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方法王国维（黄永年王国维傅斯年古文献研究的功与过）

历史研究方法王国维（黄永年王国维傅斯年古文献研究的功与过）几十年来在这些新领域的研究成绩，包括近若干年来对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地发现的木简和帛书的研究成绩，已另有专家撰文讲述。这里只想就本世纪所以出现这样一个重视文献扩展古文献领域并作出成绩的新局面，作点合理的解说。对傅斯年在学术上的贡献，近年来已渐多持平之论，王国维更被称道得有点过分。其实本世纪初在扩展古文献领域作出贡献者还多有其人，如顾颉刚即是一位，不过没有提出“二重证据法”、“史学便是史料学”之类，以致人们只知道他以“疑古”知名，不知道他在重视文献扩展古文献领域上也曾出过力。1927年顾颉刚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为学校到沪杭等地采购了大量图书。他女儿顾潮编撰的《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引用了他所写《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卷头语》，其中说：当时“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各地的书估和旧家都纷纷来接洽，使我户限为穿。”“但我与他们之间总觉得有一

黄永年（1925—2007），史学家、文献学家。著有《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学苑零拾》《树新义室笔谈》《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等。

中国的古文献，在本世纪以前一般多局限于传统的古籍，最多旁及到青铜器和碑刻的文字，即所谓“金石”；进入本世纪则扩展到甲骨、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这已成为今日学术界的通识。这里只就几位重视文献进而在扩展古文献领域上有重大贡献的人物，评介他们留下的至今仍常见称道或提及的言论。

在这里最负盛名的自推王国维。

他在研究甲骨文和汉晋简牍上确实作出了划时代的成绩，因而他的言论也特别受人重视。讫今常为人们称道的有:

一、“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晚年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所编讲义《古史新证》里讲的。这《古史新证》不知为什么在罗振玉编印的《王忠悫公遗书》和赵万里编1940年商务印书馆印的《王静安先生遗书》里都不曾收，在燕京大学学生会的《燕大月刊》(第七卷第一、二合期，1930年)上才首次让它以全文问世。其中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因为这是用来证古史即商周及其前的历史，所以他举的地下材料仅有甲骨文字和金文即青铜器铭文两种。

二、也是在他晚年写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已收入《王静安先生遗书》中的《静庵文集续编》里。文章一开头就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纪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然后分条论述这四项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发现及研究概况，并说:“此外近三十年中，中国古金石、古器物之发见，殆无岁无之，其于学术上之关系，亦未必让于上五项，然以零星分散，故不能一一缕举。惟此五者，分量最多，又为近三十年中特有之发见，故比而述之。”行辈晚于王国维的是傅斯年。

他在北京大学的讲义稿《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里提出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个论断。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整理史料的方法，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他又说：“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一、直接的史料；二、间接的史料。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间接的史料。《周书》是间接的材料，毛公鼎则是直接的；《世本》是间接的材料(今已佚)，卜辞则是直接的；《明史》是间接的材料，明档案则是直接的。以此类推。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例如《史记》所记秦刻石；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例如《左传》、《国语》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自然，直接的材料是比较最可信的，间接的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更改或加减；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是例外的，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的材料而得的：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着看。”他说:“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一、地下，二、古公廨，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而文字所凭的材料，在后来的，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如纸如帛。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是金，是陶，是泥；其是竹木的，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在中国北方的天气，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至于世家，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所以是很少的，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如殷卜辞所纪，‘在祀与戎’，而无政事。周金文偏记光宠，少记事迹。敦煌卷子少有全书(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不得谓为直接材料)。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是些‘断烂朝报’。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功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时经百千年，辗转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番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间接史料的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傅斯年这些言论，他给史料也就是文献所作的直接与间接之分，以及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如何取其长而补其短，自较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讲得更为周延，更见深透。1928年创刊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第一本第一分册上发表了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其中提出了“想在洛阳或西安、敦煌或吐鲁番疏勒，设几个工作站”的打算，并喊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发掘和居延汉简的研究上也确实作出了成绩。

对傅斯年在学术上的贡献，近年来已渐多持平之论，王国维更被称道得有点过分。其实本世纪初在扩展古文献领域作出贡献者还多有其人，如顾颉刚即是一位，不过没有提出“二重证据法”、“史学便是史料学”之类，以致人们只知道他以“疑古”知名，不知道他在重视文献扩展古文献领域上也曾出过力。1927年顾颉刚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为学校到沪杭等地采购了大量图书。他女儿顾潮编撰的《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引用了他所写《本馆旧书整理部年报专号卷头语》，其中说：当时“杭州、苏州、上海、绍兴、宁波、嘉兴、南京、松江各地的书估和旧家都纷纷来接洽，使我户限为穿。”“但我与他们之间总觉得有一层隔膜：就是我志在为图书馆购书，而他们只懂得正统派的藏书，他们心目中以为可藏的只有这几部，所以送来的书重复太多，一也。我所要的材料，他们以为不应买，所以不肯(实在也不会)替我去搜集，使得我不能完全达到我的计划，二也。因为这缘故，所买的仍以经史子集为多。其他如杂志、日报、家谱、账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等等，虽是亲到小书摊上去寻得了多少，但仍不能适合原来预定的数目，惟有地方志，是因商务印书馆和外国图书馆的收买，他们已懂得搜求了，所以这一项买到很多。还有医卜星相的书，以前虽不入藏书家的收藏范围，但因有特种人的信仰，这类专家往往有很丰富的收藏范围，所以也居然买到了许多秘本。至于民众文学书，上海滩上石印小本的势力遐被全国，我也买了一个全份。碑帖虽无大宗收藏，但旧家总积存着许多，又有专做营业的碑帖铺，所以也觅得了不少。”《年谱》说他这次“购书约十二万册，计丛书约一百五十种，地方志约六百种，科举书约六百种，家谱约五十种，考古学书约二百五十种，近代史料约八百种，民间文艺约五百种，民众迷信约四百种，碑帖约三万张”。其中广泛流行在民间的不登大雅的东西，较之王国维、傅斯年所讲的文献范围又有所扩展。

