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题民间文学（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

小君 2023-07-26 23:05:57 362

母题民间文学（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第六章：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三、《南风歌》与潇湘文学的“载道”母题零陵岿山天水郡明德堂尹氏溯源：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一、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的德政母题二、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的爱情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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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岿山天水郡明德堂尹氏溯源：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第六章：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杨金砖）

一、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的德政母题

二、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的爱情母题

三、《南风歌》与潇湘文学的“载道”母题

第六章：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

关于“潇湘”一词，《古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一是“湘江的别称。潇，水清深”。如《山海经•中山经》：“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二是“湘江和潇水的并称”。如杜甫《去蜀》诗：“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而《辞海》则还有另一种解释：“专指湘江中游与潇水会合后一段。”其与“漓湘”、“蒸湘”合称“三湘”。

钱邦芑《潇湘考》首句便曰：“天下称湖南之水者，必曰潇湘。”可见“潇湘”的确是因潇、湘二水而演绎出来的一个地域名称。其实，早五代时就曾在潇湘二水会合处设潇湘镇，这是以“潇湘”为政府行政区划名称的开始，后一度更名为潇湘津、潇湘关，但并没有在人们心目中改变它的存在，反而“潇湘”的所指和能指不断向外扩延，渐次成为永州的代称，有时还泛指整个湖南或长江以南地区。因此，按广义的“潇湘”概念来界定，整个湖南地域内所产生的文学都可以囊括到潇湘文学之内。不过，本章所要谈及的潇湘文学则主要指潇湘二水流域内的人、地、物、事为题材的各种神话故事、诗文笔记，以及历代流寓潇湘的文人迁客和本土崛起的莘莘学子所创作的一切文学作品，其所关注的是与舜葬九疑密切关联的狭义潇湘地域上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

舜葬九疑对潇湘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构筑了潇湘文学的德政母题，成就了潇湘文学的爱情母题，开创了潇湘文学的和谐母题，此外，还衍生了潇湘文学中的游记主题。

一、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的德政母题

虞舜的德政不仅使其名闻天下，成为中国儒家文化中内圣外王的楷模，同时也开创了潇湘文学的德政母题。

关于“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先进》，皇侃在《论语义疏》中引范宁的话说：“文学，谓善先王典文。”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曰：“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可见，在先秦时代，“文学”的所指与“文献”、“文化”常为同义语，“文学”的概念非常广泛，意即“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及文献”皆可统称为“文学”。从这种大文学观出发，我们不难获得这样的结论，由于中国的道德政治滥觞于虞舜，那么，同样也是虞舜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德政母题。他于晚年，为德泽江南，感化三苗，化解南方部落间的矛盾，南巡途中崩于苍梧之野，最后归葬九疑，从此，潇水之源的九疑成为虞舜最后的藏精之所，于是，关于虞舜德政的记述也就形成了潇湘文学的第一缕曙光。

舜的一生，不仅建立了以“仁义孝悌”为内核的公众伦理，而且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始终践行这一道德规范。

他思百姓之所思，忧天下之所忧，最后将皇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而不是传给自己的儿子商均，他这种不因“一人之私”而“损天下之利”的为君之道，正是“权为国之公器”的民本思想的最好体现，也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佳范例。

韩愈《原毁》中赞道：“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舜的德行不仅弘扬了中国的道德文明，也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德政母题。《文心雕龙•原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事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学，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 从这段话中获知，中国文学因唐尧虞舜而开始生根开花。

自九疑成为舜帝的藏精之所后，因潇湘大地的黎民百姓思其德，崇其行，感其恩，莫不顶礼膜拜，于是祭舜之举蔚然成风。尤其是秦汉以后，祭舜已发展成为一种国家行为。同时，在祭舜仪式中常要对舜帝的德行进行歌颂与赞美，而歌赞的需求，诗文便顺势而生，因此形成了潇湘文学德政母题的最初刍形。

如东汉蔡邕的《九疑山碑铭》：

“岩岩九疑，峻极于天。触石肤合，兴播连云。时风嘉雨，浸润下民。芒芒南土，实赖厥功。逮于虞舜，圣德光明。克谐元傲，以孝蒸蒸。师锡帝世，尧舜授征。受终文祖，璇玑是承。泰阶以平，人以有终。遂葬九疑，解体而升。登此崔嵬，托灵神仙。”

又如唐代张谓的《虞舜庙碑铭•并序》：

“自古好征伐，尧舜舞干戚怀四夷矣。百姓乐，尧舜未尝不乐；百姓忧，尧舜未尝不忧。历数之来，人以位授我；讴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来也，婴地樊笼；去也，脱于桎梏。……尧以义终，舜以勤死。稽诸《祀典》，永垂世教……”

自汉唐而后，对虞舜“圣德”的褒赞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其“德政”母题所演绎的文学作品更加丰富。尤其是元结、柳宗元将这一母题发扬光大，使其成屈贾而后的潇湘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峰。

元结，字次山，号漫叟，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出生于一个望族世家，少时“聪悟宏达”，“倜傥不羁”。后随其堂兄元德秀向学。《新唐书•元结传》：“结少不羁，十七乃折节向学，事元德秀。”而元德秀乃“清德君子，方直之士”，受儒家德政思想影响甚大。

天宝十三年（754）进士及第，次年安禄山反，乾元二年（759）元结招集义军，理兵泌南，鏖战甚勇，史思明不敢南侵，从而保全十五城。乾元三年晋升为水部员外郎，广德元年（764）五月到达道州任上，见潇湘腹地的道州境内也深受安史之乱的摧残，目之所及，城郭寥落，四野荒芜，人无菜色，草木零落，余寇蚁聚。更有甚者，在如此民不聊生的情况下，朝廷官吏不但不去安抚百姓，救济灾民，反而催粮催款的赋税文告日甚一日。

