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私营电视机厂，我们在杭州建现代化电视机厂

九十年代私营电视机厂，我们在杭州建现代化电视机厂上任之初，我来到厂里，一看，这个所谓的电视机厂只是由灵隐寺的方丈室、斋堂和几间临时搭建的披屋，车间里有几十台旧仪器，部分工作台是用庙门板铺起来的。干部、工人30多人。为了尽快展开工作，我立即着手传达中央、省、市委指示，深入开展揭批查“四人帮”运动，确保安定团结；保持生产基建运行顺畅：调查研究，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等三项工作。由于全厂人员中机关干部、复转军人较多，政治素质比较高，党的建设基础也较好，我们在做了联系工厂实际的教育，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后，人心开始振奋，凝聚力也大大增加，为杭州电视机厂发展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思想组织基础。杭州电视机厂的前身是由市“五七干校”无线电厂与杭州王记星扇厂的电视机试制车间合并而成的杭州东风电视机厂，后由国家四机部定点并改名为杭州电视机厂。为杭州电视机厂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1977年4月初，我刚从市“五七干校”回来，市革委会主任周峰便约我谈话。他对我说，组织上准备

1980年起

杭州市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改革的试点

扩权试点

为杭州电视机厂的发展带来极大机遇

1976年，世界电子工业已经兴起，许多新型电子产品相继进入中国。国内部分省、市也已开始抓电子工业，兴建了一批电视机厂。其中一些外地品牌的电视机已在国内打响，而我们省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杭州市委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把眼光瞄准了世界新兴的电子行业，决定在国家四机部（即后来的电子工业部）支持下，在杭州建立一座现代化的电视机厂。

1977年4月初，我刚从市“五七干校”回来，市革委会主任周峰便约我谈话。他对我说，组织上准备安排你去杭州电视机厂。同时指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电子企业，不仅要成为杭州市、浙江省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要成为浙江省电子工业的龙头”。之后，我到杭州电视机厂就任厂党支部书记，这一去便是7年。

杭州电视机厂彩色流水线

杭州电视机厂的前身是由市“五七干校”无线电厂与杭州王记星扇厂的电视机试制车间合并而成的杭州东风电视机厂，后由国家四机部定点并改名为杭州电视机厂。

上任之初，我来到厂里，一看，这个所谓的电视机厂只是由灵隐寺的方丈室、斋堂和几间临时搭建的披屋，车间里有几十台旧仪器，部分工作台是用庙门板铺起来的。干部、工人30多人。为了尽快展开工作，我立即着手传达中央、省、市委指示，深入开展揭批查“四人帮”运动，确保安定团结；保持生产基建运行顺畅：调查研究，调整充实领导班子等三项工作。由于全厂人员中机关干部、复转军人较多，政治素质比较高，党的建设基础也较好，我们在做了联系工厂实际的教育，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后，人心开始振奋，凝聚力也大大增加，为杭州电视机厂发展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思想组织基础。

1978年5月，厂领导班子拟定了企业发展的“六五规划”。我和新任厂长温湖确定了一个战略发展目标：到“六五”期末，全厂电视机年产要达到50万台。这一产量目标在厂领导班子集体讨论时，大家都认为实现难度很大。最终，我们确定了脚踏实地、低姿态的三阶段发展战略。首先是抓基本建设，建造新厂房和现代化生产流水线。当我们决定建造大开间车间时，引起许多人的质疑和惊讶，认为没有必要造那么大的车间。当年八九月间，我们厂首个现代化生产车间和省内第一座可供均衡流水大生产的生产线基本建造完成。11月，新的流水线全部贯通并开始生产。

1979年，我们开始在新厂房和新流水线上组织大批量生产电视机新产品。年底，电视机产量达到23426台，投产当年就完成了当年计划的234％。同时，我们提出“创名牌，争一流”的生产口号。当年国庆节，西湖牌HD31型黑白电视机试制成功并参加了全国第二届黑白电视机评比，分获总分第三名和二等奖，打响了品牌。之后，厂领导班子把目标锁定在国际市场，眼光紧盯国际前沿产品。在对许多日本电视机生产社团做了认真的比较后，我们认为赶超日本松下集团暂时有困难，但赶超“三洋”是有可能的，我们就把起步的目标定在赶超“三洋”上。在市政府的帮助支持下，我们引进了“波峰自动焊接机”，为西湖牌电视机的技术质量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基础，也为企业节约了大量人工成本和技术成本（1982年，我们采用自己的技术和进口的原器件试生产1000台14寸彩电投放香港市场，非常成功）。当年，市里又以电视机厂为核心，组合半导体、电声厂等6家单位成立了“杭州电视工业公司”。我任公司党委书记，温湖任副书记兼总经理。企业开始以创名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进行了现代化企业经营模式的探索，使杭州电视机厂的企业管理水平处于全市领先地位。

1980年12月，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杭州市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了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改革的试点，杭州电视机厂被市里列入扩权试点的企业之一。根据市革委会扩权试点的文件规定，试点企业可按6、3、1的比例进行超额奖励，并相应提取生产发展资金、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金。为了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基础上，努力大幅度增产超产，我们多次去北京争取中央部委多下达一些国家计划任务，多拨给一些属国家统配的物资如显像管等关键性器件。与扩权试点改革相结合，杭州电视机厂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经营模式有了新的突破。在企业组织活动方面，形成两个一条龙服务：

一是教育—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一条龙。企业建立了情报数据中心，搜集和跟踪全国电视机行业的成本、质量、产量、生产能力等经济指标数据。由于它是全国第一家电视机行业建立的数据信息中心，一些外地大型的电视机厂家还经常跑到我们这里来调用一些数据。国家四机部还在我们厂召开全国电视行业现场会，学习我们厂建立数据库的先进经验和方法；

