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聂耳简历，玉溪人物聂耳的音乐人生
音乐家聂耳简历，玉溪人物聂耳的音乐人生 至于聂耳故居为何会坐落于此？那还要追溯到清朝的云贵总督府。当时，总督府就在街北今日胜利堂的位置上。当年的达官贵人们每日上班下驾，都要从这狭小的甬道经过。有的官员为便于公务，便在这里购置土地建造了西边两层楼房、东边照壁、南北各一厢房含小院的“三坊一照壁”住宅。清朝末年随着王朝夕阳西下，官员们大多离去迁居，这里便租给手艺人，成为昆明有名的羊皮、金箔作坊或店铺。光绪28年也就是公元1902年的秋天，聂耳父亲聂鸿仪和母亲彭寂宽从玉溪来到省城昆明谋生，租下这栋小楼挂牌“成春堂”悬壶行医，与现在的住民杨家共用后院成为邻居。聂鸿仪、彭寂宽在这里居住10年后，于1912年2月15日即阴历大年除夕前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早晨，聂耳在这栋楼房里诞生。 虽然聂耳故居坐落在昆明繁华的花鸟市场中间，但那红玫瑰的清香和笼子里的鸟鸣，那老板的叫卖声和游客的讨价声，都不会淹没这栋楼房温文尔雅、简朴高贵的身影。虽然屋里没有
1912年2月15日， 是“ 人民音乐家” 聂耳诞辰日。从1912到1935年的24年短暂生命旅程里，聂耳创作了《开矿歌》《卖报歌》《开路先锋》《新女性》等数十首革命歌谣，并为田汉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谱曲，此歌最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壹
人生道路，无论是短暂或漫长、暗淡或辉煌、曲折或顺畅，都不过是从生到死、从始至终，如此而已。这个万古不变的规律，对伟人或凡人都一样。因此人们对故人的纪念或缅怀，大都沿袭着一种方式，不是到他出生的地方，便是到他安息的地方；不是在他的故居献上一朵红玫瑰，便是在他的墓地献上一炷紫檀香……
但是对于聂耳，人们除了为他敬献上红玫瑰或紫檀香，还想唱一唱他的歌，让他知道我们活在他的歌声中，他也活在我们的歌声里：因为他是一位为国歌作曲的音乐家。
我常常会在冬末春初、乍暖还寒，梧桐树叶飘完落尽的日子里，去拜访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72-73号那栋普通的楼房，把一支红玫瑰插在门窗上，面对着聂耳故居久久地默然而立，在心里轻声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同时，我仿佛会听到1912年2月15日的黎明，聂耳在这栋小楼诞生时的啼哭。
我也常常会在云浓风重、骤雨间晴，老松树绿了松针、挂上松球的日子里，去拜谒昆明西山聂耳墓地，一步步踏上那象征着聂耳生命年华的24级石阶，在聂耳墓碑前敬上一炷紫檀香，在心里轻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同时，我似乎会听到1935年7月17日下午日本鹄沼大海吞没聂耳生命时虎啸般的涛声……
那时，无论是面对聂耳故居或面对聂耳之墓，无论是听到他出生的哭声或听到他“最后的吼声”，我们都会让《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的一个个音符去叩问聂耳出生之地和安息之地的始终往事。
虽然聂耳故居坐落在昆明繁华的花鸟市场中间，但那红玫瑰的清香和笼子里的鸟鸣，那老板的叫卖声和游客的讨价声，都不会淹没这栋楼房温文尔雅、简朴高贵的身影。虽然屋里没有陈设与聂耳有关的文物，但住在这里的主人都能凭着祖辈的记忆，为你讲述聂耳家的故事。
至于聂耳故居为何会坐落于此？那还要追溯到清朝的云贵总督府。当时，总督府就在街北今日胜利堂的位置上。当年的达官贵人们每日上班下驾，都要从这狭小的甬道经过。有的官员为便于公务，便在这里购置土地建造了西边两层楼房、东边照壁、南北各一厢房含小院的“三坊一照壁”住宅。清朝末年随着王朝夕阳西下，官员们大多离去迁居，这里便租给手艺人，成为昆明有名的羊皮、金箔作坊或店铺。光绪28年也就是公元1902年的秋天，聂耳父亲聂鸿仪和母亲彭寂宽从玉溪来到省城昆明谋生，租下这栋小楼挂牌“成春堂”悬壶行医，与现在的住民杨家共用后院成为邻居。聂鸿仪、彭寂宽在这里居住10年后，于1912年2月15日即阴历大年除夕前的腊月二十八那天早晨，聂耳在这栋楼房里诞生。
贰
在聂耳出生前的一百多天日子里，正是中国人民为结束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推翻清朝260多年统治而进行最后斗争的电闪雷鸣的时候。聂耳在母亲不平静的胎胞里躁动着，也一定被辛亥革命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和昆明10月30日即阴历九月九日的“重九起义”的枪炮声和呐喊声震撼了。之所以要强调这种震撼，是因为蔡锷、唐继尧等将军的新军所攻打的清王朝在云南的最后堡垒——总督府衙门，就近在聂耳出生的楼房北面只有数百米的地方。
