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意蕴）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意蕴）中国历史从秦以来都是统一在一个大中华的国家内，分裂是暂时的，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总趋势。战国时期，就有了“定于一”的思想，“车同轨，书同文”的主张也出现了。秦朝实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统治，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把战国时期的思想主张用国家制度的形式落实下来。“车同轨，书同文”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又支持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可以这样理解，车同轨，说的是路轨宽窄相同，反映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书同文，说的是文字统一，反映的是包括文字在内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可以说，从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以及大一统的实践，反对分裂的思想就形成了。这是其一。其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产生和活动过许多的民族。这许多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熔炉。在这个大熔炉里，各个民族的利益基本是相同的，今天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像石榴籽一样，是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是

图①：张海鹏画像。 张武昌绘 图②：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出的《共产党宣言》。 王 初摄(人民图片) 图③：在山东省曲阜市三孔景区，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孔子76代孙孔令绍家庭与游客一起贴春联。 杨国庆摄(人民图片) 图④：1月10日“腊八”节当天，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三合中心幼儿园的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倒百家米、做腊八粥，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王 正摄(人民图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这是在新的征程上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使命。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严肃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里就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论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但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著名论断，在党内还不能为多数人接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役的牺牲，使党的领导层和红军将领明白了“反对本本主义”的道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扭转了革命的局面。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内共识，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指导原则。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从感性认识阶段跃升到了理性认识阶段，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

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具体环境，不仅包括中国的革命环境、现实环境，也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所说“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理论。21世纪要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需要，是坚定“四个自信”的必然要求。

看到了大一统国家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还要看到背后的思想文化因素，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时代，在21世纪的中国，为什么要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发生历史文化断裂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中国的政治、教育、文化以及农业、经济、贸易等长期影响东亚各国，也通过丝绸之路长期影响中亚和地中海各国。历史上，中国不是通过战争、殖民、宗教等手段影响各国，而是通过政治、教育、文化、经济等的发展对世界产生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核心，推动了东方世界的历史发展，它与西方世界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这些长期积淀起来的历史文化特点，可以追溯到中国的远古时期，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

中国历史从秦以来都是统一在一个大中华的国家内，分裂是暂时的，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总趋势。战国时期，就有了“定于一”的思想，“车同轨，书同文”的主张也出现了。秦朝实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统治，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把战国时期的思想主张用国家制度的形式落实下来。“车同轨，书同文”作为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又支持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可以这样理解，车同轨，说的是路轨宽窄相同，反映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书同文，说的是文字统一，反映的是包括文字在内的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可以说，从秦朝以来，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以及大一统的实践，反对分裂的思想就形成了。这是其一。其二，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曾产生和活动过许多的民族。这许多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大熔炉。在这个大熔炉里，各个民族的利益基本是相同的，今天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他们像石榴籽一样，是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是谁也离不开谁，彼此不分离的，是不会分裂的。魏晋时期，辽宋夏金时期，中国曾出现过多个民族政权，每一个民族政权都声称自己代表中国。蒙古族建立了元朝，满族建立了清朝，都是统一王朝，也都是中国的王朝。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支持了大一统的中国，这个向心力是历史的基因，历经两千多年而不变。“车同轨，书同文”，历经两千多年，具体形式会有很多变化，基本精神是延续下来的。全国56个民族，分居在许多省份和地区，地方语言各不相同，一些少数民族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是全国的学校教育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4亿多人民的交流很通畅，这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对于生产力的发展，都带来了莫大的好处。这些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造成的。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欧洲各国，就看得更清楚了。

看到了大一统国家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我们还要看到背后的思想文化因素，这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历史文化思想里，有不少糟粕的东西，但大量的占主流的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说到这里，自然会提出问题，为什么中国近代被人家打败了，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世纪开始，西方的生产力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确立了，中国留在原地踏步，生产力落后了，社会制度落后了，政治腐败了。所以挨打了。这就造成“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结局。要改变这个局面，就要改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力，就要向西方学习，引进机器，促进新的生产力的进步。改变生产关系，就是要引进新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经过长期的摸索、探索、奋斗和牺牲，经千难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推翻了清政府，也抛弃了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过70余年的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时候，我们可以回答，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把生产力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力状况已经赶上了时代，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位。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就既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又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我们把生产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不再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政治建设上，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得到更好发挥，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我们改变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面貌，改变了中国生产关系的面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来的结果。试问，这种改变有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起作用吗？回答也是肯定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指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大同思想。从《礼记·大同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等，都揭示了古人追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这些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某种共通之处。大同思想，对于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是很有帮助的。五四运动后《东方杂志》有一篇文章对当时报刊中表现出的社会主义潮流做过这样的分析：“一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刊杂志的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彷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这说明，中国知识界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是容易引起共鸣的。

我国古代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实事求是，等等，都是唯物主义的，不是唯心主义的，即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不是以想象为根据的。这些都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打下了思想的基础。中国古人还有丰富的无神论思想。有一个美国学者说过，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故事，反映的都是无神论思想，欧洲古代神话反映的是有神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范缜《神灭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论述极为精彩，就是唯物论观点。这也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打下了基础。

道、仁、义、礼等都是中国古人的核心价值，都曾经长期影响中国人的政治生活。道、仁、义、礼等思想也都存在于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说，我实行的是大仁政。所谓大仁政，是为政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要结合。这表明，仁的价值观也还是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

中国古人还有义利之辨、心物之辨，都是很符合辩证法的。以义利之辨来说，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概念，是指要正确、恰当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既不是只要义不要利，也不是只要利不要义；以义统率利，则得正当之利。以正当之利充实义，则社会生活能正常进行，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相得益彰。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应该还是以义约束利，提倡利益合理化、利润合理化。

高度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炼出了古人许多攸关安邦济世、治国理政的思想，包括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安民富民、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清廉从政、勤勉奉公、力戒奢华、居安思危、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完全可以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许多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今天要正确地使用，也要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服务。

经过这一转化和发展，使追求革命的精神，追求改革开放的精神，追求奋斗的精神，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追求富强的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民族团结精神，成为中国人新的文化基因；使中国几千年来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内化到中国人的血脉中。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精神文明。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的锻造，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精神面貌，是以前历史上未曾见过的，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深刻意蕴。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