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呔商人物袖里吞金）

（呔商人物袖里吞金）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从此，商会成为长春历史上一股最重要的势力，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到长春的社会活动和建设中。清末民初，长春社会上层的构成可分为军警绅商学五大界别，因为当时的很多社会问题需要商人出钱来解决，所以商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商务总会总理（后来又称“会长”）必须是商界认可，在地方极有威望的人物。1925年，孙秀三的益发合在长春影响巨大，而他也因“为人处事公正，不亢不卑”，被选为长春商会会长。孙秀三入主益发合柜事后，即以全新的经营思想管理和发展益发合，他积极扩大社会圈子，交结官府，寻求庇护和商机，同时加强商号管理，不再固守非昌黎、乐亭、滦县人不用的观念，而是唯才是举，甚至还雇过日本人当店员。在内部纪律上也非常严格，如要求店员不许留分头、不许纳妾、不许抽大烟、不许开分号等，如果违反，立即开除。在经营手法上，孙秀三先后建立和扩大了益发合百货店、东发合百货店、东发合茶庄，

资料来源：长春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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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长春历史的人大都听到过“益发合”这个老字号，而提到益发合，就必然会谈到孙秀三。孙秀三，这个益发合历史上著名的掌门人，为何对长春有如此大的影响呢？他是如何从学徒成为益发合总经理，进而成为长春商界领袖的呢？除了对长春商业发展的贡献，孙秀三还做了哪些事情，使得他的社会影响力也很大呢？

从清末到民国，河北乐亭人几乎垄断了长春的商业。据说，如果三分商业，以“京东第一家”刘家为代表的呔帮要占二分。呔商之中，益发合又是其中的代表商号。出生于清光绪年间的孙秀三也是河北乐亭人，他与益发合的渊源，还要从在德惠做学徒时邂逅当时的益发合经理韩杏林说起。

传奇上位路，从学徒到掌舵益发合

孙秀三，名大有，有记载说他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是河北乐亭县汤家河镇孙家庄人。但根据长春档案馆所存的二道沟商会会员表所记载的年纪推算，孙秀三应该出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孙秀三的经历颇为传奇，他13岁便离开家来到东北，最初在今天德惠一带的代理店做学徒，被来此办事的益发合经理韩杏林发现，韩杏林非常赏识他，便把他带回益发合进行培养。有韩杏林这位伯乐，加上孙秀三本身的商业天赋和勤奋好学，他25岁就成为益发钱号的执事人。

其间，孙秀三对益发钱号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如在各地设办事处，增加经营项目，从事东北流行的金票、卢布、大小洋等钱钞的汇兑，甚至在黑龙江开设金炉。在他的经营下，益发钱号生意兴隆，不断盈利，最后竟成为益发合的支柱。益发合是农安泰发合和长春东发合两家合作开设的分号，而益发合钱庄又是益发合的分号，这样算下来，益发合钱庄已经是京东刘家的第四级组织了，其大量利润要被上面几层掌柜层层分劈，这让当时的掌门人刘毅侯及孙秀三等人很不开心。

20世纪初，铁路的开通冲击了马车运输业，而以大车店起家的益发合自然受到冲击，当时的益发合掌门人韩杏林没有及时适应这一趋势，使益发合出现亏损，同时他“交官穷、交客富”的理念以及落后的经营方式，也制约了商号的发展。1917年秋，韩杏林想从钱庄提取一笔巨款补贴大车店，以便继续贩运粮食，但这一要求被孙秀三等人拒绝，于是双方矛盾激化。韩杏林和总管傅春礼向刘家提出辞职作为要挟，在这种有你没我的情况下，总掌柜都提出了辞职，孙秀三也被迫提出辞职。而此时的刘家，早就想从泰发合和东发合手中收回益发钱庄进行直营，而且也对孙秀三的才能极为重视。于是，刘家借机同意韩杏林的辞职要求，任命孙秀三为益发合总经理。据说，刘家向韩杏林通知这一消息时，他正在吃饭，震惊之下，饭碗都掉到了地上。这一年孙秀三才37岁，就成为了庞大的益发合产业掌门人，这在长春轰动一时，称为“孙秀三闹革命”。

