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之战八方完结番外（红楼天地欧阳健）
红楼之战八方完结番外（红楼天地欧阳健）2、琵琶不是这琵琶——试论《枣窗闲笔》作者裕瑞的文风：劳扬《红楼梦学刊》2005-09-251、裕瑞曾见脂批甲戌本浅考——兼辨《枣窗闲笔》“伪书”说：唐顺贤《红楼梦学刊》1994-11-15从“新红学”考证需要看，题名思元斋的《枣窗闲笔》，当属“存世文献”含金量最高者：它既提供了两大支柱——作者与版本的隐秘信息，还触及其核心要义——“自传说”。诚如吴恩裕所言：“从提供史料的观点说，他的《枣窗闲笔》描绘了曹雪芹的形象；也说明了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这都是前此大家所不知道的事实。”（《曹雪芹佚著浅探》第8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相比之下，那些只讲曹雪芹、不讲《红楼梦》，或只讲《红楼梦》、不讲曹雪芹的“文献”，则一律瞠乎其后矣。而从红学研究实践看，《枣窗闲笔》却备受冷落：红学大佬如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及吴世昌、启功、吴组缃、冯其庸辈，都未发表过《枣窗闲笔》的评论，唯周汝昌半贬半褒、贬
摘要：《裕憽霆藏书目录》不是目录学著作，而是书坊库存之清单。裕憽霆有实物可证的藏书，多未见《裕憽霆藏书目录》著录。目录有1928年版《新红楼梦》等，可证“己未年（1919）”朱印当为后来补盖。其待填补的年月日，则是通同作弊的证据。利益的驱动，是作伪的最大动力。借裕瑞之名头与《枣窗闲笔》之白纸黑字，以确立曹雪芹“身胖头广”的形象，为的是证明曹雪芹小像之真；借《裕憽霆藏书目录》之著录，则是为了确认《枣窗闲笔》之真，环环相扣，可谓自出机杼。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露出的破绽就更多。
《裕憽霆藏书目录》之谜
作者|欧阳健
一
从“新红学”考证需要看，题名思元斋的《枣窗闲笔》，当属“存世文献”含金量最高者：它既提供了两大支柱——作者与版本的隐秘信息，还触及其核心要义——“自传说”。诚如吴恩裕所言：“从提供史料的观点说，他的《枣窗闲笔》描绘了曹雪芹的形象；也说明了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这都是前此大家所不知道的事实。”（《曹雪芹佚著浅探》第8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相比之下，那些只讲曹雪芹、不讲《红楼梦》，或只讲《红楼梦》、不讲曹雪芹的“文献”，则一律瞠乎其后矣。
而从红学研究实践看，《枣窗闲笔》却备受冷落：红学大佬如胡适、俞平伯、顾颉刚，及吴世昌、启功、吴组缃、冯其庸辈，都未发表过《枣窗闲笔》的评论，唯周汝昌半贬半褒、贬大于褒地说：“他提到关于雪芹家事的掌故，不免望风捕影，不尽靠得住”，“他这个‘闻’本身也不过是‘自传说’的一种变相（可称之为‘叔传说’），小小转换，本质无殊，因此思元斋的推论说脂砚是‘其叔’也不过是附会之谈。”（《红楼梦新证》第856-8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红学家态度的冷漠，反映出《枣窗闲笔》自身的复杂性。它纵是“有用”的材料，却又真伪杂糅，信疑参半，令人不能放心。查知网，以《枣窗闲笔》为题的论文，1994年前空无一篇；自1994年后，则搜得文章15篇：
1、裕瑞曾见脂批甲戌本浅考——兼辨《枣窗闲笔》“伪书”说：唐顺贤《红楼梦学刊》1994-11-15
2、琵琶不是这琵琶——试论《枣窗闲笔》作者裕瑞的文风：劳扬《红楼梦学刊》2005-09-25
3、《枣窗闲笔》辨伪论：温庆新《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25
4、清人裕瑞书斋名“萋香轩”误刻“凄香轩”释疑——兼谈《枣窗闲笔》的稿本笔迹问题：赵建忠《红楼梦学刊》2012-09-15
5、《萋香轩文稿》Vs.《枣窗闲笔》：红学史一大悬案再检讨：青梗、韦力《中华读书报》2015-07-29
