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解读梁孝王世家：辛德勇读史记 世间本无 西楚霸王
史记解读梁孝王世家：辛德勇读史记 世间本无 西楚霸王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越、楚则有三俗。一、“三楚”的地域观念与“西楚霸王”的窘境世世代代读《史记》的人，世世代代谈论中国历史的人，就这么“西楚霸王”、“西楚霸王”地叫着，可大多数人根本没想哪里是东，哪里是西，更没想立都于彭城之地的这个诸侯王国到底该不该叫作“西楚”；即使有那么很少一小部分人想了，分析了，也解释了，可从来也没有人解释清楚过，甚至解释了还不如不解释，越解释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管西楚，还是东楚，这“西”和“东”，都是以战国的楚地来区分其相对方位。听我这么一说，大家一定急着想问：当时人所说的西楚究竟是在哪里呢？其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这事儿讲得是清清楚楚的：
辛德勇
一代枭雄项羽，在诛灭暴秦之后，表面上尊奉张楚怀王为义帝，使之成为名义上的天下共主。随之，“项羽乃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并分封诸将相及业已自称王号者十八人为诸侯王（《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项羽所谓“西楚霸王”一称，即由此而来。
这是关于项羽本事最早的原始记载，套用一个市面上很流行成语，可谓“自古以来”如此。可这“古”并不意味着一定是“真”。
《晚笑堂画传》中的“西楚霸王”
一、“三楚”的地域观念与“西楚霸王”的窘境
世世代代读《史记》的人，世世代代谈论中国历史的人，就这么“西楚霸王”、“西楚霸王”地叫着，可大多数人根本没想哪里是东，哪里是西，更没想立都于彭城之地的这个诸侯王国到底该不该叫作“西楚”；即使有那么很少一小部分人想了，分析了，也解释了，可从来也没有人解释清楚过，甚至解释了还不如不解释，越解释越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西楚，还是东楚，这“西”和“东”，都是以战国的楚地来区分其相对方位。听我这么一说，大家一定急着想问：当时人所说的西楚究竟是在哪里呢？其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这事儿讲得是清清楚楚的：
越、楚则有三俗。
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已诺。
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
通篇上下，谈的都是西、东、南三楚之地的事儿，可前边却是以“越、楚则有三俗”这句话来提领其事。对这一点，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解释说：“越灭吴则有江淮以北，楚灭越兼有吴越之地，故言越、楚也。”这一解释非常重要，也相当妥切，他告诉我们这三楚是兼有吴越之地的；也就是说，这西楚、东楚和南楚的地域范围，从“楚夏之交”处的陈向南，直抵南岭脚下，涵盖南方大部分疆域（岭南当时尚在赵佗南越国的治下）。至于确认这一点的具体意义是什么，且容我在后面再来叙说。
现在，我们仅仅拿《史记·货殖列传》里讲的这个东楚之地的范围，来对比一下项羽“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的属地状况，就会发现“西楚霸王”之称所存在的问题。关于项羽封给自己的这梁、楚之地九郡，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做过考证，但都未能尽得其实。周振鹤先生在研究西汉政区地理时，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做出了最为真确的复原。下面这幅《项羽“西楚国”示意图》，就是利用周振鹤先生《西汉政区地理》一书的插图而改制的。
项羽“西楚国”示意图
