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孔子原则：孔子的乐曲的教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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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乐曲是改造人性的重要方式，是实现达成教化目的的重要手段。乐曲是礼的组成部分，按照礼的规定，不同阶层的人所享受的乐曲也是不同的。按照周礼的规定，天子才可以享用八佾，诸侯可以享用六佾，卿大夫可以享用四佾，士可以享用二佾。按照周礼的规定，乐曲也成了规范和考验社会各阶层思想行为的工具。假如处于社会某阶层的人享受了与他阶层不相符合的乐曲，或享受了超越本阶层所规定的乐曲，那么，此人的思想行为就会遭受质疑，而要遭受道德或伦理的谴责了。季氏是鲁国的正卿，却享受了天子应该享受的乐舞，季氏的思想是违背周礼规范的，他的行为是应该遭受道德或伦理谴责的。孔子目睹了季氏"八佾舞于庭"的作为，认为是一种不可忍受的行为，发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感叹与指责。
古代儒家经典著作《论语》章句
礼的规范是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反映，处在社会某层次的人与处在动物或大自然植物都存在于一定的层次中，这种层次构成了自然与社会伦理的正常秩序，这种层次即自然伦理或社会伦理是不可超越与不可逆越的。超越或逆越了这种层次，就打破了已经存在的自然与社会的法则，对于某个时期来说，是要遭受灾难的。打破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也是需要条件的。战乱时期往往是打破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时期，而和平稳定的时期是要恪守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时期。只有恪守自然伦理与社会伦理，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平。而季氏通过演奏乐舞，暴露了自己的逆越或反叛思想，这是值得警惕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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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隶属于某一阶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这正如一个非常简单而又回答不清楚的问题，"人活着为了什么？"，每个人回答是不相同的，但无论哪个阶层都要担当的职分，一是延续家族的血脉。二是光大自己的家族。每个人降临人世就要承担这样的职分。对于工作，尽管存在有社会分工的异同，但相同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都有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所承担的份内的事情，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即恪守职分是一件非常重要而又必须的事情。持守自己的本份，就是道德的，做好自己的职分内的事情从而获取最大的快乐，即最大的道德。在时下，超越职分所规定的行为产生的后果是严重的。一些干部超标用车，既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浪费，也影响了干部的形象，影响了干群间的鱼水关系。对于个人而言，吃饭穿衣看家底，超出自己阶层限制的过度地消费，既造成了家庭经济上拮据，也可能助长子女铺张浪费的观念。超出自己的职分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二、 《雍》是《诗经.周颂》里的一篇，是古代天子祭祀宗庙完毕撤去祭品时唱的乐曲。在古代祭祀时，天子是主祭，诸侯是主祭。"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辟公是指诸侯，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形。鲁国当时当政的三家当时的孟季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家掌握着鲁国的朝政，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被称为"三桓"，他们都是鲁国的诸侯。但他们在祭祀家庙时也让乐工也演奏《雍》这首乐曲，唱诵《雍》的祝词。这首本来是天子祭祀时唱诵的祝词，现在却被用于诸侯祭祀的祝词，出现在这三家诸侯的客堂。孔子认为，季氏三家超越了礼的规定，是违背礼的行为。这表明孔子所处的社会是个大变革的社会，是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把破坏礼的规定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上层最有地位而最为活跃并且最有可能颠覆和改变社会的统治者。诸侯处于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拥有仅次于天子的地位，他们承上启下，位居人臣，是权力的实际操作和礼的主要践行者。可是，随着天子权威的减弱，诸侯在国家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诸侯的权力日益扩大，势力逐渐强大，生活也日益糜烂骄纵，逆越礼的事情屡有发生。孔子通过对乐曲的评价揭示了诸侯的这种逆越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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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乐舞的核心思想是中和，追求乐曲音符与旋律的和谐是乐舞的最高境界。