6、众里寻他“凄香轩”——黄一农先生“E考据”再回应：欧阳健《明清小说研究》2015-01-15
7、也说红学史大悬案：高树伟《中华读书报》2015-08-05
8、裕瑞《枣窗闲笔》新考：高树伟《曹雪芹研究》2015-08-15
9、南酒南味与曹雪芹饮食习惯——《枣窗闲笔》《瓶湖懋斋记盛》《红楼梦》合读偶得：董志新《曹雪芹研究》2017-02-15
10、再论《枣窗闲笔》之真伪：黄一农《红楼梦学刊》2017-09-15
11、《枣窗闲笔》之真伪与成书时间：刘广定《曹雪芹研究》2017-11-15
12、“萋香轩”非裕瑞书斋考——兼证《枣窗闲笔》之伪：吴佩林《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2-2912:03
13、黄一农先生《裕瑞〈枣窗闲笔〉新探》质疑：吴佩林《明清小说研究》2018-01-15
14、《梅石犬戏图》证伪——兼评黄一农先生对《枣窗闲笔》的“e考据”：吴佩林《图书馆杂志》2019-09-15
15、裕瑞《枣窗闲笔》补考：高树伟《曹雪芹研究》2020-06-15
为何研《枣窗闲笔》的专论1994年之前空无一篇？不能放心畅论，故避而不谈也。自1994年拙著《红楼新辨》“史料辨疑”一章提出：“综合版本、内容、史实三方面的种种破绽，说《枣窗闲笔》乃出于后人之伪托，谁曰不宜？”首启百分之百质疑之端，顿使从百分之百的信、到百分之十的信的九成研究者，警觉起来，争论绵延至今，未曾消歇，盖有由也。若在红学研究者中问卷调查，对《枣窗闲笔》既有百分之百的信，亦有百分之十的信；反过来讲，既有百分之百的疑，亦有百分之十的疑。当然，百分之百的信是信，百分之十的信也是信。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枣窗闲笔》信与疑的比例，大约为九比一。也就是说，相对信《枣窗闲笔》的，占百分之九十；绝对不信《枣窗闲笔》的，只占百分之十。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裕憽霆藏书目录》的发现，为《枣窗闲笔》信疑之辨，提供了新的线索。书上所钤“裕憽霆己未年五月十九日YUSUNGTING”朱印，是为最大亮点。按，己未年为1919年。因《裕憽霆藏书目录》著录“《枣窗闲笔》一本抄本八毛一套”，一道极简明的算术题，就摆在众人的面前：
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1919在1921之前：“《枣窗闲笔》‘迎合新红学观点的伪书’破产”；
问题还可再前推一步：
胡适1927年发现甲戌本；1919在1927之前：“《枣窗闲笔》‘为脂砚斋作伪证’破产”。
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
《枣窗闲笔》为裕瑞稿本，并非迎合新红学观点的伪书，应重视其文献价值。
问题就这样严峻地摆在质疑者面前，回避不得；而我作为“百分之百的疑”的始作俑者，更无逃遁的理由。尽管深知不见实物是研究的大忌，但因主客观条件限制，暂时不能去北京大学目验《裕憽霆藏书目录》原件，也得不到全书的复印件。幸好通过友人的帮助，是从不同渠道获得若干信息，尝试对其作初步辨析与答复，识者正之。
二
从书名看，《裕憽霆藏书目录》似是一本目录学著作，细案之则并不尽然。目是篇目，即一书的名称。录即叙录，对一书内容、作者生平、校勘经过等作扼要介绍。汪辟疆曾为目录学下过四种界义：“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鉴别旧椠校异同之学也”、“提要钩元治学涉径之学也”（《目录学研究》第1-3页，文史哲出版社1934年版）；学人因此将第一种称为“目录家之目录”，第二种称为“史家之目录”，第三种称为“藏书家之目录”，第四种称为“读书家之目录”。然而不论何种目录学著作，有两条是不能或缺的：一是每目必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刻版年代等要项；二是必按七略与四部两大系统分类。
