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书可分几种:楷书风格纷繁多样
楷书可分几种:楷书风格纷繁多样(3)峻劲类《比丘道仙造像记》(2)稚拙类这类楷书,也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字体,但书写没有如古朴类之认真谨严,而多信手写刻,甚至未书而刻。由于是随意刻写,故多有真趣。如东晋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广武将军碑》、《孟府君墓志》、《周叔宣母黄夫人墓志》、南朝《蔡冰墓志》、《许世和墓志》、《比丘道仙造像记》、《静度造像记》等等。 《比丘道仙造像记》
虽然我们说楷字至唐才完全成熟。但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讲,南北朝的一些碑刻、墓志已有相当高的成就。如果说魏晋时代楷书多以小楷形式出现的话,那么,南北朝,尤其是北朝的碑刻楷书则不仅具有了一定的楷书特征,而且,风格如同汉隶一样纷繁多样。我们兹从风格或审美特征的差异将晋至唐的楷书列为几类:
《好大王碑》
(1)古朴类
所谓古朴,一方面指点画的质雄厚中有柔韧感,表现在外态为线的涩动,但这种涩动是很微妙的,不是如清道人之类的扭动;另一方面指结构奇而反正,既不是匀称,也不是参差。而隶向楷过渡的字体多符合这条。如二爨、《好大王碑》、《刘怀民墓志》、《瘗鹤铭》、《嵩高灵庙碑》、《郑文公碑》等。
(2)稚拙类
这类楷书,也是在发展过程中的字体,但书写没有如古朴类之认真谨严,而多信手写刻,甚至未书而刻。由于是随意刻写,故多有真趣。如东晋的《王兴之夫妇墓志》、《王闽之墓志》、《王丹虎墓志》、《广武将军碑》、《孟府君墓志》、《周叔宣母黄夫人墓志》、南朝《蔡冰墓志》、《许世和墓志》、《比丘道仙造像记》、《静度造像记》等等。
《比丘道仙造像记》
《比丘道仙造像记》
(3)峻劲类
南北朝碑刻中,有的楷式已较为严格,尤其点画的用笔具有精密的程度。经刻后点画更显方劲峻丽,此往往为刻工较好的作品。如《孙保造像记》、《元详造像记》、《司马悦墓志》、《鄯乾墓志》、《张猛龙碑》等。
(4)简静类
在六朝石刻中,除碑刻、墓志等多以记录死者生平事迹为主要内容者之外,还有刻佛教经文者,有的直接刻于山体摩崖之上,蔚为壮观。而因所刻为佛经,有的字形虽然很大,但却能刻出静穆宽和的境界。如《泰山金刚经》字径二尺,但气象宁静。另有如《岗山佛说观无量寿经》等,格调也很高。
(5)疏逸类
在汉隶中,《石门颂》结构萧疏开张,线条曲涩飞逸,而与其它汉刻迥然不同。而楷书中的《石门铭》在气息上颇类汉隶《石门颂》。康有为评曰:“《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康氏书法一生得益于《石门铭》,足见其钟爱程度。魏碑中虽在形态上也有类似此刻者,但精神相去甚远。如北魏《元保洛墓志》即是。另从线条形态上看,《郑文公碑》、《瘗鹤铭》与之较相似,但《郑文公碑》结构匀整,《瘗鹤铭》结构平和,均未及《石门铭》奇逸。
(6)典丽类
如果说《石铭铭》气息类《石门颂》,魏碑中的《张玄墓志》则似汉刻中的《曹全碑》。不过《曹全碑》典丽中偏于静雅,《张黑女》典丽中偏于秀雅,这主要是因为《曹全碑》用笔圆融而详和,而《张黑女》用笔多有细尖侧折造成的区别。从格调上讲,《张黑女》比《曹全碑》差一级,但其在魏碑之中较具个性,而且用笔之精到,尤其是用锋之精到是大多魏碑所不及的。
(7)通俗类
除以上六类外,南北朝石刻楷书中有大量用笔平实,结构稳定而匀称的一类书风。如果从字体的角度讲,这类刻书无疑代表了成熟而定型的楷字,但若从书法角度审视,却只能作为通俗或大众化的书体。此类书风后来成为隋唐刻碑楷书的主流。
《瘗鹤铭》
唐代的楷书,除碑刻外,墨迹也有较多遗存,在同一个书家中,手写楷书风格与碑书存有一定的区别。一般而言,碑刻较规正,手书较灵动。如褚遂良《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等碑体则比《倪宽赞》、《阴苻经》等相对严正一些。颜书中《告身》手写比颜碑体要自由得多。而作为楷书风格,各家自有各家的特征,如欧书严正静和,虞书宽和灵穆,褚书灵动多姿,颜书宽博雄厚,柳书紧密刚劲。相比于南北朝楷书,唐楷则在结构上相对平稳,少奇崛之感;而用笔趋向精熟,一丝不苟,法度严密。但或许正是对楷则的过于强调,唐楷终不及南北朝碑古朴而生动。
2.真书难于飘扬
楷书的定型,使汉字成为名符其实的方块字。尽管从点画结构来说它并没有比隶书简化多少,但它在用笔上的提按动作,尤其是末笔(撇、捺除外)回收以带下笔的笔势使毛笔更具有利用价值及书写的方便性,并使行草书字与字之间连带成为可能(隶草或章草都因波磔阻碍了笔势的顺畅)。但是,楷书并不如行书是一种中介字体,由于对每一点画起、讫笔用笔的强调使楷书的点画形态具有极强的规定性,以至在唐代或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楷法几乎替代了书法。我们认为,从文字的角度看,越具严格的法则,楷字越具规范性及标准化。而过渡中的楷字及行意较重的楷字,其法则的严密程度自然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但是,如果我们并非从文字的标准化而从艺术角度审视楷书时,又怎样去理解这些严密的法则呢?
