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丰年简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辛丰年简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其实，我是最早对辛丰年的文体和修辞提出批评的人。在某篇文章中，我认为辛丰年的文字过于锤炼，文气太紧，信息量过于密集，总是梦想把大量的内容浓缩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时文的大忌。其实这样很是吃力不讨好，要让读者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把读者搞得很紧张。所以辛丰年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家。但是他的写作态度极端严肃，诚实，敬业。音乐就是一切，一切都是音乐解放后，辛丰年在福州军区文化部和报社工作，他还是把省吃俭用的钱和所有业余的时间都用在了书和唱片上。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辛丰年吃尽了苦头，被开除党籍和军籍，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在一个公社砖瓦厂里铲煤和拣草根，月薪24元。就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辛丰年依然痴心不改，竟然把电唱机的机芯藏在一只纸箱子里，辗转千里，和几张死也不肯抛弃的老唱片一起带到了改造地。我那时候有幸和他在一间颓破的草顶屋子里生活过几年，房屋的墙壁被煤油炉熏得漆黑。后来我们搬出来
辛丰年 蒋立冬绘
人生的音乐
老乐迷辛丰年确实是有资格谈音乐的。他对音乐的痴爱，用惊天地泣鬼神来形容也不算太过分。他的家庭同音乐毫不搭界，他的青少年没有什么音乐氛围，更糟糕的是，他连初中二年级都没有上完。60多年前，他读到一本丰子恺所著音乐普及读物中关于《月光曲》的描写，心向往之，想方设法买来唱片，这一听非同小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了自学音乐的生涯。一开始的时候，他向同学借了一只小风琴，买了开明书店出的《洋琴学习法》和《洋琴名曲选》，摸来摸去，竟然硬是把《月光曲》给磕磕碰碰地摸出来了。辛丰年的哥哥有一把从来没有拉过的小提琴，他也拿过来，没有什么教材，就知道丰子恺《音乐入门》上提到过的“GDAE”的定弦，慢慢地也能拉一些“故乡的亲人”之类的民歌了。这还没完，他又开始自学古琴……
但是辛丰年心中还有一种更大的音乐，那是历史和理想的声音。他自学音乐，也自学唯物主义，积极参加抗日青年组织的地下活动，最终偷渡到了解放区，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在那些艰苦转战的岁月里，辛丰年一直对他的音乐忠心不贰。那个时候，他非常相信巴托克关于民歌是音乐真正的灵魂的说法，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拿着笔记本到处采集民歌。当形势开始好转的时候，他偷偷地与尚在国统区的家里取得联系，托人把一些钢琴谱带了出来，塞进了行军的背囊。1949年，部队解放了苏州，他专程去拜访了刘雪庵先生。刘先生就是《何日君再来》的作者。那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刘雪庵先生正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给学生讲授和声课，教室就是拙政园里一个四面环水的亭子。辛丰年立在亭子外面，一直听到下课人散，然后进去向刘先生请教，问了他一些关于中国和声的问题。在苏州他还拜访了钱仁康先生，向他借了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的谱子回去连夜抄写，可惜还没有抄完部队就上路了。
解放后，辛丰年在福州军区文化部和报社工作，他还是把省吃俭用的钱和所有业余的时间都用在了书和唱片上。文革中，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辛丰年吃尽了苦头，被开除党籍和军籍，遣送回原籍劳动改造，在一个公社砖瓦厂里铲煤和拣草根，月薪24元。就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辛丰年依然痴心不改，竟然把电唱机的机芯藏在一只纸箱子里，辗转千里，和几张死也不肯抛弃的老唱片一起带到了改造地。我那时候有幸和他在一间颓破的草顶屋子里生活过几年，房屋的墙壁被煤油炉熏得漆黑。后来我们搬出来不到一个月，那间屋子的西墙就倒塌了。我还记得，如果是上日班的话，到了晚上，辛丰年常常会拿出他自学了几十年的小提琴，拉圣桑的《引子与回旋》、德尔德拉的《回忆》、舒伯特的《小夜曲》，而窗外则会聚拢不少好奇的眼睛和耳朵。