兹以与其年代相近的《贩书偶记》为例。孙殿起（1894-1958），经营琉璃厂通学斋数十年，将一生经眼的11240种古籍，按四部分类。其《略例》有两项规定：一、凡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者概不收录，录者必卷数、版本有不同者；二、非单刻本不录，间有在丛书者，必系初刻的单行本或抽印本。
《贩书偶记》经部卷一“易类”，前二书为：
易经以俟录无卷数明江汉瞿九思撰无刻书年月，约万历间平阳史学迁刊案原编次作五卷。
易经生生篇七卷明温陵苏濬撰万历丙午刊上经二卷，下经二卷，系辞二卷，说卦二卷。四库存目载易经儿说四卷，周易冥冥篇四卷。
《裕憽霆藏书目录》无序跋交代体例。其第一页俱为《四书》诸书，前二条为：
四书大全十六本明板
四书大全学知录三十四本三槐堂四套
其第五页为：
批点四书读本六本文选楼一套
四书章句（附音义字句辨）八本一套
四书章句十六本朝鲜板一套
苏批孟子二本明一套
论语话解五本一套
四书者，是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贩书偶记》经部卷三，依次为：“论语类”“学庸类”“孟子类”“四书类”。《裕憽霆藏书目录》却将四书居前，《孟子》次之，《论语》居后，颠倒错乱，莫此为甚。且其每一书目，除书名外，无卷数、作者、刻版年代等要项，偶有版本项，亦不全。第五页册已著录《苏批孟子》二本一套，第七页又重复著录《苏批孟子》二本一套。
《裕憽霆藏书目录》最令人触目的，是本数、套数与价格的著录。价格单位有“两”“钱”“元”。套数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最多者为二十。兹将其八套以上者，抄列于后：
十三经注疏，一百六十四本，二十套；
佩文韵府，五十五本，二十套；
武英殿聚珍板书，一百二十四本，二十套；
钦定全唐诗，一百二十本，十二套；
九洲分类总纂，八十本，十套；
经世文编，八十本，十套；
香艳丛书第一集至第十集，四十本，十套；满汉名臣传，六十本，十套；
通览辑览，五十八本，八套；
廿二史文钞，六十四本，八套；
分类字锦，四十本，八套；
登坛必究，八十本，八套；
前后汉，三十二本，八套；
顺天府志，六十四本，八套；
历代名臣奏议，八十本，八套；
纲鉴汇纂，八套。
试想有哪位收藏家，会不计成本购买如许复本？有哪本目录学著作，会不厌其详地著录同一版本的图书？
可见，《裕憽霆藏书目录》不是目录学著作，而是书坊可供出售的书目，或是其货架之清单。此类书目，古已有之，如许旭《闽中纪略》云：
制府到任后，购阅各坊书目，适有《纪事本末》一部，计四十二本，纸白板新，按之为宋末时物，索值四两二钱。制府如价买进，命余评点。惜余归促，留置幕中，定归丙丁矣。
许旭（1620-1689），尝客范承谟幕，康熙十二年（1673），随其任总督之闽，文中的制府，即范承谟。他所见书目有书名（《纪事本末》），本数（四十二本），价格（四两二钱），《裕憽霆藏书目录》者，正此类也。它不是目录家之目录，不是史家之目录，不是藏书家之目录，不是读书家之目录，而是书坊库存之目录，书商手写的账簿，如此而已。
三
弄清了《裕憽霆藏书目录》的性质，再来考证它的“成书年代”。
《裕憽霆藏书目录》不是刻本，没有标出刻年代的内封，也没有注明刊刻年代的牌记，也没有可借知成书年代序跋。判定其年代的，甚至不是写本上的字迹，而是外盖上去的印章。
那么是，这枚印章是什么时候加盖的？大众的理解，是《裕憽霆藏书目录》成书之后盖上去的。也就是说，当盖上“裕憽霆己未年五月十九日YUSUNGTING”的朱印时，上右著录的全部图书都已入藏。正是按照这个逻辑，当《裕憽霆藏书目录》1919年著录“《枣窗闲笔》一本抄本八毛一套”时，《枣窗闲笔》就已经存在为裕憽霆所收藏。
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对《裕憽霆藏书目录》略作抽检，便能立知分晓。
——仿佛是为了显示藏主对红学的关注，《裕憽霆藏书目录》著录了与《红楼梦》相关的图书，依其先后排次如下：
《红楼梦散套》八本三两五钱一套（叶22a）
《红楼梦图咏》二本一套（叶30a）
《红楼梦群芳觞政全书》一本抄本（叶40b）
《石头记》十六本一套（叶46a）
《原本红楼梦》二十本
《金玉缘》十六本两套
《石头记》两套（以上叶54b）
《后红楼梦》四本一套
《红楼圆梦》四本一套
《红楼梦续集》六本一套
