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孟起九成宫醴泉铭书写（关于魏征九成宫醴泉铭的立论）
姚孟起九成宫醴泉铭书写（关于魏征九成宫醴泉铭的立论）进一步想，赞扬一座离宫，夸奖一口井泉，文章如何才能写出“花儿”来？各位可有何高招？反正本人觉得也是极难的了。所以，难呀，魏征接此敕令，已“立于危墙之下”。首先，他酷爱书法，欧阳询、虞世南等，于隋代即以书法而名声大振，以他的敕令写一篇文字，流传后世，不啻为一件乐事。其次，贞观六年，开年即不很顺利，正月日食，他很忌惮，不知是否天意不祥；接着，吐谷浑进犯兰州，虽被唐军击退，但也是闹心。下令书一碑铭，对己歌功颂德，或许可以冲一冲晦气。再次，帝王之心不可测，谁知道李世民有没有借此考验魏征的意思？之前，魏征刚刚因为长乐公主陪嫁多于永嘉公主而“顶撞”了李世民。据说他曾怒气冲冲地讲，魏征老在朝堂上羞辱我，一定找机会杀了这个乡巴佬。
临摹欧阳询所书的《九成宫醴泉铭》。边写边感叹老欧阳笔法之劲险刻厉、风神森然。不过，更暗自叫绝的，是撰此碑文的魏征立论之高超，并为这“一代名相”的为官不易而扼腕。
《九成宫醴泉铭》，文为魏征奉敕所撰——按照唐太宗李世民的命令而写。他的官职在文中说得明白——秘书监检校侍中巨鹿郡公——唐因隋制，三省之长的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他当时已拜相封爵，公爵。欧阳询尽管也封爵了，仅为男爵，且官位也低得多，只是从七品。
此文说，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孟夏，就是农历四月，唐太宗避暑于九成宫。按《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当年三月就临幸此宫了。大概是如实写“季春”，便无法与“避暑”契合，后面的文章不好做，所以魏征就自作主张，改动了皇上的“行止”。这也是他聪明之处。
不妨揣度一下，李世民何以下令让臣子写九成宫和醴泉的铭文呢？大概不外有三——
首先，他酷爱书法，欧阳询、虞世南等，于隋代即以书法而名声大振，以他的敕令写一篇文字，流传后世，不啻为一件乐事。
其次，贞观六年，开年即不很顺利，正月日食，他很忌惮，不知是否天意不祥；接着，吐谷浑进犯兰州，虽被唐军击退，但也是闹心。下令书一碑铭，对己歌功颂德，或许可以冲一冲晦气。
再次，帝王之心不可测，谁知道李世民有没有借此考验魏征的意思？之前，魏征刚刚因为长乐公主陪嫁多于永嘉公主而“顶撞”了李世民。据说他曾怒气冲冲地讲，魏征老在朝堂上羞辱我，一定找机会杀了这个乡巴佬。
所以，难呀，魏征接此敕令，已“立于危墙之下”。
进一步想，赞扬一座离宫，夸奖一口井泉，文章如何才能写出“花儿”来？各位可有何高招？反正本人觉得也是极难的了。
科举考试，后来讲究“八股”，这到清代才成为风气。隋创科考，唐亦行之。此时，尚无“八股”的文体。虽然到了元代，范德玑才总结了“起承转合”的写作方法，而且说的是作诗。但早在他很早以前，文人们就已经沿用这样的写作格式了。
魏征写《九成宫醴泉铭》，亦用此法。
此文开篇，“秘书监检校侍中钜鹿郡公臣魏徵奉敕撰——维贞观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宫，此则隋之仁寿宫也。”这几句是“起”，虽非比兴，但亦为提起话题。
接下来，从“冠山抗殿，绝壑为池，跨水架楹，分岩耸阙，高阁周建，长廊四起，栋宇胶葛，台榭参差”，到“至于炎景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信安体之佳所，诚养神之胜地，汉之甘泉不能尚也。”这一大段，为“承”。主要夹叙夹议，既讲九成宫的雄伟壮丽，又发感慨。
从“皇帝爰在弱冠，经营四方，逮乎立年，抚临亿兆，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到“鉴映群形，润生万物，同湛恩之不竭，将玄泽于常流，匪唯乾象之精，盖亦坤灵之宝。”这一段，是“转”。讲唐太宗修葺九成宫和发现醴泉的过程。
