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以什么话为基础构成的呢？是以什么样的标准确定的
普通话是以什么话为基础构成的呢？是以什么样的标准确定的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这七个方言区分别是：那么，这个标准的确立又有何依据呢？“普通话”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名称，叫做“民族共同语”，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通用的语言，它是以某些方言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我国是一个多方言的国家，从大方向来划分的话，共有七个主要的方言区，每一个都有其适用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当然，这里所说的“方言”指的是汉语的方言，少数民族的语言不算在内。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广，“普通话”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交流中最主要的工具，对它的使用就像吃饭、喝水一样。
也正是这种习以为常的状态让很多人忽略了，“普通话”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设定的一种语言系统，它源于1955年在北京召开的一场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
众多学者经过广泛地探讨，对即将推广的“普通话”设定了三重标准，分别从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对“普通话”进行了严格的限定。即：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那么，这个标准的确立又有何依据呢？
“普通话”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名称，叫做“民族共同语”，是一个民族全体成员通用的语言，它是以某些方言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
我国是一个多方言的国家，从大方向来划分的话，共有七个主要的方言区，每一个都有其适用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当然，这里所说的“方言”指的是汉语的方言，少数民族的语言不算在内。
这七个方言区分别是：
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粤方言
可以想见，如果要从中选择一个来作为当下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那么它在简单易学的同时，也必须在使用范围、使用人数上有绝对的优势。
而“北方方言”最符合上述的两点要求。
或许有人会疑惑，从人口分布来说，明显是南方更多才对，为什么“北方方言”在地域和人数上会占优势呢？这里所说的“北方”并非地域上的分布，而是对诸多方言的一种合称。
在“北方方言”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次方言，即华北-东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也就是说，其覆盖的区域不仅仅有全部的北方省份，还有安徽、四川、云南、贵州、湖北大部分区域、广西和湖南的西北部以及江苏长江南北两岸的部分区域等等。
这一方言不仅仅分布地域最广，其使用人数也占据了汉族人口的70%以上。而在其他六类方言区里，使用人数最多的“吴方言”也才仅仅占了约7%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方言”只是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它本身并非“普通话”。在“北方方言”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地域性很强的词汇，比如那句常常用来举例的东北话，“膊了盖撞马路牙子上磕秃噜皮了”，就不会进入“普通话”中。
换句话说，“普通话”的词汇大部分都是从“北方方言”中获取的，但也要经过筛选、规范的过程。
而“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的性质与此类似。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与北京语音不同的语音都是不规范的，但北京话中极多的轻声、儿化音也没有进入“普通话”的语音标准里。
之所以将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是因为“北京话”在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早在唐代时期，地处幽州的北京就是军事重镇，辽代更是成为了“五京”之一。自金元以来，除了明朝曾短暂地定都南京之外，北京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北京话”因此曾作为官话通行南北，白话文学更是受此影响非常深。
所以数百年来，这一地区的方言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整个“北方方言”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
既然选择了“北京语音”为标准音，那么在语法层面上自然要选择受其影响极大的白话文著作了。
而需要注意的是，“白话”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口语”。
“普通话”只是当下的民族共同语，在不同的时代还有不同的民族共同语，只不过称呼不一样。
先秦时代，民族共同语被称为“雅言”，汉代之后又被称为“通语”，明代叫做“官话”，近代称作“国语”，“普通话”是建国之后的民族共同语。
民族共同语不仅仅是日常使用的“口语”，它也包含“书面语”，在先秦时代就极为成熟了。但“口语”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逐渐与“书面语”脱离开来，所以“书面语”就被称为文言或者文言文。这不是现代才出现的现象，几乎每个时代都有其所谓的“文言”。
唐代的语言系统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动，人们创造了一种比较接近书面语的“口语”，这就是“白话”。
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语录、宋元话本、诸宫调、元曲、明清小说等等，都属于“白话”。这些文学作品几乎都是用北方方言写成的，在创作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非常完善的语法结构，并随着北方方言的推广而流行。
近代很多先进知识分子掀起的“白话文运动”所反对的主要是作为书面语的文言，对这些通俗文学里的“白话”还是有所继承和发扬的。
所以，近代以来“白话”的流行，其实是从唐后“白话”文学作品中汲取的营养，其目的并非推翻之前的民族共同语，而是希望以白话文为基础，取代文言文作为书面语的地位。
于是，很多文学家开始以新兴的“白话”为创作语言，并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对民族共同语进行改进，将“白话”的语法逐渐规范化，形成能用来交流的书面语。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且没有成例可循，众多的文学家、学者都是在摸索中前进，所以我们看到当年鲁迅等人的白话文作品就会感到有些陌生，甚至以今天的语法来说，其作品里有很多病句。
因此，“普通话”的语法标准中要求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规范，其参照的并非探索阶段的白话文作品，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完善的“白话文”。
而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彻底完成，在“普通话”中依旧还有一些语音、语义、语法和词汇上的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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