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

安妮埃尔诺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回到正题。好作品排起了长龙，鲁迅中篇就只能先靠边站了。二是前天（10月6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接着有公众号推出了获奖者安妮·埃尔诺的一篇小说全文，我一下子兴奋起来，这就有事干了。看完这篇，计划再买她的长篇代表作《悠悠岁月》来看。前几天看到“豆瓣”有刘慈欣的短篇《乡村教师》。等看完安妮·埃尔诺，就是刘慈欣。

木丰小记：

国庆前夕，我还信誓旦旦地说要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看完，现在就变卦了。或者说，不叫变卦，是变化，不是不看鲁奖中篇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接着看，进而看完。

发生变故的原因有二：

一是在假期里看了中篇《过往》，这是第八届（本届）获奖作品之一，看完之后感触不大。

二是前天（10月6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接着有公众号推出了获奖者安妮·埃尔诺的一篇小说全文，我一下子兴奋起来，这就有事干了。

看完这篇，计划再买她的长篇代表作《悠悠岁月》来看。

前几天看到“豆瓣”有刘慈欣的短篇《乡村教师》。等看完安妮·埃尔诺，就是刘慈欣。

好作品排起了长龙，鲁迅中篇就只能先靠边站了。

回到正题。

把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两个译本的《位置》找来看，对比之下差别真是不少。单是题目就不一样，《地位》和《位置》，意思明显不同。细节也不一样，整篇下来仅字数上就有4千之差。

比较后，还是更喜欢郭玉梅老师的译文。虽然也不是尽如人意，但也能接受。这时候发现，懂外语还是好，起码可以看原著。实在是没办法。

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22年10月6日13:00（北京时间19:00），瑞典学院将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奖评语是“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压抑”。安妮·埃尔诺（1940—）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出生于法国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在诺曼底的小城伊沃托度过童年。她起初在中学任教，后来在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退休后继续写作。埃尔诺从1974年开始创作，至今已出版了约十五部作品。《位置》《一个女人》等作品用细腻、伤感的笔触生动描绘了出身贫寒的父母如何为使自己及下一代摆脱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地位所进行的充满失落、绝望、希冀、梦想的奋斗过程，准确、客观地再现了法国当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在心理、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差别，同时也以极其痛苦和矛盾的心情，真切表达了对父母及故乡爱恨交加。而《悠悠岁月》这部历经二十余年思考和推敲的杰作，使她当之无愧地居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

位置（中篇小说）

安妮·埃尔诺

我冒险做一个解释：当人们背叛之后，写作便成为惟一可以求助的形式。——让•热奈
我在里昂市的克瓦•卢斯中学参加了中学教师任职资格证书的考试。那是一所崭新的学校，教师办公楼前花草繁茂，郁郁葱葱。图书馆内的地面铺着黑色的地毯。我就在那里等候着来人通知我去试讲，这是本次考试的一个科目。参加评分的有一名主考官，两名副主考，他们是几位小有名气的语文教师。一位女教师正在傲慢从容地批阅着试卷。我心想 只要这一关我能够顺利通过，我也可以像她那样当一名教师了。我是在一个高二理科班试讲，所讲的内容是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的一个片段，内容一共有二十五行，为了清楚，每行都预先标好了号。试讲完毕后我们一 同来到了校长办公室，主考官批评道：“您太拖沓了。”他在两位男女副考官中间坐下来。那位女考官近视眼，脚上穿着双玫瑰色的皮鞋。我坐在他们的对面。主考官就我的课整整唠叨了一个小时，有褒有贬 还不时地提些建议。我心不在焉地听着，思忖着他这样讲话可能意味着我被录取了。突然，他们齐刷刷地站起身来 脸上一副庄严的表情，令我茫然不知所措。我赶忙站了起来。主考官朝我伸出了手， 几乎是和我脸贴脸地盯着我说:“女士，祝贺您! ”其他考官也都和我握手，并随声附和着“祝贺您”。特别是那位穿粉色鞋子的女士还面带着微笑。
这场面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以至于待我一直走到车站前还在我脑海里翻腾，令我心潮起伏。当天晚上，我立即写信将这件事告诉父母，说从今天起我已经成为一名“正式” 教师了。母亲回信说他们很是为我高兴。

就在我当上教师整两个月的那天 父亲去世了。那年他67岁。生前他和我母亲在Y区靠车站的地方开着一家食品咖啡店。他本想一年后退休，可没想到竟……父亲的 去世对我影响很大，我时常在刹那间弄不清在里昂考试的那一场面究竟发生在父亲去世前还是在他去世后，弄不清我在克瓦•卢斯车站等车时的那多风的时刻应该是在父亲去世的闷热的六月之前还是在那之后。

那是在一个星期天 刚刚过了中午。

我的母亲出现在楼梯上 她用中午吃饭时用过的餐巾拭着眼睛。只听母亲淡淡地说:“他走了。”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记不得紧接下来的那几分钟我是怎样度过的了，父亲那双直勾勾地盯着什么东西的目光总是时时浮现在我眼前，让我心碎。他躺在那里，紧闭的双唇高凸于面颊之上，让我难以忘记。记得那时我请求母亲要她把父亲的双眼合上。母亲的妹妹及妹夫也守在他的床前，他们主动提出帮着给我父亲擦脸、刮胡子，因为这一切都要赶在尸体僵硬前做好。母亲坚持给父亲穿三年前我结婚时父亲穿过的那套衣服。这一切都在平静中完成，没有嚎啕的哭声。母亲红肿着眼睛，不时难过地咧咧嘴。人们说话跟平常一样。我的姨和姨夫嘴里不时地念叨着：“他走得太快了！” 或是“他变化太大了”等。母亲依然和父亲说着话 好像他 还活着，或者他的生命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 有点像个新生儿。好几回我听到母亲伏在他的耳边充满感情地叫他“我可怜的老宝贝”。姨夫给父亲刮完胡子，把他的双臂撑起来，为的是给他把身上穿着的脏衣服脱下来，换上件干净的衣服。父亲的头套拉在布满老年斑的前胸上。身体裸露着，这时我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的生殖器。母亲赶忙用衣角给遮上，并且不好意思地略带微笑说:“我可怜的人儿，快把自己那玩意儿藏起来吧。”给他擦洗完毕后，我们把他的手摆放在一顶帽子下边。记不清是我母亲还是我姨说 “这样他才更好”，意思是说这样放着他才舒服。回到隔壁的房间里，我关上了百叶窗，小心地抱起正在午睡的儿子， 轻轻地说:“给外祖父挪个地方 外祖父要在这里睡觉了。”

接到了姨夫的通知 Y市的亲眷们都来了。我和母亲带他们上楼来到父亲的灵床前，大家默哀几分钟，接着小声谈论了一会儿父亲的病和他的猝死，然后就下楼去咖啡厅喝咖啡了。

我记不清父亲临死前看的是哪位大夫了。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父亲的形象已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将近黄昏时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屋里，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射在盖着白布的尸体上。他已经不像我的父亲了，塌陷的面孔只显出大大的鼻子。他穿着松垮垮的深蓝色制服 活像一只卧着的大鸟。随着死亡时间的推移，他那睁大眼睛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逐渐淡忘，而就是那样一副面孔也是我以后想看而 再也无法看到的啊。

我们开始筹备葬礼。安排殡葬仪式、请人发讣告、做弥撒、准备孝服。我觉得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和父亲丝毫无关，他因为有事才不在场。母亲异常悲痛，她告诉我说就在前一天的夜里，父亲还在黑暗中摸索着想拥抱她，那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她还说:“你知道 他年轻时可是个漂亮的小伙哩。”

星期一那天 尸体开始散发臭味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臭味儿开始还可以忍受，但越来越大，有点像被遗忘在花瓶里已经腐臭的水里的花所散发出的味道。
母亲因为害怕失去顾客，影响生意，只在举行葬礼那天才关了一天咖啡店的门。就这样，父亲的尸体停放在楼上，母亲还在楼下继续卖她的茴香酒和红葡萄酒。当人们失去亲人时总是以泪洗面，沉默寡言，保持克制;而母亲则不同，她像邻居们那样懂得丧事礼节 能够控制自己。父亲是星期天去世的，星期三举行葬礼 这期间，咖啡厅的常客们都来吊唁一番。他们刚一坐下便会小声地、简单地说上两句：“他走得太急促了。”也有的人佯装高兴地说:“好啦，他解脱了！”但紧接着他们也都表示了他们悲痛的心情：“我真是心里难过！”“我悲痛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人们想以此宽慰我的母亲，使母亲知道，对于父亲的去世感到难过的不只是她一个人。我心里明白其实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出于礼貌罢了。许多人在回忆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时的情景，努力追忆着他们见面时的每一个细节，如他们见面的确切地点、时间、当时的天气情况及他们所说过的每一句话。在一个生命自然逝去的时候，人们如此这般地详尽回忆他的往事，表明了父亲的死是多么地让人意想不到。来吊唁的人们出于礼貌提出要见一见父亲的遗容，母亲没有答应所有的人的这一要求，她只接受了那些真正出于同情的人的要求，拒绝了那些出于好奇的人。几乎咖啡厅所有的常客们都得到允许向父亲告别。但是邻居一位企业老板的太 太被拒绝了，因为父亲在世时就对这位嗽嘴太太没有任何好感。
星期一，灵车到了。厨房通向卧室的楼梯太狭窄了，棺木无法通过，于是，只得把棺木停放在楼下咖啡厅的中央，当然咖啡厅已经关闭一个小时了。尸体被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与其说是被搭着，还不如说是被拖下楼来。殡葬员们嘴里不停地嚷着如何拐弯旋转以便搬着更方便，这过程简直太长了。
父亲周一以来一直躺过的枕头上现出了一个坑。父亲的遗体放在那里时，我们一直没有收拾房间。父亲生前穿过的衣服还搭在椅子上。我从他的工作服带拉链的衣兜里掏出了一叠钞票 那是咖啡厅上周三的收入。我把他剩下的那些药全扔掉 把所有该洗的衣服洗了。
在葬礼举行的前一天，我们炖了一大块小牛肉，为的是让前来参加葬礼仪式的人填饱肚子，因为让人家饿着肚皮回去是不合适的。晚上，我丈夫来了，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亲人的葬礼，他有些拘谨不自在。他以往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夜里 我们就睡在父亲临死前睡的家里惟一的那张双人床上。

教堂里挤满了人 他们都是一些家庭妇女和正在小憩的工人，当然我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接触的那些有地位的“大人物”们一个都没有来，其他的商贩们也没有来。父亲活着的时候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除了每月向商业联合会交一些必要的费用外 他什么组织活动都不参加。在神甫致悼词时，他用了“诚实的一生，劳碌的一生”和“一个一生中从未损害过任何人的人”来形容父亲。

接下来是参加吊唁的人们同死者家属握手表示慰问的仪式。要么是神职人员在安排上有误，要么是他想用这种方式能够使参加吊唁的人数显得多些，总之人们都和我们握了两轮手。不过到第二轮的时候人们只是匆匆地握手而过，不再说表示哀悼的话了，所以队伍转得很快。到了墓地，当人们用绳子吊着棺木将父亲的灵柩颤巍巍地放到墓穴里时，母亲就像我出嫁那天做弥撒时那样嚎啕大哭起来。

