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解读梁孝王世家：辛德勇读史记 世间本无 西楚霸王

史记解读梁孝王世家：辛德勇读史记 世间本无 西楚霸王另外，对表中校改的内容，在此也需要稍加说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从前一纵列“十二月”下后移到义帝元年正月栏内的文字，不仅限于“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这类性质的内容，还有“项羽怨荣，杀之”和“羽倍约”、“臧荼从入”这三条记述。原因，是这三条记述的也是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的前提条件，这也就是前边所说的项羽自立为王及其分封诸侯的第一个步骤，即在这一意义上它同“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之类的内容性质完全相同，所以这几条纪事应是同样被错置于前一月下，现在理应一并重归旧位。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复原表为了便于现代的阅读习惯，我把原表文字的排列方向由从右向左改成了自左及右，但表格的编排次序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右先左后。此外，表中用圆括号括注的内容，是我为便于大家阅读附加的说明性文字；用梯形括号〔〕括注的内容，是原文有缺而敝人以为应当补入的文字；用直方括号［］括注的内容，系原文所有而我

凤凰出版社影印宋刻十四行单附《集解》本《史记》之《秦楚之际月表》

另外，在单附《史记集解》的宋刊十四行本《史记》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义帝元年正月“分关中为汉”那一行里，书作“分为关关中为汉”（其上一栏里已列有“分关中为四国”）。联系上述情况，这里看似增衍“为关”二字，即似应当书作“分关中为汉”，以与下一行的“分关中为雍”、“分关中为塞”、“分关中为翟”相统一。可是这看似增衍的“为关”这两个字，提示我们在这一位置上本来应当同前面提到的“分楚为四”一样，写有“分关中为四〔国〕”的语句（这就是被通行文本中错移到上一栏里的“分关中为四国”），而这“为关”二字只是这一语句剩存下来的一点残痕而已（文字的顺序且前后舛乱），从而愈加证明了上述分析的合理性。

进一步深究，还可以看到，即使如三家注本等书作“分关中为汉”、“分关中为雍”、“分关中为塞”以及“分关中为翟”，仍然不够妥切。清人张文虎校勘《史记》，以为“前表已书‘分关中为四’，则此亦当如楚、赵、齐、魏、燕、韩例书‘分为汉’、‘分为雍’、‘分为塞’、‘分为翟’可矣。‘关中’字疑衍”（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现在我们看“为关”这两个“分关中为四国”之句的舛乱残留，更有理由推想这几个“分关中”云云的“关中”，应是《史记》流传过程中受到原本中上面汉国一行“分关中为四国”之句的影响而衍生，现在理应按照张文虎的推断删去。

按照这样的认识，可将三家注本《史记》中相关内容复原如下：

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复原表

为了便于现代的阅读习惯，我把原表文字的排列方向由从右向左改成了自左及右，但表格的编排次序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右先左后。此外，表中用圆括号括注的内容，是我为便于大家阅读附加的说明性文字；用梯形括号〔〕括注的内容，是原文有缺而敝人以为应当补入的文字；用直方括号［］括注的内容，系原文所有而我认为应当删除的内容；用黑括号括注的内容，是我认为此一黑括号前一字有误而应当用黑括号内的文字来做替换。

在义帝元年正月这一纵栏内，我添加了一条竖线，把这一纵栏一分为二。这样的做法未必符合《太史公书》的原貌，但眉目清晰，便于大家理解相关事项的逻辑关系，希望大家给予谅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从前一纵列“十二月”下后移到义帝元年正月栏内的文字，不仅限于“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这类性质的内容，还有“项羽怨荣，杀之”和“羽倍约”、“臧荼从入”这三条记述。原因，是这三条记述的也是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的前提条件，这也就是前边所说的项羽自立为王及其分封诸侯的第一个步骤，即在这一意义上它同“分赵为代国”、“分齐为三国”之类的内容性质完全相同，所以这几条纪事应是同样被错置于前一月下，现在理应一并重归旧位。

另外，对表中校改的内容，在此也需要稍加说明。

具体地讲，黑括号内的“黜”字，《史记》原文书作“杀”。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径行删去“杀之”二字，说明云：“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荣故（固？）在齐，羽安得杀之？《史诠》谓“杀之”二字削。’按：《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田荣被杀在二年春正月，本书卷七《项羽本纪》亦在二年，此时尚未被杀。今据删。”今案一般校勘古籍的原则，是恢复原书本来的面目，而不一定非替古人改正其原稿的错误不可；即使非要去改，也一定要先最大限度地排除其他可能，再做改动。对像《史记》这样的经典尤其应当如此。