通过这幅示意图可以看出，在泗水、砀郡、东郡、薛郡、东海、鄣郡（案应正作“故鄣郡，别详拙著《建元与改元》）、会稽、陈郡和南阳郡这九郡之中，只有陈郡一郡属于《史记·货殖列传》所说“西楚”的范围之内，最靠西侧的南阳郡乃为“夏人之居”，根本不属于司马迁所说楚地，北部的砀郡、东郡则应属于梁地，也就是魏国故地及其邻接区域，而“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这一表述，显然也包括彭城和彭城所处的泗水郡在内（另外还应兼有文中没有提及的薛郡）。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就用李唐的政区名称解释说：“彭城，徐州治县也。东海，郡，今海州也。吴，苏州也。广陵，杨州也。言从徐州彭城历杨州至苏州。”即以城邑论，彭城乃是所谓“东楚”的西端起点。过去有些人，如宋人孔平仲撰《孔氏杂说》，即强自把彭城解作“西楚”（见该书卷三），而这样的解释是完全不符合司马迁本意的。
总括而言，按照《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可以说项羽留给自己的这个封国的国土即大多属于“东楚”，国都也在“东楚”，即如清人钱大昕所云，“据此文，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録》卷一一“三楚”条）。居处在这样土地上，项羽又怎么能给自己定下个“西楚霸王”的称号呢？岂不怪哉，岂不怪哉！
阅读《史记·货殖列传》，思考西楚、东楚和南楚的地域区分问题，我们首先应该清楚，司马迁在这里讲的是西汉前期人的地域观念，而这也是目前所知距项羽生活年代最近的一种地域观念。审其具体地域，如前所述，自是楚国灭越之后才能产生这样的观念，因而若是没有其他反证，这样的观念可以看作是从秦楚之际即已流行于世的。事实上我们在《史记》、《汉书》的相关注释里和后人的论述中也没有看到比这更早的关于西楚、东楚以及南楚的地域认识。换句话讲，《史记·货殖列传》上述记载，乃是后世学者解读“西楚霸王”问题最早、最可靠的史料依据。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人文颖，在注释《汉书·高帝纪》“羽自立为西楚霸王”一事时，先是引录《史记·货殖列传》的说法，以明三楚之说的历史渊源，由于这渊源有自的说法显然同“西楚霸王”这一名号相抵触，于是文颖不得不缀加一句话，来勉强为之疏说：“项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这里的“故”字应是用作“特地”之义，即项羽因立都于彭城，而强自把这里称作了“西楚”，意思是说，虽然这不符合通行的习惯用法，可项羽就这么用了，我也只能这么说明一下情况。过去清人汪士铎就是这样理解文颖的说法，以为“据此则彭城至项王始谓之西楚”（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卷二《三楚考》）。文颖是老实人，说话做事儿就是这么老实。尽管这话左支右绌，根本讲不通，可他就是这么实话实说，老实得实在可爱。
比他行年稍晚一点儿的曹魏时人孟康，就不这么老实了。面对项羽这一奇怪的“西楚霸王”称号，孟康先是把这一情况认定为确切的史实（当然文颖也是对此深信不疑），然后放胆解释说：
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汉书·高帝纪》唐颜师古注引孟康说。又《《史记·项羽本纪》之裴骃《集解》引孟康说）
这“旧名”二字就不是个话，你要真的有什么根据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孟康自己没说，比他早和比他晚的那些其他的注释《史记》、《汉书》的人也没有别人见过他说的这种“旧名”，这事儿的真实性不能不让我充满疑虑。再说南楚、东楚和西楚，本来都是区域的称谓，可孟康讲述的“旧名”，却成了江陵、吴和彭城这三处城邑的名称，违逆正常的观念和逻辑，显然也很不对头。
在我看来，孟康这种说法，乃是强不知为有知，硬是以立都彭城的所谓“西楚”为基点，强自给它配置上“东楚”和“南楚”；也就是说，项羽封给自己的这块地方本来确实不叫“西楚”，可他自己既然这么乱叫了，那“东楚”和“南楚”也只能顺着这个“西楚”来定。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辛某人忽生横解，厚诬这位孟氏夫子以心注史，清初著名舆地沿革专家顾祖禹，在引述孟康此语时就是如此看待这一问题，乃谓彭城之地本属东楚，“项羽改为西楚，而以吴为东楚”（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南直·徐州》。附案今中华书局点校本误将顾氏这一判断读为孟康注语原文，因而也就抹杀了顾氏的认识）。