最后剩下的，就是“合”了。引经典、发议论，上纲上线、歌功颂德。
《九成宫醴泉铭》的文章结构不难分析。精妙之处，在于魏征的立论和叙述。
前面的“起”，不必细说了。在时间上，魏征小动了手脚而已。
第二部分的“承”，关于九成宫的巍峨壮美，可说的也不多。前人描写宫殿园林的“雄文”已经不少，比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无非是如何写得别出心裁。这点魏征做到了。关键是他的夹叙夹议。
先来看看九成宫和醴泉的概况。
九成宫原名“仁寿宫”，由隋文帝于开皇十三年（593年）开建，历两年余建成，位于现在宝鸡麟游县，距长安二百多华里。宫址坐落于杜水之北的天台山，东临童山，南面石臼山，西依凤凰山，北靠碧城山。此地属渭北高原，海拔约1100米，气候凉爽宜人，夏宜避暑，隋文帝曾多次来此。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复建，翌年使用，更名为“九成宫”。所谓“九成”，即“九重”或“九层”之意，言其高耸重叠也。内建丹霄、延福、排云、御容、咸亨、大全、永安、等大型宫殿。
上世纪70年代末，有关部门持续对此宫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90年代还再次发现宫殿遗迹。魏征撰文、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碑》尚存。唐高宗李治于永徽五年（654年）亲笔书写的《万年宫铭并序碑》亦存，因九成宫曾改名万年宫，后又改回。两通石碑，现均存放于遗址的碑亭内。另，现尚存有凤台、唐王点将台、梳妆台、醴泉、唐井、官坪等遗址。
说实话，魏征讲述九成宫，有点儿轻描淡写，不怎么出彩儿，或许是他有意而为之。此段关键的一句是——“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侈，以人从欲，良足深尤”——看此种移山改涧的宏伟气势，极尽奢侈之能事，如此放纵人之欲望，的确是应当大加谴责的。谴责谁呢？当然是最初营建此宫的隋文帝等。这句话，可看做全篇的点睛之笔，后面的阐发，皆由此立论，也是魏征不对宫殿多加评述的原因。
魏征说，即便于炽热熔金的酷暑，这里也无闷湿蒸热的暑气。微风徐徐吹来，清凉舒适，的确是很好的安身之所，是怡养心神的佳处，汉代的甘泉宫也不能比这里更好了。不说这几句铺垫的话，怎么解释唐太宗干嘛要将此作离宫呢。
接着，魏侍中进入了“转”的阶段，全是干货。
他说，“皇帝爰在弱冠，经营四方，逮乎立年，抚临亿兆，始以武功壹海内，终以文德怀远人。东越青丘，南逾丹徼，皆献琛奉贽，重译来王，西暨轮台，北拒玄阙，并地列州县，人充编户。气淑年和，迩安远肃，群生咸遂，灵贶毕臻，虽藉二仪之功，终资一人之虑。遗身利物，栉风沐雨，百姓为心，忧劳成疾，同尧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针石屡加，腠理犹滞”——皇帝二十岁就为天下操劳，（按：李世民18岁参与政事，说“弱冠”只是写文章方便而用概数）。到了而立之年，成为统治万民的君主，（按：李世民28岁登基，说“而立”也是概数）。最初是以武力统一中国，后来又靠文德感化远方民族。东边超过青丘，南面逾及丹徼，边远民族都奉献宝物，靠辗转的翻译觐见帝王；西到轮台，北达玄阙，都纳入了国家版图，列为大唐的州县，那里的民众也编入了户籍。风调雨顺，年成丰和，远近之民安乐祥和，各种生灵均安其所，各样祥瑞也纷呈尽现。天地的恩赐，毕竟要靠皇帝一人的谋略才能得到（按：马屁已经拍得山响）。皇帝不顾自身，只为天下着想，风里来雨里去，心中只忧虑百姓。因此积劳成疾，肌肤像唐尧那样如同风干的腊肉，脚上的茧子比大禹还厚。反复治疗，膏肓仍然凝滞（按：如此带哭腔的马屁，真的无以复加，一般人如何也写不出来）。
魏承相接着说：“爰居京室，每弊炎暑，群下请建离宫，庶可怡神养性。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拒，未肯俯从”——皇帝始终住在京城，苦于酷暑依然如此。于是群臣恳求另建避暑行宫，以便皇上修身养性。但圣上爱惜哪怕是一个民夫的劳力，不愿浪费哪怕十户民众的家产，关起门来，坚决拒绝群臣的请求。
