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土匪有多少：时代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抗日时期土匪有多少：时代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乡村治安队除了传统业务，民国的匪徒们还与时俱进，发明了“保险税”。大名鼎鼎的冯麟阁起初以土匪发家，他利用百姓久经社会动荡，迫切希望安居乐业的心理，与地盘内的富户、士绅、贫民签协议，由他出面保护地方秩序，抗御外匪及官军侵扰，而由地方支付相应的保险税，以充作其匪帮的日常开销。张作霖在发展势力时也借鉴过这个方法。 到了1925年，军阀混战和连年饥荒终于使河南彻底沦落为匪省。比如，豫西的洛宁县土匪数目令人生畏，高达67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在河南的其他地方，无数和洛宁情况相仿的贫困地区将繁华的集市和城镇包围起来，这些较为富裕城镇的居民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开始用泥土、砖石起墙筑垒，随时准备坚决抵抗。黄昏一到，这些城镇就会紧闭城门，日出之前，严禁行人出入。民国时河南的遭遇则是其他省份的缩影。 干好土匪绝非易事，只有不断开拓业务才能满足最基础的温饱。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土匪业务就有丢条子和拦路
中华民国自建立起，称得上是无处不匪，无年不盗。从1911—1949年，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上都充斥着盗匪在乡村制造骚乱和伤人的报道。各地方频频剿匪，但都治标不治本，土匪的数量有增无减。1930年，据保守估计，全国土匪总人数达2000万。当时的地方公文甚至吐槽：“国将不国，各地沦为土匪世界。”当时的土匪为何如此之多？为了生计出卖道德，自我放逐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土匪，真能过上好日子吗？
任何时代土匪产生的主要原因，都离不开“吃不饱”三个字。以河南为例，地处各省交汇地，经济和民生高度依赖农业，近代以来河南饱受战争饥荒的影响，成为民国时期匪患频发的重灾区之一。
起初，1911年到1925年间，河南匪患还是局部的，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地区。那里山峦起伏，物产稀少，生产力极为低下，但地租却又十分昂贵，地主要求田里收成的60%都要上缴。年景不好，人们只能吃尚未成熟的庄稼，甚至以糠、树皮和长在石板上的苔藓、脱落的鹅毛充饥。饥寒交迫下每个农户必有一个或更多的成员沦为歹人，否则活不下去。
老照片：河南饥荒时啃树的人
到了1925年，军阀混战和连年饥荒终于使河南彻底沦落为匪省。比如，豫西的洛宁县土匪数目令人生畏，高达670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在河南的其他地方，无数和洛宁情况相仿的贫困地区将繁华的集市和城镇包围起来，这些较为富裕城镇的居民长期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开始用泥土、砖石起墙筑垒，随时准备坚决抵抗。黄昏一到，这些城镇就会紧闭城门，日出之前，严禁行人出入。民国时河南的遭遇则是其他省份的缩影。
干好土匪绝非易事，只有不断开拓业务才能满足最基础的温饱。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土匪业务就有丢条子和拦路抢劫。“丢条子”指的是土匪在探得可打劫对象的家底后，发书信进行勒索。这一业务在东北称为“下片子”，而在河南则叫“巴帖子”、“飞叶子”等。拦路抢劫则是自古以来土匪们的看家本领。从其称呼“响马”、“棒老二”、“刀客”中就可略见一二。拦路通常是那些小股匪徒的生财手段，其中不乏以小博大的能人。广东仁化匪首周文山才出道的时候都是独自抢劫。他事先用绳将山道旁的小树木拴连在一起，待行人经过时，便扯起绳索，使树枝茂草瑟瑟摇动，发出沙沙声响，令行人惊恐不已，他则乘机抢其财物，遁入山林。
陕西匪洞
除了传统业务，民国的匪徒们还与时俱进，发明了“保险税”。大名鼎鼎的冯麟阁起初以土匪发家，他利用百姓久经社会动荡，迫切希望安居乐业的心理，与地盘内的富户、士绅、贫民签协议，由他出面保护地方秩序，抗御外匪及官军侵扰，而由地方支付相应的保险税，以充作其匪帮的日常开销。张作霖在发展势力时也借鉴过这个方法。
乡村治安队
土匪队伍作为作战组织，最高职位往往授予军事指挥者，按土匪行话叫做“炮头”，在一支土匪队伍中，常设有好几个“炮头”，他们负责率领匪徒们作战，指挥撤退以及其他军事行动。次于首领们地位的要属文职人员。由于大多数土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敲诈、恐吓，张贴各种告示，以及宣布公文等活动常常难以开展，因此每个匪股都有一名文人，称作“白扇”，他们偶尔客串下谋士的角色。
在具体的行动中，土匪的分工更是细化。为避免在行军时遇到敌军的包围，有“巡冷子”负责沿途大路上的外围警戒哨，随时高声呼喊进行通报。在战斗中负责攻打守军大门或围墙的土匪被称为“扛扇”。负责在夜战中举火把照明的土匪则被称为“抱火”。就是有了严明的组织等级和作战分工，一些老牌土匪势力才能在行动中做到井井有条，从容有序。
土匪队伍中甚至还有内务人员，大多数首领一般都带有自己的耳目，这种人叫做“稽查”，他们的任务是在日常中留意基层喽啰的言论和各种消息，随时向首领通报，以保证队伍的纯粹性和匪首的个人利益。
在民国当土匪实非易事，温饱是这个行业从业者的最高目标。土匪的食物一般包括生小米、高粱饼和煮玉米粥一类，在南方有时能吃到大米。要是知道晚上能吃到丰盛的食物，土匪们会兴奋得“像孩子一样”。
相对物质条件上的匮乏，土匪们更擅长在精神世界寻找乐趣。有的爱打飞钱。将一串铜币挂于树上，击钱者在百步之外击钱，击中为胜，钱也归他。有的匪伙在打劫成功后喝酒玩行酒令。行酒令时，边喝酒边划拳边唱行酒词。北方的酒令词多以数数为主，南方以叙事见长。酒令词通常是以祝福希冀为内容，例如“当朝一品卿，两眼大花翎，三星高照四季到五更。……十全福禄增”等。
影视剧中的土匪
以杀人取乐也是土匪的爱好。有的匪伙残忍至极，以鞭挞人票或犯禁者发泄兽性，有时还灭绝人性地生剥人皮，食人肝胆，饮酒作乐。但多才多艺与土匪的凶残并不冲突。有的土匪根据民歌曲调，把民间流传的一些故事编成小品、剧目，聊以解闷和寄托思亲之情。这些戏目曲调多凄凉、悲壮、抑郁，但有时却充盈着对异性的调戏和淫邪的词汇，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等。
但如果说有哪一项娱乐活动是全国土匪们的共同爱好，那一定是吸食鸦片。土匪们大多时间里都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下，官军的步步紧逼，等待赎金时的焦虑，有上顿没下顿的危机感，足够让这些人“人均抑郁”。因此抽食鸦片便成为打发时间、缓解情绪的不二之选。
鸦片烟枪
文史君说民国时期匪患的蔓延本质上是近代中国经济萧条，战乱频发带来的恶果。在传统道德和家庭教育的规约下，仍然有数不清的青年选择落草为寇。正如《中国小说》中说的那样：“尽管命中注定他们寡廉鲜耻、寻衅滋事，但是他们又信守条约、临危不俱……他们栖身于山洞兽穴，当正义遭到亵渎，权力被恶人操纵，法律又过于孱弱之时，就会造就出一个惨无人道、欺压凌辱人的时代，这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冉光海：《中国土匪》，重庆出版社 2004年出版。
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出版。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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