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跟金融有什么区别：金融的解释

国际金融跟金融有什么区别：金融的解释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结论之一是，货币数量变化在短期内既影响物价，也影响产量。但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只影响物价，不影响产量。这也是为什么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也有区别，凯恩斯只注重短期分析，认为货币需求的变化同时影响产量和就业。u是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比如人的偏好，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收藏名画，他对货币的需求就不大等等。w是指非人力财富，也就是物质财富（如房屋、机器设备、耐用消费品等）占恒久性收入的比率。因为人力财富（也就是人获取收入的能力，相当于大家熟悉的人力资本）经常受到失业等因素的干扰，转化为物质财富时会受到限制，因此人力财富比例越大，即w越低，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多，w越大，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少。需要注意的是，rm是指货币的预期名义报酬率，此时的货币包括存款，因此报酬不再是零，而是有利息形式的收入。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是放弃其他资产

是物价的预期变化率，u是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

弗里德曼与凯恩斯的共同之处在于，把货币作为一种可选择的资产，不过弗里德曼说的货币，与凯恩斯所指的货币不同，不只包括现金，也包括存款。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之所以叫“新货币数量学说”是因为，他认为传统的货币数量学说中，货币数量影响价格的结论还是正确的。弗里德曼相当于复活了传统货币数量论。

弗里德曼的资产概念也大大扩展了，除了债券，还包括股票、房屋、耐用消费品等。

弗里德曼认为，y即恒久性收入，是影响货币需求的最重要因素。人们的（现期）收入包括两部分：一是受短期因素影响的收入，即临时性收入；二是恒久性收入，即受长期因素（至少是能影响三年的因素）影响的收入。弗里德曼的y的最初含义是总财富，即货币、债券、股票等资产，但财富难以衡量，后来只能用恒久性收入代替。恒久性收入是预期的长期平均收入，可以用过去三年的平均收入近似表示。

w是指非人力财富，也就是物质财富（如房屋、机器设备、耐用消费品等）占恒久性收入的比率。因为人力财富（也就是人获取收入的能力，相当于大家熟悉的人力资本）经常受到失业等因素的干扰，转化为物质财富时会受到限制，因此人力财富比例越大，即w越低，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多，w越大，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少。

需要注意的是，rm是指货币的预期名义报酬率，此时的货币包括存款，因此报酬不再是零，而是有利息形式的收入。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是放弃其他资产的收益，所以如果其他资产的报酬率提高，对货币的需求会增加，反之，对货币的需求会减少。

在公式24–7中，在除u外的其他变量中，货币需求量与y和rm正相关，与其他因素负相关。

u是其他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比如人的偏好，如果一个人特别喜欢收藏名画，他对货币的需求就不大等等。

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结论之一是，货币数量变化在短期内既影响物价，也影响产量。但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只影响物价，不影响产量。这也是为什么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只是一种货币现象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凯恩斯也有区别，凯恩斯只注重短期分析，认为货币需求的变化同时影响产量和就业。

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另一个主要结论是，既然影响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恒久收入，而恒久收入受长期因素影响，并不随经济周期波动，加之货币流通速度也基本不变，所以整个经济中的货币需求相当稳定。

货币供给（money supply）

货币供给本来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银行系统（包括中央银行）向经济投入并创造货币的行为。货币经过这个供给过程会形成社会的货币供给量（money aggregate），即一个经济中所有部门持有的货币总量。但通常说的货币供给，指的是货币供给量。本书货币供给的含义也是如此。

货币供给是一个时点上全部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提供和创造的现金和存款货币之和。因为是一个点上的量，所以货币供给是一个存量，相应地，货币需求是一个流量，即一段时期内的量。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都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7]，中央银行既能决定基础货币的量，也能决定货币乘数的大小，所以货币供给完全是由中央银行的政策决定的，企业、家庭对货币供给无法施加任何影响，只能被动接受。企业不能生产货币，也不能生产货币的完全替代品。

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供给由中央银行事先决定，就是那么多，公众要求再多，也满足不了，那么名义上看，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永远相等，但这是货币需求完全被动适应货币供给的结果，而不是它们互相适应的结果。