二是原器件—结构件—部件—整机一条龙。形成了一条由39个工厂、4个研究所、3个大学组成的可靠性配套工程。

西湖牌电视机

当时，由于国内电视机产量大增，而群众购买力却一时跟不上（当时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售价约400元，一个普通工人的月收入大约是35至40元之间） 全国电视机库存开始大量积压。虽然早在几年前我们厂就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投放西湖牌12寸电视机，并长期在此安放2台做产品展示，销路很好，反响也很不错。但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级规定电视机概由国营五交化公司收购销售，除少量可用于产品展示外，工厂无权自行销售。当商业部门无法及时收购时，我厂不但仓库甚至连走廊都堆满了新生产的电视机，工厂随时有停产的可能。为此，全厂职工忧心忡忡。我和温厂长更是十分着急，四处奔波，找各个部门协调解决。为此，市委、市政府又特别批准我们作为全市首家进行产品自销的企业，突破了当时全国电视机概由国营商业部门统一收购销售的规定。我们在营销上大胆出击，面向农村，开拓“三北”市场，扩大服务范围，开辟出多种渠道、多种营销手段和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我们在全国23个省、市的交电、百货、广播、矿山等系统设立了160多个西湖牌电视机销售网点，并在银行支持下，开办了卖方信贷、买方信贷和分期付款业务。同时，加强产品广告宣传、组织技术服务队开展上门服务等，全面开辟市场销路。通过这些有效的销售措施，当时仅一个月内，就将我们库存的20000台电视机一销而空。到1981年底，在全国总积压200万台电视机的情况下，我们15万台西湖牌电视机销售一空。之后，我们又上报了进一步将公司改组为企业性公司的组织方案。市委、市府主要负责同志对此极为重视，市委书记陈安羽、市长周峰等多次来公司和工厂调研，并召集市相关部门研究协调有关政策。1983年2月，市政府、市经委分别下文批准为企业性公司，而且将公司方案由原上报的“六统一”改为“九统一”，即实行供产销、人财物、党政群统一管理。文中规定：公司有权合理确定公司和所属企业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比例；有权任免公司副职、厂级和相当于厂级的公司各部门负责干部；实行内部浮动工资和干部职务工资，可从公司奖励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作浮动工资基金和干部职务工资基金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都是非常特有的、创新的。以上各种规定措施，给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动力。

杭州电视机厂建成的第一条彩色生产流水线

同年，市政府签发了对杭州电视机厂实行利润基数递增包干的通知。文件规定企业实行上缴利润基数递增包干，包干基数和递增比例原则上一定三年不变，超过留用，减收赔补。由于政策支持和杭州电视机厂连年大幅度增产增收，企业积累了较多的资金，同时借助于银行信贷建造了四条生产流水线，并积极规划筹建彩电大楼、西湖电子大厦（即平海路上的中山大酒店）。企业所提取的福利基金则主要用于建造职工宿舍，每年建一幢楼，优先分给一线工人、工程师和中低层干部。企业每年都有一批职工欢欢喜喜搬入新居，改善了生活条件。

在我市企业扩权试点前后的年月里，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亲历了杭州电视机厂在改革发展中的曲折和喜悦。我深深感谢曾经一起走过艰苦奋斗之路的杭州电视机厂全体员工和温湖同志等厂领导班子成员，正是由于我们认真贯彻了党的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解放思想、改革创新、艰苦创业，才取得了企业可喜的变化。

（文字内容根据李嘉才口述整理）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建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放权让利”，以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

根据国务院《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和省革委会《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的暂行办法》及《关于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的暂行办法》，市委、市革委会决定从1979年第四季度起，在部分经过整顿、领导班子较健全，生产秩序和管理工作已经正常的企业，进行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首批试点企业为杭州制氧机厂、浙江麻纺织厂、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等38个市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10个市属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1980年，试点范围扩大到115家市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和140家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分别占总数的63.4％和57％。

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内容包括：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按利润提取企业基金，改变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办法。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利润基数部分留成和利润增长部分留成。企业内部的奖金分配也由评奖制逐步向记分计奖制、联产计奖制等形式过渡。1982年后，杭州市又对市属9个工业局所属161家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以局为单位，实行全额利润留成。各局对所属企业也明确了经济责任，其中实行全额利润留成的101个企业，实行基数加增长利润留成的30个企业，实行利润递增包干的2个企业，实行微利包干的10个企业，实行亏损包干的5个企业。

在试点扩大、不断深入的基础上，1984年4月，市政府先后下发《关于放宽国营工业企业几个政策问题的意见》、《关于放宽二轻集体企业几个政策问题的改革意见》等文件，围绕简政放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对企业在资金、收益分配、工资福利、劳动人事及领导管理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在生产经营管理上，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计划权、产品销售权、价格浮动权、物资选购权、资金使用权、奖金分配权和联合经营权；在分配制度上，改变过去按统一标准工资计算、一定额度控制和年终增拨奖金的做法，实行奖金与生产和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多形式、多层次的做法；

在人事制度上，逐级下放干部管理和审批权限，并开始端掉干部的“铁交椅”，逐步推行聘用制、任期制、“组阁制”，允许人才合理流动，制订对干部的考核奖罚制度，把企业经营的好坏与干部的经济利益挂钩；

在领导制度方面，强调把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权交给厂长，改变党委包揽、干涉行政事务的状况。

至此，以简政放权，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中心的工业企业改革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