也许是受了辛丰年的影响吧，我后来也变成了一个音乐爱好者，我也接触过不少喜欢音乐的同好，可是我确实没有遇到过一个像辛丰年这样爱音乐爱得如此深切的人。他爱乐真的可以说是爱到骨髓里，音乐是真的渗透到他的灵魂里去了。不过，即使是爱乐成痴，是否就有资格来对音乐说三道四了呢？当然不见得。音乐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它是给人“听”的，不是给人“说”和“读”的，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难“讲”清楚的东西。很多谈音乐的文字，我觉得真是越说离开音乐越远。但是辛丰年的文字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拉短了我们和音乐的距离，在他的笔下，抽象缥缈的音乐变得可触可感，平易近人，让我们可以从容出入。无论如何，辛丰年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文字。那是一种日常、亲切、朴素而又感性的文字，一种饱含乐音的文字。我有时会想，这样的文字固然是深厚的文史功力锤炼得来的，但会不会也是因为长期受了音乐的浸润而获得了乐器般的音色？辛丰年谈乐的文章会让我们产生这样的幻觉：也许语言文字和音乐之间的鸿沟并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巨大。我们有理由珍视这样的文字。
从新世纪的标准来看，辛丰年的音乐口味不是没有问题的。他对现代派的音乐坦言“听不懂”，对某些音乐家的看法也失之偏激。由于历史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他听赏的范围不算很广，一部作品可以几百遍地听，但是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则知之不多。这里面也是有太多的无奈，因为即使是到了90年代，他还是主要依赖磁带、收音机、和自己的弹奏。还有一点有争议的是，辛丰年谈的不是抽象的象牙之塔中的音乐，在他的音乐文字中有太多的历史和个人的感受和想象。我自己算是“纯音乐”派，认为音乐最高的境界就是音乐，同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辛丰年之热爱音乐，同他爱历史、爱生活、爱人类是一个意思，所以我尊重他对音乐的理解。
音乐就是一切，一切都是音乐
其实，我是最早对辛丰年的文体和修辞提出批评的人。在某篇文章中，我认为辛丰年的文字过于锤炼，文气太紧，信息量过于密集，总是梦想把大量的内容浓缩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时文的大忌。其实这样很是吃力不讨好，要让读者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把读者搞得很紧张。所以辛丰年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家。但是他的写作态度极端严肃，诚实，敬业。
这是指他过去在《读书》上的文章。最近几年，他写得少了，因为８０多岁了，有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手抖得很厉害，写起来非常吃力。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他一个字也不要写了。但他还是在写。收在这个集子里的，都是他最新的文字。这些文字比过去的怎么样？
对某些人，我永远有坚定的信心。这样的人真是越来越少啦，但是这样的人永远存在，其实这和他是不是我父亲没有关系。不要指望辛丰年这样的人会拆烂污。永远没有这种可能。我有时候真的觉得非常感谢他，却不知道到底要感谢他什么。
还是要自我克制一下，否则又要搞不清楚自己在写这篇文章时候的角色了。回到主题，辛丰年这些最新的文章到底怎么样？ 没问题，还是那种融乐感，乐识，历史，个人经历于一炉的锤炼文字，信息量依然密集，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他的风格变了。
怎么说呢？从前他的文章也很个人化，但是有一种分明的紧张，有一些过多的雕琢和剪裁。我知道他从前一篇小小的文章也往往要改好几稿，每一稿都要认真地用圆珠笔在稿纸上誊清。现在的这些文字呢，大家可以品味一下，更多的是自由灵动，随意挥洒，韵律和节奏变化多端，不拘一格。那种意思，是更加亲切而可近。字里行间每每有出其不意的灵光闪现，让人惊喜而微笑。
据说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新编》写到第七卷的时候，进入到一种"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我估计就是差不多的意思。或者，换用一种音乐的说法，《读书》时代的辛丰年，风格接近贝多芬。走进新世纪的辛丰年，风格更接近莫扎特。不去争辩孰好孰坏，一个八旬的老人，依然努力进取，努力求知，努力超越，这是难得的。
朋友们如拿到这本书，我建议可先翻到《处处有音乐》这一篇，便知道上面我这些话的意思。这篇小文，从张爱玲的《封锁》谈到音乐的"活"，谈到《罗马泉》的"神"，谈到张岱，又从鲁迅的"瘦"谈到浪漫派音乐的"肥"，再回到张爱玲的"立体"说，用老柴的《胡桃夹子》来印证，从这里又说到中国的山水画。从希尔顿的小说《再会，契普斯先生》中听出叙事曲，又联想到《浮生六记》，最后在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中"看"到快板(Allegro)的速度。当真是天马行空，酣畅淋漓，那样的文字，可以说是与他所讲述的对象融为一体，难分彼此，而全篇不过三千来字。