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8]，如萨缪尔森、詹姆士·托宾[9]，以及新剑桥学派[10]的经济学家们。他们认为，货币供给必然受经济中众多主体行为的影响，中央银行不能不顾及这种影响，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不是绝对的，要受其他政府部门的牵制，做不到完全独立地决定货币供给。

这种观点的合理性也越来越明显了，伴随金融创新活动，特别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出现和电子货币的普遍使用，中央银行独立控制货币供给越来越困难。

既然双方都有道理，那能不能说货币供给既是内生又是外生的呢？不可以。外生内生都是计量经济学发展出来的概念，计量经济学不允许一个变量既是内生又是外生。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的均衡

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的均衡，是一个经济中货币需求量与货币供给量相等的状态。这个时候的利率就是均衡的利率，这个相等的量就是均衡的货币数量。

当然，上面提到过，这个均衡数量是在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的条件下，货币需求被动适应货币供给的结果，只能是一种大致的相等。

均衡利率和均衡价格一样，对于全社会有效配置资源，十分重要。

单一规则（single rules）的货币政策

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变量的经济学家指出，既然货币供给量难以控制，货币政策应主要运用利率等工具，而不是控制货币数量。

但弗里德曼认为，既然货币需求是相当稳定的，而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共同作用，决定利率和价格水平，所以很容易实现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均衡。

弗里德曼认为，应该实行一种“单一规则”（single rules）或者“简单规则”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不需要再利用准备金、利率等手段，而应专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的调节工具。

他的建议是，中央银行应该事先公开宣布一个长期的货币供应增长率，比如每年增加3%，以后按此速度增加货币供给量[11]（M2），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变动，应事先声明。

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

这是凯恩斯提出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凯恩斯认为，当利率降到很低，比如零或者接近零的水平时，人们就会一致认为，利率不会再降，而会上升，因此债券的价格将持续下降。于是，人们不会再购买债券，只会持有货币，此时不管货币供应量增加多少，都会被公众以现金方式吸收。

这是一种极特殊的情形。一般认为，当经济极度低迷，人们看不到任何希望，不敢也不愿意投资时，流动性陷阱才会出现。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趋于无效。托宾曾以历史经济数据证实流动性陷阱确实存在。

也有人认为，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曾陷入流动性陷阱，尽管日本银行多次降低利息，甚至接近零利率水平，也没能起到刺激经济复苏的效果。

注释

[1]. 总供给，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的所有企业愿意而且能够生产和销售的所有物品和劳务的价值。总供给不是一个数，而是一个函数，如果画出来，就是一条曲线。其自变量包括：价格水平、技术（生产能力）和成本。

[2]. 总需求，是一定时期内，一个经济体中所有部门的意愿（愿意的）支出总和，包括居民户、企业、政府以及外国人的购买。总需求也是一个函数，自变量包括：价格水平、税率、政府支出、利率等。

[3]. 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主要贡献是关于资本和利息的理论，著有《利息理论》（1930年）和《利率论》（1907年）。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因为乐观看待股市，认为美国股市将继续繁荣，在股市投机中损失惨重。

[4].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把古典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成果相结合，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在剑桥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系，并让经济学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他把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引进了经济学，经济研究的科学性进一步提升。他还培养了一批经济学大师，如凯恩斯、庇古、罗宾孙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经济学家，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代表作是《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等。

[5].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大学讲座教授，马歇尔的学生和继承人，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福利经济学》等。

[6]. 有效需求，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即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

[7]. 外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是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是把经济理论与数理统计方法相结合的经济学分支。以经济数据做定量分析，是其最大特点）的术语。如果一个经济变量，它影响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但本身并不受经济体系内部因素的影响，而只受经济体系外因素的影响，就是外生变量。外部因素，比如政府的政策，以及天气、战争等。典型的外生变量是税率。

[8]. 内生变量 （endogenous variable），又叫非政策性变量，是指在经济体内部，由纯粹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变量，不受政策影响。内生变量，相当于经济数学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它由模型决定。典型的内生变量是价格、利率、汇率。