《红楼梦影》四本一套
《倚楼重梦》六本一套（以上叶55）
《红楼梦》二十四本聚珍堂印四套
《红楼梦》二十四本翰苑楼印四套（以上叶57a）
《潇湘馆笔记》二本（叶102a）
《新石头记》八本（叶120b）
《新红楼梦》二本（叶131b）
《林黛玉笔记》一本（叶153a）
《红楼梦写真》一本（叶188a）
共著录《红楼梦》各版本及相关书籍19种，记载曹雪芹与《红楼梦》轶事的《枣窗闲笔》，由其购藏，自在情理之中了。
书目中有《林黛玉笔记》一本。查此书为上下卷，题“绮情楼主喻血轮著”，书前有署“戊午仲夏黄梅吴醒亚识”题词：
……今夏始束装返里，避暑于遁园之西偏。余亦蛰居多暇，互相过从。见其案头草稿一束，题曰《黛玉笔记》，余甚讶之。绮情知余意，笑向余曰：“子有疑乎？此殆余读《石头记》而不能忘情者也。子昔谓我化身黛玉，泪无乾时，今其验否？为我遍告世人，幸无嗤为多事。”余曰：“嘻！狂奴故态，雅自可怜。愿附片言，以晓读者。”
黄梅吴醒亚的《题词》，署戊午（1918）仲夏，恰在己未（1919）五月十九日之前一年。考虑到从题词到印刷出版还需时日，则《裕憽霆藏书目录》所录之《林黛玉笔记》，当是一本新书了。
书目中又有《新红楼梦》二本。按，晚清盛行“翻新小说”（此一术语系笔者首创，后为学人所认可。如王慎2013年《晚清民初“翻新小说”研究综述》云：“直到欧阳健《晚清“翻新”小说综论》一文发表，这类文学现象才真正浮出历史地标，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文中‘翻新小说’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并逐渐得到了学界认可，代替了阿英‘拟旧小说’的命名，对其价值也给予充分肯定，从此，翻新小说逐渐得到学界重视，其研究也掀开新篇章。”）。当年我编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遍访各图书馆，知书名《新石头记》者，有吴趼人（老少年）与南武野蛮二种，惟无题《新红楼梦》者。后查一粟《红楼梦书录》有云：
陆士谔《新红楼梦》（1928年上海亚华书局版），全系抄袭此书（吴趼人《新石头记》）。（第1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陆士谔（1878-1944），青浦朱家角人，名守先，字云翔，号士谔，亦号云间龙、沁梅子等。所作《新三国》《新水浒》，为“翻新小说”中之杰出者。1928年由上海亚华书局出版署陆士谔名的《新红楼梦》时，陆士谔尚健在，恐是出版社冒其名之所为。
书目又有《作文材料精华录》十二本，两套。按《新编作文材料精华录》为民国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之作文教辅书，初编分：论说起头精华录、比喻精华录、分类故事精华录、分类名句精华录、分类法语精华录；二编分：文选锦句精华录、子书分类精华录、新旧词料精华录、群经炼语精华录、分类骈句精华录。出版年代不详，然其侧页有《中华全国铁路旅行指南》一书的广告词：“旅行之宝筏，游历之南针，风俗如何繁华，商业如何发达，是旅行家急欲知道的良书。”《新编作文材料精华录》既为教辅书，连同《中华全国铁路旅行指南》，均系发行量大的畅销书，版次已不可考，其年代当亦不会太早。
书目又有《文章游戏》十六本，四套。按此书封面题“梦笔生花文章游戏”，大达图书供应社刊行，版权页标“二四年一月出版”。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裕憽霆藏书目录》既著录1928年版的《新红楼梦》，又著录了1935年版的《文章游戏》，其非1919年成书，当无疑义。
四
钤有“己未（1919）五月十九日”印章的《裕憽霆藏书目录》，却著录了1928年、1935年出版的书，问题出在哪里？要么是《目录》不对，要么是印章不对，甚或《目录》印章俱不对。这就需要进一步弄清当事人裕憽霆的身世经历了。
据金问涛《裕憽霆生平与集藏事略考》（《上海集邮》2017年第4、5期），晚清八旗子弟裕寿，别号颂廷（又作松亭、憽霆）、孤鸿、孤鸿和尚，纳哈塔氏。其人喜花鸟鱼虫，尤嗜集邮，时号“邮王”。1924年3月15日上海《邮声》第17期，载有《介绍万国交换通信社》信息一则，中云：