这里的“杀之”二字诚然不符合史实。容有舛误，但却不一定是增衍所致。因为凭空增衍出这两个字的可能毕竟太小太小，很难找到出现这种情况的缘由。换个角度，就古籍文字错讹的原理来看，这“杀之”二字倒很有可能是其他文字的讹变。昔清人梁玉绳即曾提到“或曰‘杀之’当作‘不封’，又有本作‘怒荣叛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综合考虑相关情况，我推测这个“杀”极有可能是“黜”字之讹。

盖田荣乃齐王儋之弟，当乃兄被秦将章邯诛杀后，齐人立故齐王建弟田假为王，田荣怒，驱赶田假入楚，另立齐王儋子田巿为王（《史记·田儋列传》），自任丞相，操弄权柄。《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上文在秦二世三年端月（即正月）下“齐国”栏内记云“项羽、田荣分齐为二国”，指的就是他们各自操控的田假、田巿这两个齐王。在这一前提下，“田荣以负项梁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招致项羽怨恨，所以在项羽主持分封十八诸侯时才没有得到王位，而所谓“项羽怨荣，黜之”，即谓项羽因怨恨田荣而黜落了他参与分封的资格，亦即褫夺了他获取那个本应属于他的田巿那个位置的机会。

在我把“项羽怨荣，杀（黜）之”这句话后移一月之后，这条纪事同项羽“分齐为三国”而封之的前后逻辑关系便愈加凸显出来。大家看看，这是不是文从字顺畅达无碍呢？我想至少这要比活喇喇地割去“杀之”两字会好许多。试思梁玉绳所说“不封”二字，与今本《史记》的“杀之”出入太大，文字舛讹，不易至此；另一方面，田荣直至此时也未尝叛楚，只是坐观楚秦成败而已，故亦无“叛之”之事可言。因知梁玉绳所引异说，都不能成立。

接下来再看“分楚为四”这句话。审视下文“分齐为三国”、“分关中为四国”和“分燕为二国”这几条的表述方式，依通例，“分楚为四”句末似亦应补一“国”字，即言“分楚为四国”。又存世单行本《史记索隐》记述楚国之外其他诸国在项羽分封十八诸侯时被分拆状况是“赵为二”、“齐为三”、“关中为四”、“燕为二”、“魏为二”、“韩为二”，其中齐、关中和燕的记述形式与今三家注本《史记》相同，而赵今本《史记》作“分赵为代国”，魏今本《史记》作“分魏为殷国”，韩今本《史记》作“分韩为河南国”。观《史记索隐》对赵、魏、韩三国的注释分别为“代、赵”、“魏、殷”和“韩、河南”，可知其所对应的《史记》原文必定是《史记索隐》载述的“赵为二”、“魏为二”和“韩为二”。当年张文虎在为金陵书局校勘三家注本《史记》时，即以为“此表赵、魏、韩三国亦当如楚、齐、关中、燕例，疑《索隐》本为是”（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如果像今通行的三家注本那样，书作“分赵为代国”、“分魏为殷国”和“分韩为河南国”，这样的注释就迭床架屋，多此一举了（三家注本《史记》就是因为这一点而在相应语句下略去了司马贞的《索隐》，今中华书局点校本依样画葫芦，也是连个校勘说明都没出）。道理同前边讲述的一样，即今三家注本等“分赵为代国”云云的写法，应该是《史记》流传过程中在把这些内容改移到前格时无意间造成的文字讹误。