爱音乐，爱文学，爱书法，爱绘画，更爱生活和历史，这是辛丰年不变的主题。
又如《瓦格纳造访罗西尼》，从内容看是对同名书中两大师会面情景的浓缩叙述，我却怀疑比原书还要生动具体可感，当真是情景交融，绘声绘色，当事人的语气和心态呼之欲出，如在眼前，可视为一出活戏剧。更难得的是这剧中分明还有第三个角色，那就是辛丰年！
辛丰年谈音乐，确已近臻化境。反正在他眼里，在他耳中，无一不是音乐。比如我在家中与他闲谈，外面某人骑车而过，车铃响时，辛丰年会一跃而起，到钢琴边按一个音，然后欣慰地说，是高音C5，相当准（或不准）。
就连音乐辞典他也会看得津津有味。1980版的格罗夫音乐大辞典，20卷，2000万言，辛丰年就像卞之琳《白螺壳》中的那条银鱼，从A一直穿到Z。我不知道全世界有几人把这巨著通读，但我知道他是真的读完了，某些辞条还不止读了一篇。比这更不容易的是他读完了辞典也没有变成冬烘先生。我相信现在的人不会傻到再去通读格罗夫的，但是别担心读了辛丰年的《闲话格罗夫》会变傻。感受感受这篇谈辞典的文章中的灵气，趣味，和感情吧。
书里也有很多地方提到自己爱乐的历程，在一个个艰难的时代，纸上弹琴，梦里听音，多少热情，多少渴望，多少遗憾！不知道现在的朋友们能从中读出什么样的幸福，什么样的苦难？今天，写音乐美文的好手越来越多了，我常常惊叹于他们对各种版本、风格、指挥家、演奏家的精通，但是很少在他们的文字中看到像我的辛丰年那样对音乐的无限的热爱。有时候我会想，他是不是爱得有点过分了。音乐值得一个人这样去爱吗？
但是了解辛丰年的人都知道，他爱的不仅仅是音乐。读一下《美食可腻，人乐偕老》，我就会想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就会知道他爱的音乐，就是人，就是生活，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到了这个程度，很多东西之间的界限就开始模糊了，对辛丰年来说，音乐就是一切，一切都是音乐。
像音乐一样美好
无论在他生前身后，我想到父亲的时候，最常有的感觉是惊奇：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世上竟还有这样的人。我不是感叹他的学问有多好，文章写得有多好，而是惊讶还有这么好的人。
我当然知道，作为一个儿子，用“好人”来形容自己的父亲，这没有什么意义，在今天更是如此。在一个假道德、非道德、反道德、后道德混杂的时代，对道德的冷感和犬儒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对道德理想主义依然抱有信念，因为我身边确实有一个真实的例证。
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接触过他的所有人的印象。中国人有替他人扬恶隐善的习惯，通常对文化老人会有溢美之词，但是我看别人写他的文章，深知对他的所有美好回忆都是真的，而且只是沧海一粟。
惊讶之余，必有疑惑。我常常想他那样的人究竟是怎样炼成的。是父母教的吗？好像不是。他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他的父亲是一个威严而粗暴的小军阀，民国时代做过上海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厅长和上海卫生厅长——我小时心目中标准的“坏人”。是学校教的吗？他初二就肄业了，其后全靠自学。
那么是另一个巨大的熔炉吗？他确实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年，响应了时代的强烈呼唤。对于家族，父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这种原罪的意识，从四十年代接触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尽苦头，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还有家国之耻。父亲说，他当年跑到解放区，是因为家不远处和平桥就是日本宪兵队，每次经过那里都要向日本人鞠躬，感觉非常屈辱。他总是绕道跃龙桥，避开日本人。他也不喜欢蒋介石，因为常去邹韬奋的生活书店看进步书籍，特别在青年会图书馆（在大世界隔壁）看了华岗的《大革命史》，痛恨蒋的屠杀，从此对国民党幻灭。
但是最直接的动因，是一本叫《罪与罚》的小说，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10年的时候父亲有一天打电话说他把这本书的英文版又看了一遍。他还告诉我，当年他投身新四军，最初不是因为读了马克思的书，而是因为震撼于《罪与罚》呈现的罪孽。无论如何，推动父亲一路走来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
还有音乐，终生自学，终生挚爱。战争年代，父亲在部队所到之处，会寻访当地音乐人，向他们请教和借乐谱抄写。在他的行军背包中，还放着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的总谱。原江苏文联秘书长章品镇先生是他的革命引路人，1945年他们一同从上海坐船到苏中分区参加新四军。两人相约仿效巴托克，随军每到一处，即以纸笔记录当地民歌。我曾见他们在异地交流采风的信件。对于他们那一代的文艺青年来说，革命是最浪漫的诗篇；对父亲来说，革命是最宏伟的交响乐章。
