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世纪sed：冰河世纪的士人心态

冰河世纪sed：冰河世纪的士人心态当然，王汎森也指出，在清代乾隆时期政治高压下，“自我删窜固然呈露出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但是“士大夫、出版商的自我删窜的情形不能泛滥解释”，有的可能是无心造成。是有心还是无心，需依据当时的时空背景脉络来判断。有人在重建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时发现，一个人往往会把他六十年代以后写的文章，在再版时不停改写。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章，以为和当初发表时的是同一篇，其实不然，里面有诸多添加、删减等痕迹。不过，改写本来就是历史的常态。具体回到清代，像书里讲的，有些书本的空字、掉字，是刻板印刷时出的问题，这是“无心”造成。至于“有心”忽略的空字、改字更多，得在具体情境中讨论。政治高压之下，这些“有心”行为是清代知识人自我压抑的表征之一，而压抑的规模远超想象，很多日常生活层面的史料足以体现，作者未必能全然写进书里。钱谦益具言之，王汎森是从清初大小文字狱案所形成的“万形而无形”的“世界”入手

《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思想、学术与心态》，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604页，95.00元

近十年来，由于各类清宫戏的渲染与推助，世人对“康乾盛世”时清王朝富庶四海的景象已然根深蒂固。但是，在英人马戛尼的《使华日记》中却记下一个完全陌生的“康乾盛世”：“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在马戛尼的记载中，满清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完全一副衰世暮象，有如“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他断言，“中国人”退化到了“半野蛮人”时代。对同一时代而有着如此悬殊的描绘，究竟相关影视作品皆是虚构的戏说，还是当事人马戛尼因通关不成而有意丑化与贬低满清呢？带着这一疑问，我们跟随著名学者王汎森的步履，走进他的力作《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思想、学术与心态》的世界，以期从思想史层面来理解“康乾盛世”。

王汎森先生这本专著由十二篇专题论文所组成，全书集中讨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藉考察讲经会、省过会、日谱、人谱等面相，探讨明季清初道德意识的呈现方式及转化，和道德理想如何影响日常生活的实践，尝试联系‘思想史’与‘生活史’这两个领域。第二部分则以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禁书及其在道咸以降的复出为切入点，展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权力如何像水分子般在毛细管作用的驱动下渗入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造成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与自我删节，在最细微、最日常、最私密的空间中也发挥着意想不到的力量。”（具见北大版书后介绍语）而《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的“自我压抑”现象》一文无疑是本书的代表作，王汎森先生亦以此来冠以书名，足见他对此文的重视。通观全书，特别是书中对康雍乾时期的文字狱、禁书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王汎森先生以聪明人作绣花功夫，对中国历史上一段冰河世纪作断面式凿穿取样，洞烛所谓“康乾盛世”之下，因异族统治者的不安全与不自信，而引发汉族士人中心态中普遍的自我压抑的现象，并由此造成“人人自危、万马齐喑”时代精神状况，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来反观所谓“康乾盛世”的虚幻。

所谓“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之说来自法国思想家福柯，其意为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会渗入每个角落，人们日常生活的任何区域都会受其影响。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篇论文中，王汎森更详细探讨“官方在思想禁制方面的作为所形成的巨大的压力，如何形成毛细管作用，深入到各处，以及权力在极小的范围，尤其是在无名文人心中自行运作的实况”（北大版348页）。尽管因其私密性我们无法再现“毛细管作用”在这些无名文人心中是如何运作的，王汎森还是尝试从文献的空白、删窜的蛛丝马迹之中来探知这一沉默无声却充满纠结与挣扎的精神世界。

具言之，王汎森是从清初大小文字狱案所形成的“万形而无形”的“世界”入手，进而深入考察士人的毛细管的“自我禁抑”现象的。权力的“毛细管”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王汎森在书中提及有一些有形的管道，例如各地设立的书局，禁书的命令也通过行政系统和地保这样的基层管道传布下去，还动员到教官、乡绅和书商等等人物，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无形的管道，即士大夫群体的人际网络对信息与情绪的传播：有的人尽量避免留下字迹，有的人与人交谈时从不谈及敏感话题，有的人涂抹掉藏书上可能犯忌的人名和字词。王汎森在书中主要讨论清初大小文字狱案的影响及其两种后果，一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再者“涟漪效应”涉及到个人则表现为一种隐性的“自我压抑”心态，并在心中揣度、发酵、酝酿出一套检制约束自我的标准，进而以此标准修改与掩饰自己可能存在的问题，从而将与现实政治标准相悖的理念与思想消除得无影无踪。