明末汲古阁刻单行本《史记索隐》

现在我在表中所做的订正，主要参据的就是此表行文的通例以及单行本《史记索隐》所反映的古本旧貌。不过《史记索隐》“分楚为四”句作“楚分为四”，依通例当属误倒，张文虎在校勘《史记》时已经指出这一点（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又单行本《史记索隐》“楚分为四”条前有“十八国”三字，为三家注本等传世版本《史记》所无，而这三个字也应出自司马贞所见《史记》本文。这“十八国”是针对衡山以下十八个项羽所封诸侯国而言，统而摄之，写在这里。依一般行文习惯，“十八国”前尚应另有一字，述其来由、属性，故余臆补一“封”字，以成完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此表燕国栏内“臧荼从入关”的“关”字，是依据梁玉绳《史记志疑》的意见增补，不过梁玉绳并没有讲述这样看的理由（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其实只有按照敝人的意见将这一纪事后置到义帝元年正月项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司马迁记述此事的用意和补入“关”字的合理性。盖《史记·项羽本纪》载录项羽分封臧荼事时记云：“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臧荼为燕王。”这与《秦楚之际月表》之“臧荼从入〔关〕”句正相呼应。梁玉绳虽然从文句本身推断当补入“关”字，却未能识破这句话的内在涵义，所以他不仅没有看出此句当后移一列，反而还以为“此应书于燕二十七月”，即将其前移两格，放置到刘邦入关中的“十月”项下（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实在差之远矣。

四、“四楚”之国与项羽的“楚国”

在祛除种种衍生的讹夺之后，更加显示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分楚为四国”这一记载的实质意义及其合理性，这也为求证“四楚霸王”的存在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大家看看，前边我举例子谈到的“三秦”和“三齐”不是同所谓“四楚”在同一时间、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分置出来的么？我们是不是越来越看到了“四楚霸王”这一假设的合理性？

历史研究就像西洋人那句谚语所讲的那样，魔鬼就隐藏在细节当中。真心想要做历史研究，真心想要看历史的真相，我们就要耐得住心性而怕不得麻烦。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麻烦的事儿还远不止这些。下面这几帧书影，取自中华书局本《史记》，是其《秦楚之际月表》中义帝元年前三个月的部分内容：对比一下前边我出示的三家注本和单附《集解》本《史记》之《秦楚之际月表》，还有我复原的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请大家看上面第（一）帧书影最上边两行的内容，其间最大的差异，是中华书局本把古刻旧本前三行归并成了两行；就此表的总体形式而言，是几乎所有古刻旧本均开列二十一横行，而中华书局本却成了二十横行。那少了的一行哪里去了？——活活被校勘古籍的人吞到肚子里去了。

这是一项严重的疏失；不，更准确地讲，不能说仅仅是疏失，而应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疏失是无意的忽略，而这里的问题是人们对《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有意更改——只不过刊改者没有把错的改成对的，反倒是把对的改成了错的。

为便于大家对比参看，我先把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略加考订，摘录于下。

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表

核实而言，这个大错可谓久已铸成，并不是中华书局本的点校者所独创。其直接的前因，是承自中华书局本的底本、亦即清同治年间的金陵书局刻本（参据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卷二）；若再向前追溯，则至迟梁玉绳在乾隆年间即已倡言此意（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〇）。比老梁稍早，有个叫张照的家伙，在给乾隆爷校勘武英殿本《史记》的时候，更自我作古，代替太史公重编了个“新表”，附在《史记》本篇的后面，自以为“庶可识太史公之本意”（见殿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篇末附史臣《考证》）。不过从张照，到张文虎，他们都没有任何版本依据，只是个人主观看法而已。中华书局点校本虽非始肇其祸，但最近这次重新点校其书，既然遍核天下古本，也总应该在校勘记中对金陵书局本之外那些古老版本的情况予以说明。

中华书局点校本这一沿错袭缪、改是为非的举措，情况相当复杂。对此，我在《史记新本校勘》一书中已经做过很细致的考辨分析，大家若有兴趣详细了解，可以自己去查看（见该书第三篇第四节）。在这里，只是为便于大家理解所谓“西楚霸王”问题，迻录其中与此直接相关的分析，再略加发挥和补充。

简单地说，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在义帝元年之后开列的这二十一横行，其第二行，是承续“楚王”的法统。大家看我复原的三家注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我把本表最开头显示每一横行归属的“秦、楚、项、赵、齐、汉、燕、魏、韩”标记，列在了诸行开头的地方，所谓“楚王”的法统就是由此承袭而来。请大家注意，这表格在义帝元年之前，本来是列作九个横行的。司马迁之所以把“秦”列在第一行，是为了显示秦辖治天下的地位。

