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博客(宗璞的路)
宗璞博客(宗璞的路)创作的道路很长,攀登不易,人生的路却常嫌其短,很容易便到了野百合花的尽头。我只能“托破钵,随缘走”。我的破钵常常是满满的,装的是大家的关心和爱护。王国维说,能够“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才能写出伟大的文学。言自己之所言,就是宁愿开罪于人,而不可埋没真理;感自己之所感,就是对事物、对生活,要有自己的看法,独立的见识,这是人格的力量。静安认为宋代以下,有些人能够做到“言自己之所言”,而也能做到“感自己之所感”的只有东坡一人。又说屈子、渊明、子美、子瞻都因为有极高的人格,才有极高的作品。如果他们没有文学天才,就人格而说也“自足千古”。没有相应的人格,写不出好作品,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对于文学高峰,我只能心向往之,以为榜样,要想靠近是不自量了。说到创作六十年,我深感惭愧。从一九四七年,我发表第一篇作品《A.K.C.》起,那时是十九岁,今年我七十九岁,算是六十年了。《A.K.C.》发表在天津《
Blue River By Erika Tanzer
2007年在宗璞文学创作六十年座谈会上的答谢词
文|根据宗璞2007年11月2日发言稿整理
看到这么多朋友光临这个会,听到大家十分温暖的讲话,我心里充满了感激。我的一首词中有两句“托破钵,随缘走”,我觉得自己就像托破钵化缘的僧人。我的写作是生活给予的,是社会给予的。我在平常的生活里更是得到很多的、具体的帮助,在座的朋友们几乎没有不给过我帮助的。怎么能不感觉到温暖,怎么能不心怀感激呢?
说到创作六十年,我深感惭愧。从一九四七年,我发表第一篇作品《A.K.C.》起,那时是十九岁,今年我七十九岁,算是六十年了。《A.K.C.》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后来又接着写了几首短诗,再后来就停顿了。一九五七年发表《红豆》以后,和大家一样,有一段长时期的搁笔,算了一下,是十四年。我曾经有一首小诗,第一句就是“钝笔尘封十四年”。在以后的时间里,也是断断续续,要关心的事情太多,很少集中精力写作。所以说创作六十年,实在是非常惭愧,实际说起来,充其量也就是二十年吧,也许是十几年。我曾称自己为“四余居士”,因为居士不出家,始终保持业余身份,业余的佛门弟子,那么我是业余作者,正好用“居士”这个称号。四余者,运动之余,工作之余,家务之余,和病魔做斗争之余。在这些“余”中,写了这些作品,也实在是很努力了。我的姑母冯沅君,有一部书,称为《四余诗稿》,也很惭愧,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本书。我真想起姑母于地下,问一问她的“四余”是哪“四余”。据说老年人分几个层次,有年轻的老年人,真正的老年人。现在我已进入耄耋之年,成为真正的老年人。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人生的“余”了,我现在应该称为“五余居士”了。
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是两个年轻人写的。他们说等着看《西征记》《北归记》 等得不耐烦了。他们要我“加油!加油!!!”加油后面打了三个惊叹号。老实说,这油也剩得不多,不过我会努力写,以稍减惭愧之情。
元遗山论诗,有两句话:“诚乃诗之本,雅为诗之品。”这好像是郭绍虞先生总结出来的遗山的意思,不是原话。“诚”“雅”两字,是我一贯的创作追求。许多朋友有很好的阐述。我想,诚,就是说真话,也可以说是思想性。从良知开始到具有思想性,有很长的路。雅,就是艺术性。这个“雅”并不和俗”相对。说真话有好几层,一个是勇气,一个是认识,认识有高下。能认识了,要有勇气说出来。我非常喜欢英国作家哈代,他在《苔丝》第一版弁言中引了圣徒圣捷露姆的话: “如果为了真理开罪于人,那么,宁可开罪于人,也强似埋没真理。”这很有勇气。可是勇气又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界来说,宁可开罪于人,也要坚持真理;一个是对自己来说,有的时候,没有勇气去看事物的深层;有的时候是看到了又不愿写,不忍写。读伟大作品时,有时有一种感觉,作者对自己很残忍。这是高尚的残忍。
王国维说,能够“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才能写出伟大的文学。言自己之所言,就是宁愿开罪于人,而不可埋没真理;感自己之所感,就是对事物、对生活,要有自己的看法,独立的见识,这是人格的力量。静安认为宋代以下,有些人能够做到“言自己之所言”,而也能做到“感自己之所感”的只有东坡一人。又说屈子、渊明、子美、子瞻都因为有极高的人格,才有极高的作品。如果他们没有文学天才,就人格而说也“自足千古”。没有相应的人格,写不出好作品,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对于文学高峰,我只能心向往之,以为榜样,要想靠近是不自量了。
创作的道路很长,攀登不易,人生的路却常嫌其短,很容易便到了野百合花的尽头。我只能“托破钵,随缘走”。我的破钵常常是满满的,装的是大家的关心和爱护。
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哈代的诗。几年前,清华大学图书馆一位馆员热心地找到了我的论文,保存得那么好,它让我又想起哈代的诗。最后我来念一首,题目是《路》,卞之琳翻译。
我的面前是平原,
平原上是路。
看,多辽阔的田野,
多辽远的路!