回灵席就选在咖啡厅，我们把桌子一张挨着一张拼在一起。人们在沉默了片刻之后 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大家随意交谈着，午睡之后的小孩子们精神饱满地在花园里嬉闹着，互相投掷着在园子里捡到的花和石子什么的。我父亲的弟弟，坐得离我挺远的，侧着身子对着我喊道：“你还记得你小的时候 你父亲骑自行车送你上学的事吗? ”他说话的声音和我父亲的声音一样。将近下午五点钟客人们都走了，我们默默地收拾好桌椅 我丈夫乘当天晚上的火车回去了。
我又在母亲家里呆了几天，办理了那些有人故去时人们应该办理的手续，如：到市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注销户口、付殡葬车费以及整理吊唁信函等，还有那些新收到的表示慰问名片……另外我也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多少次在大街上走着的时候我会突然想到：“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母亲从前常对我说“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因为我已经来了月经）。
我们把父亲的衣服整理好以便分送给那些需要的穷人。我在他挂在储藏室里的他平时穿的衣服里发现了他的钱包，里面有不多的钱，有驾驶执照，在最底下还有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发黄的带花边的旧照片，用一张剪下的报纸包着。照片上都是些工人，他们都戴着鸭舌帽，排成三排，目光投向同一个方向。相片里典型地再现了历史书中所描写的工人罢工或是人民战线斗争的那种情景。我认出了父亲 他站在最后一排 样子很严肃，又像是有些忧虑 但大部分人都面带微笑。剪下的报纸的内容登载的是师范学校招生考试录取名单，名单是按名次顺序排列的，我排在第二名。
母亲变得沉默寡言 她白天一如既往地照顾客人，夜晚当她独自一个人的时候 脸上便现岀了淡淡的忧伤。每天清晨她早早起来 在开门营业之前 她都先去墓地，这已成了她的习惯。

星期天，在回家的火车上 我想方设法哄着我的孩子 为的是让他安静不要吵闹，因为乘头等车厢的旅客都喜欢安静，不愿意让小孩子打扰。我突然惊奇地发现“我已经成了一位真正的布尔乔亚”，而且“为时已晚”。
接下来的夏天，在等待我第一个工作尚未开始的日子里，我准备写一本书。但我必须解释清楚。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写他的生活，写我少年时期与他的隔膜 而这种隔膜其实是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传的，就像不得不分手而又情思不断的那种爱情。

接下来我便开始了以描写父亲为主的小说的创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感。
不久之后，我明白写小说是不可能的事 我只是要叙述一个为生存而奋斗一生的人，我没有权利将我写的作品称为艺术，更不能追求作品如何如何令人激动。我只是要把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事客观地记录下来。
没有怀念的诗句，也没有善意的嘲讽，我只是以平淡自然而单调的笔调，即我曾经给父母写信报平安时用过的笔调来描写的。

故事开始于差几个月进入20世纪，在距大海25公里的高镇的一个小村子里。那时，没有土地的人们就给当地的大农场主做雇工。我祖父当时在一家农场当马车夫，到 夏季收获的时节，他也得去帮着收割草料和粮食。他从八岁起就开始了这样的劳动 一直干到老得不能再干了。星期六的晚上 他把所挣的钱，原数交给他的妻子，妻子再发给他一些用来在星期天玩多米诺骨牌、喝杯酒等的零花钱。祖父每次喝酒都喝得烂醉。酒后他的脾气更加不好，为一点小事，他就会拿孩子们出气。他是个粗暴的坏脾气的男人 没人敢惹他。他的妻子也并不幸福。他的这种做法是他生活的动力，是他与贫穷抗争的力量的源泉，他常以此证明自己是个男子汉。平时最让他恼火的是，在家里看到某个人拿着本书或是报纸在读，那时他就会气不打一处来。他自己没有机会上学，但是他却识几个数。
我只在祖父去世前的三个月前在托老院见过祖父一次。记得那是一间很大的房子，父亲牵着我的手走在两排床之间，一直走到爷爷的床前。爷爷是个个子矮小的老头，一头漂亮的拳曲的头发。他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微笑着。父亲偷偷地递给他一小瓶烧酒，他接过来赶忙把它藏在褥子底下。
每当人们对我讲起我的祖父，总是先要强调一下“他大字不识”，就好像如果不这样说，我就不会懂得他的生活以及他的性格似的。我的祖母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她和小镇的其他妇女一样在家给鲁昂的一家小工厂加工布料，屋子闷得很 只靠几个比枪眼稍大些的透气孔透光换气，因为害怕阳光会使布料的颜色受到损害。祖母人很干净，做起家务非常利落，这一点在那个小村子里被人认为是一个女人应具备的非常重要的优点。邻居们很注意盯着别人家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特别是衣服的洁净程度，他们也关心别人每天是否倒尿桶等事，虽然村民们的房子并不挨着 中间隔 了墙或是斜坡，但是还是什么也逃不过邻居们的眼睛，比如:关心别人家男人夜里几点从小酒馆里出来的，哪一星期别人家该晾餐巾了 等等。
我的祖母穿衣很讲究，她在过节时总是穿上用纸板做的撑裙架，她不像大部分农村妇女那样为了方便就站着撒尿。到了四十来岁，生育过五个孩子的她抑郁寡欢 有时好多天也不说一句话。后来她的手和腿又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为了治好病，她常去圣•里基和沙漠中的圣•纪尧姆处参拜，用衣服去擦雕像然后再裹在患处。渐渐地她瘫痪了，于是祖父总是租用一辆马车 拉着她去祭拜神灵。
他们住在一幢很矮的茅屋里，屋顶是用草盖成的，地面全部是土的，所以，在扫地前必须喷些水。他们赖以生存的食品是菜园里种的菜，自己养的家禽和农场主甩给父亲的黄油和奶油。那里的人们，总是在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前的几个月前就开始计划起来，他们提前三天就留出自己的肚皮以便让自己能够在婚宴上或是领圣餐仪式上吃更多的食品。为此，曾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村子里有一个患腥红热的小孩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给小孩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憋死了。夏天的礼拜日，人们去参加“聚会”，他们唱歌、跳舞。一天，我父亲爬上彩杆去抢抓食品篮 结果没有抓住就滑下来了。我祖父看见了非常生气，使劲骂他的儿子:“你这个蠢猪笨蛋!” 一连几天气都不消。
在面包上刻上十字，做弥撒，过复活节，就像被人夸奖家里一切都很卫生一样，信奉宗教让他们感到了自己做人的尊严，他们常穿上礼服与大农场主一起吟诵经文。我父亲是唱诗班的人，他喜欢在宗教仪式上陪同教士捧着临终圣体，当他们走过时，路边上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们脱帽致意。
孩子们肚子里总是有蛔虫，为了驱虫，大人们就在他们的衬衣里面靠近肚脐的地方缝上个装满了大蒜的小袋子。冬天在孩子们的耳朵里塞上棉花。当我读普鲁斯特或莫里亚克的作品时，我觉得他们讲述的并不是我父亲童年时代的那种生活，而他讲的那种生活方式还属于中世纪。
父亲每天要步行两公里去上学。每周一，小学老师都要检查学生们的手指甲，毛衣领子，头发，因为怕有虱子。老师非常严厉，他手里常握着把铁尺子，表现出绝对的威严。严师出高徒，在毕业考试时 他教的学生中，有的成绩在全镇名列前茅，其中还有一两位考进师范学校。我的父亲常因经常要帮家里干农活，比如:摘苹果、收割草料和捆扎麦秸等经常缺课。每当他干完活和他哥哥一起去学校上课时 老师总是愤怒地朝他们嚷道:“难道你们的父母还想 让你像他们那样生活悲惨吗? ”在学校的学习使他有很大收获。他喜欢学习，他还喜欢绘画。他常画些人头画动物画呀等等。可就在他十二岁读毕业班的那一年，我的祖父就让他辍学了，让他进他所在的那家农场干活。家里不能白养着他 “别想吃白饭，大家都一样！”
父亲喜欢读的那本书叫《两个孩子环游法国》。书里的某些句子让人看了感到很奇怪，如：
要懂得知足者常乐。 世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对穷人的施舍。 一个团结友爱的家庭胜过任何财富。 财富有最能让人享受的快乐，那就是被用来把别人从灾难中拯救出来。
在关于贫穷的孩子的最美丽的篇章讲道：“积极的人从不浪费一分钟时间，到了一天结束的时候就会看到一天中每一个小时都会有所收获，而漫不经心的人就会相反，总是把痛苦向后推，他整日贪吃贪睡，聊大天，一天下来什么也没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碌碌无为，到了年老的时候，他还是没有任何进步。”

这是父亲记得的惟一一本书，他说:“我觉得书里讲的很对。”

父亲辍学后每天早晨五点便起床开始挤牛奶，清理牛棚，包扎马匹，从早一直干到晚，作为报酬就是他可以免费住宿，吃饭，洗衣服，另外再挣一点零花钱。他就睡在马厩的上边，以草代褥。牲畜们夜里做梦不停地踢着地面。他总想回家 但对他来说回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的一个姐姐常常提着个小包袱出现在栅栏门前，但她一句话也不说，她不知道如何表达她为什么从主人家里逃走。但当天晚上，祖父又会把她送回去并且还羞辱她。
父亲性格开朗，爱玩，爱讲故事，爱搞恶作剧。农场里没有与他同龄的人。礼拜天，他和他的一个也当放牛娃的哥哥一起去教堂做服务，他们经常去参加“聚会”，跳舞，找同学玩，照他的话说，那时 他觉得他们还是很幸福的。

就这样一直到去部队服兵役之前，他都在农场干活，而且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很长，可狠心的农场主却还在饭食上做文章。一天吃饭的时候，一位老放牛人看到他盘子里的肉在微微地颤动，仔细一看，原来肉里已经生了许多虫子。这简直太过分了，老人愤怒地站起来大声抗议 要求农场主不能再把他们当猪狗一样对待。
肉被更换了。
他每天早晚挤两遍牛奶 还要采摘苹果然后榨汁，这期间还要用大铁锹清理鸡鸭棚圈，无论春夏秋冬他们干活时又热又渴又累。但是他们的生活里也有让他们高兴的时候，比如:过愚人节 玩威尔莫年历和做火中取栗游戏 狂欢节吃煎饼，喝苹果酒，用草烤青蛙等。这些事情做起来都很轻松。永恒的季节在无声地更替，这里的人们享受着单纯的乐趣和田野的单调的宁静。我的父亲在为别人的土地辛勤劳作，所以他并没有感到哺育着他的大地母亲的美好与壮观，也无从感受她的神秘。
1914年大战期间 农场里只剩下像我父亲那样的少年和一些老人，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们。但是我父亲总是从挂在厨房里的地图上时刻注意着部队进攻的情况，注意着战局的变化。他开始读些黄色小报，去Y市看电影。人们都大声地朗读图像下面的字幕，但是许多人来不及读完就变更字幕了。我父亲从他当兵回家的兄弟嘴里学会了一些暗语。村子里的妇女们每个月都到那些军人家属那里检查慰问一下，问她们是否缺什么衣物。
战争改变了社会 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在村子里人们开始玩“约约”游戏，在咖啡厅人们不再喝苹果酒而改喝葡萄酒 舞会上，女孩子们不再喜欢在农场干活的小伙子 因为他们身上总带着那种抹不掉的味道。
我的父亲通过部队转业进入了社会。无论是在巴黎大街上，在地铁里 还是在洛林的小城市，一套军装使人们都平等起来。他的战友们来自祖国各地，他们的兵营比一座城堡还要大。他有权利用因喝苹果酒而受损的牙齿来换取一架照相机。他常常让人给他照相。