可到义帝元年正月“诸侯尊怀王为义帝”之后，“天下”的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首先是义帝在形式上业已取代秦朝皇帝，成为天下共主；其次是项羽正式顶替了楚怀王原来对楚国兵马僚属的统治地位，号称所谓“西楚霸王”。但紧随其后，甚至可以说是与之同时，“西楚伯王项籍始（德勇案：“伯”即“霸”之异写），为天下主命，立十八王”（过去我在《史记新本校勘》那部书中，曾主张把“西楚伯王”这句话读作“西楚主伯”，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这里改从中华书局点校本的读法），这意味着项羽同样继承了楚怀王在灭秦之前作为各路反秦力量之“天下”盟主的地位，“义帝”只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虚衔。

请大家注意，作为主命天下的“西楚霸王”，项籍的“霸王”之都是设在彭城。但在另一方面，“霸王”总得先是个“王”，项羽本人在由“鲁公”晋升为“王”之后，也要有个自己的“王都”，这就是古刻旧本《月表》第三行载述的江都。过去清人刘文淇写过一篇《项羽都江都考》，很具体地认定过项羽以江都为王都这一史实（见刘氏《青溪旧屋集》卷四）。

大家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行是直接从本表作九横行时“项”那一行延续下来的，而它上面那一行、也就是第二行的所谓“西楚霸王”行则是直接从本表作九横行时“楚”那一行延续过来。这意味着所谓“西楚霸王”继承的是楚怀王作为诸方反秦力量共尊盟主的地位，而立都江都的只是项氏自己直接统治的王国。

相互对比可知，从张照，到梁玉绳，再到张文虎，再到今中华书局点校本秉笔操刀的人，由于没有能够理解这两横行的来由，因而也就未能理解其性质，竟然妄自将原表第二、三两横行合并为一行，并妄将原表第二行“诸侯尊怀王为义帝”这句话上移到第一行，同时还径行删除了项羽“都江都”一事。这是多么大的改变啊？还不出一句说明的文字，告诉读者相关情况，以致你若不去阅读古刻旧本，就会误以为太史公就把书写成这个样子了，后果真的相当严重——其最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就是很彻底地泯灭掉了所谓“西楚霸王”的真相！

这就是项羽在“分楚为四国”之后，他是一人兼具两重身份：一重是所谓“西楚霸王”，这是一个“霸王”之国，从《秦楚之际月表》载述的情况来看，其都城似乎是设在彭城；另一重是四分之后的楚地之一国，这是一个普通的诸侯王国，都城设在江都。当然一人之身无法分作两处，这实际上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更有内在性质的差异，而正是这个先后的次序，向我们展现了项羽本人的诸侯王国同所谓“西楚霸王”之国的分别，透露出所谓“西楚霸王”的真相。

区分出项羽本人的诸侯王国与所谓“西楚霸王”之国以后，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就忽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项羽乃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这段话，那么这个“梁、楚地九郡”之王，似乎应该是指所谓“西楚霸王”。可如前所述，把“梁、楚地九郡”之地称作“西楚”，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再说这样一来必然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难题，即项羽本人那个以江都为王都的诸侯王国又在哪里呢？这看起来似乎很绕，但至少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尝试着按照这样的思路把二者区分开来分析相关问题。

还是回到刚才提到的认识路径，这篇《秦楚之际月表》，至义帝元年发生了一项重要改变，即在形式上由九横行改为二十一横行；实质内容上，则由陈涉揭竿反秦之初的秦、楚、项、赵、齐、汉、燕、魏、韩这九大政治势力，改变为义帝、“西楚霸王”及项羽所封十八诸侯国等二十余股政治势力。在这一改变发生之际，表中项、赵、齐、汉、燕、魏、韩诸项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实际上大体相当于战国后期的楚、赵、齐、秦、燕、魏、韩诸国所控制的疆土，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战国七雄”重又并立出世。项羽自居为王以及封授其他那十八诸侯王，就是以此地域空间为基础。

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这所谓“战国七雄”是怎样演变成为项羽十八诸侯的。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种形式。第一种，是被彻底剖分。“秦”亦即所谓“关中”之一分为四（分为汉、雍、塞、翟四国）就属这种形式。第二种，是分出新诸侯国，剩下的原有王国更名。属此类者有“赵”之分出代国之后，剩下的赵国故土“更名为常山”；“齐”之分出济北国和胶东国之后，剩下的齐国故土“更名为临菑”；“魏”之分出殷国之后，剩下的魏国故土“更为西魏”。第三种，是分出新诸侯国，剩下的原有王国保持旧名不变。属此类者有“燕”之“分为辽东”后，剩下的燕国故土仍名之曰燕国；“韩”之“分为河南”后，剩下来的韩国故土仍名之曰韩国。

