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崇祯时期有多少人：崇祯有多苦 10年灾害 4年瘟疫
明朝崇祯时期有多少人：崇祯有多苦 10年灾害 4年瘟疫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有载：刚渡过大旱，瘟疫又紧接着跟上脚步，崇祯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直到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元年，蔓延多年的瘟疫戛然而止，华北地区开始风调雨顺。对于当时的明朝而言， 魏忠贤与客氏专权，冤狱频发、忠良惨遭迫害；社会矛盾突出，民变不断激起；同时，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迅速崛起，局势严峻。也就是说，朱由检从自己哥哥手中接过的大明江山乃系一个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末世王朝，其继位登基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平反冤狱。但朱由检的努力并未能改变朝中党争愈演愈烈的状态，官员贪腐越来越盛的风气。
导读：公元1627年，落水生病的明熹宗朱由校服用“仙药”身亡，因其三子早夭，身后的皇位只能有自己的弟弟朱由检继承，是为明思宗。
就在朱由检继承皇位的前一年，公元1626年，东北地区后金政权的建立者努尔哈赤病逝，其身后汗位由第八子爱新觉罗·皇太极继承，开启了后金政权的新时代；
就在朱由检继承皇位的第二年，公元1628年，初一登基便想着大施拳脚的朱由检开始了对驿站的精简改革，时为银川驿卒的李自成失业，并很快参加了农民起义军，走上了武装起义的道路。
朱由检继位的时期正处于“明清小冰河时期”，自崇祯元年，中国北方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旱；
刚渡过大旱，瘟疫又紧接着跟上脚步，崇祯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直到清朝入关后的顺治元年，蔓延多年的瘟疫戛然而止，华北地区开始风调雨顺。
对于当时的明朝而言， 魏忠贤与客氏专权，冤狱频发、忠良惨遭迫害；社会矛盾突出，民变不断激起；同时，东北地区的后金政权迅速崛起，局势严峻。
也就是说，朱由检从自己哥哥手中接过的大明江山乃系一个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末世王朝，其继位登基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平反冤狱。但朱由检的努力并未能改变朝中党争愈演愈烈的状态，官员贪腐越来越盛的风气。
《明史·卷二十四·本纪第二十四·庄烈帝二》有载：
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在朝廷之外，让朱由检更为头疼的事情，还主要有四个方面：
1、“明清小冰河期”影响下的天灾中国近代气候专家刘昭民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一书中，这样描述过明朝中后期的“天灾”情形：
明代末叶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至明思宗崇祯十七年，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五个小冰河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的时期。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持续了七十年之久。最后终于导致亡国。
如果对崇祯皇帝执政时期的天灾进行统计，可以明确的看到“明清小冰河时期”对于这一时期造成的危害要甚于明、清两朝任何时期。
对于这一时期的灾异，各种历史文献中均能看到记载，其中以旱灾以及旱灾引起的蝗灾最为明显，我们选取部分可信度较高的正史记载进行说明。
《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明确记载：
崇祯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东、河南蝗。十一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大旱蝗。十四年六月，两京、山东、河南、浙江大旱蝗。
《明史》中仅对与崇祯八年到崇祯十四年的华北地区旱灾以及旱灾引起的蝗灾进行了较为笼统的记载，但实际上早在崇祯元年， 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的情形便开始出现，而且迅速蔓延，愈演愈烈。
我们以陕西省境内的具体旱灾、蝗灾情形进行说明。《汉南续郡志》有载：
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也就是说，自崇祯元年到崇祯十四年的14年中，竟然有10年发生了大旱和蝗灾并发的天灾，时间占比高达71.4%，占据了整个崇祯朝的58.8%，其严重程度，可见一斑。而这连年的天灾，几乎直接促成了李自成起义军的崛起，也几乎直接为明王朝的覆灭打下了“坚实基础”。
旱蝗大灾中，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致到了惨不忍睹的状态，“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的情形随处可见，“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 一带，百姓死亡过半”的情况，更是情理之中，可以预见。“ 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死人弃孩，盈河塞路”的情况，更是让如此严重天灾下必然发生的结果。
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曾任兵部尚书的吕维祺就自己家乡河南所发生天灾带来的巨大危害，向崇祯皇帝上述陈奏：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
吕维祺对于河南境内发生天灾而带来的凄惨场景，只是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天灾之下的普遍现象，也是当时基层民众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真实写照。
“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的基层民众生活和朝廷上百官贪腐、锦衣玉食形成了下贤明的对比，贫富差距达到了前所未闻的状态。试想一下，如此状态下，崇祯皇帝的皇位还能坐稳吗？大明江山还能坚持多久？
更重要的是，天灾之下，温饱问题得不到基本保证，灾民纷纷参加农民起义军来换取生存下去的机会，“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的情况几乎成了川陕、河南地区灾民的唯一选择，这对于崇祯政权更是具有决定性的巨大威胁。
天灾之后就是必然会发生的瘟疫，自崇祯十三年开始，在北方地区旱蝗之灾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烈性瘟疫又开始席卷刚要喘口气的灾民们。
崇祯十三年，河北省部分府县发生“烈性传染，人死八九”的烈性传染病；
崇祯十四年，瘟疫蔓延到了整个河北省及其周边地区。
《明史·卷二百九十五·左懋第传》记载了明代著名政治家、外交家左懋第在河北境内的所见所闻：
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
注意，此时河北境内的旱蝗之灾尚未过去，“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成为河北地区真是的写照。原本就挣扎在生死线上的灾民们，再次面临着更为直接的死亡威胁。
仅在数月以后，河北地区的瘟疫就传至京城，按照明朝刘尚友所著的《定思小计》中对于该流行病病症的记载：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
可以看出，该流行病应该为鼠疫。这场在京城发生的烈性鼠疫，在《明史·卷二十八·志第四·五行一》中也有过相关记载：
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明年春，北畿、山东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