雨果在《九三年》中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我父亲的一生，实践的就是雨果的这句名言，并且再加一句：在这两者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美好的音乐。
我的父亲辛丰年
辛丰年是怎么样的人呢?比较难回答。不过我们可以从辛丰年不是什么开始。辛丰年不是音乐家，不是音乐评论家(在中国，音乐评论家还没有出生呢)，不是作家，不是评论家，不是学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学历是初中二年级辍学，在今天，无论去哪里应聘，都会比较麻烦。
让我们直奔本质吧：首先，辛丰年是一个老干部。这样说可能稍微有点刹风景，特别是在辛丰年的读者圈子里——一支以大学生、音乐爱好者和白领丽人组成的风雅队伍，这些人大概宁愿把辛丰年想象成头戴无檐帽、嘴叼粗大雪茄的文人骚客，就像徐迟那么英俊——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辛丰年是一个其貌不扬的瘦老头子，头发花白而不多，面目质朴而慈祥，常穿一件似中山装非中山装的廉价旧衣服，袖口微微有一些油迹，这是因为每天要做很多家务活的缘故。
老干部这个词早已风光不再，充其量给有怀旧癖的人几丝怜悯的回想而已。不过，也正因为冒充老干部已完全无利可图，我才敢大胆地承认这一事实。其次，辛丰年是一个老而不大的干部，四十多年前国家开始实行行政级别制度的时候，一劳永逸地定为十五级。官职么，好像最大也就做到副科长(因为是军职，所以比现在的副科长可能稍微值钱一点)。辛丰年大概是很不会做官，因为到他“文革”被打倒为止，似乎从来就没有被提升过。但是，从所有他的老同事、老战友嘴里，我知道他是一个对工作极为勤勉认真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无比信仰，对革命事业无限热忱。真的信仰和热忱。据我看来，这种信仰到今天也没有丝毫的改变。
辛丰年又是一个老军人。小时候我曾经对这一点充满了自豪，但是很快就幻灭了：辛丰年虽然1945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可是一个坏人也没有杀过，因为他先做文化教员，后来又到文工团，也不过是演演《李闯王》(好像是阿英写的吧)中的顾君恩这类的小角色，据说上场的时候还忘了摘手表。我后来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会打枪，但他说他曾经用机枪扫射过——当然是打靶。从前家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有一些渡江战役纪念章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三等军功的奖状。不过，任何一个当兵的，差不多都会有类似的玩意吧。无论如何，辛丰年身上军人的痕迹还是很浓的，在60岁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厕所。另外，有时候说话间也会带出一些当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书是和军队有关的：从拿破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聂荣臻回忆录。我的弟弟和我从小就是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志愿军一日》这样的书长大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辛丰年本来是个逍遥派，因为看不惯一个林彪在他们军区死党的飞扬跋扈，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本来也不至于此，但要命的是他的出身不好——非常不好，这个我在后面还要提到——于是他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区区的)职务，发配回他的老家监督劳动。那个地方叫作江苏省南通县石港区五窑公社砖瓦厂。他的工作，一开始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用。后来下车间，做轮窑制造砖瓦的第一道工序：用大铲子把煤屑铲到泥土搅拌器里。知道吗，光有泥土是烧不成砖瓦的。这是很累的力气活，结果是到现在胳膊上还留下了健美的疙瘩肉。后来，不知怎地就受了优待，让他做另一道工序：把已经到了传送带上的混合土中的草根之类的东西捡出来。
其实，那样的生活并不见得比现在的生活坏到哪里去。那里的工人(其实也是农民)和干部对他还是不错的。每天下了班，吃了晚饭(晚饭者，食堂里打来五分钱的青菜和饭混合起来，添一点自己熬的猪油和油渣，在家里用煤油炉加工而成的咸泡饭是也，极其美味。但总不是太够。8岁的儿子每次吃完了自己的一份还会舔舔嘴唇，看着父亲的那一份发呆。还要吗?于是，再从自己的那一份里挖出一些来) 辛丰年就会牵着儿子的手，到田野里去散步。鸟儿在晚霞里歌唱，风吹着家家户户的竹林沙沙作响，辛丰年就会对儿子讲米丘林、高尔基、联共布党史、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一边对迎面打招呼的农人含笑作答。