万国交换通信社（中国部）。系北京裕憽霆君于去年间所创办。成绩极佳。信用卓著。开办至今。社员已达二百馀人。并印行一种英文季刊。内容亦甚丰富。（该刊只分送各社员，社外人不能购阅）现本刊愿为介绍。入社证函索本刊或北京东四牌楼十条胡同四十五号裕君即寄。
就裕寿而言，集邮不仅是个人嗜好，且是一笔大好生意。他曾与德之米歇尔、英之奇蓬司、法之香槟、美之司各脱诸大公司，无不有往还，所有大宗华邮之输出，当以此为滥觞；凡华邮古票及变体品，则大量捜求，由各公司寄让者，大有可观。
裕寿亦喜购书藏书。《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第一册释文》，著录《奚囊寸锦》四卷四册，中有光绪二十六年裕寿手跋，钤有“孤鸿和尚”、“纳哈塔氏”、“吟秋山馆”、“仲众过目”、“书业堂自□□浙苏闽拣选古今书籍发兑印”等印记。裕寿手跋云：
光绪庚子遭拳匪之变，由营口乘太古洋行通州轮船赴上海，换轮到澳门，改坐骡驼轿，经河南，过大行山，至山西祁县内羊市坡路南小住，闲步至东街书业德（堂）购此书。时裕寿年十七岁，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记。（第291页，中研院史语所2008年版）
裕寿所藏之书，偏于鼓曲、子弟书一类。吴晓铃《绥中吴氏双棔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录有《随缘乐》不分卷一回，案语曰：“右曲录自那哈他氏裕寿吟秋山馆旧藏百本张钞本。”案语又附启元伯（启功）函云：
裕寿，别号松亭。其婶母为先继祖母之胞妹。松亭平生盖一纨绔子，稍知藏书，但不知吟秋山馆是其斋名否？此公好听鼓曲，藏此等书或有其故。弟曾得《霓裳续谱》，亦其旧藏者。
裕寿藏书之名章，见首都图书馆藏百本张子弟书《入塔数罗汉》，藏书印为椭圆形：“裕松亭秘记藏那哈他氏吟秋山馆”，题有“大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那哈塔氏存阅”、“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装订”、“那哈塔氏收藏”字样。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裕寿藏书，其收藏章为正圆形：“YU SHOW吟秋山馆SUNG TING BE CHI”。
裕寿还于1919年自行出资，摆印何六吉《心传韵语》，并自为序，誉为“学道入门之秘诀”，1920年由京华印书局出版。钤有“孤鸿和尚”，书末刊有僧装之“孤鸿小像”。
根据上述情况，就会发觉有些事情不大对头：
首先，裕寿至今有实物可证的藏书，如《奚囊寸锦》《随缘乐》《入塔数罗汉》《霓裳续谱》等书，未见《裕憽霆藏书目录》著录；而已著录之《十三经注疏》一百六十四本、《佩文韵府》五十五本，裕寿即便家资万贯，富得流油，也不至于收藏二十套之多同版书。《裕憽霆藏书目录》非裕寿之物，足可认定。
更大的问题，在藏书印刻有年月日。按，藏书印从普通名章，到书斋、书室、堂名，乃至“二十年前旧板桥”式的抒情言志、垂诫子孙，五花八门；真草篆隶，各体皆精。据印章考订收藏源流、版本真伪，已成有力手段；借藏书印以作伪者，遂应时而生。如李盛锋“木犀轩”藏书，1939年转让北大图书馆，藏书印却未随同进馆。李氏之不肖子孙，将一锦匣十多个印章，卖与某书铺。北大某讲师闻之，与书铺合谋，借李氏藏书印加盖己书，以博善价。1952年三反运动，书库管理编目人员大受其累。几经内查外调，水落石出，某讲师被逐出北大。白化文《藏书家身后盖印》回忆道：
我当时是学生，担任过几次不重要的外调任务，取回《老子》查对并送回，并在书铺中目验那一锦匣藏书印，“旁听”过对讲师的审讯，至今记忆犹新。这一匣藏书印今归何处，我就不知道了。我从而学到了一招：加盖名家藏书印的旧书能多卖钱。（《白化文文集·人海栖迟》第101-102页，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版）
那么，盖于《裕憽霆藏书目录》“己未五月十九日”，与《枣窗闲笔》“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之印，算不得藏书印？需与裕寿其他藏书相比而论。