“转”得如此自然而且高大上，接着就好说九成宫的事了。
下面省略了主语，但无疑说的是皇上——于是（圣上）想到了隋朝过去建造的仁寿宫，舍弃了十分可惜，毁掉又相当费力，凡事总以承袭为好，何必另起炉灶？按：皆为废话，又无比之矫情。后来的杜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可见盛唐的百姓，住房也是大问题，仁寿宫不用废弃也不必拆毁，搞成“经适房”、“公租房”完全可以。实际上，李世民还是看着仁寿宫建的好，且位置优越，想自己去住而已。找了如上的理由，未免让人笑掉大牙。
魏公爵又说，于是改变原来华丽的雕饰使之简朴。一省再省，去掉过度奢华，只修葺颓坏的宫舍。红色石阶以砂砾修补，粉墙只用灰泥涂抹。用土阶和原来的玉彻相接，茅屋与原有的琼室相连。仰看此宫，壮丽仍不减当年，但已经可以作为以前奢侈者的警戒，如今的低调简陋，且足以为后嗣子孙作为榜样。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至德之人贵在无为，大圣贤的举止看起来像是没干什么。前人竭尽全力，我（按：自然是指皇帝）要在此基础上使其成为功绩。
文章已近一半，还没说到醴泉。真的难为魏征，绕了这么大弯子，终于把唐太宗重修九成宫这件事说圆了。
下面要说醴泉了。魏征说，原来九成宫里没有水源，靠从谷涧里引水。皇帝一直记着这件事，四月十六日这一天，亲自来到中宫，遍赏亭台楼榭，闲步于西城北面。他在高耸的楼阁下踱步，俯看脚下的土地，微微觉得湿润，就用手杖疏导，泉水随即涌出，于是派人围榄蓄水，并将其引入石渠——这就是醴泉了。
文中对醴泉作了描写——泉水清澈如镜，甘甜如酒，向南流过丹霄宫的西边，继往东流经双阙之下；穿过重重楼阁，莹绕座座宫殿，激扬清波，荡涤污秽。泉水令人气性纯正，心神明净；如镜子一般，映照众物形态；滋润万物，使其生长。皇帝的恩泽永不枯竭，就像这神奇的泉水永远流淌。这不仅是上天的精华，也是大地的瑰宝啊！按：古人运用“比兴”手法，真的不只限于写诗，魏征这段话，是最好的例证。
然后，就进入了“合”的阶段，概括全文，得出结论。
魏征说，《礼纬》曰：（帝王）对罪犯人惩罚得当，对功臣赏赐合宜，符合礼的规范，醴泉就会在宫廷里出现。《鹖冠子》云：圣人的恩德能上达于天，下达于地，中达于万物生灵，就会出现醴泉。《瑞应图》说：帝王天性纯和平正，食饮不征敛天下奇物，就会有醴泉出现，喝了能使人长寿。《东观汉记》说：汉光武帝中元元年，醴泉出现在京城洛阳，喝此水的人身上的多年沉疾就都痊愈了。按：《礼纬》是汉代无名氏所作的谶纬之书；《鹖冠子》传为战国时楚国的著作；《东观汉记》则为东汉纪传体史书。虽然引经据典，无奈这几本书并不很有名。可是，《尚书》、《论语》名气大，里面没说醴泉的事儿呀。好在，《礼纬》等古籍，少则几百年多则近千年，而且不仅说到醴泉，还与帝王联系极其紧密。看来，魏检校，为了写好此文也是蛮拼的。
根据以上典籍，魏征总结说，灵异之物呈现，是辅助圣明君王而来。醴泉可以祛除沉疾，又使人延年益寿，所以，百官公卿对圣上发现醴泉奔走相贺，喜形于色。我君却胸怀谦逊，毫不以醴泉的出现是因为自己圣明。怀有美德却不自居于美德，这就不是古人所能做到的了；因祥瑞的出现反而更加戒惧，竟然在今天得到了验证。
魏征论证出的这个结论，堪称“天衣无缝”了。
其实，写文至此，本可结束。但魏征继续发力，又说了三个意思，写了一大段四字骈文——
第一个意思，给自己定位，把身段儿放得极低，说自己末学无才，不足以表达皇帝的盛德。可是作为言官，职责所在必须记录皇帝之言和行之，不敢让国家如此盛美之大事在典册中不予记载，因此壮着胆子实录如上。
第二个意思，在骈文里，继续把李世民大大颂扬一通，赞其功大高于虞舜，勤苦胜于伯禹，空前绝后，超过了三皇五帝所有圣君，云云。继而提醒臣民，凿井饮水，耕田而食，安居乐业，不感谢上天之功，也不能忘了皇帝的功劳。
第三个意思，就是文之最后，魏丞相说的语重心长。