然而不幸的是聂耳长到4岁时，父亲病故，母亲一人担负起行医养家的重任。聂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他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这样一个7口之家，靠一个粗通切脉诊病配药的傣族妇女维持，其贫苦状况可想而知。甬道街又是地处“总督衙门”的城中闹市，房租昂贵，聂耳一家便在聂鸿仪逝世3年后举家迁居端仕街，不久又搬往更偏远的青云街。可惜聂耳童年和少年时代居住过的端仕街、青云街的房屋都已被拆迁，早已难觅故居痕迹。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甬道街这栋小楼在沧桑岁月中没有被湮灭，被作为历史文物而受到保护。在聂耳7岁那年即1919年聂家搬走后，杨氏门中从曾祖父杨暹、祖父杨春霖以及与聂耳同辈、相差5岁的杨镒和后代子孙一直都住在这里，成为聂耳故居的守护者和见证人。
当然，聂耳故居也并非原封不动。上个世纪30年代因拓路，小楼附属的厨房书房两厢耳房被拆除；到40年代中期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龙云和卢汉将军决定在清朝总督署旧址建造“抗战胜利堂”（即今日的人民胜利堂)，因扩大广场、拓宽街道，这栋小楼虽被拆动后移，但仍用原屋材料、保持原屋面貌建造。虽然聂耳故居里已没有聂家留下的生活物品，但我每次前来拜谒，都能在杨家后人的讲述中感觉得到，从屋里一根根古老的梁柱，从房顶一片片古老的青瓦，从屋后一块块古老的石板和那眼古老的水井里，依旧回响着聂耳童年的欢声笑语……
叁
由于聂耳在学校期间参加了一些进步的革命文艺演出活动，被国民党反动派列入黑名单。为了躲避抓捕，聂耳被迫于1930年7月10日离开昆明。谁也不曾想到，聂耳此次离开昆明，竟然成了他与故乡和亲人的永诀。
聂耳从滇南河口出境，取道越南海防再经香港前往上海，并顶替他三哥聂叙伦在上海云丰申庄当了会计。后因云丰申庄亏本倒闭，聂耳失业。接着，聂耳报考了音乐家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剧社，被顺利录取，拉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1932年4月聂耳通过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参加了宋庆龄领导的由张曙、任光、吕骥、安娥等革命音乐家组成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由于与黎锦晖在音乐的时代性与艺术使命存在分歧，聂耳离开了明月歌剧社。
1932年8月，聂耳来到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各种活动。但因北平难以求职，生活无着落，同年11月返沪。鉴于聂耳的思想觉悟与音乐才干的突出表现，随即被地下党组织安排到联华影业公司工作。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夏衍监誓，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秘密地举行了入党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迈上了如聂耳自己所说所向往的“代替大众在呐喊”又“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新兴的革命音乐家道路。
1933年夏天，聂耳创作了他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开矿歌》，这是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电影故事片《母性之光》的插曲。接着聂耳又为独幕话剧《饥饿线》创作了插曲《饥寒交迫之歌》，还为街头的小报童创作了《卖报歌》。在担任联华影业公司音乐股主任，为影片作曲、配音，辅导演员唱歌的同时，聂耳还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组织部负责人等职务。由于聂耳积极参加左翼文艺的各种活动产生巨大影响，联华影业公司老板迫于压力，以聂耳“有病需要休养”为由，于1934年1月解雇了他。
党组织随即又安排聂耳进入英资企业百代唱片公司担任录音、作曲等工作。这期间聂耳先后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风暴》创作了《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歌》《苦力歌》等中国最早的劳工歌曲；还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曲《毕业歌》；为电《大路》谱写了《大路歌》《开路先锋》；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飞花歌》《牧羊曲》等歌曲。同时，聂耳还组建了百代国乐队，亲任队长兼指挥，经常演奏他整理改编《金蛇狂舞曲》《翠湖春晓》等具有云南风味的民族器乐曲。上述电影歌曲与民族器乐曲都由百代公司灌制了唱片而广泛传播，大受欢迎。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聂耳离开了百代公司并回到联华影业公司工作。聂耳在为该厂拍摄电影片《新女性》配音和创作了主题歌《新女性》组歌之后，1935年初为田汉新写的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4首插曲：《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接着又为电影《逃亡》谱写了《逃亡曲》《塞外村女》两首歌曲。
