地嫁给夏医生，这是不可能发生在旧社会的事情。她最后又用她冷峻和矜持的态度，遣散了“老辈子”，这正是她作为新一代彝族女性对自己人生的把握。其实回过头来细想，阿果当年加入解放军的工作队就已然与她旧式贵族的家庭拉开了距离，埋下了追求自由与幸福的种子，后来发生的一切，只是这粒小小的种子发芽开花。就连阿果的姐姐不嫁人而来给阿果带孩子，看似平淡，却也是新一代妇女对生活的追求。因为如果在旧社会，她只是父兄的财产，她的出嫁会换来可观的娉金为弟弟娶妻，她的婚姻也会成为贵族政治联盟的工具，她那已定亲的对象悔婚必然也会招来两大门阀的战争。

作者自身作为一名女性，对女性视角和女性心理的把握，恰如其分地体现在了书中。年青少女斑斓迷蒙的爱情、职业女性勇敢积极的进取、中年女性沉着冷静的态度，在作者的笔下一气呵成。而作者对于凉山深入骨髓的理解，又复合其女性的身份，使其对于那个时代彝族妇女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新生事物的疑惑与接受、对传统伦理的坚持与扬弃、对新兴时代的消化、对个人幸福的理解，无不在书中得到铺展。特别是依葛对于夏医生那种爱恨交织的纠结感情，俞秀对于依葛、夏医生的事情那种又要看热闹又想帮一把的心情，阿果对夏医生炽烈又深藏的爱情，其中细微的心理状态在很多男性作者的笔下是很难表现出来的。

此外，作者对彝族女性特有气质的表现，是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塑造得以实现，而非堆砌饮食着装、生活习俗等符号。在表现阿果特别的个人气质时，作者只是讲述阿果遇事对人的种种表现，再辅以其他“黑彝妇女”遇事的态度呼应，而不是搬出一条条生硬的习俗或古训。通观全书，作者并未大量描写彝族婚丧嫁娶等符号化的场面，但又时时在适当的时候点出一些旧式彝族社会的文化元素。而在彝族女性的处理上，有关的文化元素则更加是仅藏在整体的叙事中，仅是不时出现诸如几几嫫唱彝歌等只言片语，但是任何一个凉山的读者看了全书，一定会都感受到书中描写的就是彝族女性。

如果说民族与种姓的梦魇依然在凉山上空阴魂不散，那么人性的光辉从未从凉山的大地上消退。这些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远比某些固守所谓“尔德”（礼教规矩）的男性更加接近人性的灯塔，她们是江心砥石长久隐忍，终于在落潮时划开时代的巨浪。

中国

凉山，长久以来是一个中央王朝势力难以深入的地区，不仅官府无法管理，还因与其他彝区隔绝而发展出特殊的地方彝族社会文化形态。清末因外国传教士死于凉山，清政府才花了大力气在凉山腹地改裁交脚讯添设昭觉县，其结果也仅是一座周长仅八百米的小县城孤岛般地蜷缩在大凉山深处。

解放军解放凉山、国家设立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开展“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切在二十世纪中叶短短十年间席卷似乎亘古不变的凉山。之后历次国家方针变更到改革开放直至今日，凉山虽仍有许多落后地区，但整体上再也没有游离于整个中国的发展。夏医生与阿果、吴医生与依葛、木略与俞秀，还有一个个在小说中登台或谢幕于凉山的人物，每一个人的命运都与凉山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相联系。没有这天地一新的新时代，就没有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小说从头到尾都只是讲述主人公的事业与爱情，然而时时处处都在指出，这不是那个与世隔绝的凉山，这是新中国的凉山。夏医生和吴医生来到凉山，木略不再给主子当奴隶，依葛和阿果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爱情，俞秀嫁给了“蛮子”，这所有的一切背后都是国家机器这一推手。民改平叛与社会主义改造、左倾政策引起斗争黑彝活动、追随内地政治时尚而发起群众活动、凉山与西昌的合并、个体私营经济的活跃等等，这种种历史事件前后相连作为小说的流动背景，时时刻刻影响着人物的活动。

书中提到“忠心耿耿”的“耿”被读作“耳火”，其实是一个在凉山机关单位里广为流传的段子，本义是嘲笑早期的彝族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作者把它用在木略的身上反而恰如其分，更令出身凉山的读者会心一笑。然而，这个段子的身后，正是凉山彝族突然迅速融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大背景，从历史和民族学的角度看，这即是所谓的“中国化”的进程。

汉唐设越嶲郡、嶲州，南诏大理设建昌府，元明清各设土司、卫所、州治，凉山地区一直在各王朝的辖内，然而明清以来的改土归流与围剿，使得凉山腹地渐渐脱离于中央王朝的实际管辖，并且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交流愈发停滞。但是，千年以来形成的与内地的联系虽被堰塞却一直在积蓄，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又继而一泻千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正如同冼夫人与隋朝官府的合作使得岭南地区成为中国的一大核心区域并发展出地方文化一样，所谓“中国化”并非语言、习俗的均一化，而是心理素质的竞争与趋同、价值取向的妥协与融合。而阿果与夏医生的女儿索玛，带着彝语名字，从凉山到上海读书，最终又去了国外深造，则是一个明显的象征：凉山与内地，再与世界，已然对接起来。

按照作者的叙事方法，读者很容易有先验的阅读背景：几位主人公与“我们”，即读者，有类似的心理素质和价值取向。然而，总有几件具体的事例又让“我们”感到不同。木略平叛英雄的经历、依葛抓捕叛匪的过程、阿果高傲矜持的做派，似乎在敲打“我们”先验的阅读背景。俞秀对彝族文化的一知半解、夏医生对阿果家人行为模式的接受，似乎又在敦促“我们”去贴近那些不熟悉的心理素质与价值取向。这正是重新推演了凉山地区数百万不同背景的居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心理上的碰撞与融合。到小说的最后，“我们”终于豁然开朗，主人公们的相互碰撞最终整合在一起，他们成为凉山最为稀松平常的场景。阅读全书，我总想起《白狼歌》里的句子：“徵衣随旅，知唐桑艾”（闻风向化，所见奇异），这也许是彝族与汉族、凉山与内地突然密切接触时，相互的看法。这本书并非在讲述遥远的异域，也并非在描摹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它只是在娓娓道来“中国”的《西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