[9].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教授，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10]. 新剑桥学派（Neo Cambridge School），现代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分支，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另一重要分支“新古典综合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 Mainstream）”若干相对立的观点，声称自己师承凯恩斯主义更正宗。

[11]. 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层次为：

M1＝财政部、联邦储备银行和各存款机构金库之外的通货

＋非银行发行的旅行支票

＋各商业银行吸收的各种活期存款（包括各存款机构、美国政府、外国政府和官方机构的活期存款）

＋存在各存款机构和信用股金提款账户内的NOW账户、ATS账户上的可开支票存款以及储备机构的活期存款；

M2＝M1＋所有商业银行发行的隔夜回购协议存款（及合同规定的更长时间的存款）和美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对美国居民开办的隔夜欧洲美元存款

＋储蓄存款

＋小额储户的定期存款（指10万美元以下的定期存款）

＋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存款

＋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中纳税和免税账户上的存款；

M3＝M2＋大额存户的定期存款（10万美元以上）

＋商业银行的储蓄机构发行的定期回购协议负债

＋由美国居民持有的美国银行海外机构的欧洲美元定期存款

＋在英国、加拿大的所有海外机构的存款以及货币互助基金中存款机构的纳税和免税账户上的存款；

L＝M3＋非银行的社会公众持有的美国储蓄债券、短期国库券

＋商业票据和银行承兑票据

＋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中上述资产的净额。

第二十五章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通货膨胀（inflation）

通货膨胀（简称通胀）的经典定义是：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所谓一般价格水平，不是一种商品（含服务或者劳务）的价格，而是市场上所有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一般价格水平上涨意味着，不是一种或几种商品的价格在上涨，也不是许多商品的价格在上涨，而是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当然也有商品的价格是不变或者下跌的）。

所以，通货膨胀和价格上涨不是一个概念。价格上涨仅仅是一种商品或者多种商品的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则涉及几乎所有商品。

通货膨胀率（inflation rate）

通货膨胀的程度用通货膨胀率表示，有多种计算方法。最常见的是CPI（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者价格指数）[1]的变化率。

公式25–1

CPI的计算过程是，首先，选取某一年为基年（计算的基础年，可以任意选取，比如2008年，但选定后不再变化），再选取若干种消费品作为所有消费品的代表。经济学家称这些代表性的消费品为“一篮子物品”。

然后，计算这一年代表性的居民户（即家庭，也是统计机构选定的）购买“一篮子物品”的平均花费。不管这些花费是多少，一律记为没有单位的100。

其他年份的CPI也是如此计算，然后与基年的进行对比，得出各年的CPI。比如，2008年，代表性居民户购买“一篮子物品”的花费是12 000元，2013年是24 000元，2014年是25 200元，则因为2008年的12 000元是100，2013年的24 000元，就是200，2013年的CPI就是200。同理，2014年的CPI是205。

知道了2013年和2014年的CPI，计算通货膨胀率就很简单了，带入上述公式即可：

2014年的通货膨胀率就是2.5%。

住宅价格与通货膨胀

需要注意的一个特殊问题是，住宅的销售价格（以及资本市场中产品的价格，如股票价格等）并不统计在CPI中，因而与通货膨胀无直接关系。

因为通货膨胀着眼的还是一般居民的生活，住宅虽然重要，但不一定非要买，租房一样能解决居住问题，所以房租是计算在CPI里的。

住宅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品，更是一种投资品、一种资产。有两个原因：第一，买了房子，就不必再支付租金，节约了租金支出；第二，房子价格上涨，产权人可以获得相应的资产增值的收益。这与CPI的计算范围有明显区别。

通货膨胀的分类

按照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经济学家们把通货膨胀分为温和的、急剧的和恶性的三类。

温和的通货膨胀，就是通胀率低（比如一位数），而且能预测到，也就是能正确预测的通货膨胀。急剧的通货膨胀，不但绝对程度高得多，如200%也就是价格水平比去年上涨两倍，而且远远超过预期。恶性的通货膨胀就更糟糕，比如价格上涨100亿倍，即百分之一万亿这个级别，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