几十年来在这些新领域的研究成绩，包括近若干年来对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地发现的木简和帛书的研究成绩，已另有专家撰文讲述。这里只想就本世纪所以出现这样一个重视文献扩展古文献领域并作出成绩的新局面，作点合理的解说。

很主要一点，自是西学东渐的影响。1927年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后，顾颉刚写了篇《悼王静安先生》(《文学周报》第五卷第一期，1928年)的文章，指出：“他的学问，恐怕一般人要和别的老先生老古董们相提并论，以为他们都是研究旧学，保存国粹的；这是大错误。学问的新旧决不在材料上，而在方法、思想上。”“他用的方法便是西洋人研究史学的方法，不过这一点他因为和遗老的牌子有些冲突，所以讳莫如深而已。他对于学术界最大的功绩，便是经书不当作经书(圣道)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超人)看而当作凡人看；他把龟甲文、钟鼎文、经籍、实物，作打通的研究，说明古代的史迹；他已把古代的神秘拆穿了许多。”对傅斯年，1997年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上，有黄进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难》讲得比较好。文中论证傅斯年之受西方史学家兰克( 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说：“只要稍加对照兰克的论点，傅氏的史学源头就豁然开朗。兰克的《一四九四年至一五一四年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 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1494-1514)，向来公认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里程碑，它的序言尤脍炙人口。兰克说道：‘历史曾经被赋与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希望有如许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这句话正是近代史学的精神标帜，它象征历史的独立宣言，史学从此毋复是神学、哲学的奴婢，亦非文字、艺术的附庸。……[而]傅氏坚信：‘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若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反倒突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就是最好的线索。”当然，这种重视史料即文献的传统在我国本亦有之，尽管未占绝对优势。所以黄氏此文也说:“在中国史学，他(傅斯年)则看重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其故即在迎合西方史学所要求的史料考订水准。”当然说“迎合”似太重了，不如说二者的“一致”或“合一”。至于王国维的继承乾嘉以还的考证方法就更为明显，毋庸赘说。这西方新史学和我国传统的考证之学的结合，促使了王国维、傅斯年等人对文献的重视。正好本世纪初甲骨、简牍等陆续发现，使他们为扩展文献领域而呼吁，并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以上是讲总的趋势。当然不排除其中有可能夹杂了别的目的。如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多少带有抵制其时已开始传播的唯物史观的意图，从上引傅氏所说史学“不是社会学”，“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已可看得清楚。尽管他这么做对文献领域的扩展和史料的研究上起过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但也不必讳言这个带政治性的目的。

王国维的强调“二重证据法”，也是有其针对性的，这在《古史新证》里其实也是讲明了的。《新证》说:“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驯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其术至为谨慎。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讫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这就很明显是针对顾颉刚的疑古认为尧舜禹是神话人物而言。但王氏认《五帝德》、《帝系姓》为孔子所传本这点本已错误，《世本》也只是战国以后人的作品，王氏说太史公取这二者“其术至为谨慎”，实际上暴露了他自己的信古保守。而最后所作“可断言”的结论则更有强词夺理之嫌。要知道古书之“已得证明者”固可如王氏所说“不能不加以肯定”，其“未得证明者”又如何能如王氏所称“不能加以否定”；如此岂非不论有无证明、有无二重证据都一律不许否定，这与无条件信古的老先生在实际上有何区别？对此近时推崇二重证据法者似多未涉及，不得不在这里评说。

至于《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说，近来颇为某些能利用考古发掘材料者引为金科玉律。其实冷静想一下便知这种说法并不符合我国学术发展的史实。孔子壁中书本身便成问题，对经学真有研究的吕思勉，在所撰《燕石札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的《孔壁》条已考证此所谓孔壁得书事的不足信，这里姑置勿论。其后的魏晋玄学，唐代佛学中的南宗禅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以至道咸以还的今文经学，不能不说都是影响全局的新学问，但彼时都未有任何新发现，获得任何新资料。正确的应该是：有了新发现新资料可以扩展研究的领域；取得在这方面的新成果，甚或可以有助于对传统文献如傅斯年所说的间接史料的研究；但不能反过来说没有新资料新发现学问便不能发展，不能取得重大的成果，不能形成新学问。王国维当年这么说，也许是一时的思虑不周，也许是想强调新发现的重要而讲了过头话。如今以能利用考古发掘材料而自喜者借此抬高自己的声价，而对非同调者排挤轻蔑，实在是不可取的。

本文转自“精一文献”公众号，节选自《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一书，原名为《百年来中国古文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