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夜班的话，就会读鲁迅和《英语学习》之类的书。从福州带到乡下的竟然也有两三百本。看书看得吃力了，就会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经常还拿出歌本来唱歌。唱的是在石港区新华书店新买的《战地新歌》和从福州带来的一些战争年代革命歌曲集里的歌。最经常唱的是沈亚威的《刺枪歌》：
我一直认为这首歌的价值超过了近二十年来所有通俗歌曲的总和。
当琴声和歌声响起来的时候，窗子上就会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张张好奇的脸。这多少有点类似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里面描写的一些情景。
厂里面有一个文艺组，辛丰年常带我到那里去玩。我的印像是，那个小屋子里的所有的乐器，辛丰年都会。拿起笛子，就吹笛子；拿起二胡，就拉二胡。不过，就像罗切斯特先生对简·爱小姐的评价那样，都是“只会一点儿”。他最拿手的大概是古琴，不过我从来没有听他弹过，那年头上哪儿去找古琴?
我当时对辛丰年最佩服的是，他每买回来一本新的歌集，就会拿着它很快地连词带谱从第一首歌唱到最后一首歌，不像我们在小学里，还要先学唱乐谱再学歌词最后合在一起唱。辛丰年告诉我，等我再大一点，就教那一绝招。我早已够大的了，到现在也还没教，不过，就像他一样，那种看谱唱歌的办法我也已经无师自通了。
我在九岁那一年(1973年)，另一件极向往的事情，是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够阅读家里精装的两大厚本俄文版的苏联电影作品选集。里面像《夏伯阳》、《彼得大帝》、《革命摇篮维堡区》之类的，应有尽有。当这种渴望变得不能忍耐的时候，辛丰年就提出和我合作翻译，他口述，我记录。第一部翻译的就是《夏伯阳》。我至今还记得这部伟大的电影的所有细节，从一开始的洗澡到最后的月光曲，还有警卫员别佳教安娜如何拆卸马克沁重机枪的对话：
——这是枪栓。
——这是脸蛋。
……（大概是抽耳光之类，儿童不宜）
——这真的是脸蛋！
（俄语中“枪栓”和“脸蛋”可能是一个发音，安娜误以为别佳有意调戏她。）
按道理来说，林彪倒台了，他就应该平反了，事实也是如此，但却滞后了好几年。也难怪，倒霉的人太多了，像他这样的小人物不排排队是不行的。1973年，两个军人来到了砖瓦厂，带来指示：辛丰年恢复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这只能算部分平反，还是拖了大大的尾巴，但恐怕已经要算他一生中最欢天喜地的日子了。草根不用拣了，草屋改成了砖屋，一下子工资狂涨到52元一月，周末吃点肉是不成问题了。所谓“就地安排”，就是在五窑砖瓦厂做了分管后勤的主任，人称“严主任”，小小的公社砖瓦厂，主任不下十来个，但是工资最高的居然就是这位从最低级的工人超拔上来的“主任”。
到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终于彻底平反了，复员改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军队是回不去了，像他这样的情况一般是在附近大一点的城市安排一个工作。但是，当组织上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53岁的辛丰年提出退休。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可能是辛丰年一生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因为在七六年，还完全没有干休所或是老干部活动中心这样的概念，如果你没有单位，就没有人来管你，也就没有人来考虑你的生活待遇住房之类的问题。在进南通市的时候，地方上给了两间小房子，然后就再也没人来理他了。
正是年富力强，官复原职，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大好时机，为什么要洗手不干?辛丰年大概想的也是要夺回损失，不过是另一种损失。退休手续一办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来得及呢?连吃饭的时间都只好也用来看书。
还有音乐。从前的几百张唱片早已是五分钱一斤的价钱处理掉了，但是朋友们告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南朝鲜有一个短波台每天有七八个钟头的古典音乐，正好可以考验刚买的海燕收音机。虽然还是心有余悸，毕竟天气已经放暖了，天时地利人和，年轻时代的爱好大有一发而不可收再度喷薄而出的气势。不过，收听敌台仍然是一件吃力的事情，人必须小心地守候在收音机旁，每个曲子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必须手脚飞快地把音量调到极轻，以免屋子外面的人听到那朝鲜语的对乐曲的解说。
总之，链式反应开始发生了。南朝鲜台的古典音乐听了一遍还不过瘾，于是就去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居然要四百多元一台。有了录音机，当然磁带就开始堆积起来，为了整理杂乱无章录下来的节目，另一台601也被请回家来。好在刚平反，好像钱怎么花也花不完似的。