他讲，古有“云师”、“龙官”、“龟图”、“凤纪”；又有日含五色、乌生三足，此等瑞征，传于诗颂，载于史籍。圣主有大善则上天降吉祥，帝王有大智则万民享安乐。醴泉即出，流润下土，水波潺潺，清澈皎洁，似雨清润，如酒甘甜，像冰一般晶莹，若镜那么明亮。用之永新，取之不竭。治道高明而有盛世康泰相随，吉庆祥瑞显于这醴泉之中。
（按：以下是全文的重点）我们的君王，却仍然日夜毫不懈怠，并不以吉庆为吉庆，身居陋室，不耽游乐；他不以皇位为贵，只以天下为忧。人们崇尚浮华，他却只取实绩——回到淳朴与根本之处，追求质朴而取代文饰；居高处唯恐跌坠，端满水长戒外溢。（圣上）念念不忘且秉此信条，正是永保国家贞和吉祥的保障。
全文至此结束。唐太宗御览后是否做过修改，不得而知，但应该是很满意的，于是让欧阳询书写后铭刻于碑。
魏征此文，千二百字，一气呵成，述说真挚；主题明确，层次分明。既赞颂了九成宫和醴泉，又讲述了复建此宫和发现醴泉的由来；即描述了宫殿山水，又称颂了唐太宗功盖前贤。文虽波折但很流畅，理亦高深绝不晦涩；奉迎不感阿谀，称颂尽显真诚。还是那句话，真的难为魏丞相了，李世民又怎么会不满意？倘若他“命题作文”让魏征写这篇文章真有三个目的的话，看来是都达到了。
魏征立论极好，就两个字——俭和勤。除开这两个字，无论如何写不好这篇文章。唐太宗拒建离宫而复建仁寿宫是因为“俭”；复建的工程还是“俭”。群臣请建离宫是因为唐太宗“勤”，勤政，以至于健康状况不佳；发现醴泉亦因为他“勤”，天降祥瑞以嘉之。文章最后仍然归结到俭和勤，认为这样，才可保大唐永世贞吉。
魏征肯定对如此立论，很费了一番脑筋。如此才说他的为官不易。
李世民和魏征，世代被赞为“明君贤臣”之楷模——唐太宗肯纳谏，魏征敢说话。其实，这真是“瞎猫碰死耗子”的一种偶然机遇。商鞅不能不算贤臣，秦始皇统一中国，实际上还是商鞅变法为秦国打好了基础。可秦孝公一死，他也很快就玩儿完了。乾隆也属“盛世”，不过他偏偏倚重和珅。即便李世民知道魏征是一片忠心，但也不是没有过杀了这个乡巴佬的念头。
对此，魏征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他毕竟跟过李密、李建成等人，最后才投到李世民帐下，他自知不是嫡系。所以，他始终保持低调，唐太宗授予他更高的官位几次他都坚拒。此文中亦是，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极低。
然而，后世夸赞魏征不是没有道理。他心思够用，诤谏其实也不是不讲方法。就在这次李世民临幸九成宫，他问魏征，为什么有时候自己说一件事，魏征不表示态度。魏征说，如果他应答皇上了，就只能照办而没有商量余地了。这是很婉转地表示自己的不赞成态度。
李世民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很节俭的皇帝。有哪个皇帝很节俭么？复建九成宫没一两年，他就想再建一所离宫，被魏征死说活说劝住了。或许恰是如此，魏征才在此篇文章里，立论了俭和勤。夸皇上勤俭，皇上总不能断然拒绝，只能高兴，哪怕是表面上高兴。这也算是魏征设下的一个“道德圈套”吧，管不管用或管多少用再说。
总的来说，李世民也算有情有义。魏征病重，他派人送去不少钱物，魏征应该算清廉，家无长物。李世民送了他棉布做的被子，这在当时是贵重物品。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写了《望送魏征葬》的诗，其中说“望望情何及，浪浪泪空泫。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情感蛮真切。后来李世民还感叹过，魏征去世使他失去了一面镜子。
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自秦汉之后，唐宋是中国的第二个帝国时期。唐宗宋祖，都还是创下一番伟业的。对李世民来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魏征，也是不错的帮手。但不管怎样，李世民也是封建帝王，魏征亦只是效力之臣，虽不必如清朝那样口必称“奴才”，根本的性质没啥太大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