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荣谈南宋的意义（心中有百姓治人先治己）

冯建荣谈南宋的意义（心中有百姓治人先治己）王十朋10多年为京官、为知州，他关心的是国家，是黎民。由于他品德高尚，朱熹将他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君子相提并论，说海内有志之士对他“闻其名，诵其言，观其行，而得其心，无不敛衽心服。”宋孝宗评价他为“南宋无双士，东都第一臣”，《四库全书总目》更是推崇他“立朝刚直，为当代伟人”。捡拾、了解王十朋的生平事迹，800年前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尚能如此，其言其行不也值得今天的我辈后人清夜而思么？王十朋深谙治人先治己的道理。他为政廉洁，律己甚严。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不欺室”，其《书不欺室》诗云：“室明室暗两何疑，方寸长存不可欺。勿谓天高鬼神远，要须先畏自家知。”他常以“清白”自勉，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他的夫人贾氏，品德高尚，要求他除薪俸外，不要向公家多取一分钱。十朋身为知州，薪俸不低，却由于他和夫人怜贫好施，割俸义助，家中十分清贫。史料记载，隆兴元年（116

有宋一代，名臣辈出。爱民敬民的王十朋便是其中之一。

王十朋（1112-1171年），字龟龄，号梅溪，浙江乐清人，南宋高宗时进士。他少时学通经史、诗文远近闻名，但因南宋政治腐败、科场黑暗，屡试不第。公元1157年3月，已46岁的王十朋“时来运转”，高宗皇帝赵构在主持和批点殿试时，认为王十朋“经学淹通，议论醇正，可作第一人”，故录为状元。

王十朋政治上的主张是反对与金人议和，因而受到南宋朝廷主和派的排挤。公元1164年，他被迫离京，担任饶州知府。次年7月，移知夔州，后又知湖州、泉州。他一生的政绩主要在饶州、夔州、湖州、泉州州牧任上。他曾屡次奏请为农民减免租税，抑制豪强，奖励农桑，倡导绿化，兴办学校，且严于自律，两度“割俸”，得到百姓的好评。当他调离饶州时，饶州百姓上书请留，并把他必经桥梁拆掉，王十朋只得改道而行。百姓复修此桥，并改名“王公桥”。调离湖州时，湖州百姓焚香拜别。离夔州时，百姓为其立生祠奉祀。泉州任满离开之际，“父老儿童攀辕者不计其数，公亦为之垂涕”。同代名士汪应辰在为王十朋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评价说：“近世为政得人心未有如此公者。”

王十朋46岁状元及第，60岁去世，为官时间只有10多年。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为什么能够得到百姓如此的拥护呢？在《湖州到任谢表》中，王十朋说过这样一句话：“但思治己以先人，岂忍夺民而生事！”也就是说，他认为为官者心中要有百姓，不可做“夺民”之事，治人必须先治己。这是王十朋理政的思想基础。

因为心中有百姓，王十朋为官做事，把抚爱黎民百姓作为首要任务。他初任绍兴金判时，就将自己的官署命名为“民事堂”。他在《民事堂赋》中云：“啖民脂以饱妻子兮，犹雀鼠之偷太仓。苟不民事之是思兮，又将奚逭乎天殃。”当时绍兴正遇水灾，他深入民间赈济救灾，组织恢复生产。为了防止贪官污吏欺压百姓，他常亲临纳税收捐现场进行监督。他要求对百姓“抚字为先，催科次之”。他关心黎民的疾苦，一到夔州任上就停止向竹筒引水农户收费，使“义泉”名副其实。户部责夔州、湖州虚逋钱甚急，作为知州的王十朋为民请命，抗章不允，两度辞职。1168年，王十朋出知泉州，任期不到两年，却经常下乡劝农，遇风暴亲巡救灾，并且倡修晋江田塘，灌田10余万亩。

王十朋行事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早在任绍兴金判时，王十朋曾不顾京官张侍郎的恶势力，为绍兴平民鲁六平冤。另据《宋史·王十朋》载，王十朋出知饶州，宰相洪适回乡拜访，提出要占用公学地盘扩建自家私宅后花园，王十朋不畏其为当朝宰相，也不因洪适的弟弟洪迈是自己好友，断然予以拒绝：“先圣所居，十朋何敢予人！”此事一时朝野皆知，传为佳话。

王十朋自己心中有百姓，也要求属下官员要心中有百姓。为此，他特别重视对官吏进行爱民教育。在泉州，他一到任，就在府署召集所属七个县的县令开会，作《宴七邑宰》诗宣示做官为民爱民之旨：“九重宵旰爱民深，令尹宜怀抚字心。今日黄堂一杯酒，殷勤端为庶民斟。”事后还对他们的政事进行考核。僚属间谁有错误，他“反复告诫，俾之自新”。晚年在泉州任上，他与同僚共立戒贿的“戒石”，其《修戒石》诗云：“君以民脂膏，禄尔大夫士。脂膏饱其腹，曾不念赤子？贪暴以自诛，诛求不知耻……一念苟或违，方寸宁不愧！清源庭中石，整顿自今始。何敢警同僚，兢兢惟敕己。”警示官吏不得害民。他在一首诗中抒发自己的襟袍：“要令列郡法清白，了无一吏横索钱。”

王十朋深谙治人先治己的道理。他为政廉洁，律己甚严。他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不欺室”，其《书不欺室》诗云：“室明室暗两何疑，方寸长存不可欺。勿谓天高鬼神远，要须先畏自家知。”他常以“清白”自勉，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他的夫人贾氏，品德高尚，要求他除薪俸外，不要向公家多取一分钱。十朋身为知州，薪俸不低，却由于他和夫人怜贫好施，割俸义助，家中十分清贫。史料记载，隆兴元年（1163年）他辞官归里，妻、子在家竟然“有饥寒之号”。泉州任上，一次王十朋向夫人叹穷，夫人劝他：“君今胜作书会时矣，不必言穷。”几天之后，夫人就因病不起，遽然辞世。悲痛之余，王十朋将原话记录在《悼亡》诗“注”中。妻子死在泉州任所，因路遥无钱，灵柩不能及时运回家乡。他在给皇帝写的《乞祠不允》诗里记述云：“臣家素贱贫，仰禄救啼饥。”“况臣糟糠妻，盖棺将及期。旅榇犹未还，儿女昼夜悲。”结果灵柩在泉州停放了两年。他严格教子，两个儿子在他死后“犹如布衣”。

王十朋10多年为京官、为知州，他关心的是国家，是黎民。由于他品德高尚，朱熹将他与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五君子相提并论，说海内有志之士对他“闻其名，诵其言，观其行，而得其心，无不敛衽心服。”宋孝宗评价他为“南宋无双士，东都第一臣”，《四库全书总目》更是推崇他“立朝刚直，为当代伟人”。捡拾、了解王十朋的生平事迹，800年前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尚能如此，其言其行不也值得今天的我辈后人清夜而思么？

（选自《新湘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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