经过了一个山头,
又来一个,路
爬前去,想再没有
山头来挡路?
经过了第二个,啊!
又是一个,路
还得要向前方爬——
细的白的路?
再爬青天不准许,
又拦不住,路
又从山背转下去,
看,永远是路!
注:
2007年,《野葫芦引》第三卷《西征记》尚未完成。其后十余年间,宗璞坚持不懈,克服目力、听力、行动能力等全方位的困难,完全以口述方式“写”完了《西征记》,又“写”完了《北归记》和《接引葫芦》。这时,她已是九十岁的真正的耄耋老人。2019年到来的时候,宗璞倾注全部心血,为之奋斗三十多年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之《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终于与期盼已久的读者见面了。
这篇十二年前的答谢词,说出了宗璞真诚而朴素的文学追求,表达了她的坚定不变的文学观,今天读来,依旧可以感受到她那颗老而不衰的文学之心,在有力地跳动。
我们有理由向宗璞致敬。
宗璞的路
文 | 本书编辑 杨柳
宗璞从十几岁开始写作,曾经是一名小小的文学少年。青年、中年时期,她和很多人一样,经历过一些无法躲避的奇特遭遇,一度暂别写作。但是文学的根苗不死,一旦风调雨顺,便发叶萌花,结出硕果。直到晚年,她依然如一只衔沙的蚂蚁,一颗一粒,一点一滴,构筑文学的七宝楼台,日复一日,未曾稍歇。
宗璞出身于书香门第,一辈子几乎都在书斋里生活,但她不是风花雪月、轻吟漫语的作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红豆》、七十年代的《三生石》《弦上的梦》,到本世纪的《四季流光》《惚恍小说》,都与时代、社会紧密相连,站在现实的生活和思想的“前沿”。她的作品从容端庄,温文尔雅,但是有风骨、有担当、有锋芒。她甚至是一位“先锋”作家,《蜗居》《泥沼中的头颅》《我是谁》等小说,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运用纯熟贴切,堪称典范。
宗璞一向体弱多病,晚年更是每况愈下;又因视网膜脱落,几近失明。停止写作,颐养天年,是合情合理的选择。但是,病弱的宗璞有着超出想象的坚韧,她硬是以口为笔,一字一句地说,出口成章;一字一句地听,斟酌修改。在《南渡记》之后,她用这种常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写”完了《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以及《接引葫芦》——这部总名《野葫芦引》的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巨制,了却了她几十年来历史存真、为中国知识分子存真的执着心愿;还“写”下了一篇篇如萤火般闪着微光、却也足以烛照黑夜滋润心灵的精萃文章。
宗璞自度曲道:“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她的写作,发自内心、忠于内心,不追随、不迎合,“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七十多年的文学之路,坎坷处多,平坦处少。耄耋之年的宗璞,仍在通向自由境界的路上艰难前行,虽然那条路可能首尾相接,没有终点。
-End-
编辑:李依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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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葫芦引》(全四卷)
《北归记》
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这些布衣长衫的读书人为中华文化源流不绝忘我奋斗直至牺牲生命。《野葫芦引》的写作历时三十三年,抟炼琢磨,精雕细刻,终成大器。
《南渡记》以七七事变后明仑大学教授孟樾一家的变故为主线,描写北平知识阶层在国难之中的深沉痛苦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并对苟且求生者的懦弱灵魂给予深刻细致的剖析。小说富于生活气息,营造出纯净真挚的艺术氛围,令人回味不已。
《东藏记》描写明仑大学南迁昆明之后孟樾一家和师生们艰苦的生活,刻画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对教授间亦雅亦俗的人情世态、青年人朦胧纯真的思想、情感,均施以委婉细致的笔墨,既有妙趣,又见真情。《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西征记》写的是明仑大学学生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的故事。在硝烟炮火的战争里,青年学子丰富而又纯真的内心世界、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更加可敬可贵。抗战胜利,正义永存,宗璞笔下的远征军和滇西之战别有境界,气韵不凡。
《北归记》再现明仑大学师生结束八年颠沛流离,返回北平之后,纷繁错综的现实生活。胜利尘埃落定,内战烽烟又起。历史巨变的前夜,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父一辈的担忧,子一辈的情缘,所有的一切,凝聚在宗璞的笔端,温暖而沉重,鲜明又迷茫。
宗璞
宗璞,当代作家。河南南阳人,1928年生于北京。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休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既承中国文化的深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耳濡目染,宗璞的作品蕴含着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人文思想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笔》《紫藤萝瀑布》《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等,出版了多种小说童话散文选集。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引葫芦》组成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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