退役后他再也不愿回家种田了，他总是把干农活称做种田。

当然父亲退役只能去工厂了。战后的Y市开始加快工业化的进程。我父亲进了一家缆绳厂。那里招的工人最低年龄只有13岁。他在这里工作不受风吹日晒，活还算干 净。工人的卫生间和更衣室都是男女分开的，工作时间也是固定的 下班铃响过后，走出车间他就自由了 身上再也没有奶牛的味道了，他终于从社会最底层逃了出来。他本来可以在鲁昂或是在勒•阿弗尔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但那需要他必须离开家，离开饱受折磨的母亲，自己去独立应付城里那些坏小子的欺侮。他没有那份勇气，因为他在以前的八年里只和牲畜及苹果打交道。
父亲是个很认真严肃的人，就是说 作为一个工人，他既不懒惰，也不酗酒 更不爱乱花钱 他喜欢看看电影 跳跳查尔斯顿舞，但从不去酒馆。他既不参加工会组织也不参与政治，所以总是受到上司的好评。他在厂里是第一个为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的人。每周他都有存款。
母亲可能就是因为看中父亲的这些方面才爱上他的。母亲开始在雪花膏厂工作，后来调到了缆绳厂，在这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父亲是个高个子，褐色的头发，蓝眼睛。看上去特别挺拔俊美，至少父亲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母亲对外人总是说:“我丈夫从未当过工人。”
母亲很小就失去了父亲。我的外祖母为了扶养她的六个孩子中尚小的几个，在家里织布纺线，给人家洗衣服熨衣服。我的母亲星期天到糕点铺买上一些点心渣子。父亲和母亲的交往开始时受到了限制，因为我的外祖母不愿意让 她的女儿这么早就嫁人，而每走一个女儿 就要损失她生活中经济来源的四分之三。
我父亲的姐妹们都在富有的人家当差 她们瞧不起我的母亲。因为在工厂里上班的女工被人认为不会收拾屋子，只会在外面疯。在村子里 人们也认为母亲不是一个好女子，因为她总是想学着报纸上介绍的时髦女子的样子，总是第一个剪时髦的发式，穿超短裙 描眼圈，染指甲，并且母亲还总爱放声大笑。事实上，母亲是个非常谨慎的女孩。每个星期天她都要去做弥撒。自己熨床单，绣嫁妆。她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工，也是一个爱抗辩的女孩。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比她们强多了”。
在母亲的结婚照上，我看到母亲露着双膝。她的目光透过紧绷在她头上的纱幔凝视着前面的一个什么东西。她看上去有些像撒哈•贝尔娜。我的父亲站在母亲身旁，蓄着一撮小胡子，还穿着“吃煎饼的领子”的衣服。他俩谁都没有微笑。

母亲总是羞于谈爱情。他们夫妻之间从未有过亲昵的动作。当着我的面儿，父亲总是用头迅速地碰一下母亲的面颊，好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样子。他总是对母亲说些很一般的事 但说的时候目光紧盯着母亲，这时候母亲就会垂下眼帘，强忍着笑。我长大后才明白父亲那时是在说些性方面的事。他常哼唱着：“对我说说爱情。”而母亲也对唱“我的身体在对你表达我的爱”。
父亲懂得怎样才能不重蹈父母贫穷的覆辙，那就是不能沉醉于女色。
他们在Y市租了一间房子。房子坐落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另一面朝向一个院落。一层有两个房间，二层有两个房间。对母亲来说，这实现了她多年来想有“楼上的房间”的梦想。他们用父亲的积蓄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一个餐厅，一个带有穿衣镜和大衣柜的卧室。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母亲不再上班了，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但她在家里感觉闲得无聊。父亲已不在缆绳厂工作了， 他又找到了一个挣钱更多一些的盖屋顶的工作。
一天，人们把父亲送回家，父亲闭着眼睛一句话也不说。原来他从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了，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母亲打定了一个主意：开商店。于是他们又重新勒紧裤腰带省钱，每天只吃面包和猪肉生活。在众多的商机中，他们只能选择一个不需要太多的投资，也不需要太多经营技巧，只需简单的买进和卖岀商品的买卖就可以了，但是投资小的买卖回报也小。星期天，他们骑上自行车去观察那些小酒馆和乡下的杂货铺，打听着附近是否有竞争者 是否有同样的店铺。他们担心一旦投资错了就会前功尽弃，又得重新回去当工人。

L城距勒•阿弗尔市三十公里，在冬季终日被浓雾笼罩着，尤其是河岸较封闭的峡谷地区。那里拥有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然是当地最大的纺织厂，开始属于德热纳 戴家族，后被布撒克家族吞并。工厂的周围建起低矮的工人住宅，姑娘们毕业后就进了纺织厂当工人，后来，她们结婚生子后，为了不影响她们的工作，托儿所早晨六点半就开始接收她们的孩子入托。这里近四分之三的男子也都在这家工厂上班，整个地区只有一家咖啡杂货店 这家店的房子十分低矮，甚至于人们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屋顶了，房里暗得很，大中午的还得开着灯，窄小的院落里有一个小厕所，厕 所里的屎尿直接排放到一条河里，他们虽然对环境卫生也很在意，可是他们要考虑的首先还是怎样生存。

父母用银行贷款盘下了这家店铺。
父母的小商人生涯最初是在高加涅地区开始的。现在他们在货架上摆满了吃的、喝的，如：午餐肉罐头、点心等：他们第一次感到挣钱如此地容易，只需付出很少的体力即可:订货 把货物摆放好，称称重量，算算简单的账目，高兴了就说句谢谢。刚开始的那些日子，当有顾客进来 他们俩争先恐后地跑进小店里，热情地问个不停：“您还要些什么？”这时，他们都很开心，因为人们管他们叫老板，老板娘。
但是，有一天 一位妇女把所要的东西装到篮子里，然后不好意思地低声说她这会儿没有钱，是否能够等过两天再付款，不久，接二连三地又有几个人提出这样的请求。父母开始考虑是否允许赊账，如果不允许赊账，就会影响生意 弄不好，他们还得重新回工厂上班。经过慎重考虑，他们还是选择了允许赊账。
要应付面前的困难，就不能对生活有过多的欲望。父亲从不喝开胃酒，也不抽高级烟，只有在周末时例外，他们也不得不冷落其兄弟姐妹，开始为了显示自己有本事而款待了他们一番之后，现在他们总是忐忑不安 处于害怕吃掉老本的恐惧之中。

记得在那些日子里 尤其是在冬天，我每天放学回家总是饥肠辘辘，气喘吁吁。家里从不开灯，他们俩摸着黑在厨房里 父亲坐在桌前，透过窗户朝外看着，母亲站在炉火旁忙着什么 屋里弥漫着死一般的沉寂。在屋里偶尔听到我的父亲或是母亲冒出一句“必须得把这店卖掉”，这时我就想:我写不写作业都没关系了，因为我们要搬走了，到古普，到发米利斯特，总之哪里都成。这时要是偶尔进来个客人 那他真是太不幸了，他会像条狗一样被接待 却还要为那些光拿东西不给钱的人付钱。当时，父母真觉得自己被这里的人们抛弃了。

这个咖啡杂货店赚的利润并不比一个工人的工资多多少，为了生存，我的父亲不得不在塞纳河下梢的工地上找份儿活做。工作时，他穿着长筒靴子泡在水里干活，这个工作倒是不必非得会游泳，母亲白天一个人经营着小店。
他一半是商人，一半是工人 有时两者兼顾，因此，这就注定他总是处于十分小心谨慎的状态中。他没有加入工会 他害怕L市大街上戴红十字臂章的人游行，也害怕共产党会把他的资产夺走，他有自己的观点，做买卖不需要这个。
他们在与贫困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地站稳了脚跟，但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活水平也只刚好超过贫困线。赊账把他们与那些人口多的最贫困的工人家庭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父母知道他们自己也是靠别人向他们购买东西才能生存的 所以他们对别人的困难充满了理解和同情，所以他们很少拒绝别人的赊账。然而 有时也会对那些不遵守诺言的 或是在周末故意派孩子来替她买东西的人不客气，他们告诉孩子说：“你回去告诉你妈妈，让她想着赶快来付钱，否则我们就不再卖给她东西了。”在这里，他们已经不再是最没有尊严的人了。

母亲穿着白大褂，十足的一个老板娘的派头，而父亲则依然穿着工作服卖东西。母亲不像其他的女人那样总是会说:“我要是买这个，或者我要去那里，我丈夫会和我吵架的。”她不但不会这样，反而为了让父亲去做弥撒要对父亲宣战。父亲自从进入部队后就不再去做弥撒了，母亲为了要父亲改掉那些不文明的习惯（也就是工人和农民的举止）有时要与他大吵大闹。像订货等生意上的事父亲全交给母亲办了，母亲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换句话说 她可以跨越社会上的任何障碍 父亲很欣赏她，但当她说“我办事利落”时，他又会嘲笑她。
父亲在塞纳河港湾的斯丹达炼油厂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上班四班倒，有时由于白天顾客来来往往 他睡不好觉。父亲身体日渐胖起来，浑身散发着一股永无休止的石油味儿，石油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石油养活了他，他能挣许多的钱，但因为工作忙 有时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了，他大有前途，前景美好，老板许诺在这里给工人们建造一座美丽的住宅区，住房内设有浴室和卫生间，外面有花园。
山谷中，秋日的浓雾迟迟不肯散去，有时大雨滂沱，河水暴涨，泛滥岀来的河水就会淹泡住房，由于水多 水耗子也就多起来。为了制住水耗子 父亲养了一只短毛狗，它会一 口就把水耗子的脊梁骨咬断。

生活虽然如此，他们却还常说:“比我们不幸的人大有人在哩。”

1936年是他们充满梦幻的一年。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会那么富有，可同时他们又无可奈何地感到 这种好景是不会太长久的。
咖啡杂货店从不停止营业，父亲休带薪假时也要在店里忙碌。家里的人们总是要来这里大吃大喝的，而我的父母也乐得向他们当铁匠或是当铁路工人的兄弟们炫耀他们的阔气。而背地里，他们被亲戚们当成阔人 真是莫大的误会。
父亲滴酒不沾。他在试图摆好自己的位置。他看上去更像个商人，而不像一个工人。但在炼油厂，他被人选做工头。
我的写作进行得很缓慢 我在试图从他生命中所经历的纷繁的琐事中捋出具有揭示意义的事情来，可就在这一过程中，我似乎觉得自己反而抓不住父亲的特别之处了，那思绪就像脱缰的野马独自狂奔，占据了我的整个脑子。假如我任凭那充满记忆的图像闪过，我会重新见到父亲的本来面目，他的微笑，他的步态，他牵着我的手去赶集 他带我去看驯马。每当他带我看驯马时，总让我胆颤心惊。除此以外，我对一切外部事物都无动于衷。
很显然，我并没有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快乐。同时，在此项工作中，我尽量地使用一些众所周知的词和句子，有时还要用斜体将某些词和词组突出岀来。这并不是说我想要暗示读者什么，或者是有意赢得读者的认可喜爱才拒绝使用那些思乡的、哀婉动人的或者是嘲笑人的笔调，而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这些词，这些句子能表现一个限度，一个内涵，勾画了我父亲的形象及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色彩，这一点是绝不会张冠李戴的。

一天 小女孩儿放学回家闹嗓子痛，高烧不退，原来是得了白喉。她和当地其他人家的孩子们一样没有接种过抗白喉的疫苗，小女孩儿死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油田上着班。他下班回到家里后，人们在外面大街上老远的地方就听得到他在屋里的号啕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父亲呆若木鸡 渐渐地变得神情沮丧，终日坐在桌旁望着窗外沉默不语。他是个经不起一点小事的人。每当母亲回忆起这件事来总是这样说：“她死的时候才七岁，像个小圣女”。说这些话时，母亲总是从穿着工作服的衣兜里掏出块抹布拭着眼睛。
这是一张在河边的一个小院子里照的照片。父亲上身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衫，他挽着袖子，削肩膀 两臂微微弯曲着;他下身穿了一条法兰绒裤子。父亲的样子像是不高兴，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摆好照相的姿势 那时他四十岁。照片里看不出任何有关他过去经历过的不幸或是他的希望，只能看出一些时光流逝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他微微鼓起的肚皮，秃鬓角，两只胳膊支着。照片的背景是一间水房，从照片的背景这些细微之处也可以看出父亲的社会地位，因为小布尔乔亚是绝不会选择卫生间和水房作为照片的背景的。