乐舞，既是天籁之音的传达，也是人之生命力、人之生命情绪情感的抒写。乐舞包括乐曲与歌舞两部分，无论是乐曲与歌舞，都要恪守中和的核心思想。中和，即中庸，是中国乐舞的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中和，即合乎和谐，即合乎中，达到和谐。对于乐舞而言，中，即忠，发乎内心，发乎真诚，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掺杂。和谐，指音符之间的和谐，乐曲与舞蹈之间的和谐，乐曲与情感情绪之间的和谐，乐曲与歌词之间的和谐。孔子认为，《关雎》就是中和核心思想的表现，作为乐舞，《关雎》它表达的情感情绪发乎内心，快乐而不放荡，忧愁而不哀伤。快乐与忧愁，是人情感情绪的两个端点，中即是情感情绪的中点，保持在人的情感情绪的中点才会是和谐。这就是说，只有保持在中点才会是和谐的。在孔子看来，少女纯正的情感情绪，应是快乐的而不是放荡的，忧愁的而不是哀伤的，符合的是适度的中正的原则。少女的情感是纯洁的，少女的情愫是温馨的，少女的情绪是中和的。无论是情感、情愫、情绪，都是发自内心的，纯正的，温和的。这里面既有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还有淡淡的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与担忧。少女的情怀是符合中正原则的，是不偏不倚的，是不存在过分情绪的。这是少女值得肯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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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和谐是乐曲所追求的至高境界。要想演奏好一首乐曲，即使是有一流的乐师，也是需要一个复杂的磨合与碰撞过程的，这自然也是乐师间情感与思想的交流的过程。这正如孔子对鲁国音乐大师谈论乐曲说得那样，"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在这个复杂的磨合与交流的过程中，一是乐器开始时。钟声开始响起，演奏的乐师翕然振奋。二是乐器放开后。八音齐奏，乐声放开了。乐声变得纯正而和谐。翕然，指合，和谐协调；纵然，放纵，放纵展开。纯然，纯正，纯正，声音美好；皦然，指明，节奏分明；绎然，指连，连绵不断。这里谈论的是演奏音乐的理论。音乐能够陶冶情操，修养道德。孔子精通乐律，分析了演奏乐曲的起、承、转、合的过程。开始时，各种乐器配合默契，达到了八音和谐。接着乐律纯正美好、错落有致、节奏分明。而后，乐声悠悠，不绝如缕，戛然而止。在这个过程中，一是要看乐师的状态。要演奏好乐曲，乐师的精神状态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精神状态是要充满自信、充满豪放、积极合作的，是要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的无拘束的自由的状态。二是开始时各种乐器的次第加入。各种乐器的个性是不同的，每种乐器的个性特点也是显著的，假如只是一种乐器在演奏，那无疑是非常单调的，只有不同乐器的加入，才能奏出繁美的声音，才能演奏出美妙的乐章。三是各种乐器的和谐演奏。各种乐器逐渐展开，相互之间慢慢地协调，直至到和谐。此时声音才会悠扬悦耳，音节分明，连续不断。一首好的乐曲，是需要一个基本的基调或旋律，这个基调可以是快乐的，抑或是悲怆的。其次，一曲好的乐曲，是需要众多的乐器参与的。这正如一个家庭的谐和组成，是需要一个磨合过程的。这个过程，一开始，是两个不同个性的人的强烈对抗，甚至是斗争，但结果却是彼此的个性的适应、改造，最后谐和。这也像一个社会人的改造，也是需要一个磨合过程的，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谐和的，是万方乐奏的悦耳的和声，是美妙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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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完整的乐曲，是要有一个序曲，奏乐，和合奏的过程的。古代奏乐，开端叫"笙歌"，一般由太师演奏，师挚是鲁国的乐曲大师，"始"是乐曲的开端，因此在演奏序曲的时候由师挚演奏。"乱"是乐曲的终了，"乱"是要合奏。比如在演奏《关雎》这一乐章时，是先要师挚之始，最后《关雎》之乱。因此，孔子颇有感叹地说，这种丰富而又优美的乐曲至今还回荡不已。 孔子认为，美妙来自于磨合—磨合理论。这是说，要想使自身的道德层次达到至高的美妙的层次，在生活中，是需要不断地磨合的。俗话说，不遭磨，不成佛。孔子通过对音乐的认识讲述了这个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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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任何美妙的事物都是经历一个磨合过程的。这就像一个丑小鸭要经历逐渐地蜕变才会变成白天鹅，这个过程是个磨炼的过程，是个考验的过程，是个彼此适应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改造自身的过程。经常说到的好事多磨，也有这样的意味。这就像唐三藏取经一样，要历经九九八十一个磨难才能够成就的，这个过程考验的不仅是生命个体的意志是否坚定的问题，考验的还有内心是否真诚的问题。美妙来自得道的瞬间，是道德层次达到止境的无可言喻的境界的诠释，是至高境界的书写。正可谓无限风光在险峰。 五、 任何一首乐曲，都可以分为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就内容与形式而言，善是内容，美是形式。