再过两年，中国开始酝酿惊天动地的巨变，虽然当时人们大多还蒙在鼓里，对喇叭裤青年手上拎着招摇过世的收录机播送的新世纪的福音还没听出个名堂来，辛丰年的耳朵却准确无误地捕捉了这些四喇叭收录机传送的另外一些信息：它们的声音毫无疑问地使601的音质变得不堪忍受。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那台夏普AP9292千里迢迢从转卖者那里来到我家的那一天，辛丰年失眠了。他半夜里爬起来把随机的试音带(一些火车的声音和“绿袖子”)听了一遍又一遍，完完全全被那机器上大大小小闪烁跳动的红灯和两尺宽的“立体声”给彻底迷住了。顺带说一下，辛丰年对各种机器有很浓的兴趣，这种兴趣也传到了我身上。
南朝鲜电台和601们完全失宠了，后来那一台601随着笨重的磁盘被我扛到了大学的寝室，成为室友们天天诅咒的对象，最后竟不知所终。
接下来就开始了每天大录特录上海调频广播台的时代。如果去上班的话，大概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的吧?世界上居然还有调频这样美好的音质，9292居然能在当地相当不错地收到上海的调频节目，而上海调频台在那时居然推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古典音乐，这些都是令人难忘的记忆。
辛丰年是古典音乐原教旨主义派。对“流行音乐”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也有罕见的例外的时候。最早的上海调频台试播的时候，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混在一起放，名字也不讲，有一天不小心把一段他最讨厌的“外国轻音乐”录了进来。可是，这段当时还不知道名字的“外国轻音乐”却使他大加赞叹。后来不小心抹掉了，也是跌足叹息了好久，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一直想再把那段音乐重新找到。后来才知道，那段音乐其实也是大有名气，就是电影《爱情故事》的主题曲。但是，奇怪的是，后来听了无数的版本，无数的改编，总是不能令人满意，而最初听到的那个，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夏普四喇叭收录机，成了辛丰年在80年代中主要的音响设备，而上海调频台则是主要的版本。原版磁带和立体声唱片太贵(当工资随着物价开始起飞的时候，他的退休金就逐渐跟不上形势了)，CD还是传说中的故事。大部分的时候，倾听都是一种等待，吃了上顿不知下顿。要到1994年，他才拥有了第一台CD唱机——还是Walkman的!因为过度的使用，那台收录机后来的模样惨不忍睹，几乎所有按钮都已歪歪斜斜，机壳由原来的银色变作漆黑——感谢辛丰年在家里伺候了多年的蜂窝煤球炉里发出的煤气。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状态，辛丰年在一开始就有他的对策，化听为读，买不起唱片，还买不起乐谱吗，尤其是“光华出版社”的乐谱?读谱的乐趣是难以想象的。一张乐谱，可以演绎最新最美的演奏，至少是在自己的头脑当中。不过，光有乐谱，毕竟有所不足，如果自己能用乐器摆弄一番，岂不更妙。辛丰年刚刚平反回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便已急不可待地去买了一架五组的脚踏风琴(比一般农村小学的风琴要稍好一些，后者是四组的)。到1986年，他终于花两千多块钱买来了他平生的第一台钢琴(我相信他还会有一台的)。在63岁的年龄，一个人开始学钢琴，不是从599开始，也不是从汤普森开始，而是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不会有人在一旁大声呵斥，也没有什么作业一定要完成，自己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且还有一套自己想出来的、相当不错的、完全排斥练习曲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体系，想弹什么就弹什么，想弹到哪里就弹到哪里，想怎么弹就怎么弹，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享受过如此这般的学钢琴的乐趣?技巧跟不上，速度达不到，难的地方弹不出来?没关系，双手够不着的地方，可以用心，用想象去补充。只是苦了我们这些家里的人。
在这时，钢琴狂热开始席卷全国，小朋友们的苦日子正在来到。有的家长们听说当地有一个懂音乐的老伯伯，便把小孩带到辛丰年的家里让他指点。其实老伯伯也不过是小朋友们的老同学罢了，不过，小同学们来到的日子，是老伯伯非常快乐的日子，那种等待的心情，简直就是望穿秋水。听小朋友们弹克莱门第、库劳、小巴赫和莫扎特，是老伯伯最大的赏心乐事。比听那个已经黑乎乎的9292有趣多了。