这里既以吴邑为东楚，也就如同《史记·货殖列传》讲述的三楚观念一样，只能是在楚人灭越以后才能产生，因而也不可能比《史记·货殖列传》的三楚观念更早、更旧，其“旧名”云者，不过虚张声势而已。退一步讲，这个“旧名”也只是比孟康本人降生人世的时间稍微老旧一些而已，其事只能像文颖所讲的那样，是因项羽自号“西楚霸王”之后才产生的说法，更清楚地讲，孟康所说“旧名”，就是从项羽分封诸侯时才定下的崭新的地理区域名称。而包括今天我们这些人在内，后世学人在解读《史记》、《汉书》中“西楚霸王”这一记载时，是万万不宜以后事来阐释前因的。这样做，太不逻辑。
清人钱大昕虽然极力想给项羽的“西楚霸王”之号的合理性做出解释，可对孟康这一说法，却只是淡淡地讲道：“此又一说，与《史记·货殖传》不合。”（钱大昕《十驾斋养新録》卷一一“三楚”条）显然觉得要想合理地阐释这一问题，还是应该依据《史记·货殖列传》来立论。书读得多了，学问做得深了，至少有那个眼界，能够及时躲开那些过分荒诞的认识路径。
汉魏之际人文颖解释不通项羽为什么自号“西楚霸王”，是因为这“西楚”二字严重悖逆当时通行的地域观念。
如上所述，紧继其后的孟康，当然同样也没能讲清这一问题。但由于再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依据，也讲不出其他自成一说并足以服人的道理，后来裴骃在南朝刘宋时撰著《史记集解》，只好照样转录了孟康这一说法（《史记·项羽本纪》之裴骃《集解》）。到唐代初年颜师古注释《汉书》的时候，也只好稀里胡涂地表态说“孟说是也”（《汉书·高帝纪》唐颜师古注）。尽管这种表态站队在学术上并没有任何价值，尽管后来张守节在开元年间撰著《史记正义》的时候，还是一并转录有《史记·货殖列传》和孟康各自讲述的两种“三楚”说法，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平衡而又客观的参考，可是孟康这种说法，还是因颜师古的肯定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譬如宋人孙奕的《履斋示儿编》、王应麟的《小学绀珠》等都是如此（《履斋示儿编》卷一四《杂记》“地名异”条。《小学绀珠》卷二《地理类》“三楚”条）。
这种“无厘头”的说法，写诗作文时当个虚头巴脑的辞藻用一用自然无妨，可严肃的学者是无法把这当真事儿看的，清代的考据学家读书读到这里时更不能不想来试试身手。
问题这实在是个难题，即使是当时的历史考据第一高手钱大昕，也说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儿：
《史记·货殖传》：“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此南楚也。”据此文，彭城是东楚，非西楚矣。项羽都彭城而东有吴、广陵、会稽郡，乃以“西楚霸王”自号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在其中也。又考三楚之分，大率以淮为界：淮北为西楚，淮南为南楚，唯东楚跨淮南北。吴、广陵在淮南，东海在淮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东、西之闲，故彭城以东可称“东楚”，彭城以西亦可称“西楚”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録》卷一一“三楚”条）
这段考证的要点有二：一是项羽乃“王梁、楚地九郡”，故虽然彭城地处“东楚”，但因“梁在楚西，言‘西楚’则梁地亦在其中也”，所以项羽才会自号“西楚霸王”；二是彭城之地介乎“东楚”与“西楚”之间，“故彭城以东可称‘东楚’，彭城以西亦可称‘西楚’也”，实际上是说项羽所王九郡中的彭城以西部分，本来就属“西楚”。
这两点解释，乍看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实际上都很不合乎逻辑。一者即使“西楚”确如钱氏所云可以兼该梁地，但这样一来，泗水（治彭城）、东海、吴、广陵等“东楚”之地怎么办？就为照顾梁国旧地竟弃置国都所在的彭城于不顾而取“西楚”为号，这么说，能合理么？我怎么看都觉得很不合理，这太不合理了。二者项羽属郡中彭城以西的陈郡固然属于“西楚”，《史记·货殖列传》也讲明了这一点，但这在其属地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特别是项羽的国都彭城不属“西楚”而归于“东楚”，因而项羽更没有道理会取“西楚”作为自己封国的名号，即所谓“名不副实”也。
就连钱大昕这样的一代考据大家也讲不出个子午卯酉，甚至在他的考辨中还颇有几分前言不搭后语的窘迫，这说明了“西楚霸王”这一称谓确实是很难讲得通的。明人陈士元评述“西楚霸王”这一名号，曾以“号为西楚，本东楚地”这两句简简单单的话，概括了这一称号给人们认识这一问题所造成的窘境（陈士元《江汉丛谈》卷二“三楚”条）。