1939年父亲由于年龄的关系没有被招募到前线。他所在的油田被德国人烧毁了，于是他骑着自行车带着家人 跟随着众人一起逃亡，母亲享受着照顾坐在汽车里，因为那时她正在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在奥德美桥这个地方，父亲的面部被弹片击伤，于是他来到当地惟一的尚在营业中的药铺进行治疗。轰炸连绵不断，他们投奔到了他的岳父母家 与他们一家大人孩子相聚。里兹约大教堂的楼梯台阶上放满了行李，广场空地上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到了这里便认为到了个安全的地方。当德国人侵占到这里时，我的父亲又回到了 L市。这时他们的小杂货铺早已经被那些没有逃走的人们抢夺一空了。后来，母亲也回来了 我就是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出生的。在学校上学的时候 当有人弄不懂什么问题的时候 人们就称我们为战争时期 的孩子。

直到五十年代中期，无论是在领圣餐时，还是在圣诞的聚餐时 大家都千篇一律地吟唱着那首史诗，其主题永远是恐惧 饥饿与1942年的冬天的寒冷。不过人总得要活着。那时每个星期，父亲总要将小推车绑在自行车后去距L市三十公里的一个货物集散地去驮一些货物来，这些货物都是连批发商都弄不来的东西。在1944年连绵不断的枪炮声中，父亲在诺曼底的这一地方，依然继续向人们售货，此外还特别为那些老人及孩子多的家庭找人要一些低于黑市价格的货物，此时的父亲被这个山谷地区的人们称颂为供货的大英雄，其实，父亲也是别无办法，也是岀于生活的需 要。只是后来 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当时真的是活得很有价值，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每到星期天 父母就关上店门停止营业 父亲把我往他的肩上一扛 吹着口哨唱着歌 我们一家三口就到郊外去野餐。我们吃没有鸡蛋的奶油鸡蛋烘饼。平时，遇有警报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抱着我们的小狗一起躲藏到咖啡馆的球案下面。面对这样的战乱，人们的感觉就是“这都是命中注定的”。解放时，父亲教我唱《马赛曲》，他在曲末总是加上一句新词“一群猪猡”，为的是和歌词里的“田沟”押韵。父亲同他周围的人们一样，总是很快乐。他听到天上有飞机过来，就把我拽到大街上，让我往天上看 说是大鸟飞来了，因为这时战争已经结束了。
1945年，满怀着希望，憧憬着美好未来的父亲决定离开山谷地区，因为那时我经常有病，医生建议把我送到疗养所。父母把山谷地区的房产全部卖掉带着我回到Y市。这里是多风的气候，没有河流和水沟好像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十月中旬集市繁华热闹之际，我们坐在装满家当的卡车的驾驶室里很快便搬到了Y市。小城在战争中被德国人烧毁了。废墟中又矗立起几间木板屋和驯马场。父母在亲戚借给他们的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里住了三个月，房子里面有家具，可没有电，地面也是土的。他们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的买卖。父亲只好应聘去填平被炸的沟洞。晚上，母亲站在围着炉灶拴着用来晾抹布的铁丝旁叹息着:“这叫什么日子! ”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不吭声。母亲有时下午带着我出去到处转。市中心被炮弹炸毁了。商店被迫转移到一些特别的房子里去了。物品极度缺乏，比如：每当夜幕已经降临，大街上亮起的灯光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窗口里有各种糖果，有粉色的，有椭圆形粘上白色粉沫的，有用玻璃纸包袋的，可这些糖人们要凭票才能购买。

他们在一个偏僻的街区盘下了一个卖咖啡杂货又经营劈柴煤炭的小店，这个小店就坐落在通往火车站和托老院的半路上。母亲还是少女时就总是去那里买东西 那是一幢农民的房子，在房子的一端用红砖加砌了一层，房前还有一个院子，一个花园，还有卫生间及用来存货物的小屋。
在底层食品店与咖啡屋之间有一间小屋，这里有通向楼上卧室和仓房的楼梯。尽管现在这间小屋已经改成了厨房，可顾客们依然习惯把它当成从杂货店到咖啡店的必经之路。
在卧室旁边的楼梯的台阶上存放着些怕潮湿的商品 如：咖啡和白糖。在底层没有卫生设施。厕所坐落在院子里 在这里，我们总算是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了。
我父亲当工人的生活也就此结朿了。

在父亲的咖啡馆附近有好几家咖啡馆 但别人没有这么大规格的食品柜台。
市中心由于被炸在好长一段时期内处在废墟瓦砾中。战前的那些漂亮的咖啡屋就暂时搬到黄色的木板屋里。没有人想跟他们过不去。（这句话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后来我费了好大一番心思才从这句话中分析出它所包含的威胁的含意。）这个地区的居民，并不像L市那样，住的不光是清一色的工人，还有手工艺者 煤气站的职员，或者中型企业职员，同时也有“经济弱势”群体。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更大，拥有栅栏护围的磨石砌成的小楼与带着小院子的平房比肩而立。这里到处都有种着蔬菜的小园子。
来咖啡馆的都是些常客，经常在上班前或是下班后来。由于他们经常来 那座位基本都固定了。他们大都是些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也有几个按他们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选择更高级一点儿的咖啡屋，其中有一个是退了役的海军军官，另一位是保险公司监控员，总之大部分是些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人们。但星期天来的顾客就不同了，大部分都是合家而来，他们大约在十一点钟前喝开胃酒，给孩子们喝石榴果汁。到了下午，托老院的老人们出来自由活动。他们吟着抒情诗，这时咖啡馆里一片喧闹，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对这些老人，有时得让他们喝无数次的涮杯酒才能打 发他们回到托老院去，因为咖啡馆就像是他们的家。我父亲认为咖啡馆肩负着一个必要的社会职能，为那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们提供一个富有节日氛围的场所，其实父亲也说不清这些老人为什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当然对于那些从未涉足咖啡馆的人来说，父亲这间咖啡馆则只能是一间下等的咖啡屋了。咖啡馆旁边的生产内衣的女工们有的则是在下班后来这里庆祝生日，有的甚至还在这里举办婚礼，或是为朋友饯行。她们从杂货店买些饼干浸在汽酒泡沫里，边喝边笑得前仰后合 非常开心。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很为难，不知该为这样一种被认为是低级生活方式而鸣冤叫屈呢 还是该揭露人们与生俱来的那种思想上的奴性。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幸福，但同时也是我们低劣的生存条件的表现。（人们意识到“在我们那里还不够好”，）我是说幸福感与奴性并存。总之我总是在两者之间摇摆。

这张照片上的父亲已经五十来岁了，尚属壮年。他昂着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好像是在担心照片会照坏似的。照片上的他身着一身套装:一条深色的裤子，衬衣上打着领带，外面套着一件浅色的上衣。另一张照片上他穿着蓝色工作服，总之，人们总喜欢在星期天照相，因为星期天的时间比较充裕，人们穿着也讲究些。照片上还有我，我就在父亲的身旁，穿着一条带花边的连衣裙，两只胳膊驮在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的车把上 一只脚着地。父亲一只手搭在下面，另一只手插在腰带上。照片上的背景是咖啡馆敞开着的门，窗台上还摆着一束花，窗户上方挂着饮料店的招牌。人们总要把自己拥有的并且引以为自豪的东西拍照下来，如:商店、自行车。后来父亲买了汽车，照片上又是四马力的汽车，父亲一只手放在汽车顶上，这样的姿势足以炫耀了他的成功，但父亲照相从不微笑。

与父亲的青年时代相比，与他1938年在油田工作时和老鼠成群的山谷地区相比，父亲无疑是幸福多了。

他们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也就是说能够吃饱饭了（证据就是:每周可以买四次肉）。厨房和咖啡厅里暖烘烘的 那是我们常呆的地方。每人两套衣服，一套是平时每天穿的 另一套是礼拜天穿的。（待平时那套衣服穿坏了，再将星期天穿的这一套转成平时穿的。）我有两套上学穿的衣服，我们的女儿什么也不缺，可以说 我与寄宿学校里的学生相比，真的是不能说穿得比他们差，当地农民的女儿或是药剂师的宝贝心肝们有的东西我都有，比如:橡皮，铅笔刀，冬天穿的毛绒鞋，念珠及罗马晚祷经等。
父母将房子又修缮和装修了一番，取消了那些看上去过时了的东西，如:外面的柱子，壁炉，木制桌子以及那些藤椅。现在的咖啡厅，装饰着带花图案的壁纸 新漆得光亮的吧台，以及仿大理石烛台，使咖啡厅显得特别干净，并且让人置身其中感到无比的温馨。卧室的地面上铺着黄褐色大方格图案的巴塔拉地板。很长时间十净以来惟一不协调的地方是那木筋柱的门脸，黑白相间的线条 但重新装饰粉刷的费用令他们难以支撑。有一次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曾经在路过这里时说这房子很漂亮 是一幢地道的诺尔曼风格的房子。我的父亲认为老师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还有些人欣赏我家的老家什，比如院子里的压水泵、诺尔曼的木筋柱铺面等，但那些人无疑是想阻止我们拥有他们所拥有的现代化的物质，如自来水、小白楼等。

父亲为了买房子而借债 这在他的家庭中还是史无前例的。

生活好了，他们也就常会因为付出辛苦而争吵。“我没长四只胳膊。”“我连上厕所的工夫都没有。”“我连患感冒也不得休息”。等等，这种抱怨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饭。
怎样来描述那种什么都觉得很贵这样的一种心态呢? 那是十月的一个早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收音机里播放的那首新歌曲，突然，我裙子上的衣兜挂到了车把上，结果我的衣兜被撕破了。回到家理所当然地便是吵闹、哭叫，这一天算是毁掉了。“这个闺女简直是个败家子”。
物质被神圣化了，不管我说什么话都会被怀疑，以为我又想要什么东西或者是要和别人比什么。当我说：“我们班有个女生参观了罗亚尔河畔的城堡了”，这便立即招致父母发火儿，“你以后有的是时间去参观的，你现在应该为你拥有的东西满足了”。因此在我的心灵深处，蕴藏着对美好事物的无限的企盼。
愿望总归只是愿望而已，因为我根本不清楚什么是美，应该喜欢什么。我父亲总是听从画家和细木工匠的建议来选择店里家具的样子和颜色。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甚至不懂得身边的东西可以由自己一件一件的挑选买进。他们的卧室里除了几张镶在镜框里的老照片和为母亲节特制的小桌布及在壁炉上装饰着的陶瓷娃娃半身像以外别无任何修饰，即便那个陶瓷娃娃像还是在买沙发时商店给的赠品。
要量入为出嘛。