王汎森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文加有一小标题：“清代文献中的‘自我压抑’现象”，即从存世的清代文献中寻找“自我压抑”现象。显然，这样的例子在在多见、不胜枚举。比如，清初各种文献中，常将清兵的横暴之事随意改写成流寇，如《桃花扇》只写流寇而不写清兵，李渔《巧团圆》中将掠卖妇女的清兵改写成李自成军。而杨潮观在《吟风阁》中，则写韩世忠与梁夫人解甲归田的闲适，而绕过他们如何抵抗金兵的敏感地带等等。王汎森还特别留意清初遗民的“隐语系统”，相较于“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的显眼之处，“以韵目代字”的表达则最难索解，而历代研习顾亭林诗者，最为头痛的则是诗中之不可解之处，最终这一问题由戴望“以韵目代字”的怀疑而打开顾诗解读的新法门，并得以了然在清初异族政权重压之下亭林之幽深心曲（按：据潘重规的研究，此“以韵代诗”并非顾氏自为，实仍顾诗刊刻者潘次耕所为）。而王汎森在讨论陈恭尹《独漉堂诗文集》时则发现，集中独缺奏疏、启事、信笺内容，陈恭尹自谓这一部分毁于火，但依邓之诚推测“实因畏祸而不敢刻耳”，否则为什么惟独少了奏疏、启事、信笺部分呢，可见这是作者编造理由以避刊而已。与此同时，他又要别人知道他有这些东西，所以存下目录。此外，如陈梓则自题诗集为《删后诗存》，欲隐晦而又实昭然的态度也令人咀嚼。

自检、自避甚至自隐无疑是清代士人的远祸方式，而在原有基础上的修改亦是他们的常见方式。如钱谦益因乾隆的憎恨而让弘历之世的士人避之则吉，所以但凡涉及钱谦益处不是以“蒙叟、牧翁、东涧老人”等代名的方式蒙混过关，就是直接剜除、变成墨钉。周作人曾寓目一部王渔洋的《带经堂诗话》，展卷常见墨钉，细审之后发现是剜除钱谦益的名氏。铲去钱谦益的名字与否，成为判断士人是否遵守朝廷功令的一个标记。而岭南诗人屈大均亦有此遭遇，孙银槎辑注《曝书亭集》时，“屈五”（即屈大均）的字样被挖去，代以“友人”二字。由此可见，在刻本或稿本上对作者姓名的剜改是常见避祸方式，而阅读中的读者自隐身份则是另类的避祸方式。以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钱谦益《投笔集》抄本为例，细审书中避讳，当为乾隆朝或稍晚于乾隆朝的抄本，抄本后一有段太仓浣溪子的跋语，跋语在推崇 “虞山著作，横绝古今”之时，又感慨他“遭际时艰”以至于“等身著作，湮没无闻”， 同时庆幸此“吉光片羽”能“不绝如缕”的保存至今，最后跋语者的落款为“娄东布衣浣溪子”。这种欲说还休的语调，以及未以真名示人的隐晦方式，无不让人体会到乾隆朝士人的那份惶恐、谨慎与不甘相渗杂的复杂心态。凡此种种，王汎森先生通过大量文献的爬梳之后，最后得出“清人集里种种隙漏中，常着极复杂的风雷与隐情”的结论。

钱谦益

当然，王汎森也指出，在清代乾隆时期政治高压下，“自我删窜固然呈露出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但是“士大夫、出版商的自我删窜的情形不能泛滥解释”，有的可能是无心造成。是有心还是无心，需依据当时的时空背景脉络来判断。有人在重建台湾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历史时发现，一个人往往会把他六十年代以后写的文章，在再版时不停改写。我们现在看到的文章，以为和当初发表时的是同一篇，其实不然，里面有诸多添加、删减等痕迹。不过，改写本来就是历史的常态。具体回到清代，像书里讲的，有些书本的空字、掉字，是刻板印刷时出的问题，这是“无心”造成。至于“有心”忽略的空字、改字更多，得在具体情境中讨论。政治高压之下，这些“有心”行为是清代知识人自我压抑的表征之一，而压抑的规模远超想象，很多日常生活层面的史料足以体现，作者未必能全然写进书里。

可以说，王汎森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文足见他作为当代学人的敏锐与深刻，既能引西哲理论为支持而解读中国历史，又能纵横驰骋在政治史、思想史、心态史、文化史复合的领域之中，见他人所未见，道他人所未道，开拓新知，启迪后来。需要指出的是，王汎森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文中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如在讨论为何至乾隆朝文网渐密，审查愈苛。他以元代历史相比较，以为当蒙古势力越强，政局越稳，对南人、汉人的防范也越严。这样类比，恐非历史之真相，时与势的变易与相类，只能在具体语境中加以具体的考察。此外，文中的文献征引亦有百密一疏之处，如文中所说的赣榆县民蔡嘉树告邻人徐食田一案，实是后来耸闻天下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的缘起，其发生地实乃在江苏东台县栟茶镇（今属江苏如东），王汎森如此征引，极易让人理解成此案发生在江苏赣榆县，而非江苏东台县。

总而言之，面临文字狱的压力，“康乾盛世”下的中国士人用尽种种措施，小心翼翼地自我保护，规避敏感话题的“三缄其口”也好，以隐语系统表达情感的“躲躲猫”也罢，甚至在“自我压抑”中矮化与贬损自我也行，只是这样苟延残喘般的生存的后果是什么呢？龚自珍所谓“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 ，可谓句句道尽当时事，对士人而言，士气之靡弱实已毫无风骨与尊严可言，透过王汎森先生以毛细管的自我压抑理论来解读“康乾盛世”中士人心态的思想史视角，我们大体可以理解，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深寒彻骨的“冰河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