《裕憽霆藏书目录》与《枣窗闲笔》上的两枚印章，均为阳文椭圆朱印，横分三栏，上栏为藏主名号（裕颂廷、裕憽霆），中栏为年月日，下栏为英文名号（YUSUNGTING）。上下栏格式固定，中栏则可灵活调节年月日。此印盖于《枣窗闲笔》尚可，盖于《裕憽霆藏书目录》则不可。因其所标，乃是某时的库存；图书既是商品，自然有进有出，处于变动不居的状况。从裕寿经历看，此印应是与万国交换通信社社员联络寄送英文季刊之信函，或与外国诸大公司交易大宗华邮之账单所钤，犹如邮政日戳，实为可调日期的印戳，而非真正的藏书印。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扑朔迷离的《裕憽霆藏书目录》之谜。因为有两个谜底：“裕憽霆 己未年五月十九日 YU SUNG ING”之印，或者是后人伪刻，或者是“身后盖印”，二者必居其一。要解开这个谜团，得从追溯《枣窗闲笔》交易过程入手。
五
促成《枣窗闲笔》交易，关键人物是大名鼎鼎的史树青。他在《程伟元指罗汉画册及其它》中说：“1943年，我在北京隆福寺街青云斋书店发现，后为孙楷第先生所得。”（《书画鉴真》第32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言下之意，他“偶然”在隆福寺街青云斋书店，“发现”了《枣窗闲笔》，知孙楷第正从事古代小说的研究和教学，便向他“推荐”了此书。
案孙楷第于1931年任北平图书馆编辑、写经组组长，1932年出版《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二卷，1945年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48年转入燕京大学国文系。可谓此行之专门家。如何让《枣窗闲笔》入孙楷第的法眼？史树青自会导引他看所钤“纳哈塔氏”满汉合璧圆印，及“裕颂廷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YUSUNGTING”阳文椭圆朱印，提示这是裕瑞的后人，住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三十一号的裕颂廷家传的“稿本”。孙楷第也许仍有疑虑，史树青又提供《裕憽霆藏书目录》以为旁证。孙楷第见两书同有“纳哈塔氏”满汉合璧圆印，及“裕颂廷（裕憽霆）□□□□□□□□YUSUNGTING”阳文椭圆朱印，相间年月一前一后，如合符契。孙楷第纵然老到，亦不能不视为秘笈孤本，刮目相看。周汝昌回忆道：“1948年的这个暑假度过了，我与胡先生的通讯关系又进入新的阶段。不想与此同时，又有意外的考《红》因缘：小说专家孙楷第（子书）先生开始移帐京西，在燕园设帐授业了。这时我并未选他的课，却闻名而去旁听。真是巧极了：他正讲到《红楼梦》的事，涉及曹雪芹，便讲出一段鲜为人知的雪芹轶事，说其人的相貌、性情、口才、风度、饮食等等，皆前所未闻。我高兴极了，课后便向孙先生探询他写在黑板上的那部书《枣窗闲笔》的所在。他告知我，书在北平图书馆，他有录副摘抄本。我不揣冒昧，又向人家借阅。他也慨然惠诺。”（《我与胡适先生》第102页，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孙楷第以重金买下《枣窗闲笔》，顺带将《裕憽霆藏书目录》也留下了。后来他将《枣窗闲笔》捐赠给了北京图书馆，《裕憽霆藏书目录》便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了。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初版于1932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尚未著录《枣窗闲笔》；1957年作家出版社再版，《枣窗闲笔》则赫然在列。证明《裕憽霆藏书目录》1932年前，尚未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我编纂《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时，直为孙楷第执意将不是小说的《枣窗闲笔》，破例著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而大惑不解。