就在聂耳创作热情高涨、音乐艺术更加成熟，不断写出一首又一首优秀歌曲的时候，在得知田汉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逮捕之前写出了抗日救亡的电影故事，接着又由夏衍完成的文学剧本《风云儿女》正需要写一首主题歌和一首插曲，聂耳找到夏衍要求完成这一重要的作曲任务。
夏衍很了解聂耳的思想感情与音乐才华，当即同意了聂耳的要求。聂耳捧着田汉在南京狱中写于香烟衬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激情燃烧，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谱起曲来，很快便完成了初稿。接着又谱写了插曲《铁蹄下的歌女》。这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聂耳与田汉的组织关系又是公开的秘密，聂耳随时有可能遭到逮捕。
肆
根据党组织紧急安排，聂耳于1935年4月15日从上海汇山码头搭乘日轮“长崎丸”前往日本，19日到达东京。由于得到旅日昆明作家张天虚和几位左翼文人的帮助，聂耳住下后，第二天就开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修改。
聂耳三天三夜的大海航行，思考着祖国的灾难、人民的抗争，看那滔天的海浪犹如悲壮的音符在胸中跳荡，增强了改好《义勇军进行曲》的精神力量。聂耳在田汉原词“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之后，连续加写了三句“起来！起来！起来！”，又把田汉原词“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加写了叠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接着又在叠句之后加写了“前进！前进！前进——进！”经过几天的歌词修改和乐曲完善，并于5月16日定稿，随即把《义勇军进行曲》从日本寄回上海。
1935年7月，聂耳应友人邀约前往离东京西南50多公里的藤泽市鹄沼海滨休憩避暑期间，在游泳时不幸溺水而逝。
第二天，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的指派，张天虚从千叶县房州赶到鹄沼，察看并处理聂耳后事，三天后张天虚捧着聂耳的骨灰返回房州。接着，左联东京分盟举行了聂耳追悼会。然而，直到1936年7月，张天虚几经辗转，才将聂耳骨灰及遗物送回上海。其中有一把聂耳生前最心爱的小提琴，琴盒里有几朵干枯却依然散发着芳香的昆明缅桂花，那是聂耳母亲夹在信中寄到东京的故乡的花……
一个月后的8月16日，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和聂耳生前的友人，还有聂耳为之写过歌曲的码头工人、筑路工人、卖报儿童、普通市民等上千人挤在金城大戏院内外举行了聂耳追悼会。更为难得的是，一年前在南京狱中送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田汉，惊闻聂耳在日本遇难噩讯后，又在被软禁的南京写了悼诗以表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
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
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
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
重与吾民诉不平。
追悼会上田汉送的花圈就写着这首“泪随笔下”的挽诗。令人伤痛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成为田汉与聂耳合作的绝唱。
在聂耳24载年华中，真正从事音乐创作的岁月仅有两年多。在这么短暂的人生中用这么短暂的时间，聂耳创作了36首歌曲、6首民族器乐曲和口琴曲。多吗？不多。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却在不多的音乐作品中，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他创作的歌曲将被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永远地传唱下去……
来源：玉溪史志
原标题：聂耳的音乐人生
编辑：都市时报一点关注 胡楠
审核：祝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