嗯，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似乎倒也不坏。家里的书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磁带在不断堆积，英雄牌钢琴的恶劣的声音在回荡，可是，除此以外，家道在无可置疑地中落。如果和周围的邻居比一比，反差实在太大。回顾辛丰年的一生，如果就到此为止，用一般的标准来看，可算是乏善可陈。如果和祖上的功勋比一比，简直就是一个失败者。辛丰年的父亲，当年也是一个耀武扬威的小军阀，据说曾经把孙传芳从死人堆里背出来，做过孙的混成旅长、上海戒严司令和淞沪警备司令。后来下野了，就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辛丰年和他哥哥小时候的家庭教师，有一位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按时下的话说，蘧常先生可能是当代中国最好的章草书法家。不过，这些在今天可能又重新变得光荣的历史，辛丰年是绝不对我们说的，即使是在今天。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这种原罪的意识，从40年代接触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尽苦头，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正是这种对剥削阶级的痛恨，对苦难民众的深切同情，使辛丰年在40年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的祖母和姑妈都曾经同我说过辛丰年年轻的时候如何尽可能地不让佣人服侍他，自己动手，1945年4月，辛丰年从上海乘小船来到苏中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并把辛丰年原来的名字改了，以示脱胎换骨之意。
在辛丰年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投军的背后，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对人间的绝对正义的追求，一种刻骨铭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辛丰年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道主义者。在后王朔时代，当“爱”这个字眼和“屁”成为同义词，沦为滑稽和笑料的道具的时候，我抱着一丝宽慰和感激的心情，发现现实中居然还有一个雨果小说里才可能出现的人物，而这个人就在我家里。
比如说，在砖瓦厂流放的时候，在一个月拿二十三元半的“生活费”要养活三个人，自己的肚子也吃不饱的情况下，他会和当地公社养老院里的一位孤老建立很深的友谊，经常徒步好几里路去看望和接济他。
这类天方夜谭式的事情我真不愿意多说，因为事实上，那种大慈大悲的心肠，放到生活中，经常会使人感到尴尬。比如说，大家一起在看电影《啊，摇篮!》，看到里面14岁的小保育员湘竹(马晓晴演)因为保护孩子们而中弹牺牲的镜头，就会突然大哭起来。有一天早上，我还在床上睡觉，突然又听到了呜呜的哭声，偷偷一看，原来是他在看李辉写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搞得我只好躲在被子里不敢爬起来。1992年，辛丰年拜访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就住在贾植芳先生家里。一次吃饭的时候，贾先生谈起了贾师母为了他的冤案而被发配青海受难的一些往事，突然，辛丰年大流其泪，把大家弄得不知所措。
与这种不可遏制的对苦难和弱小者的同情相连的，则是仇恨，对人间一切丑恶现象的愤怒。在有的时候，那种正义的观念会使他显得不近人情。他有两个老朋友，我们姑称之为朋友A和朋友B。朋友B对朋友A做了无耻的欺骗和出卖的事情，此事与辛丰年完全无关，但是辛丰年知道了以后就和B彻底断交，从此不说一句话。而朋友A呢，因为是一个宽容的老好人，还是和B保持着面子上的来往，并对辛丰年的这种断然决然的态度不以为然。
啊，写着写着，我发现我已经开始远离音乐了。真的远离了吗?不见得。因为对于一个情感那样丰富的心灵来说，恐怕也只有音乐才能满足他的要求吧。辛丰年就是那样一个极端的好人，好到音乐的程度，好到“此曲只应天上有”的程度。
还是回到音乐吧。前面用“失败”来形容辛丰年的一生，看来是言之过早，好戏还在后头哪。80年代中叶，辛丰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镇先生(章品镇先生就是当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个人)推荐他为三联写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乐迷闲话》，这本书在当年没有什么人注意，都以为那就是多如牛毛的音乐通俗读物中的一种，后来又成为大家搜求的宝贝。在这过程中，就结识了三联的宋远先生，后来就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了《门外读乐》专栏。这以后嘛，就是历史了。
慢慢地名气就大了起来了。朋友在把我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逐渐也就会加上一句“他的父亲就是辛丰年”，我从前从家里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时候，想的都是一定要争口气，好歹也要让可怜的老头子将来也能被别人介绍成“他就是XX的父亲”。做梦也没想到我也有子以父贵，揩老头子名气油的一天。真是又惊又喜又愧。不过 在家乡，在朋友的圈子中间，这么多年过去了，却依然很少有人知道辛丰年就是XX，XX就是辛丰年。他自己是不会说的。后来也有崇拜者从外地赶来拜访，却不得其门而入，跑到市文联去打听，满以为一定会有头绪，却没有人知道辛丰年就在本地。