后得天津师大张守谦（关永吉）先生启迪，方知目录学家的底气之所自。他们多是坐拥书城的藏书家，故能饱览群籍，经眼著录。而通俗小说历来不登大雅，不为正统图书馆所重。孙楷第1931年编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到两年即告成功，秘密在所恃之书，多来自马廉（1893—1935）所藏，中有小说372种，孙楷第依之成籍，多少有些愧疚，故发愿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以弥补之。而《枣窗闲笔》是唯一由他本人发现购买，且又备受胡适冷遇的书，岂能不另眼相看？故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郑重写道：“作者距曹雪芹时代不远，其论《红楼梦》有他人未曾道者，可供参考。”
现在看来，两枚“裕颂廷□□□□□□□□YUSUNGTING”“裕憽霆□□□□□□□□YUSUNGTING”阳文椭圆朱印，即使不是伪造的，也是“身后盖印”。其中间待填补的年月日，就是史树青与青云斋书店通同作弊的证据。比起一般古籍造假，挖改内封牌记的干支，序跋的倒填年月，更能不落痕迹，尤为高明。命多人赶抄（笔迹不同）青云斋书店库存书目（中有定价与套数）二百多叶，将《枣窗闲笔》插入靠前的第七叶，以让人容易发现。且以罕见的十二眼儿绿色双股细线线装，右侧装订一函一册，以黑白条凹凸纹织锦包角，前书衣左上侧贴金色题签，上有墨笔篆书“裕憽霆藏书目录”，前书衣中下右侧钤“纳哈塔氏”椭圆形阳文朱印，书根有墨笔隶书“爱吾庐书集目录”，显得古香古色，可谓煞费苦心。
也许有人会问：史树青夥同隆福寺街青云斋书店作弊，能将《枣窗闲笔》卖得多少高价呢？其实，他们伪造《枣窗闲笔》的动机，不在为脂砚斋的“存在”作证，而在为“曹雪芹画像”提高价码出力。
事情要追溯到1923年。李祖韩从上海古董商手中购得“曹雪芹画像”，1928年曾请叶恭绰为之题跋。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又字誉虎，号遐庵。书画家、收藏家、政治活动家，1927年出任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考虑到胡适是红学的权威，叶恭绰于1928年11月28日给他写了一封信，附去李祖韩所藏曹雪芹小像的照片，请予鉴定。1929年4月20日，胡适参观全国美术展览会，“曹雪芹画像”在焉。日记写道：“有李祖韩先生藏之曹雪芹画像手卷，他邀我去细看。看了之后，我说：‘此人号雪芹，但不姓曹。’祖韩大失望，颇不心服。此卷之照片本，曾载在我的日记中，其人头面团团，已很令人生疑。”（《胡适日记全编》五第39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适怀疑的理由是：壬午年是雪芹最穷的时候，不会有皇八子这样的阔人为画像题咏；加之他营养肯定不良，不可能长得“头面团团”。据说后来有南京富商金成西，花了一万个大洋，从李祖韩手中买了这幅画。又怀疑是一幅赝品，将其告到了法庭。李祖韩当庭应诉道：“你说这幅画是赝品，请给我讲出理由，我愿意付双倍的赔偿给你；可是你要是诬告，就必须在南京的报纸上登报道歉。”
在涉案金额高达一万大洋的曹雪芹像真赝官司中，《枣窗闲笔》所载“‘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云云，无疑是支撑其为真品的关键物证。赢了官司，不就保住了声名与一万大洋了么？史树青《〈书画鉴真〉序》引李虹若《朝市丛载》光绪间竹枝词，言琉璃厂画商云集，搭札席棚，悬挂求售：“唐宋元明件件陈，满墙字画尽名人。由来俱是捣持货，不必深追问假真。”从兜售《枣窗闲笔》，到为金缕玉衣作鉴定，深谙“捣持货”之道的史树青，确实赚得钵满盆满了。