父亲总是害怕出门，担心会出丑。一次 他手持一张二等车厢的车票却错上了一等车厢，检票员让他补交了车款。还有一件让父亲记忆犹新的出丑的事：一天他在公证处办事 按要求他要在文件上第一个先写下“已阅并同意”的字样，可他不会写，结果写下了“要待证明”。这种事情让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在回家的路上，这一错误让他翻来覆去地难受了一路。他自责无能，情绪低落。
那个时候的喜剧影片里，常表现些幼稚无知的人物，比如:农民进城时或是在一些上流社会社交场合出H的场面用来取笑。影片中的这些人物的拙笨和愚蠢的举动让人忍俊不禁，同时也提示人们自己不要出这样的丑。有一次，我在一本书里读到贝加西娜学习在围嘴上绣一只鸟，老师要她在其他的东西上也要绣“同样的东西”，于是她就在那些东西上也绣上了“同样的东西”的字样。我真不敢说我自己没有过同样的经历。
我的父亲在他认为是重要人物的人面前总是表现得很羞怯，很谨小慎微的样子，他从不敢向他们提出任何问题，而这些所谓的重要人物们马上就会察觉到我们的地位的低贱及我们的自卑心理并且尽可能地将这种发现隐藏起来。于是整个晚上我们都会不停地在脑子里琢磨那位女官说的 “你的女儿要穿城里人的衣服来扮演这个角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假如我们不是像现在这样地位卑贱的话 我们肯定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也不至于让父亲为这些而感到羞愧难当，也不会在父亲脑海里总是：“人家会怎么看我们呢”？（人家指的就是邻居和顾客们 指所有的人）
父亲做人的原则:通过热情礼貌不发表看法等方式避免招致别人的批评和指责，时刻小心谨慎做事，别招来什么非议。除非是别人向他微笑示意或是打招呼，否则他连人家菜园里种的蔬菜也不敢瞧上一眼。他也从不去别人家串门儿，连去医院看病人也要得到人家的邀请。他从不出于好奇向人问任何事情，如：“您买这东西花了多少钱啊?” 等，生怕让对方对自己产生戒心。

我现在常说“我们”，因为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这样思考事情的，而且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又停止这样想问题的。

我的祖父母讲了一辈子的方言土语。
有些人还真的就喜欢方言土语，他们欣赏方言土语的别致。比如：普鲁斯特就不厌其烦地将弗朗索瓦兹讲话中所用的土语的不正确之处和她所用的那些古词全部挑岀 来 并以此为乐。普鲁斯特在这里只注重的是美感，当然也是因为弗朗索瓦兹只是他的一个仆人而不是他的母亲的缘故，而他自己也并没有讲这样的语言。
对于我的父亲，讲方言土语就代表着过时和丑陋，就意味着低人一等。他庆幸自己能够讲法语，能够部分地摆脱这种土语，即使他讲出的法语并不怎么规范，但终归是法语。在Y市的主保瞻礼节上，几个油嘴滑舌的人，穿着诺尔曼人的服装用土语演出了一些短小的喜剧 结果令观众捧腹大笑。为此，地方报纸也专门开设一个诺尔曼土语专栏以飨读者。当某位医生或是“重要”人物在交谈中偶尔说出一句土语时，如“她很好”，我父亲便会高高兴兴地把这句话学给我母亲听，认为这些衣着考究的大人物们原来 也同我们这些下层人物一样，父亲便有说不出的满足感和幸福感。父亲坚信医生和大人物们是不自觉地说出了土语，因为他认为人们不可能很自然地能讲好标准法语。无论是医生或是教士，在外面讲标准法语时都是要付出努力 的 而到了家里就会放任自己讲土语了。
父亲在咖啡馆里和熟人在一起时很喜欢聊天，可在那些法语讲得很标准的人面前，他就会不哼不哈，保持缄默 或是话说到一半停下来，伴着手势说：“是不是? ”或者干脆就只用手势示意对方，让对方接着替他说下去。父亲说话时总是小心翼翼的，惟恐说错一句话，会像当众放屁一样出丑。
父亲也讨厌大话空话以及那些不能表达任何意思的新词 记得人们曾经一度口里不离“肯定不会”这样一句话 父亲搞不懂“肯定”和“不会”这样矛盾的词儿拿到一起会表现什么。母亲与父亲正相反，母亲总担心自己会落伍，跟不上形势，于是总是敢于大胆尝试着使用她刚刚听到的或 是读到的新词语 尽管她还不敢肯定自己用得是否正确 可父亲绝对拒绝使用他不熟悉的词语。

那时 我还是个孩子，但我尽量尝试着用精练的语言来 表达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 所以时间长了，我觉得自己紧张得有些头晕目眩了。
我想象中的恐惧之一就是自己有一个做小学教师的父亲 他强迫我不停地一字一顿地讲出规范的法语，我张大嘴巴不停地说。
既然在学校我的老师总是在纠正我，所以我回到家里 就去纠正我的父亲，告诉他“sepaterrcr”和“quart moi ns d ' onze heures”根本不存在，这时父亲会大发雷霆。记得还有一次，我哭着说：“你总是说不对，我怎么能不给你纠正呢?”我父亲为此很是痛苦，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切和语言有关系的不愉快都是因我岀于怨恨他们讲法语不规范引起的，这比因为钱引起的争吵更多。

父亲是个很快乐的人。
他经常和那些喜欢说笑的顾客们开玩笑，说一些放纵的隐语，开些粗俗淫秽的玩笑。父亲特别爱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和游戏节目。他一有空，便带我去看马戏，看“动物”的电影或是看焰火。在集市上，我们还上了喜玛拉亚的一辆魔车，还进去看了世界上最胖的女人和里里朴田。
父亲从未涉足过博物馆。他常在美丽的公园门前驻足，站在鲜花盛开的大树下面，或是人群中欣赏着裸露的漂亮姑娘。他还喜欢观看大的建筑工程，特别是像大桥那样的现代化的大工程。他喜欢到马戏场听音乐，喜欢开车去乡下兜风，也就是说看一看一望无际的田野和树木，听着大自然的协奏，他就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听音乐，赏风景所得到的激动和感受，他并不能够用语言交流出来。当我后来与Y市的小布尔乔亚交往时，人家问我关于我的爱好 是喜欢爵士乐还是古典音乐，是喜欢达迪还是勒内•克莱尔，她们的问题让我明白我是属于这个社会的另一个层次的人了。

有一年夏天，父亲带我到海边他的老家里住了三天。他每天赤脚穿着凉鞋不停地东转转，西看看。他在战争时期建的碉堡前停下来呆一会儿，一会儿又到露天的咖啡馆喝上半升啤酒，还让我喝苏达水。他给我的婶婶杀鸡。他先是把鸡夹在大腿间，然后将剪刀猛地一下插进鸡的喉咙，顿时鸡血四溢，溅得贮藏室满地都是。进餐时，餐桌上的杯盘早已空了，可他们一家人在餐桌上还接着东聊西聊的，又是二战，又是亲戚的往事 并且还互相传递着照片看。“离 死还差得远着哩，前进！”

总之，父亲可能是出于一种不愿再担心买卖可能出现事情的那种强烈欲望吧？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找些其他的事而远离我们的买卖。比如说，他还需要养鸡，养兔，盖车库和一些附属设施等。我家的小院子总是被他随心所欲地拆改，光就厕所和鸡窝就被挪动了三次位置。父亲总是要拆拆建建的。

母亲说:“没办法 他就是个农村人。”

父亲一听鸟儿的叫声就知道外边飞的是什么鸟儿。他每次抬头看看天就会知道转天会是什么天气，如果月亮周围被云团包围着，那就会下雨。他每天下午都会到菜园忙活一番，并且乐此不疲。如果一个菜园杂草丛生，蔬菜疏于管理，那就无异于告诉人家他的主人无疑是一个懒虫或是酒鬼。忘记了该让什么种子下地，那也证明这个人是没有时间观念的，他总是担心别人会这样看他。有时一些人所共知的醉汉在清醒的时候把一个菜园管理得无可挑剔也可以能够挽回人们对他的印象。当父亲种大葱或是什么别的蔬菜没能收获时，就会失望至极。天亮的时候，父亲提着尿桶去倒尿，当他在桶底发现里面有破袜子或是废圆珠笔的时候 就会大为恼火，那些东西是我由于懒得下楼扔到垃圾桶里面随手扔到尿桶里的。

父亲吃饭的时候只使用奥必耐牌刀具。他总是喜欢将面包切成小方块放到盘子里以方便配奶酪、火腿或是蘸酱吃。看到我的盘子里有剩饭 他会心疼死的。他的盘子总是干净得都用不着再去刷洗。他吃完饭总是在他的工作服上擦拭他的刀具。如果他要是吃鲜鱼，饭后总是要把刀具插进泥土里以去掉刀上的腥味。直到五十年代，他依然保持着早上先喝汤，然后再喝加奶的咖啡的饮食习惯。他一勺一勺地喝，边喝边吸气，像喝汤那样。下午五点 他要吃些点心，鸡蛋，小萝卜，煮土豆等，到了晚上，他只喝些汤。他不喜欢吃蛋黄汤以及各种糕点，也不喜欢用各种复杂的 调料。

父亲睡觉时总喜欢穿着他的衬衣和秋衣。他每周剃三次胡须，在厨房里对着洗碗槽上面的镜子，他解开衣领，我看到他的脖子下面的皮肤很白。浴室这种奢侈设施在二战以后便开始普及了，母亲让人在二楼给装了一个卫生间，但父亲从来都不用 继续在厨房里洗漱。
冬天父亲就在院子里随地吐痰并毫无顾忌地打喷嚏。

假如在学校上学时写这些不受限制的话，我早就把这些事写岀来了。有一天，五年级的一个女生倏地把她手里的本子悬空转了起来。老师正在黑板上写着字，这时，她转过身来道:“的确很棒！”

在Y市的中产阶级内，无论是商人还是办公室职员都不愿给人以从农村出来的那样的印象，保留着农民的形象就意味着自身还没有任何进步 在着装、语言表达和风度上 总是落后于其他人。记得有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农民，进城去他的儿子家小住。他坐在正在洗涤中的洗衣机旁边，紧锁着眉头看着玻璃孔后边的衣服在水中转动，最后，他站起身 摇摇头跟他的儿媳妇说:“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我看现在这电视还是不到位。”
但是，在Y市 人们并不在意那些大农场主的举止，因为那些人都是开着明星轿车来市场的，然后又换成DS 现在又换了CS 最差的就是那些既不是农民，可又有着农民的举止和风度的人。
父亲和母亲之间经常用指责的口吻与对方说话，甚至在彼此关心对方的时候也如此：“把你的围巾放在衣服外面!”或者“你也坐下来歇一会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之间在辱骂对方。父亲会因为想弄清究竟是谁弄丢了饮料商的发货票或是忘记关上地窖的灯而不停地抱怨挖苦。母亲的嗓门更大，因为让她发火的机会太多了：交货的人来晚了，烫发的罩子过热，来月经或是因为顾客等，她时常这样 道：“你天生就不是一个商人。”（要明白这就是说:你应该接着当你的工人去。）父亲受到羞辱当然要起来反抗:蠢婆子！早知把你扔在你原来呆的地方！他们每周都会相互咒骂上几句：
“笨蛋”——“疯子”！
“老坏蛋”——“老婊子”！
等等，不过这些辱骂都不会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

我们一家人之间的交流除了吵嚷之外，没有别的方式。礼貌的话及口吻是专门留给外人的。虽然有的时候当着外人的面儿，父亲试图用客气的方式教育我，可他已经养成很久的习惯还是不自觉地露了馅儿。记得有一次他想阻止我爬上石堆，他朝我叫嚷时的语调是那么粗暴，他的诺尔曼人的固有的腔调和脏话还是将他竭力想营造的好的效果给破坏掉了。因为他不懂得有教养的人是怎样教育孩子的，我也不相信良好的教育方式就是用打耳光的方式来进行威胁。
家长与子女间的礼貌相待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用了好长的时间想搞明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他们的简单的问候语中都能表现出无限的热情和客气。和她们交谈，我感到羞愧 觉得自己不配受到如此的礼貌待遇，有时我甚至产生错觉 想象这是人家对自己产生了好感。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些匆匆的淡淡的问候，这些微笑与闭着嘴吃饭或是悄悄地擤鼻涕没什么两样。