那么，同“西楚霸王”相关的那个“楚”呢？《秦楚之际月表》记述“分楚为四国”之后，我们见到的情况是“分为衡山”、“分为临江”、“分为九江”，亦即从“楚”国之身分出了三个新的诸侯国。那么，剩下来那一块楚国故土怎么办了呢？单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份表格来看，这实在很不清楚。依从第一种形式，可以理解为被另分出一个名为“西楚”的诸侯国；若依照第二种形式，则可以理解为把剩下来的楚国故土更名为“西楚”。但这两种理解都讲不通，即如前所述，其地理方位与时人的“西楚”观念相抵牾，即按照当时的地理方位观念，这里更应该称作“东楚”而不是“西楚”。

既然这两种方式都不相符，那么，就只能是采用剩下来的第三种方式了——即“分楚为四国”中那最后一国，沿承楚国旧名未变，徒称之为“楚”！骤然听到这一推断，很多人也许会感到惊讶。不仅《秦楚之际月表》，《史记》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在载述项羽分封天下时都没有提到这一点。人们感到惊讶是不足为怪的，当然更多的人可能从来就没有像我这样思考过这一问题。

五、四楚霸王与灭秦之初的政治地理格局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古往今来世世代代读《太史公书》的人多了去了，该想，早就有人想了；若是没人想，似乎根本就不应该像我这样胡思乱想。实际的情况是，在认识古代历史的过程中，很多人，很多学者，更喜欢把世人通行的看法当作确切无疑的史实，然后再恣意驰骋自己超乎常人的评判。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把荒唐的认识当作真实的历史来看，当作真实的历史来讲，这样的事儿多了去了。像“始皇帝”本来是一个谥号性质的名号，故只能用于赵正那个畜生的身后，那个畜生还活在阳世祸害天下苍生的时候当然更不会这么叫自己，这事儿够有名、够重大了吧？可中国的大学历史教科书、中学历史教科书，多少年来就一直讲赵正那个畜生是“自称始皇帝”（别详拙文《谈谈“始皇帝”的谥号性质》，收入拙著《正史与小说》）。还有像楚汉相争的决战之役“陈下之战”，千百年来，一直被误称作“垓下之战”，现在中国的大学历史教科书和中学历史教科书也都这么顺着胡讲（别详拙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收入拙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世人也是笃信不疑。

其实若是闭上眼睛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对待我们眼前正在生活着的这个世界，大致也是如此。这是人性的缺陷。了解到人性这一缺陷，我们就大可不必怀疑任何一项符合正常逻辑的思考，对自己，对他人，对世界，都是这样。做历史研究，就像胡适之博士讲的那样，认真读书，虔心思索，先大胆假设，再小心求证就是了。

其实，关于项羽自封之国为“楚”，这在《史记》当中的记载，是连篇累牍、目不暇接的。自从诸侯兵罢戏下，各自就国之后，《史记》述及项羽之国，都是以“楚”相称，所谓楚汉相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史记·项羽本纪》），就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另外大家再看看刘邦在陈下（即所谓“垓下”）击灭项羽而登基做皇帝后发布的天下第一号诏令，便是封授韩信为“楚王”，乃谓“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史记·高祖本纪》）。周振鹤先生复原韩信这个“楚国”所涵盖的地域，谓“以秦郡言数自西至东当有陈郡、薛郡、泗水、东海、会稽等郡”（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大家对比一下前边我出示的那幅《项羽“西楚国”示意图》看看，这不基本上就是项羽故国的范围么？请大家注意的是，这个诸侯国的国名就是“楚”！它不是直接承自项羽的旧名又是承自哪里？

按照这样的认识，我在前边出示的那份《古刻旧本〈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相关内容表》上，臆补出“楚”和“王项籍始。故鲁公”这些内容，以与这一行后面的“都江都”三字相对应。窃以为这是依照《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理当记有的内容，只是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脱佚掉了而已（另外这份表格中“韩国”一行称韩成为“故韩将”，“将”字应正作“王”。《史记·项羽本纪》记“韩王成因古都，都阳翟”可证）。