二、不是“西楚”是“四楚”？
话怎么讲也讲不通，这往往意味着认识的路径根本不对。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就不宜一条道走到黑。变换一个认识的角度，也许会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一片全新的天地。那么，我们要把认识的角度转换到哪里去呢？陈士元“号为西楚，本东楚地”这两句话，提示我“西楚”的“西”字有可能存在问题——不是字讹，就是字误，这个“西”也许应该是另外一个字。
下面的问题是，假如按照胡适之博士指示的治学路径，先大胆假设“西楚”的“西”字存在讹误，那么，它应该是什么字的讹误呢？古代典籍的文字产生讹误，最常见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因读音相近造成的“音讹”，另一种是因字形相近造成的“形讹”。对这个“西”字，我首先想到的是字形相近的“四”字，即姑且假设“西楚”是“四楚”的讹误，也就是原本的“四”字被错讹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西”字。
历史经过那么久了。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需要注意，在关注每一项具体史事的时候，都应该基于这一事项后面普遍的背景。这样，浮现在我们眼前的，就不仅是一时一事。我们需要意识到大多数事物都会有某些共同的规律性特征，先人著述的文字错讹也是这样，而这种规律性特征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客观可能性，作为我们分析具体事项的参考。
因此，在“小心求证”上述假设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西”和“四”这两个字，在古代，在当时，是不是存在相互致讹的可能。不管是“西楚”的“西”，还是“四楚”的“四”，都是作为前置的构词要素同后面的主体名词组成一个复合名词，只不过一个属于方位词，另一个属于数词而已。这种构词形式的相似性，是“四楚”错讹成“西楚”的逻辑前提，亦即“西”、“四”两字相互致讹之后，从表面上看，原文在逻辑上通常仍很通顺，这样才会使读者不知不觉地接受错讹的文本，承认错讹的文本。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古代典籍中“西”、“四”相讹的例证。如《礼记·丧服小记》“及郊而后免反哭”句郑玄注“墓在四郊之外”，即有刊本将“四郊”讹作“西郊”（王太岳《四库全书考证》卷一二）。此类事例甚多，无须赘叙。
这一方面，在校勘学史上更为有名的事例，也在“四郊”与“西郊”之间，也是出自《礼记》郑注，即《礼记·祭义》篇“天子四学”句下郑玄注云“周西郊之虞庠也”，其“西郊”二字在流传过程中被讹作“四郊”，而唐人《礼记正义》的原本尚非如此（清顾广圻《抚本礼记郑注考异》卷下。《顾千里集》卷七《与段茂堂大令论周代学制第二书》、《与段茂堂大令论周代学制第三书》）。
清嘉庆丙寅张敦仁仿宋刻本郑玄注《礼记》附张氏《考异》
这一事例，最易体现在特定的情况下“西”、“四”互讹是古文献中极易发生的情况。粗略看上去，这两个字的形态，就如同一个人扎了领带或是没扎领带一样，基本样貌差不了多少，人们也就很有可能会把“四楚”当作“西楚”来看。
三、“四楚”的真相及其由来
既然就其字义、字形而言“四”字极易讹变为“西”，那么下边大家就容我用“四楚”来替换掉“西楚”，看看项羽会不会自号“四楚霸王”。我知道，很多人看到这个说法，未免会觉得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你不认“西楚霸王”就改个“东楚霸王”呗，怎么弄出来个“四楚霸王”？司马迁本来说只有西楚、东楚、南楚这“三楚”，你怎么又整出个“四楚”？
大家若是觉得不可思议，下面不妨先从“三晋”说起。“三晋”是什么，是韩、魏、赵三个故晋国境内的诸侯国，那么好好一个晋国怎么变成了“三晋”了呢？分的呗，韩、魏、赵三家瓜分晋土，各自独立建国，这是开启所谓“战国”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我想稍微了解一点儿中国古代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点。其实不光“三晋”是从一个整体中活喇喇地硬分出来的，“三晋”西面的“三秦”和东面的“三齐”，也分别是从秦、齐两国故土上分割出来的三个诸侯国，只是其剖分为三的时间要晚一些，是在大秦帝国灭亡之后，才被项羽拆分出来，即项羽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成雍、塞、翟三国；项羽又将齐国故地一分为三，分别封授齐将田都为齐王、原齐王田巿为胶东王、原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成为齐、胶东、济北三国。