现在我不得不将这些细枝末节进行细致的剖析，它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我曾经认为它们无足轻重。只有在受到羞辱的记忆里才能够将它们存放起来。我服从着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愿望，它试图让人们忘记对下层社会的回忆，好像这是件恶劣的事情似的。

每当晚上我在厨房的餐桌上写作业的时候，父亲总是走过来翻翻我的书，尤其是历史、地理和科学课本。他喜欢让我给他出难题。一天 他要求我给他做听写 以便证明他写一手好字。他从来不知道我在哪一个班上课，别人问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说:“她在某某小姐那儿读书。”我在一所母亲坚持要我去的教会学校上学 父亲认为教会学校是个可怕的地方，就像《古里威尔旅行记》中的拉蒲达岛那样可怕。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着老师对我的要求，对我的指导。父亲对我在家的表现不满意时总是气哼哼地说:“好哇，要是让教师看见了！”或者：“我去找你的教师，让她来管你！”
父亲总是说“你的学校”，而且他在说寄宿学校，修女嬷嬷（校长）的时候，总是一字一顿地说出来，表现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好像正常地发出这些词的音会让他感到有一种过于随便不够庄重的感觉。父亲总是拒绝去参加我的学校组织的活动，即便我在演出活动中还扮演什么角色的情况下也不去。我的母亲气不过他这样，就说：“你没有理由不去的”，而父亲则说：“可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参加这 些活动的。”

父亲常常摆出一副非常严肃的样子，用庄严的语气说：“你在学校要认真听讲! ”他担心命运给予他的这一奇怪的照顾（我的好成绩）会突然终止。我每一篇作文的成功，后来 每次考试取得好成绩，都会让他欣喜若狂，因为父亲总希望我今后生活得比他好。

不知是什么时候他的这个“希望我生活得比他好”的理想取代了他自己的理想。其实他曾经袒露过一次他的梦想:在市中心开一家漂亮的带露天座位的可以招待路上行人的咖啡屋 在吧台上还要放一台咖啡机，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他又不敢再冒险，所以也就放弃了，不然又怎么办呢？
父亲永远都不会打消小商人脑子的这种看法:好人和坏人。对他来说，所谓的好人就是那些到他这里来消费的人，而坏人就是那些到战后市中心新建的商店去买东西的人。同时他也痛恨政府，因为政府在政策上向那些大商人倾斜而有意要他们这些小商人灭亡，即便是那些好的顾客也还是分等级的，最好的是在我们的店里购买他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而那些差一些的人则只是过来买一些他们忘记在大商店里买了的东西 并且还对我们说些风凉话。另外，就是对这些好人，也还要当心，要好好招待他们，因为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认为我们会在价格上宰他们而背叛我们。每当在这个时候父亲就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联合起来敌视他。他内心充满了痛苦与无奈，他恨自己的低三下四，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 也和所有生意人的心理一样，希望整个城市里仅有他一家商店卖东西。为此，当我们需要买一个面包时，父亲也要让我们跑很远的路去买，就因为我们隔壁的面包店的人不到我们的店里买东西。
父亲大选时投布加德的票，选举对他来说像是在玩场游戏，他没有目标，而是乱投。

父亲并不是不幸的，咖啡厅里总是暖融融的，收音机播放着节目，从早晨七点到晚上九点，顾客人流不断。当顾客进门时，他总是与顾客交换着“大家好!” “您好!”等客套话。聊天的主题无非是下雨呀 疾病啊，谁家死人了，哪里又招工了，下旱啦等等，对事物发表些评论，总之老一套，间或开个玩笑。“是我的错，明儿见，头儿，走好。”接下来就是老一套活儿:清理烟灰缸，擦桌子，抹椅子。
在咖啡厅两个营业高峰的中间，父亲还要到母亲的杂货店帮忙 他不愿意干这种活儿，他更喜欢在咖啡馆呆着，或者说二者他都不喜欢，而只愿意在菜园子种菜，或是随心所欲地建房子。春末盛开的女贞树，花香阵阵。十一月清脆的犬吠声以及隐约传来的火车的轰鸣声，让人意识到寒冷的季节又快到了，是啊，所有这一切都让主宰这个世界的人，也就是在报刊上写文章的那些人说“这些人生活得就算不错了”。
到了周日，洗澡，参加一会儿弥撒，再玩上一局多米诺骨牌或是下午开车出去兜兜风。周一，清理垃圾;周三饮料进货;周四，食品进货等等。到了夏天，他们把买卖停业一天去看朋友，比如去一个铁路工人家玩上一整天，或是到里滋去朝圣。上午他们去参观卡尔迈勒 去参观透景画，参观大教堂，去餐厅吃饭，下午又开车去布索奈和图威尔•多威 尔 父亲挽着裤腿，浸湿了脚，而母亲把裙子撩起来。后来再过周末他们也不再这样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过时了。但每个周末，我们都要改善伙食。这个习惯至今未改。
从此，父亲的生活方式基本固定，他认为生活也不可能再比这更幸福了。

那个星期天，他睡过午觉后，来到了阁楼的天窗前，手里拿着一本书。他要把那本书放到箱子里，那是一个海军军官存放在我家的箱子。父亲在院子里看见我诡秘地笑了笑，他放起来的是一本淫书。

这张照片上只有我一个人。照片是在外面照的，左侧的背景是一排矮树木，老树和小树接在了一起。可以说那时候我没有任何审美能力。不过我也懂得展示我自己的优点：用侧身四分之三角度以展现我的腰部和胸部，额头上还留着一缕刘海。我微笑着为了给人看上去很甜的样子，那时我十六岁，父亲给我拍照时他上半身的影子也被拍进了照片。
那时，我总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温习功课，听唱片，读书报。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我才下楼。吃饭时大家都沉默无语。在家里，我脸上从无一丝笑容 我讽刺他们，这时我感到家里的一切离我那么近却又是那么陌生。我孤独地慢慢地朝小布尔乔亚的世界靠近，我参加布尔乔亚青年们举办的家庭舞会。参加这样的舞会的惟一条件，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愚蠢可笑，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是很难的。我喜欢的一切都让我觉得土里土气的 如：吕•马丽亚诺，马丽-安娜•德马莱的小说，达尼埃勒•凯，口红以及我比赛赢来的现在放在我床上的带光片的布娃娃等 我甚至认为我们这个层次的人的所有的观点都是偏见，都让我觉得可笑，如:“警察是不可少的”，或者:“没有当过兵的男人不算是真正的男子汉”。此时我的天地真的是颠倒了。
我潜心读真正的文学书籍 我把那些我认为能表达我的思想的好诗好词好句子全都摘录下来，它们能表达我生命中难以表达的思想 比如：“幸福是空手徜徉着的神”。
我父亲属于那种单纯的人，或者说是谦虚的人，或者也可以简单地说他是个好人。他不敢再对我讲他童年的故事。我也不再和他谈我学习上的事，只有谈拉丁语时他才感兴趣，因为他做弥撒时听不懂拉丁文，而我学习上的事情他由于不懂，所以他也就不再感兴趣，他和我的母亲不一样。每当我跟他抱怨学习上的事，或是指责一些课程，他便发火。我把老师称作“prof ” ，把校长称作“ dirlo ”甚至连把书叫“bouquin”他都很反感。他总是害怕，也许是希望我学业失败。
我整天埋头在书堆里，对他们总是虎着脸，或是发脾气，看到我这个样子 父亲很不安。晚上他看到我房里透出的灯光就会让他不安，认为我在消耗自己的身体。花季时期，却没有丰富多彩的生活，他甚至有时认为我很痛苦不幸。可他又认为，学习是为不当工人，能够得到一个体面的工作而必须经历的痛苦，我不愿意死读书让他感到有些茫然。
在家人和顾客面前，他因为我已经十七岁了还不能够像周围其他女孩子那样或是去办公室上班，或是当工人，或是在父母开的店里帮忙，不能够自食其力感到某种不自在 甚至觉得是一种耻辱。他害怕人家认为他的女儿是个懒虫，担心人家把他当做假好汉。他总是对人自嘲道:“没有人管她，她自己就天生这样好学”。他总是说我功课“学”得好，而从不用功课“做”得好这一词，因为对他来说“做”就等于用两只手做，而不是用脑子。
对父亲来说，在学校学的知识与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他认为生菜只需洗一遍，所以经他洗后的菜上面经常还残留一些小虫。我在学校三年级学习卫生课时接受了严格的消毒卫生教育，所以我建议他多洗几遍，这让他感到不能容忍。还有一次，他看到我同一个搭便车的人讲英语的时候他非常惊讶。我居然没有去国外就能够学会外语，这让他难以相信。

那个时期的父亲开始特别爱发火儿，而且是那种充满怨恨的无名火。我和母亲之间却是很默契 这主要是因为女人的那些事情：比如每月一次的肚子痛，选择什么样的胸罩和化妆品啦等等。母亲带我去鲁昂的大钟表街去买这些东西 还带我去贝里耶用小叉子吃糕点。母亲总是试图用我所使用的词汇来表达，如：Hirt （调情） etre un crack（擅长 ……的人）等。在我们此时的世界里没有父亲的位置。
我和父亲在餐桌上为一点小事就吵架。我总是认为我是对的，因为父亲不会争辩。我指出他吃饭或是说话的方式方面的问题，我羞于指责他不带我去度假 但我坚信让他改变一下他的举止的做法总是正确的，父亲对我很不满却又无奈 此时此刻 父亲可能真的希望能有一个不是我这样的女儿。
一天他对我说:书籍，音乐，这些东西对你有用，而我却不需要它们活着。
他生活得很平静 我放学冋家看到他在厨房里，坐在紧靠咖啡厅的那扇门旁，驼着背 两只胳膊伸出来搭在餐桌上次真地阅读《诺曼底报》。看到我进门，他便会抬起头说: “哟，我女儿回来啦。”
“我饿坏了。”
“这是好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我至少应该为能够有吃有喝而高兴。我小的时候，人们总是这样说的，也没有什么別的更复杂的思想。
我想父亲这时已经不能够再对我产生什么影响了。他的话语以及他的思想与我在法语课及哲学课上所学到的，或是与我坐在同班同学家里的红丝绒沙发上的所见所闻已经格格不入了。夏天，我从房间敞开的窗子听到父亲有节奏地锄地的声音。
我之所以需要写作也许正是因为我和父亲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沟通的可能了。

我们刚搬到Y市时 市中心还是一片废墟，而现在一幢幢乳白色的大楼矗立起来，现代化的商业区，灯火彻夜通明。到了周末 周围的青年人来逛街，或是到咖啡厅看电视。在附近居住的妇女们手里挎着的篮子里面都装得满满的食品。父亲也如愿以偿地把他的小店的门脸装饰成白色，并配以霓虹灯。这时嗅觉灵敏的咖啡馆老板们也都将自己的咖啡店改造成富有诺曼底风格的木筋墙，假梁上配以古典风格的灯饰。每天晚上父母都要在担心：“人家在别的地方买到同样的东西就不会再到我们这里来了。”每当Y市有什么新的商店开张，父亲总要骑上自行车去到那里转一转观察一番。
父母总算把小店的生意维持下来了。但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更加贫民化了。那些中层干部们都搬家住到带浴室的新建的大楼里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些收入微薄、年轻的工人夫妻以及等待住到低租金住房的孩子多的家庭。“您明天再付钱吧 都是老主顾了。”过去的那些老顾客大多已经去世了，接下来的新顾客都不敢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所以现在来咖啡店的顾客大多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即使偶尔喝上一杯，咖啡厅的热闹气氛也远非昔比。不过他们觉得自己开了一家像样的饮料零售店 心里还是感到满足。