在认识到项羽自有的这个楚国之后，所谓“西楚霸王”的真相也就不难揭开了。

这就是项羽“分楚为四国”的这四个诸侯国，除了项羽本人的楚国之外，其余衡山、临江、九江三国的国君，即衡山王吴芮、临江王共敖和九江王英布这三个人，原来都是楚国的部属。如《秦楚之际月表》所示，临江王共敖为“故楚柱国”，九江王英布为“故楚将”，衡山王吴芮乃因率英布及越人起事反秦，并且把女儿嫁给英布，因而也是附从于楚（《史记·黥布列传》、《汉书·吴芮传》）。故简单地说，这四块地方，国是“楚”的地，王是“楚”的人，分之为四国，合之当然可以称作“四楚”，这同前面提到的“三秦”和“三齐”是同样的道理。

“四楚”既然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那么，所谓“四楚霸王”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在分封十八诸侯之前，项羽乘巨鹿决战获胜的余威，已经成为楚国事实上的君主，分封天下时他从楚国故地中割出三块区域，划定衡山、临江、九江三个诸侯国，分别封授给吴芮、共敖和英布这三个旧部属——正是为继续保持对这三块土地和这三个旧日部属的有效控制，项羽才创制了“四楚霸王”这一特别的称号，即谓他这一楚王仍有权力以“四楚霸王”是名号继续管控衡山、临江、九江这三个楚国旧境内的诸侯国，吴芮、共敖和英布三人旧日是楚臣，现在则依然是他这个“四楚霸王”的臣属。

我们看就在项羽封授的各路诸侯就国之初，故齐相田荣就起兵夺权，自立为齐王，项羽不得不统军征齐，为此，“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待后来“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兵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史记·黥布列传》）。项羽这个楚王是王，黥布的九江王也是个一模一样的王，项羽凭什么就这么大模大样地“征兵九江”？黥布为什么虽然自己“称病不往”，却仍不得不“遣将将数千人行”？到后来刘邦兵入彭城之后，项羽再一次征兵九江，黥布则因“又称兵不佐楚”而招致项羽怨恨，只是碍于当时形势才隐忍未便加以讨伐，这又都是为了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项羽这个“四楚霸王”对“四楚”之地都具有绝对控制的权力，除了直属于他本人的楚国之外，衡山、临江、九江这三个诸侯国也都要听命于他。“四楚霸王”的“霸”字，首先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当项羽在彭城打败刘邦之后，鉴于英布在楚汉相争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刘邦遣随何游说英布，劝诱其背楚从汉。当随何问询“窃怪大王与楚何亲也”的时候，英布回答说：“寡人北乡而臣事之。”（《史记·黥布列传》）“北乡而臣事之”这句话，明确无误地表明了项羽这个“四楚霸王”与他这个九江王之间的君臣关系。

“四楚”之国的另外两国、亦即衡山国和临江国，也同黥布的九江国一样受制于项羽这个“四楚霸王”。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由于实力和地理位置等关系，衡山王吴芮并没有具体参与其间，而且在陈下决战（亦即所谓“垓下之战”）之后，随即归附于刘邦；而临江一方虽然没有参战，却一直忠实于项羽，在项羽败亡于陈下并最终自刎乌江之后，始被刘贾、卢绾等击灭亡国，而且即使是在这种孤立无援情况下，尚坚持数月之久（《史记》之《高祖本纪》、《荆燕世家》、《韩信卢绾列传》、《傅靳蒯成列传》）。

其实只要老老实实地阅读《史记》，自然而然地，都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手头有一部《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东北师范大学所编绘，用于中国历史的函授教育。这本图集中有一幅《楚汉战争图》，标出了项羽所封十八诸侯国和他留给自己的那个“独立王国”，而在这里标记的项羽之国就是光秃秃的一个“楚”字，而不是像前后时期其他那些同类地图那样将其绘作什么“西楚”（附案此图标绘略有疏失，即图例未注明诸侯国的王都乃用实心黑圆点表示。又原图没有以此符号注记代、蓟、无终这三个代、燕、辽东之国的王都，而是标作表示“一般地名”的空心圆圈。此外，该图用“国都”来标记“咸阳”，这也显然很不妥当）！当然，你要是不深想，也不会理解到寄寓其间的其他那些历史内涵，体会不到在这当中还有更大的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