美即形式，是说美只有通过形式才能得到感受。作为乐曲的形式，是大自然固有旋律的表达，是大自然固有声息的传达，也是人的情感情绪的诉写。大自然是存在有固有旋律的，阴阳两气相生相搏，此消彼长，促成春华秋实，促成万物消长，构成大自然的各种声息，而乐曲正是这种自然声息的传达。人是富有情感情绪的高等动物，受自然外在因素的影响，受人的固有情感情绪的影响，人也会发出各种情感情绪的声息，乐曲也应该是这种声息的传达。美是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自然与人的情感情绪的声息的传达。传达人的情感情绪与自然声息的形式，就是美的。所谓高山流水，即自然声息的淋漓尽致的传达。阳春白雪也是自然声息的传达。乐曲的形式美，是人的情感情绪与自然声息长短轻重清浊等声息元素的传达。美即形式，是说美只有通过形式才能体现。反过来说，形式即美，是说形式所揭示的是美的问题。按照这个命题类推，美，反映的是形式问题，着眼的也是形式问题，与内容似乎不存在有什么关联。所以，就情感情绪而言，单单追求外表的美丽，而对一个人的品格等内容上的东西缺乏了解，是绝对不可取的。一见钟情，也是从外貌作为起点的，因而也需要今后花费更多的时间对品格等内涵进行了解，才会获取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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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即内容。乐曲所表达和承载的是善的思想与意识。善即真，乐曲所谓的善是指乐曲表达与传达的是自然与人的情感情绪的真实的声息。善，只能通过对本真的分析才能体认。这种真的声息有时是温柔的，有时是狂放的，有时是凛冽的，有时是温暖的，有时是急促的，有时是缓慢的，有时是舒展的，有时是蜷缩的等。善即是自然与人的情感情绪所传达的信息。 《韶》是古代歌颂虞舜的一种乐舞。孔子在评判《韶》时说："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认为《韶》是尽善尽美的。孔子对于《韶》这个乐舞是非常欣赏和推崇的，他在齐国闻听到《韶》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发出了"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的感叹。三月不知肉味，虽然说是一种夸张的形象的说法，可以感受到他对这首古乐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也表明这首古乐所达到的美妙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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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相传是歌颂周武王的一种乐舞。孔子说："尽美矣，未尽美也。"这是说，从形式的角度去审视，美是具有层次的，《武》这个乐舞，可以算得上美，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形式的美，是有个相对于内容切合不切合的问题，存在有一个基本切合、比较切合、绝妙切合的问题。这种切合的程度，虽然都是美，但却决定了美的层次。因此，美是形式的问题，也是内容的问题。 譬如仲由在弹奏琴瑟时，就遭到了其他同学的非议。而孔子的解释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这是孔子对子路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孔子认为，弹奏琴瑟，是具有层次性的，是有着"堂"、"室"的区别的。孔子表面上是说子路弹瑟的技艺还有待于提高，表明的是子路的道德修养与弹奏技艺只是达到登堂的程度，还未达到入室的程度。入室是当止之地，是追求的最终目标，是道德修养与演奏琴瑟的至高境界，但登堂是入室的必然历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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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乐曲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作用是巨大的，它起着养成教育的作用。对于道德的修养，乐曲起着养成或成就的作用。孔子认为，对于道德修养，诗、礼、乐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讲明了诗、礼、乐三者对于道德修养的不同作用。一是兴于诗。人的教育与修养应从读《诗经》开始。在孔子看来，《诗经》是能够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此之谓文学的教化功能。兴，是通过阅读《诗经》引起人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与探究。《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风"囊括15个国家的民俗民风，是15个国家不同的乐曲，"雅"是指周王朝管辖地区所奏的乐曲，是在朝堂上所演奏的乐曲，"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舞曲歌辞，是在祭祀时所演奏的乐曲。考察《诗经》所演奏的乐曲，就能够对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引起思考探究，并着力于解决。二是立于礼。《礼》也称为《礼经》，是记载古代礼仪的经典。《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因此，"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礼记.