我在夏令营当教练，夏令营结束的时候，父母来车站接我。母亲老远看见我就举手朝我打招呼，我看到了他们。父亲驼着背，阳光刺眼，所以他只得低着头走路。他因为刚刚理过发，所以俩耳根还红着。他们站在教堂前的人行道上因选择哪一条路回家而大声嚷着，手里还比比画画的，他们和那些没有出过门的人一样，坐在车里 我发现父亲眼角靠近太阳穴的地方长出了几块老年斑。我生平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两个月，完全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年轻人的世界里。父亲的老脸上爬满了皱纹，此刻我意识到我没有权利再进大学继续读书了。
父亲在饭后总感到有种说不出来的不适。他害怕叫医生来，就自己吃些氧化镁，但不见效。结果后来到鲁昂医院一拓片子 专家发现了他胃里长了息肉，必须马上做掉。母亲总是指责父亲没事净瞎操心，其实她也是嫌医疗费太贵。（那时候小商人们还不享受医疗保险），父亲说这真是飞来的横祸。
父亲手术一做完便尽可能早地出院了，所以在家恢复得很慢。他大大地失去了原来的体力。由于害怕伤口裂开，他不能够再搬动大箱子了，也不能再在菜园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了。从此 在家里，只见母亲一个人从地下室到商店奔来跑去 搬着货箱和土豆袋子，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父亲在五十九岁上就失去了他往日的自豪，“我变成了一个废物”。他和母亲这样说，这话里也许会有多重意思吧。
父亲总是盼望恢复得像从前一样 可那是不可能的了。 手术后，他改变了许多，他开始寻找安逸 随心所欲 挑选食物可成了一件费心的事了。他把要做的牛排和牙鱈放在鼻子前闻一会儿才会决定吃不吃，然后才将它们放在锅里。我吃的酸奶让他倒胃口。在咖啡厅里或是在家里人聚餐时 他要把自己的食谱说出来 与别人探讨家里做的汤好还是买的速成汤好等等。我想大约人一到六十来岁时便都爱谈论这些话题。

父亲也尽量满足自己的愿望，他常常预备些自己爱吃的粗短小香肠，几只褐虾。可有时他本来特别想吃的东西，一旦送到嘴里便又不想吃了。同时，他总是装作没有任何愿望的样子。“我吃半片火腿吧”或是“给我来半杯”，同时 他还有了特别的坏习惯，比如将高卢牌香烟拆开，然后又将它仔细地包在锯齿牌烟的纸里。
到了周日，他们开车出去沿着塞纳河兜一圈，到迪埃坡或是费岗坡堤上的空场，也就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看一看 说是这样可以让他散散心。父亲的两只手垂在下面，朝身体内侧握着拳 有时也放在后背上。散步时，他从来不知道将手放在哪里最合适。晚上他打着哈欠等着晚饭。并说:“星期天比往日更累。”
在政治新闻方面 父亲总是说这什么时候算个头儿呢? （阿尔及利亚战争，将军们的政变 恐怖活动等）他总是赞赏大个子查理•戴高乐。

我被鲁昂师范学校录取为勤工俭学生。在学校里我吃得特别好 洗衣服修鞋子都是免费的。父亲对这种由国家全包的制度充满了敬意。更幸运的是，政府给我提供的这个工作是世界范围内的，随时可以出国学习，可是父亲对我在学习中途就打算出国念书有些不解。他不明白其实我是为了自由，才离开这样一个养育我多年的地方。
我在伦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父母不在身边 父爱也暂时变得抽象了。我开始为自己而活着。母亲时常给我写信讲述他们身边发生的事，如:家乡今冬很冷 希望这寒冷不要持续太长时间。星期天我们去了冈维拉看了我们的老朋友。某某老妈妈过世了，然而她才六十岁那么年轻，等等。母亲写信不会幽默，她能够写好信已经是费了好大力了。要写出她所能说出的话来就更不容易了，因为她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些。父亲在信上也签了名字。我也像他们给我写的信那样给他们回信，因为，假如我写得太讲究文体，他们会有距离感。

我回家后不久便又离开了家。我在鲁昂读文学学士学位。父母之间的相互责骂少了，只是说话时口气里略微带些火气罢了，如“都是你的错，以后人家不会再到我们这儿来买东西了”，“你跟那个整天吊在教堂的教士讲什么了”？父亲依然计划着装修铺面，但现在很少再考虑如何吸引客源的问题了。他们只满足于那些被市中心出售的那些没有营养的食品吓回来的顾客和那些被以貌取人的售货员给气回来的顾客了。他们不再有野心，只希望维持着小店现有的规模，只要店铺能够撑到他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就行了。

父亲决定要享受生活，他早上在母亲起来之后才起床。他在咖啡厅里或是在菜园里都慢慢地干，还不时地停下来翻翻报纸和大家长时间地聊天。死亡以格言形式在暗示着人们，我们都清楚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每当我回到家，母亲总是不满地说:“瞧你父亲，简直就是弱不禁风。”

夏末，也就是在九月份的一天，父亲用手帕在厨房的窗户上抓了些胡蜂，然后顺手将它们扔在了正在炉子上烧热了的平底锅上，那些胡蜂痉挛着慢慢地死了。

父亲看着我二十多岁了，依然坐在学校里读书，他既不为我担心也不为我感到高兴，只是容忍地看着我过着这种近乎虚幻的生活。他常对客人解释：“她上学是为了当教师。”至于我要当什么教师顾客们也就不多问了，知道职业就行了，再说父亲也记不住。记当代文学不像记数学或是西班牙语那么好记。父亲担心人们会认为我太受宠爱，再者他也害怕人家会以为我们家特别富有才会让我上这么多年学。可父亲也不敢告诉人家我是获奖学金的学生，怕人家会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幸运，让国家白给我钱就是为了让我什么都不干。他总是被人们的羡慕和嫉妒所缠绕 这一点在他那种环境中的人们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我在学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回到家里一睡就到大天黑，父亲没有一句责怪的话，他甚至表示出赞同：一个女孩嘛，就应该玩得愉快，而且我不是也很正常嘛。或者他认为这正是知识分子和小布尔乔亚阶层的人理所当然的表现。如果一个工人的女孩结婚时怀了孕整个地区都会家喻户晓的。

暑假，我邀请一两个我大学的同学来Y市玩 她们都是些没有偏见，认为“心地好才是最重要的”女孩子。因为 对于那些居高临下地看人的人我总会事先声明：“你知道吗，我们家很简陋。”父亲总是很高兴地接待这些特别有教养的年轻姑娘。他总是对我的朋友们的一切都特别感兴趣。显然，他是怕停下来不说话会让客人觉得不够热情。接下来吃什么饭便成了他非常伤脑筋的事情了。让-娜维小姐喜欢吃西红柿吗？他忙作一团。而当我去同学家做客时 主人家并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让我对陌生的冷漠的目光感到恐惧的世界，这个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因为我已经进入了这个阶层，完全忘记了我自己所处的这个阶层的礼貌客套、思想方式以及品位爱好。我的父亲招待我的朋友时像过盛大的节日那样隆重，以此来对我的朋友表示敬意，这样父亲就会被人家视做懂得人情事故的人，其实，我的朋友只不过简单地来我家来玩一玩。这正让她们不自觉地感到父亲地位的卑贱，特别是当她们用土话向我父亲说:“先生您好”这句话时候更证明了这一点。

一天父亲用自豪的目光瞧着我说：“我可没给你丟脸。”

有一年夏末，我把我非常要好的一位学政治的大学生带回家，父亲接待他时的那种客套就无法形容了，而这种客套在当时的富裕家庭中早已被丢弃了，那些人家的孩子们的男朋友可以自由地出入。父亲为了接待这位小伙子还特意打上了领带，将工作服脱下，换上了礼拜天才穿的新裤了。父亲坚信我未来的丈夫就像他的儿子 虽然接受教育的程度不一样，但是他肯定这年轻人一定会与他有着男人之间的默契，所以父亲兴高采烈。他带着小伙子去看他管理的菜园，还有他亲手搭建的车库。父亲将他所能干的一一展示给这位未来的女婿，希望他的价值得到这位爱着他女儿的小伙子的承认。而对于这位小伙子呢，他只须表现得有教养就可以了，这一点是我的父母最欣赏的。他们认为如今要找到这样有教养的人真是比登天还难。他们也不再注重小伙子是否勇敢 是否酗酒了，要是小伙子是个工人他们肯定会询问的。他们坚信有知识和有好的修养是一个人内心生来就优秀的表现。
这可能是他们多年来所意料到的 他们少了一块心病。现在他们肯相信我不会随便跟什么人来往，或是变成个失衡的老处女了。父亲想用他的存款帮助我们这对年轻的夫妇，希望以此来弥补他与女婿之间受教育的差距。“我们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什么了。”父亲总是这样说。

婚礼的宴席在一家面对塞纳河的饭店举行。父亲的头微微向后仰着，两手放在铺着餐巾的双膝上。他微微笑着 目光茫然地等着迟迟摆不上来的菜。父亲的微笑表明他觉得今天这里的一切都很好。他穿了一套蓝色的条纹西装 这是他让裁缝亲自为他量体而做的，里面还套了件衬衣，这还是他生平第一次穿上袖口带扣子的衬衣了。记得我当时笑着扭过头去看他 我相信他内心并不感到快乐自在。
我们结婚后，父亲和我们见面越来越少，
那时 我们住在阿尔卑斯山附近的一座旅游城市，我的丈夫在那里的政府部门任职。我们在花园里支起黄麻布遮阳伞，邀请客人喝开胃酒品尝威士忌。我们听无线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对看门人简单地问声早安。我踏进了这一半上层社会，而另一半社会与之相比则只是一种陪衬了。我的母亲常给我写信说：“你们可以来家里休息休息。”她不敢说让我们来看他们。我常一个人去看他们，而他们的女婿为什么不来看他们的原因我却一直不愿说，其实这在我和我丈夫之间是不言而喻的事，而我也不想勉强他。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总是用讥讽的眼光去看人和社会的人怎么会在一群“老实巴交的人”中间找到共同语言呢？尽管他也承认这些人的热情和好客 但在他的心底，这并不能弥补他所感到的缺憾，因为他缺乏的是那种思想上的交流。而在他的家庭里，比如说 如果有人打碎了一只杯子 某个人马上就会说道：“请不要去碰它，因为它已经碎了”。（源自叔历•普鲁东的诗）
每次我去看父母，总是母亲来车站接我。她总是使劲从我手里抢过大包小包的，“太沉了，你提不了，你不习惯。”在杂货店，待两个顾客买完东西走后，父亲停下手里的活 过来拥抱我。我坐在厨房里，而他们两个都站着，母亲站在楼梯旁，父亲站在朝向咖啡厅的敞开的门旁 这时 阳光洒在桌子上和吧台上的杯子上，一位客人沐浴在阳光下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听着我们的谈话。以前我挑剔过父母的动作手势和语言。现在我发现他们还是老样子，母亲还是那副大嗓门儿。不过我现在觉得这些都很自然了，我觉得我自己在改变。
我从包里掏出给父亲带来的礼物，父亲很高兴地将礼物盒打开，里面是一小瓶剃须后用的脸油，父亲看了看不好意思地笑笑:“这干什么用?”接着他又说:“我会像个卖俏的女人了。”但他还是高兴地答应一定会用的。这就是说，我这礼物没有买对。我真想像从前那样大哭一场，他永远也改不了自己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便开始谈论这里的变化，谁结婚了 谁故去了，谁离开了Y市了等等，我给他们描述我们的房子，描述路易•菲利浦的办公室，他的红丝绒扶手椅，以及高保真电唱机等等 但父亲很快就失去了听的兴趣。他为我高兴，他养育我就是为了让我享受到他不曾享受过的奢华。但是我所讲的这一切对他来说只能证明我的成功。他总是简单地说:“你享受是对的。”

