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故事解读（国学经典之文心雕龙导读第十六讲）
国学经典故事解读（国学经典之文心雕龙导读第十六讲）【译】根据情理来谋篇布局，其中自然就有文采了。创作的根本风格可以刚健也可以柔美，但要根据时代要求变通。写文章要有中心，否则文章容易偏颇片面、篇幅过长，跟随时代趋势而没有一定的方法，所以文辞会有所繁杂。其中关键是做好熔意裁辞，所谓熔裁，就是纠正文章情理缺点，矫正文章文采毛病。“熔”是规范文章本体内容，“裁”是取出文章浮夸的文辞，经过剪裁，文章简练，通过熔磨，纲领清晰。就如同用墨线来审查度量分辨木材的曲直，用斧头砍削使木料端正一样。手脚多指是多余的，身上肿瘤也是不需要的。文章中意思重复两遍就多余了，话语说了两遍是文辞上多余。刚开始构思的时候，你用的文辞常嫌太杂乱；内心很难像天平那么准确地衡量，势将犯偏重偏轻的毛病。所以要想写成一篇好文章，必须先提出三项准则：首先根据内容来确定主体，其次选择与内容有联系的素材，最后选用适当的语言来突出重点。这样才能安排文辞来配合内容，把必要的东西写上去而把不必要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国学#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之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乎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奢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泛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赞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译】圣贤的著作，都叫做“文章”，这不是由于它们都具有文采吗？虚柔的水可以产生波纹，坚实的树木便能开放花朵：可见文采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实物。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纹，就看不出它们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犀牛的皮虽有用，但还须涂上丹漆才美观：可见物体的实质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至于抒写作者的思想情感，描绘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后组织成辞句写在纸上；其所以能够光辉灿烂，就因为文采繁茂的原故。所以，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有三种：第一是表形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颜色而成的；第二是表声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声音而成的；第三是表情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性情而成的。各种颜色互相错杂，就构成鲜艳的花纹；各种声音互相调和，就构成动听的乐章；各种性情表达出来，就构成优美的作品。这是自然的道理所决定了的。如《孝经》教导后人：“哀悼父母的话，不需要什么文采。”由此可见，人们平时说话不是不要文采的。又如老子反对虚伪，所以说：“华丽的语言往往不可靠。”但他自己写的《道德经》五千言，却是非常美妙的；可见他对华美的文采并不一概反对。此外，庄子也曾说过“用巧妙的言辞来描绘万事万物”，这是讲辞采的修饰。韩非又曾说过“巧妙的议论多么华丽”，这是说文采太多了。文采太多的议论，修饰得很巧妙的描写，文章的变化这就达于极点了。体会《孝经》、《老子》等书中的话，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的；细看《庄子》、《韩非子》等书中的话，就明白作品的华丽是过分奢侈了。如果能够在清流与浊流之间加以适当的选择，在邪道与正路面前从容考虑，也就可以在文学创作中适当地驾驭文采了。但是红粉和青黛只能装饰一下人的外容，妍媚的情态却只能从人固有的美丽姿容中产生出来。文采也只能修饰一下语言，文章的巧妙华丽都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基础。所以思想内容犹如文辞的经线，文辞好比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了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首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通畅的文辞：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所以构建文采的途径，有三种：第一为文采形象，是红蓝黄白黑五色；第二是文采的音律，有宫商角徵羽五音；第三为文采的情感，由喜怒哀乐怨五种性情组成。五种颜色掺杂在一起组成华丽的辞藻，五种音律合理排列形成优雅的音乐，五种性情的抒发组成辞章，这都是自然道理所决定的。《孝经》留下来的规矩，服丧时期不需要说有文采的话；所以知道君子日常所说的话，并不是不要文采的。老子憎恶虚伪，所以称“美好的言辞不可信”；而他所著的《道德经》五千言则文辞精妙，说明他也并非丢弃所有的华丽语言。庄周说，“用精巧的语言来描述世间万物”，称之为辞藻修饰。韩非说，“精巧的辩论十分艳丽”，也是要讲究华丽。用艳丽的语言辩说，用华丽的辞藻修饰万物，文辞的变化，在这里到达了顶点。研读《孝经》《老子》可以懂得，华丽或质朴分别依附于人的性情；详细阅读《庄子》《韩非子》，可以看出文辞和内容重于浮夸。若能从源头上分清泾水和渭水的清浊，在驾驶上辨别正路和邪路的方向，那么也就能够驾驭文采了。用铅粉和黛墨来装饰容颜，而情态却只能来自于一个人的身姿；文采可以修饰语言，而华丽则源于本性。所以情理是文章的经线，辞藻是文章的纬线；经线正确纬线才能够产生，情理确定辞藻才能够流畅：这是写作的根本原则所在。以前的诗篇，大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成的；后代辞赋家所写的作品，则是为了写作而捏造出情感来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像《诗经》中《国风》、《小雅》等篇的产生，就是由于作者内心充满了忧愤，才通过诗歌来表达这种感情，用以规劝当时的执政者：这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文章的。