乐记》）而礼的制定，"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礼记.礼运》） 而对于礼的践行，能够"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由此可见，《礼》是能够规范社会人在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举止言行，节制人的情绪欲望，维持社会和谐有序、文明有礼向前发展。这即使是说，礼是社会人修身立命的根本，一个社会人需要依靠礼才能使自己修身、立命，获取好的名声，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可。三是成于乐。《乐》即《乐经》，是六部经典之一。社会人的修养从乐曲的欣赏感受中得到成就。一首好的乐曲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具有荡涤人的心灵的力量，具有激励人的意志的力量，具有巨大的源源流淌的能量。这种能量和力量足以愉悦人的心志，快乐人的身心，升华人的精神，完成对人的社会性的改造。这是乐曲的独有的魅力。 孔子在评论"益者三乐"时说："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孔子肯定了礼乐的作用，就是礼乐能够调节人的思想行为。对于社会人的不良喜好，礼乐能够潜移默化地规范社会人的思想与行为。因为礼乐带给我们体认的是自然与社会道德，能够得到自然与社会道德，得到自然与社会道德，自然就能够用自然与社会道德来调节和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孔子在公元前484年从卫国返回鲁国，结束了14年的游离不定的生活后，就马上投入到了整理乐曲的紧张生活之中，孔子重新调整了乐曲的顺序，把雅乐、颂乐重新命名，让每首乐曲各得其所。对于整理乐曲的意义，孔子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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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礼乐是国家事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礼乐在国家事务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重大的。孔子首先对礼乐与正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孔子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苟且，马马虎虎而已矣。"孔子认为，对百姓进行教化教育，首先需要的是正名。正名，即正名分，是天子赐予命令或任务或赐予某种身份，是当政者明确下属所应担负的职责。名，是职位，分，是职责。当政者明确了下属应该担当的职分，才能恪守职位，恪守职责。。孔子认为，人们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不知所措。 "正名"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正名，从伦理上说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担当国家事务而言，就是赐予某人以特殊的身份，给予某种官职。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礼乐兴"、"刑罚得当"，礼乐担负着重要的链条使命，是办好事情的一个重要的链条和环节，缺少这个链条与环节，刑罚的贯彻就成为一句空话。礼乐与刑罚是解决问题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礼乐是从正面进行引导与规范，刑罚是从反面进行约束与惩戒。就像上山，礼乐是牵着牛鼻子往山上走，刑罚是在后面抽着鞭子催赶。礼乐是方向标，刑罚是督促剂，只有礼乐兴盛，刑罚才能执行得当。礼乐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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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还谈到了礼乐与天子之间的关系，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是"名正"思想的延伸。当时所面临的现实，一是周天子的大权落入诸侯手中，此是周天子无道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二是诸侯国家的大权落入大夫和家臣手中，国家的政事就落在了诸侯的身上。三是老百姓议论政事。天下无道，必然会民怨沸腾，进而指责朝政的得失。孔子并且还预算了政权旁落后能够持续的年限，诸侯最多可能维持十世即三百年，大夫最多可能维持五世即一百五十年，陪臣最多可能维持三世即九十年。对于这种情况，孔子极感不满，认为这种政权很快就会垮台。他希望回到"天下有道"的那种时代去，政权就会稳定，百姓也相安无事。孔子对于一个有道的君主还是期待的，也期待有一个和平稳定统一的国家。和平稳定统一而人民安居乐业，是孔子践行礼仪、实行仁道的初衷，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 孔子认为，天下有道时，礼乐的制作是由天子决定的，能够得到践行。而天下无道时，礼乐的制作则是由诸侯决定，则是名不正，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实行，也不会使得礼乐兴盛，刑罚也不会得到执行，百姓自然也不会拥护。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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