《张黑女》
所谓楷书的法则,首先建立在楷书定型点画的基础上。楷书脱隶草意,点画用笔已为固定。我们曾举“永”字八法,即为楷则。起笔皆须逆入平出,中锋行笔,讫笔“无垂不缩,无往不收”,而尤注重起、讫笔的“藏头护尾”,楷书的点画形态虽随书家风格有所不同,但用笔的方法基本一致。其次,表现在结构的匀整稳定上。以字为单位,其间的点画及其所构成的偏旁、部首及整体间架为一个整体,而须均衡布置。欧阳询《结构三十六法》,张怀瓘《结裹法》等均言及楷书的结构法则。
由于楷书点画用笔的规定性及局限于单字的结构法,无疑使楷书的创作受到“先天”的拘束。而这种法则久而久之,便成为根本大法,使楷书的点画形态与结字成为“唯美主义”的形式,而离古意愈远。后人已多不知楷由隶、草而变的事实。对点画两端的强调又使筑基在楷书基础上的行草书受到楷书用笔的影响。所谓“古质而今妍”,在王羲之行草书中已可见出。而自唐代始,则成为习惯,并且随着时间的变迁,因为重视点画两端而使线条越来越弱化。从赵孟頫作品看,其用笔、结构不可谓不精到,然其笔力羸弱,已不是王家风气,结构也第乏天然,成为摆列式。
《爨龙颜碑》
不知是出于对楷书美自身的认识,还是出于对由楷书而生的行草书由于执行楷法而必致单一的担忧,苏东坡才会有“真书难于飘扬”的感喟。而若我们将眼光越出法度森严的唐楷,而将整个楷书发展过程的各类风格与之作对比的话,我们或许会发现,东坡先生的话,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真书难于飘扬,是提醒人们向行书靠拢,还是使点画用笔不拘泥于楷书程式?从苏东坡自己的实践看,其楷书多行意,第一种可能似难否定。而他诸如“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及“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等观点可以看出,使点画不拘楷书程式,也是“真书难于飘扬”的出发点。而对照“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及“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之语,可知东坡对楷书美的认识,当非停留在楷书上,而是从“道”的高度加以观照,即以天性规正,而以飘扬补之的对立统一观作为准则的。而能做到这一点,正是书法之难。故东坡云:“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
然而,真书又何以飘扬?我们以为,真书之飘扬,可从以下几点表现之:
a用笔宜活不宜死。定型后的楷书,用笔的程式已相当明显(我们已在上面提及)。由于程式的作用,以致相同点画不存区别,或者区别很小。这在看似法则严格的楷书中尤为明显,如欧字、颜字、柳字等,米芾讥“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当非过论。而有的用笔死,捉笔用力,目的为了表现筋骨,如柳字,但以怒张为筋骨,必伤神韵,这是注重于外力而不从内劲上切入的弊病。故米芾又有“世人但以怒张为筋骨,不知不怒张,自有筋骨焉”之警世之语。把笔紧,提笔用外力,加之点画形态的规定,看似俱含法则,实际为死法矣。
b线条宜涩不宜滑。线条宜涩,乍一听,与“真书难于飘扬”相背,因为涩者,重滞也。但我们拿出南北朝时的《石门铭》、《爨龙颜》、《金刚经》等,却发现,涩的线条反而比光滑的线条灵动。因为,在表现“涩”时,用笔必须切入、曲动、韧力逆行,而不是强力摩擦。故凡柔行者必通顺,平力者必单调,强力者必僵直;韧力者涩、强力者燥,平力者滑。只关注线条两端的形态,中间大多一带而过,即成平滑。
c结构宜变不宜定。南北朝未定型的楷书碑,字的形态多变,看起来不成熟,但反而使字与字之间产生了关系,而使全局生动可爱。唐碑则楷则固定、成熟,每字格式一致,看一字即知全碑,多成算子。由于楷书有格式,故而导致行草也整齐并列(如后世赵孟頫),便与魏、晋、南北朝相去远矣。
真书固然需要飘扬,但并非一定丧失法则。今人但知法则而不能飘扬,或能飘扬而不知法则,皆一面之长。正如草书难于严谨厚重,严谨厚重的草书仍旧充满灵性,方为严谨厚重得法,若严谨厚重而死气沉沉,又何必需要严谨厚重?魏晋南北朝真书(小楷、碑楷)既有古质,点画厚实,结构简朴而严正,又不乏舒灵、雅致、生动,可谓真书法与意的天然合一。
唐以后真书,很少能超越唐碑,而更难及南北朝碑。但小楷倒是代不乏大家,而且格调皆在唐人之上,直达魏晋,如宋欧阳修小楷、司马光小楷、元杨维桢《周上卿墓志铭》、倪瓒小楷、明王宠小楷、黄道周小楷、清八大山人小楷、何绍基小楷等。这几家小楷,不仅法式严格,各有所取,而且形态生动自然,古雅可观,又不乏自家风格。清碑学兴盛以来,虽有不少书家努力学习南北朝碑,但最终楷书领域不及篆隶有新的崛起。但尽管碑学书家们没有从南北朝碑中提练出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楷书风格,却从中结晶出了碑体行草——在他们的取法过程中,或许将南北朝楷书作了一个中介,而其中的精神,即古质、奇崛、方劲、拙朴等审美特征,大都转移到了行草书的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