孙秀三入主益发合柜事后，即以全新的经营思想管理和发展益发合，他积极扩大社会圈子，交结官府，寻求庇护和商机，同时加强商号管理，不再固守非昌黎、乐亭、滦县人不用的观念，而是唯才是举，甚至还雇过日本人当店员。在内部纪律上也非常严格，如要求店员不许留分头、不许纳妾、不许抽大烟、不许开分号等，如果违反，立即开除。在经营手法上，孙秀三先后建立和扩大了益发合百货店、东发合百货店、东发合茶庄，并在各地又建立分店和分庄，这奠定了益发合在东北民营资本中的领军地位。同时，他不断扩大经营范围，进军实业，将目光放到原材料充足、市场需要量大的面料加工和豆油加工上。1921年，孙秀三在长春开办了榨油厂；1924年，益发合建立了面粉厂、织布厂，其生产的“龙马”牌面粉在东北有着巨大的影响。

成为商界领袖，经得起考验看得到商机

1907年，长春商务总会成立，从此，商会成为长春历史上一股最重要的势力，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到长春的社会活动和建设中。清末民初，长春社会上层的构成可分为军警绅商学五大界别，因为当时的很多社会问题需要商人出钱来解决，所以商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商务总会总理（后来又称“会长”）必须是商界认可，在地方极有威望的人物。1925年，孙秀三的益发合在长春影响巨大，而他也因“为人处事公正，不亢不卑”，被选为长春商会会长。

民国年间，长春已成为吉林省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商业繁荣，贸易兴盛，日俄势力盘踞，这对商会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孙秀三当选后，很快就向商家和社会各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1926年8月，发生了张作霖因为奉票贬值而查抄天合盛商号事件，天合盛长春执事刘善庆与奉天执事人李墨轩、哈尔滨执事冯浚川等5人以违令倒把、扰乱金融被予以枪决。这让长春的大小钱商都非常惊恐，遇到奉票交易，不知该如何应对。

孙秀三积极与奉天联系，在长春财神庙成立了金融维持会，尊奉天金融维持会为总会，制定制度，对各银号的交易，特别是涉及到奉票的作了严格规定。比如，规定“城、埠、附属地三处”“必我华商均不准有奉票捣把之事”；附属地商家有“以奉票捣把之事”，如不服从管理，众商将与其“断绝交易”。随后，“为维持金融”，孙秀三又在“财神庙南院楼上设立金融市场”，并于1927年1月开市，也对金融交易出台制度来防止投机行为，各商买卖钞洋各币“不准空盘交易”。这一金融交易市场，也就是后来常见诸报端的长春“钱钞交易所”，它应该是长春人自由创办的第一个货币交易场所，开市之后，“营业甚盛”，虽然在后期仍存在“买空卖空”，但在当时，对促进长春金融业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张作霖对银号地处理使得益发钱庄也受到影响。本来益发钱庄存在着投机倒把的性质，天合盛事件让孙秀三看到了危机，也看到了商机。1926年以前，长春的私人银号中，天合盛的实力和影响都要超过益发合。天合盛事件之后，益发银号由此变得“首屈一指”，孙秀三又借机开设了益发银行。从此，在巨大商业资本的支持下，益发合的粮食转运贸易、面粉和豆油加工等实体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益发合最终称雄于长春，与孙秀三的果敢、贡献密不可分。

作为商会会长，除了与商业有关的事情，孙秀三每天还要处理修桥、修路灯、清洁公司、建厕所等事关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他也都处理得非常圆满。媒体评论他“评事、处事，公正无私，素孚众望云”。1927年6月28日，长春商会举行新一届领导机构选举，到会者320人，要从中选出49名董事，再从董事中选出会长。这一天，长春县署、长春警察厅、审判厅、检察厅及各方代表都到现场进行监督，由此可见其重要。据报纸记载，这次选举中，有一位陶姓商人百般运作，甚至疏通了警察厅等高层，但孙秀三仍得到39票，再次以绝对优势胜选连任。1929年，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长春商会改组为委员制，共“推定委员十三名”，会长改称为主席。在届期改选时，孙秀三再次连任。1931年3月28日，长春总商会改为“长春市商会”，下设木业、粮业、杂货商、染业、银等9个同业公会，孙秀三再次被公举为主席。