温和的通胀经常发生。急剧的也不罕见，比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根廷和巴西，价格指数曾上涨几十倍。

恶性的通货膨胀是极少见的，基本发生在严重的政治经济灾难时期或者国家崩溃前夕。1947~1948年中国就发生过恶性的通货膨胀，194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钞票最高面额为50 000元，1948年就到了1亿8千万元[2]，因为通货膨胀太严重了。2008年津巴布韦（Republic of Zimbabwe）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 000 000%。

恶性通货膨胀确实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任你是比尔·盖茨还是巴菲特，只要你的财富是货币，恶性通货膨胀来临时，你都会迅速和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平起平坐”。

通货膨胀的影响

太多人认为，通货膨胀绝对是坏事，但实际并非如此。通货膨胀不一定就是坏事，也有可能是好事，这完全取决于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

如果通货膨胀是温和的，也就是程度低而且可以预计，那么它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价格的适度上涨，可以弥补企业成本的上涨（因为资源的稀缺性，成本上涨具有某种必然性），而且因为可以预计，人们在签订有关劳资协议和其他合同时，会把通货膨胀的影响考虑在内。结果是，没有人会因为通货膨胀而受到损害。

但是，如果通货膨胀超出预期的范围，变得非常严重时，就是坏事了。

对于严重通货膨胀的危害，凯恩斯曾说：“当通货膨胀来临时，货币的实际价值每月都会发生巨大的波动。所有构成资本主义坚实基础的、存在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永恒关系，都会变得混乱不堪，甚至几乎完全失去意义。获得财富的途径退化到依靠赌博和运气的境地。”[3]

通货膨胀的第一个危害是，扰乱商品的相对价格。

我前边也提到过，真正有意义的价格是相对价格，相对价格稳定是经济决策的基础。当一枚鸡蛋上涨到100万元，超过一套房子的价格，而且不知道明天还会涨到多高，面对此情此景，是应该购买鸡蛋还是购买房子？相对价格的混乱让人们茫然不知所措，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

通货膨胀的第二个危害是，有利于债务人，而不利于债权人。

如果借贷利率是10%，而一年内的实际通货膨胀率却高达100%，这是当初签订贷款协议时不曾预料到的（急剧通货膨胀发生了）。债务人借入1 000元，立即全部用于购买商品，第二年，可以卖得2 000元，除了还债的1 100元，还能赚900元！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黄世仁怕杨白劳”[4]的局面。

正如凯恩斯所说，债权债务关系也就是借贷关系，是一个社会经济运转的基础。通货膨胀严重时，没有人愿意做债权人，都争相做债务人，因为借钱的成本是负的，上述例子中，名义利率是10%，实际利率是–90%(10%–100%)，风险全都转给了债权人。

西尼尔说得好，利息是对节欲和等待的报偿，如果实际利息为负，就是对节欲和等待的惩罚，这太无理，太违背人性了。谁还储蓄呢？没有了储蓄，债权债务关系中断，很多需要投资的生产活动便会停止，整个经济社会都可能被摧毁。

通货膨胀的第三个危害是，侵蚀工资和利润。

税收令人讨厌，如果政府制订一个提高税率的方案，一定会遭到选民的抵制。可是，通货膨胀一样可以增加企业和家庭的税收负担，但选民表面上感觉不到。

比如开始的时候，市场上有100个东西，所有的货币都在个人手里，一共100元。所有的这100个东西都是个人的。现在政府突然多印了100元，那么政府就拥有了50个东西，如果政府又印了100元，那么66.66个都是政府的，政府印的票子越多，属于老百姓的东西就越少。

再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变化。假定每月名义收入5 000元是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规范的说法应是“免除费用额”），以前月收入3 000元的人是不用交税的。现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来了，通货膨胀率是100%。假如工资提高了100%，涨到6 000元。6 000元与原来的3 000元的购买力是一样的，实际购买力没有发生变化。如果不交税，生活水平不会下降。