后来的辞赋家们，本来心里没有什么愁思哀感，却勉强夸大其辞，沽名钓誉：这就是为了写文章而捏造情感。为了表达情感而写出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辞精练而内容真实；仅仅为了写作而勉强写成的文章，就往往是过分华丽而内容杂乱空泛。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爱好虚华而轻视真实，抛弃古代的《诗经》，而向辞赋学习。于是，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渐稀少，仅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来越多。有的人内心里深深怀念着高官厚禄，却满口歌颂着山林的隐居生活；有的人骨子里对人间名利关心之至，却虚情假意地来抒发尘世之外的情趣。既没有真实心情，文章就只有相反的描写了。古人曾说：“桃树李树不用开口，就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在树下走出路来。”那是因为树上有果实的原故。古书上又曾说过：“男子种的兰花即使好看，却没有香味。”那是因为男子缺乏真诚细致的感情。像花草树木这样微小的东西还要依靠情感，凭借着果实；何况人们写作文章，那就更应该以抒写情志为根本。如果作家所写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这种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写文章时运用辞藻，将事理讲清楚。如果文采浮泛文辞怪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必然模糊不清。这就好比钓鱼的人，用翡翠的羽毛做钓绳，用桂肉做鱼食，反而钓不到鱼。《庄子·齐物论》中说“言辞的涵义被浮夸的辞藻掩盖了”，说的就是这样。《诗经·卫风·硕人》说“穿了锦绣衣服，外面再上罩衫”，这就是因为不愿打扮得太刺眼。《周易》中讲文饰的《贲卦》，最终还是以白色为正，可见彩饰仍以保持本色为贵。进行创作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规范来安置作品的内容，拟定一个适当的基础来表达作家的心情；只有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确定了，才能据以配上音节，缀以辞采；从而做到形式虽华美，但不掩盖其内容；辞采虽繁富，但不至埋没作家的心情：要使赤、青等正色发扬光大，而把红、紫等杂色抛弃不用：这才是既能美化作品，又能使内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总结：语言要有华美的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确是不错的。运用文思的方法既然明确，作品中的文采就能适当丰富了。但吴地出产的锦绣容易变色，木槿花虽美而不能持久；写文章如果类似这样，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肬，实侈于形。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适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字删而意缺，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赞曰∶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辞如川流，溢则泛滥。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弛于负担。
【译】根据情理来谋篇布局，其中自然就有文采了。创作的根本风格可以刚健也可以柔美，但要根据时代要求变通。写文章要有中心，否则文章容易偏颇片面、篇幅过长，跟随时代趋势而没有一定的方法，所以文辞会有所繁杂。其中关键是做好熔意裁辞，所谓熔裁，就是纠正文章情理缺点，矫正文章文采毛病。“熔”是规范文章本体内容，“裁”是取出文章浮夸的文辞，经过剪裁，文章简练，通过熔磨，纲领清晰。就如同用墨线来审查度量分辨木材的曲直，用斧头砍削使木料端正一样。手脚多指是多余的，身上肿瘤也是不需要的。文章中意思重复两遍就多余了，话语说了两遍是文辞上多余。刚开始构思的时候，你用的文辞常嫌太杂乱；内心很难像天平那么准确地衡量，势将犯偏重偏轻的毛病。所以要想写成一篇好文章，必须先提出三项准则：首先根据内容来确定主体，其次选择与内容有联系的素材，最后选用适当的语言来突出重点。这样才能安排文辞来配合内容，把必要的东西写上去而把不必要的省略掉，以力求精当。正如木工根据绳墨来削凿美好的木材一样，文章必须如此才能写得首尾妥帖，条理清楚。如果不先确定写作方法，却只任意地追求辞采，那么不必要的内容就都挤进来，而废话就必然太多。所以确定这三条准则之后，就可以开始修剪句子，句子可以削减，就代表其有疏漏，句子不能削减了，才是紧密简练。精简的评论和扼要的言语，是简略的风格；思想灵动和语句夸张，是繁复的风格。作家在书写时选择简略还是繁复，需要按情况而定。延伸话语，两句话也可以写作一章，简练话语，一章的语言也能减少成两句。文思丰富的人善于扩充，文才简练的人善于简化。善于简化地减少了文字而没有减少意思，善于扩充地增加了文辞而用意更明显。如果精简文字而导致意义残缺，那就是不足而非扼要；如果扩充导致重复，那就是多余而非丰富。晋代的谢艾和王济，是西河地方的文士。张骏认为：谢艾文辞虽繁富却不可删减，王济的文辞虽简略却不可增添。像这两位，可以说是精通熔意裁辞的方法，懂得怎样该繁该简的道理了。至于陆机，才华虽然卓越，但写作起来未免文辞过繁；陆云文思虽然较差，但平日就喜欢文笔简净。陆云论陆机的时候，虽常怪陆机文采过多，却又说陆机不断有清新的文句，所以不算毛病；其实这不过是重视兄弟间的情谊而已。好比用美好的锦缎做衣服，长短有定；即使欣赏锦缎的花纹，也不能在领子、袖子上增加一倍。善于写作的人还不易把繁多的文采处理得当，何况不善于写作的人呢？陆机《文赋》认为只要有美鸟来住，恶木也不必砍去；不得已时也不妨在一篇歌曲中凑上些平庸的音节。他并不是没有见识，只是难于割爱罢了。成百的骨节组成整个身体，都靠气血流畅；万千种意思写成一篇文章，离不开文辞与内容的配合。想要文章内容全备而不太繁复，文辞多变化而不是滥用，那么，若非注意熔意裁辞，怎能做得到呢？总结：作品里的各部分，应该像门户似地左右互相配合。文辞好比河水，太多了就要泛滥。必须考虑如何增减，推敲详略。删去多余的和杂乱的部分，文章就没有什么累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