而辛丰年自己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涨，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了。他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感兴趣，是真的不感兴趣。我呢，因为年纪还比较轻，修炼得还不到家，就不那么能免俗。有时候和陌生人交谈，冷不丁就会问他一句：你觉得辛丰年的文章怎么样?基本上都是很肯定的。有时甚至会听到非常过分的回答。有人说，辛丰年啊，文章比XXX和XXX好多了。令我魂飞魄散，但又忍不住偷乐。因为XXX和XXX正是辛丰年最敬仰的文章大家，也是我的偶像。我曾经把类似的话转告给辛丰年，引起他的勃然大怒，他认为那是一种不负责的轻浮的说法。
辛丰年的文章到底怎么样?虽然有人把他捧上了天，我还是要保留我的看法。总的来说，他的文字精练而老辣，但是过于锤炼，文气太紧，信息量过于密集，总是梦想把大量的内容浓缩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时文的大忌。其实这样很是吃力不讨好，要让读者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把读者搞得很紧张。所以辛丰年不能算是真正的大家。真正的大家总是知道怎样把一勺炼乳兑水稀释成一杯浓淡得宜的饮料，这样有张有弛，文气舒缓，为读者着想，于稿费亦大有益。而辛丰年呢，直截了当就把一杯炼乳端给大家。不过，这也正是我尊敬他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的文字体现了一个文字工作者的高度的职业道德，而我们如今在报刊杂志上经常看到的，多半除了水还是水，如果不把它们叫做排泄物的话。
这也是迄今为止辛丰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写得太吃力。早上五点多钟就爬起来，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把炉子点燃，烧上一壶开水，然后拄着拐杖，拎着菜篮子到离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场去买小菜，回来的路上买好儿子媳妇和孙女的早点。其实这两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们的工作都不错，自己稿费也有一些，请个保姆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愿意，基于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剥削阶级人压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厌恶。回到家，听完BBC的早新闻(他讨厌美国之音，但是喜欢BBC，特别喜欢BBC播音员的那种声音和语调)，就开始伏案写作。他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认认真真地用圆珠笔重新誊写一遍。
不过，影响辛丰年写作高产的原因最主要还不是因为繁重的家务和反复的修改，即使是扣除掉上面两大块时间，他还是有很多的剩余，那些时间他在干什么呢?看书，无止境地看书，吃饭的时候也捧着书看。从前他什么书都看，六十岁以后，基本上只看历史方面的书。也许将来他会写一部有关历史的书。辛丰年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听音乐的时候绝对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听音乐就是听音乐。这样一来，时间就更少了。我基本上接受了辛丰年的这种对待音乐的态度。
在辛丰年牵着我的手去田野里散步讲鲁迅文章的年代，辛丰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去上了一所名牌大学，硕士博士一路读上去，名公巨匠着实见识了不少，福柯哈贝马斯也生吞活剥了不少，少年气盛，渐渐地就有些不把辛丰年看在眼里了。老头子过时啦，跟不上形势啦，太保守(太激进?)啦，等等等等。但是，现在我早已过了而立之年，逐渐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有了更深入一点的看法，我好像又有要回到童年的意思，用哲学上的说法就是“回到辛丰年”。我冷眼看来，热眼望去，看来望去，左看右看，竟发现，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就做人而言，就对知识和真理的纯真热爱和无止境的追求而言，就对待名利的冷漠态度而言，还没有多少人能同我的辛丰年相比。发现这一点，我既觉得悲哀，又觉得宽慰，还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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