热心公益事业，慷慨救助贫弱群体

如果要写一部长春史，是一定要写孙秀三的。这不仅仅因为他的商业成就，更因为他对长春社会发展的贡献。清末的长春，地处中东、南满铁路交界，流民非常多，每到冬天，饿死冻死病死的贫民随处可见。清末，为了救济这些人，每到冬天长春府就会“筹设粥厂，以资拯济”，这个粥厂就设在长春南关的关帝庙内。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起，第二年三月初一止，每早施粥一次，这一举措使大量贫民得以存活下来。当时南关粥厂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从牛马税内提留出10%，但到了清宣统二年（1910年）春，牛马税归经征局征收了，长春知府没有权力再提留此税，放粥款项便没有了着落，无奈，只能裁撤粥厂。结果，“贫民冻饿致死者日四五人”，可谓“惨伤心目”。这种情况下，长春商界出面，自己开办粥厂。使南关粥厂成为长春存在时间最长的粥厂，它从清末开始，一直到九一八事变，都成为在长流民和乞丐的一个安身之所，孙秀三作为商人，极力参与其中，这个粥厂直到1931年仍在运行，后来，长春商人们在西关大佛寺再开一个粥厂。每到冬季，大家就开始筹措资金，以便按时开办。20年代初，孙秀三再一次被选为长春慈善会副会长，具体工作，就是每到冬天，都要预备粥锅、施粥和衣服还有募捐钱款，调查贫民的数目，为施舍衣食做好准备。有时官拨资金或募集的款项不足，他都要自掏腰包。

虽然长春商会会长的职位让孙秀三社会地位更高，事务更忙，但在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上，他仍旧保持本色。如1927年4月，他与当时的吉长道尹孙其昌、警察厅长修长余、县长张晓筱、长春灯泡厂厂长金毓黼等官员和社会名流士绅，共同发起兴修般若寺的活动。如1927年年初，因暴雨成灾，河北、山东等地因发生饥荒，有约30万难民涌入东北。这些人在4月初到达长春，然后再从这里转往哈尔滨。这些难民“拖男带女，扶老携幼，饥饿困苦，不堪言状”。他们到长春后，多数根本没钱再买北上的车票。于是，孙秀三与长春二道沟商会、直东同乡会联名禀请时任吉长道尹的孙其昌，请其与东省路、吉长路交涉、“要求多挂车辆，减免车价，并请赈款”，对那些步行露宿者，“设立粥厂或备房屋”。由于无钱购票的难民数量过于巨大，虽然哈尔滨商会包办了一部分，但还是剩四百余名，他们“蹲居数日，惨不忍赌”，于是，孙秀三又慷慨解囊，包下“火车五辆”即5节车厢，让难民“尽行乘车北上”。他的举动，连当时的报纸都评论说：“似此见义勇为，方今时代实所罕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秀三辞去了已担任6年的商会会长职位，以养病为名前往大连躲避，益发合总部也随之迁到此处，对于日伪强加给的“新京特别市自治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他也是推诿虚置，并不参与其中。包括益发合在内的私人企业和银行都进行了股份制改组，在此伪满政权之下努力生存。其中益发合因经营策略的调整，每年仍有大笔利润。1945年2月，孙秀三病逝于大连，终年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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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什么是“袖里吞金”？

袖里吞金就是一种民间的手心算的方法，中国的商贾数学 秦晋商人一面走路一面算账 十个手指就是一把算盘 所以陕西，山西人平时总将一双手吞在袖里 怕泄露了他的经济秘密。过去人们为了谋生不会轻易将这种算法的秘笈外传，一种在秦晋大地上流传了至少400多年名叫“袖里吞金”的速算方式也濒临失传。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公元1573年，一位名叫徐心鲁的学者，写了一本《珠盘算法》，最早描述了袖里吞金；公元1592年，一位名叫程大位的数学家，出版了一本《算法统筹》，首次对袖里吞金进行了详细描述。后来商人尤其是秦晋商人，推广使用了这门古代的速算方法。“袖里吞金”算法是陕西，山西票号秘不外传的一门绝技，咸阳，西安的一些大商家大掌柜的都会这种算法。

“袖里吞金”的计算方法

袖里吞金表示数的方法是以左手五指设点作为数码盘，每个手指表示一位数，五个手指可表示个、十、百、千、万五位数字。每个手指的上、中、下三节分别表示1－9个数。每节上布置着三个数码，排列的规则是分左、中、右三列，手指左边逆上（从下到上）排列1、2、3：手指中间顺下(从上到下)排列4、5、6：手指右边逆上排列7、8、9。袖里吞金的计算方法是采用心算办法利用大脑形象再现指算计算过程而求出结果的方法。它把左手当作一架五档的小算盘，用右手五指点按这个小算盘来进行计算。记数时要用右手的手指点左手相对应的手指。其明确分工是：右手拇指/专点左手拇指，右手食指专点左手食指，右手中指专点左手中指，右手无名指专点左手无名指，右手小指专点左手小指。对应专业分工各不相扰。哪个手指点按数，哪个手指就伸开，手指不点按数时弯屈，表示0，便可进行十万位以内的任意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