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历史小城：他们这样寻觅记忆深处的远古江南
江南历史小城：他们这样寻觅记忆深处的远古江南浙江大地上诞生的文明摇篮，早于炎帝和黄帝，早于造字的仓颉和治水的大禹，早于所有留名史书的传奇英雄和许多照亮童年的神话传说。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孙国平心里，那些关于华夏文明的故事，曾经是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开始的。远古江南从河姆渡到井头山的千年追问很多童年的故事，都有个古老的开头：“在很久很久以前……”
7000年河姆渡文明让我们骄傲了近半个世纪，就在离河姆渡遗址10公里的地方，井头山遗址的横空出现，将远古的历史又往前推了1000年。
井头山遗址考古新闻发布会后的这10多天里，记者碾转各地，连续采访了参与发掘的多位考古专家，力图还原近半个世纪以来探寻路上的点点滴滴。当浩瀚历史在几代考古人的手铲下一点点拂去尘埃，当他们的探索、心血、成果汇聚在一起，那个留在人类记忆深处的江南，渐渐清晰。
井头山遗址发掘基坑大景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宁波晚报隆重推出报告文学《远古江南》。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追溯过往，寻找远古的故乡，汲取前进的力量。
远古江南
从河姆渡到井头山的千年追问
很多童年的故事，都有个古老的开头：“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孙国平心里，那些关于华夏文明的故事，曾经是从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开始的。
浙江大地上诞生的文明摇篮，早于炎帝和黄帝，早于造字的仓颉和治水的大禹，早于所有留名史书的传奇英雄和许多照亮童年的神话传说。
但如果现在再讲，故事开头会变成这样：“在更久以前……”
因为井头山遗址横空出世，远古的历史又往前推了千年时光。
从河姆渡到井头山，不过10公里，开车20分钟；从7000年前到8000年前，人们追寻了半个世纪。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河姆渡人生活场景复原图。
在井头山遗址考古新闻发布会上，在介绍完发掘的来龙去脉，回答完所有关于“意义”的问题后，孙国平轻轻说了一句：“这儿其实离我家不远……”
他说，他就在这片土地上长大，追溯过往是为了寻找远古的故乡，希望知道自己打哪儿来、如何一步步走到这里；也希望从中汲取力量，走向更好的明天。
那故乡近在身边，却又如此遥远。
海边的家
井头山进入公众视野时，很多媒体的报道标题都很接地气：“8000年前的海鲜盛宴”。
贝壳堆成座座小山，都是当年井头山人吃剩的。从小吃海鲜的孙国平如数家珍：“他们有口福，看看这些血蚶毛蚶，是不是比现在壮多了？吃的人少嘛！”
井头山遗址发掘出的海生贝壳。
除了蚶，井头山海鲜排行榜前五名还有蛎、螺、蛏、蛤，都是有名的东海小海鲜。
这些吃完肉后剩下的贝壳，被当做生活垃圾倒在了现在被称为“遗址”的地方，一层又一层，最厚的地方超过2米。
在地层里堆得像小山丘一样的贝壳，考古学上有个专门的称呼——贝丘遗址，这是古人海边生活的最好实证。
在中国1万多公里海岸线以及近海岛屿上，曾发现过上百处古代贝丘遗址。早的形成于6000多年前，晚的也有3000多年，但和井头山相比，属于“后生”。
井头山贝丘遗址是浙江迄今为止发现的沿海唯一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沿海最早的贝丘遗址。
凭这一点，孙国平可以很自豪地说：“中国最早的海洋生活应该就是从余姚、宁波、浙江起源的！这是我们最早的‘海洋家园’！”
这也是目前井头山遗址考古发现的最大意义。
而关于“海洋家园”的猜测和寻找，早在1973年河姆渡遗址刚被发现时，就已经开始了。
那年初夏，余姚罗江公社决定扩建姚江畔的旧排涝站，深挖地基时发现了很多陶片、骨器、石器和动物骨骼。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省博物馆派出考古工作者汪济英和另三位同事先去“探探路”。
排涝站扩建暂缓，停工的村民兴奋地给省里来的专家提供“线索”。
“这里老早是个海湾！”有人断言，因为此处地底曾挖出一块不同寻常的木头。
“那应该是当时海船上的桅杆！”他还说，船上的人打鱼为生，上了岸，就把渔网晾在晾网山上。
“晾网山！”这三个字让汪济英惊喜，“真有这个地方？”
排涝站附近皆是平地，山在哪儿呢？
“就在那！”村民指着姚江对岸的一座山回答。
汪济英忍住笑：这么高的山，大老远把网晾到那儿去，先民是在自讨苦吃吗？
其实，海湾的传说并非凭空捏造，确有地质部门的探测表明，在遥远的过去，这里曾是一片海。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研究员黄渭金曾专门写过论文：遗址所在的宁绍平原东南部，自晚更新世（距今约12万~1万多年前）以来曾经历过三次海侵，平原几乎变成一片浅海，海浪直拍南部的四明山麓。但这些研究是后来才有的，当时并没有证据能说明那块木头是桅杆。
“下面深埋着的，到底是个怎样的世界？”到余姚的当天晚上，汪济英失眠了。
这位后来的浙江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在村民家临时用几块木板拼搭起来的床上碾转反侧，他已隐隐感觉到，“河姆渡”将改变历史，只是当时没想到，将在眼前徐徐展开的，是7000年前的文明；之后绵延不断的，是近半个世纪的探索；而关于“海洋家园”的追寻，会在40年后因为另一个机缘巧合而重新开始。
代代求索
据汪济英晚年的回忆录记载，1973年6月，他们顶着明晃晃的太阳在烂泥里作业，用小锄头、小洋镐、小铲子一点点挖，仿佛在做一台精细的手术，任何细小发现都不容错过。
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各种器皿。
之前发现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大量陶片，但这一次太不一样了。
“夹炭黑陶，陶胎中布满大量炭的晶粒。”时隔近半个世纪后，汪济英当年的同事刘军依然清楚地记得陶片的手感，“外形不规整，特别原始，应该比马家浜早。”
刘军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上世纪50年代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报到时才发现，他所读的专业后面还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民族考古专门化”。他有点懵：这是干什么的？
老师说：寻找华夏民族的来处。
刘军毕业后不久，考古工作因故停止，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才逐渐恢复。在发掘现场，34岁的他和许多同事一样，细细地摩挲来自河姆渡的粗糙陶片，抑制不住内心激动：它会告诉我，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吗？
等汪济英的试掘工作结束，刘军作为领队开始第一期发掘时已是深秋。他们挖了不到2米就开始“水中作业”，越往下水越多，白天随满随抽，晚上值班抽，没日没夜，浑身湿透。
看着姚江蜿延而去，大家明白了，这条母亲河真伟大，不仅哺育了河姆渡人，也保护了河姆渡遗址——姚江水长期浸盈河姆渡遗址下半部，遗迹、遗物与空气隔绝，大面积腐殖质形成的弱酸性成分是天然的防腐剂，护住了遗址的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