见此情此景，元结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安抚百姓，如何使州内民众人不致被置于水火之中去倍受饥寒的煎熬，而不是如何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如何讨得朝廷的欢心。他为民请命，不断向朝廷奏报州内的饥寒现状，多次向朝廷请求减免百姓的赋税，使道州百姓有了一口喘息的机会。同时，还创作了《舂陵行》、《贼退示官吏》、《道州刺史厅壁记》等反映道州官民艰难处境的诗文，真实地记述了百姓生活的困苦与自己内心的迷惘。

元结在《舂陵行》的序文中写道：“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於戲，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以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这里充分体现元结的牧民之责与悯民之心，他宁愿得罪朝廷，毁掉自己的仕途前程，也不愿让百姓因繁重的苛捐杂税而流离失所。他认为繁重的苛捐，简直就是与盗为谋，逼民造反，是一种为“医眼前疮”，却“剜心头肉”的恶性循环。

元结于《道州刺史厅壁记》中写到：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内，生植齿类，刺史乃存亡休戚之系。天下兵兴，方千里之内，能保黎庶，能攘患难，在刺史尔。凡刺史若无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肃下，若不明惠公直，则一州生类，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见井邑丘墟，生人几尽。试问其故，不觉涕下。前辈刺史或有贪猥惛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饮食为事，数年之间，苍生蒙以私欲侵夺，兼之公家驱迫，非奸恶强富，殆无存者。问之耆老，前后刺史能恤养贫弱，专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廙而已。遍问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恶有不堪说者。故为此记，与刺史作戒。自置州已来，诸公改授迁黜年月，则旧记存焉。”

元结认为：刺史的职责，上关国家危安，下系百姓冷暖，其文才必须要能经世治邦，其武略必足以抗强攘患，其品德必须是清廉肃下、明惠公直。只有这样的刺史才是百姓的福祉，才不会辜负朝廷的重望。然而，元结所亲眼观察到的现实情况却令他大失所望。前辈刺史一轮接一轮地向走马灯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繁地轮番更换着，然而，或贪猥惛弱，或横征暴敛，或只贪图个人荣禄，很少有顾及百姓，恤养贫弱的。于是愤而作《道州刺史厅壁记》，意欲在刺史堂内立一面镜子，让其看见过往刺史中的丑恶与善良，也给自己和后人提个警诫。可见，元结所秉承的正是虞舜的“德唯善政，政在养民”之道。

在元结离开永州三十年之后，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于元和元年被贬为邵州刺史，途中再遭贬谪，降为永州司马，并还明文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使柳宗元从王帝身边的红人跌至落寞南蛮的囚徒。仕途上的失败和心灵上的贬逐，柳宗元的人生观、价值观从此发生巨大改变。曾经向往的“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的理想遭致破灭。于万千孤独与莫明悲苦之中，柳宗元转而从事文学，认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于是，他一边发愤研读经史诸子，一边寄情山水，走访百姓，从潇湘大地的自然山水与社会现实中获得创作的灵感，从而达到“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与顾十郎书》）的人生追求。

柳宗元一辈子留存下来的诗文近700篇，但创作于永州十年间的就达三分之二以上。在他的作品中所极为推崇的就是“尧、舜、孔子之道”。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到：“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柳宗元将虞舜的德政之旗高举，写下了《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田家》等传世名篇，他对不顾苍生死活的酷吏贪官进行了最为严厉的批评和控诉。

譬如他在《捕蛇者说》中写到：零陵蒋氏三世以捕蛇为业，而其两代已死于毒蛇之口，今自己捕蛇12年中也几死于蛇。柳宗元怜悯其捕蛇过于危险，于是想为他“更若役，复若赋”以避毒蛇之苦。可令柳宗元所未想到的是蒋氏不是感激，而是汪然大戚，并泪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而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

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柳子闻其言，心中万分悲楚，于是，喟然叹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蛇者乎！”人在江湖，却救民于水火而不能；身为仕子，却扶大厦之将倾而无力；心在朝廷，却挽狂澜于即倒而无方。忠心赤胆而被猜疑，一心为国而遭贬谪，满腹经纶而无用处，悲愤之余，只好作《江雪》以明心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簑笠翁，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正是以孤舟簑笠翁的独钓精神，在困厄中跋涉，在孤独中等待，在逆境中坚守，在淡泊中宁静，从而获得灵魂的安顿与身心的释然。从而，柳宗元在仕途上虽然未能实现他那“少年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的宏愿，但却因永州十年的笔耕而使他步入文学的圣殿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而后的十大文豪之一，与韩愈并肩成为唐宋八大家之冠。柳宗元在文学之路上的成功，不仅为后来的失意仕子与落魄文人指出了另一条通往光明的大路，更是抚慰了世人心中的创痛，使文学之旗得以高举和张扬。

柳宗元之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德政思想在潇湘文学中广为流布，尤其是大量文人学士频繁地往来于潇湘腹地，不断地将中原文化带入永州，与永州本土文化进行交流融汇，于是，自宋而起，潇湘文化异军崛起，潇湘文学聚流成河，自成一脉。（待续）（作者：杨金砖）

作者简介：

杨金砖：1963年出生于湖南东安，原零陵学院学报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湖南科技学院图书馆馆长，编审，主要从事潇湘文学研究。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20年8月，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母题民间文学（舜葬九疑与潇湘文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