但是，起征点的调整不会这么及时（甚至政府根本不想调整），还是5 000元。名义收入已然超过起征点，就必须要交税。税后的收入就不足6 000元，比原来穷了。这样，税率没有提高，就能让人们多交税。因此，通货膨胀被称为“隐蔽的税收”，这对于穷人而言是很不公平的。企业的情形完全类似。

另外，当通货膨胀严重时，钱就会变成烫手的山芋，大家都不敢再保留现金或者存款，必须尽快花出去，变成商品，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于是跑银行取款的次数增加了，有经济学家把这现象称作“皮鞋成本”（shoe leather costs）。还有，价格需要随时调整，如饭店需要频繁更换菜单，经济学家把这称作“菜单成本”（menu costs）。这类成本花费并不对应实际的产出，纯粹是浪费，也降低了经济的效率。

惯性

西方有一句谚语：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当你预言某事会发生后，你会有意地推动事情朝你预言的那个方向发展，于是预言成真。中国人说的“有志者事竟成”，也有类似的意思。

如果通胀年年发生，且幅度都差不多，比如2%，那人们就会“合理”地预测，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率还是2%，他们会根据这个通货膨胀水平调整工资协议和其他合约。这样，第二年的通货膨胀率就真的会是2%，于是，通货膨胀照某种惯性发生。这也是通货膨胀发生的一个原因。

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 inflation）

产生通货膨胀有需求方的原因，也有供给方的原因。如果总需求，也就是消费需求（本国家庭的购买）、投资需求（本国企业购买）、政府支出（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净）出口（外国企业和政府对本国产品的净购买），突然增加，以至总购买（需要货币）超过了经济中的潜在生产能力（即不招致通货膨胀的最大产量），价格水平就必然上涨。

总需求突然增加的原因很多，一个重要方面是货币供给的快速增加。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他的意思是，通货膨胀的核心根源还是货币太多。

但是，我想指出一点，弗里德曼这样讲的时候，资本市场，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规模还不足够大。资本市场对通货膨胀有很大的影响。资本市场是资金的蓄水池，有利于缓和货币过多对商品市场产生的压力，是通货膨胀的抑制因素。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过多，但货币过多了，不一定就有通货膨胀。

价格管制经济中，价格突然放开，也会产生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典型的例子，是1988年的中国。那一年，中国政府突然决定进行价格改革，放开除特别重要商品价格以外的所有商品的价格。习惯了价格稳定的人们闻讯后立即涌到商场，疯狂抢购，因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

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中国没有名义上的通货膨胀，但是价格受到严格管制，为了买到短缺的商品，经常需要排队。光有货币买不到东西，还要各种票证，比如布票、粮票。人们的时间是有机会成本的，排队不是没有代价的，尽管可能不大，因为那时工资很低。

所以在那个年代，中国虽无名义上的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实际存在，即隐性通货膨胀。在价格管制下，往往有黑市（受政府或者法律打击的市场）存在，黑市的价格显著高于公开市场价格。黑市，名字虽然难听，但起的作用却是正面的，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没有黑市，会酿成更多的悲剧。比如在饥荒年代，粮食黑市拯救了众多濒临饿死的人的生命。

乐观预期也是总需求增加的原因。1992年中国已经退休的领导人邓小平[5]到广东、上海、武昌等地考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信心，总需求井喷，在造就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引发了明显的通货膨胀。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1993年为14.7%，1994年为24.1%，1995年为17.1%。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 inflation）

假如总需求没有发生变化，而总供给一方或者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生产成本普遍上升，那么企业必须提高价格，才能保持原有利润，通货膨胀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是成本推动型或供给冲击型的通货膨胀。

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劳动力的成本，即工资。而工资上涨的一个原因是工会力量的强大，它们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常常如愿。

人们对工会的看法是有分歧的，有人认为工会维护了劳工的利益，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经济学家，认为工会在某种程度上垄断了劳动力供应，让工资增加的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造成通货膨胀的同时还降低了经济的效率。

工资的上涨与通货膨胀互相推动，螺旋上升：工资上涨

通货膨胀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