利益的驱动，是作伪的最大动力。借裕瑞之名头与《枣窗闲笔》之白纸黑字，以确立曹雪芹“身胖头广”的形象，为的是证明曹雪芹小像之真；借《裕憽霆藏书目录》之著录，则是为了确认《枣窗闲笔》之真，环环相扣，可谓自出机杼，卓然不凡。然而，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露出的破绽就更多，反致弄巧成拙。如果没有《裕憽霆藏书目录》，盖有“裕颂廷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YUSUNGTING”阳文椭圆朱印的《枣窗闲笔》，也许还能撑持一阵；有了“裕憽霆己未年五月十九日YUSUNGING”之印的《裕憽霆藏书目录》，就让人看破了中间待填补的年月日的把戏，《枣窗闲笔》就彻底破产了。正如炮制脂砚斋本一样，如果只出来一个甲戌本，脂砚斋的神话还能维持一阵；可惜贪得无厌，又出了己卯本、庚辰本，又出了北师大本、庚寅本，脂砚斋的神话就彻底破灭了。
六
《裕憽霆藏书目录》发现后，有友人谆谆相劝，道是“伪则斥，真则葆，乃治学之正途”，要我信从这份“能够证明脂本为真的史料”，“修正”自己的观点，其意勤勤恳恳，令人动容，我想到的是，持续三十馀年的脂本、脂批、脂学之争，势由硬、软两翼展开。硬者即证据之辨，软者即学理之辩。所谓证据，即认定事实的依据，通过证据和证据形成的证据链，以再现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俞平伯说：“人人谈讲脂砚斋，他是何人，我们首先就不知道”（《俞平伯论红楼梦》第9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1973年在给毛国瑶的信中写道：“历来评‘红’者甚多，百年以来不见‘脂砚’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没，及二十年代始喧传于世，此事亦甚可异。”（《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辑）。红学的特殊性在于，涉及脂学的证据之辨，与脱疑者需要“不在场”证据、侦破者需要“在场”证据的指向相反，拥脂者需要的是“在场”的证据，即脂砚斋在乾隆甲戌、己卯、庚辰、壬午与曹雪芹“同场”的证据，至少是脂砚斋在1928年“始喧传于世”之前存在的证据。
可惜的是，为了证明脂砚斋在乾隆年间的“存在”，只找到嘉庆道光间的《枣窗闲笔》“在场”来作证；为了证明嘉庆道光间的《枣窗闲笔》的“存在”，只找到1918年的《裕憽霆藏书目录》“在场”来作证，窘迫之境，可见一斑。
魏子云先生1992年1月12日，在脂学之争开启之日来信，说我的《红楼梦》研究“掘了先贤的根”，鼓励道：“我们只要在学术的理论上掌握到真理，就不必耽心十八个铁金刚，十八个铁金刚也拉不动个理字。”（《魏子云欧阳健学术信札》第137页，万卷楼出版社2018年版）我之坚信《枣窗闲笔》必伪，其理可归为以下三条：
一曰：“反方”观点，不可能先于“正方”观点。《红楼梦》“非自己写照”的“叔传说”，不可能先于胡适的“自传说”。
二曰：小说家与读者的亲密对话，不可能早于清末民初。历来小说作者，与受众是隔膜的。书场听书，买票即可；书坊购书，付费即可，根本不知作者是谁。唯至清末民初，小报杂志逐回发表，拉近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酿成了现作现卖、先睹为快的心态。《红楼梦》非连载之小说，岂能让“红迷”用南酒烧鸭相馈赠，方能先睹为快乎？
三曰：对于“罹罪同案”、“落难贵人”，不可能冷漠无情。高鹗是裕瑞同案处分官员，程伟元是裕瑞落难相遇之“贵人”，对高鹗、程伟元力加诋斥，殊违常理。
三条大理，涉及学术史、传播史、心理学的根本原理，是十八个铁金刚也拉不动的。京剧《白虎节堂》中，林冲有一段著名道白：“太尉要斩卑职的人证，就是引俺前来的陆谦；太尉要斩卑职的物证，无非是太尉要看的宝刀。如今，卑职人证成了太尉人证，卑职物证成了太尉物证，我纵然浑身是口，也难辩明此冤。”在本案中，《裕憽霆藏书目录》是《枣窗闲笔》的物证，裕寿是裕瑞的人证，似乎天衣无缝，不容置辩；如今反转过来，证明《裕憽霆藏书目录》乃蓄意伪造，还原其本来面目，将《枣窗闲笔》从红学文献中剔除，岂不是一大收获乎？
2021年4月5日于福州
（载《文学与文化》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