“三晋”、“三秦”、“三齐”既然那如此，那么，要是将楚国故地一分为四，岂不就成了“四楚”？请大家看下面这帧插图——它是从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刊刻的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扫描下来的：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安黄善夫书坊刻三家注本《史记》之《秦楚之际月表》
在“义帝元年”这一纵列之下，有“分楚为四”四个字，这是我在这里所要关注的焦点。至于我聚焦关注的是什么，不用说，大家也都明白，那就是同“三晋”、“三秦”、“三齐”颇为相似的“四楚”之地已经凸显在我们的面前。
不过在具体讲述这一记载之前，需要先对《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的内容做些基础的校勘工作。大家看到的这个三家注本《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其文字虽然存在一定问题，但比起现在同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毕竟还是要好出很多。更清楚地讲，是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秦楚之际月表》，被点校者以不误为误，妄自删除了原文当中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因而我们在认识这一问题时不得不采用三家注本等早期刻本作为论证的依据。
首先是在义帝元年这一列前面“十二月”那一纵列之内的内容，有些应归入后面“义帝元年”这一列之下。这主要是和“分楚为四”性质相同的“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这样一些内容。
这一列的“十二月”，是秦国的纪年，即子婴就任秦王后所值秦历的十二月。依本表，子婴系于本年九月任秦王，而这一年为秦二世皇帝三年。按理说子婴已自行废除帝号，退而称王，宣告大秦帝国不复存在，本应当即改元，以示改帝年为王年，可当时秦社覆亡在即，子婴就这么稀里胡涂地即位了，并没有改行新元。依据三家注本等传世刻本和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等等诸如此类的内容，就都被系于这一年十二月之下。
可是这些史事都是同下一列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分封十八诸侯事同时发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所谓“分国”正是项羽自立为王及其分封诸侯的第一个步骤，是前后脚紧连着的事儿，在《史记》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对此也都有清楚的记载——这一类事项同“分楚为四”之事一样，都被《史记·高祖本纪》记作义帝元年的“正月”。
这样看来，像“分楚为四”这样系年于义帝元年正月的栏下，应该是《太史公书》本来的面目，而那些系在这上一年十二月下的“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等同样性质的内容，则应该是《史记》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是在后世写录刊刻时被错移了位置。昔张文虎在清同治年间为金陵书局校勘三家注本《史记》，不仅没有能够看出“分楚为四”一语系于义帝元年正月之下的正确性，反而依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的谬说（见该书卷一〇），以不误为误，将此四字挪移到前一年十二月下（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今中华书局点校本则不仅照样沿承其误，而且连个校勘说明都没有出，普通读者也就完全失去了探求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