每次来我都呆不了多长时间就回去，父亲送我一瓶白兰地，说是送给他女婿的，当然我总是婉言谢绝，说：“下次再说吧。”他很高兴没有露出衣服口袋里的手帕。

Y市第一家超市终于出现了，吸引了四面八方来的顾客，人们终于能够不用问任何人帮助想买什么就拿什么了。但是人们也总会来市区的小店里买一些他们在超市忘记买的东西，如:一包咖啡、鲜奶或是孩子上学前去买一只雪糕。父亲打算将买卖卖掉，然后他们就住在那套两居室带厨房外加一个储藏室的房子里，这是他们在买咖啡店杂货铺时就一起盘下的。这样他们还可以不时地到上萨瓦省来看我们。这时，已经六十多岁的父亲终于得到了享受社会保险的权利。每当他从药店出来，总是高兴地坐在桌前细心地贴着药费的报销单据，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幸福感。
他越来越热爱生活了。

我从十一月份开始写这本书，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我用的时间很长 这是因为我回忆父亲的往事比随意编故事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不能满足于模糊不清。每当我走进一家老店，当门铃响起的时候，当我嗅到一只熟透的甜瓜的味道的时候，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自己以及我在Y市度假的情景。而那里天空的颜色以及倒映在洼仔河畔的杨柳都不能让我回忆起什么。相反，当我看到人们坐在椅子上的那种姿势，人们在候车室无聊地等待并招呼自己的孩子们，在站台上与亲人告别的场景时，都会让我情不自禁地追寻父亲的背影。在这些陌生的人群中，他们无意中所表现出的某种或似强大或似卑贱的样子无不让我看到了我已忘却的父亲当年生活的情景。
我觉得自己今年没有感受到春天的来临，因为我从去年的十一月开始一直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恒温的环境中，这里总是那么凉爽和阴雨绵绵，所以我也没有感受到冬天的寒冷。其实我也没想到会写完这本书，现在我知道它已接近尾声了。六月初天气就热起来了。早上开窗一闻便知道今天是个好天气。马上就没什么可写的了，所以我想放缓最后几页的写作速度，让这些书稿在我面前停留时间久一些，以便再增加些内容，但是再回忆更久远的事，再添加些什么都是不可能的了，甚至连想哪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这时，我想起:一天我像往常那样乘早上的火车到晚上才到父母家。这一次我给他们带来了他们刚两岁半的外孙。
母亲早在车站出口处等我们了。她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外面套着紧腰套装 头上围着围巾，自从我结婚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染过头发。小孩子由于陌生和长途旅行的疲劳路上一言不发 任大人牵着他的手。天不再那么热了。母亲走路依然那么急，那么快。她突然慢下来像是想起什么了笑着说:“噢，瞧，我们有了小不点儿了。”父亲在厨房里等着我们。我觉得他看上去并没显老。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昨天去理了发为了是欢迎他的外孙子的到来。我们一进家门屋里顿时就热闹起来，父母大声吵嚷着，一会儿向孩子问这问那，可又不等孩子回答他们，一会儿他俩之间又相互埋怨起来，埋怨对孩子提的问题太多会累着孩子的等等，总之他们是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争抢着要哄孩子玩，谁也不让谁，最后只得看孩子想跟谁走，母亲要带孩子去拿糖果，父亲要带孩子去菜园摘草莓，然后去看兔子和鸭子。他俩全神贯注地看着孩子，希望孩子跟自己走，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不会照顾孩子的小女孩而已。他们对我坚持的教育原则持怀疑态度，如:让孩子睡午觉，少吃甜食等。我们一家四口坐在靠窗户的饭桌旁进餐 孩子坐在我的膝盖上，这真是一个美丽而宁静的夜晚 让人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
我原来住的房间白天光照充足，所以到了晚上房间里还是暖融融的。父母把小孩子的床就放在我的床的旁边。 夜里我想看书，两点以前我一般不困不想睡觉。可我刚插上台灯的电源，电线在冒了几下火星之后就烧黑了，灯泡随之也灭了。那是一个球型的灯 大理石的灯座，灯座上还有一个铜铸的屈着腿的小兔子。以前我觉得这灯很漂亮，可它坏了好长时间了，父母对这些事从不在意 所以也从来没有找人修理过。

现在，又到了另一个时代了。
我醒得很晚 只听见隔壁的房间里，母亲在轻轻地同父亲说话。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拂晓时呕吐过 他都没来得及跑到厕所就吐到马桶里。母亲猜想父亲是因为吃了昨天剩鸡肉的缘故。父亲特别担心地问母亲是否已经将呕吐物打扫干净了。他说他胸部还有不适。我觉得他说话时的声音都变了。当小孩子走到他跟前时 他都没有任何反应。他趴在那里难受得一动不动。
医生直接来到他的卧室，母亲还在外面张罗着照顾顾客，给顾客拿东西，顾客走后，母亲赶忙跑回来。她和医生一起进了厨房。在楼梯上，我听到医生小声建议母亲要把父亲送到鲁昂市立医院去，母亲不高兴了。她一直对我絮叨着：“他总是吃那些他消化不了的东西。”接着她递给父亲一杯矿泉水，并说:“你自己知道你胃口弱。”她用抹布在干净的餐桌上擦着，看上去她还不明白父亲的病情已经相当地严重了。医生见母亲这样也改了口，说我们可以等等再决定，看看是不是因为天气热造成的。
我去给父亲买了药 今天看样子还是够闷热的。药剂师认出了是我很热情。大街上和我上次来的时候相比车辆并没有增多，这里的一切都依然如故。与我的童年时代相差无几，所以我无法认为父亲会真的病得很重。路上我买了些蔬菜以便回家做娴菜吃。顾客们没有看到老板，不免有些担心，因为天气这么晴好谁还会不起床？对此他们得到的是母亲一句简单的解释，天热不舒服。难道他们自己昨天不是也有同感吗？是啊，昨天菜园里还不得有至少40 度，要是我在那里这么不停地干活也会病倒的。天这么热人就是不舒服，我昨天也没吃东西。客人们议论着，这些人的想法和我母亲想的一样，他们认为父亲的病是由于天热造成的。
小孩子在去睡午觉的时候，经过爷爷的床边好奇地问道:“为什么这位先生还睡觉啊?”
母亲在没有顾客来时总是赶忙上来看一下父亲，每当下面门铃响起我就会像小时候那样喊“有顾客来啦”，以便让母亲下楼去给人家拿东西，父亲不能进食了，只喝些水，但身体状况还可以，晚上，医生来了，他也不再提将父亲送医院的事了。
转天，每次我向母亲问起父亲感觉是否好些了的时候，父亲就发火并且抱怨说他两天没吃东西了。这次医生可真是没说错，用他的话说“这回他的病真是有些麻烦了”。我觉得自己在送医生下楼时好像已经预料到会听到他这样讲话似的。晚上母亲套拉着眼皮小声嘟哝道：“我真不知会怎么样。”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父亲会死。从昨天，我就一直和母亲在一起，我们照看着孩子，谁也没再提起父亲病情的事。在我快十八岁时，我常听她对我说这样的话：“要是你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你知道会怎样做。”她也没有必要讲明是什么样的不幸，因为我们俩都心照不宣，只不过谁都不把那个字说出来 那就是:怀孕。
周五到周六的夜里 父亲的呼吸突然变得深而尖，接着是咕噜咕噜的翻腾的声音伴着呼吸声 真是可怕得很 因为我们分不清这声音是来自肺还是来自肠，好像他的整个内脏都在动。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静药之后情况有了好转。下午我把烫好的衣服放到柜子里时，出于好奇，我拿出了一块粉色的人字斜纹布并把它打开放在床边上 这时他欠起身子看着我并告诉我说:“这布是买来给你做床垫子用的 你母亲已经把这个垫子换了。”他抻着他的被子让我看床垫子。从他病重以来还是第一次对他周围的情况关心了。我想那时我看到这些还以为他的病不严重，其实相反，这只是他想努力抓住这个世界 他不想离开这个世界罢了。
在那之后，父亲就不再和我说话了，但是他意识还清醒，护士来打针他就准备好姿势。母亲问他是否难受或是渴了时，他就会回答是还是不是 并不时地冲她发发火。他好像认为痊愈的关键就在于吃饭，他常说:“要是我能吃东西就好了。”他记不清自己有多长时间没能进食了，母亲总是说:“饿着点没坏处。”我的孩子在园子里玩着，我一边看着他 一边读西蒙娜•德•博瓦尔的《名人》，其实我根本没读进这本厚厚的书，因为脑子在不停地想父亲就要不久于人世了。顾客们天天都在打听父亲的病情，是脑栓塞呢还是日晒病？母亲模棱两可的回答更激起顾客的疑心，他们在想我们对他们隐瞒了什么。而对我们 病的名称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星期天下午 我被一阵断断续续的低吟声惊醒。这是在施行基督教临终涂油礼。那是最令人不堪入目的场面，我赶忙把脸埋在枕头里，母亲大概是一大清早就起床了，以便在神父做完弥撒后就把他叫过来。
我赶忙起来在母亲照顾顾客的时候守在父亲的床前 我看到他坐到床边上，歪着头，目光绝望地盯着床边的椅子。他的手上拿着一个空杯子，手在剧烈地颤抖，开始我没明白，原来他是想把杯子放在椅子上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 看着他那绝望的神情，我接过他手里的水杯 扶他躺下，把他的腿收回来。他挣扎着:“我能干。”我鼓起勇气仔细地观察着父亲的脸，他的脸与他从前给我印象中的脸没有任何相似的地方了。他一直拒绝摘掉的假牙这时也已经摘下来了，干瘪的双唇紧贴在牙龈上。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像需要住在托老院里听教会学校的校长在他们的床前高声诵唱圣诞歌的老人。然而即使是这样，我还是以为他还会活很久很久。
中午十二点半，我让孩子睡下，他不困，就在弹簧床上使劲地跳。父亲呼吸困难，眼睛睁得大大的 母亲像往常那样，星期天下午把咖啡店和杂货店的门全关上。她上楼来守在父亲的身旁 在我洗碗的时候，我的叔叔和婶婶也都来了，他们看完我父亲就来到了厨房坐下，我给他们倒了咖啡，我听到母亲从楼上慢慢地下来，她的步子异常地慢，我以为她要来喝咖啡。就在楼梯拐弯的地方，她难过地小声说:“他走了。”

买卖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套具有独特的古老的门面的房子随着母亲的搬走也不复存在了。现在母亲住在市中心的一个独间里，母亲给父亲的墓地立了一块漂亮的大理石墓碑 A……D……1899—1967。陵墓朴实无华，不需要专门的修缮。

我也结束了我在进入有教养的布尔乔亚世界时不得向人们声明的我的全部遗产的说明。

我十二岁那年，在做完弥撒后，我和父亲登上了市政厅的大楼的楼梯，我们寻找着市图书馆的大门，可是我们从未来过这里。我非常着急，我们听不到门里边有任何动静，父亲还是勇敢地推开了一扇门，大厅里静悄悄的，比教堂里还要静三分。地板咯吱咯吱地响，这里尤其散发着古老的房里常有的那种味道，闻起来很特别。两个男子从高高的用来隔断书架的吧台里看着我们。我父亲让我自己说：“我们想借书。”其中一个男子马上问:“你们想借什么书？”在家时，我们没有想到借书需要事先要说出书的名字 就像知道饼干的牌子一样清楚地说出书的名字，人家看我们说不出书名，就为我们选择了两本书，给我的是《高龙巴》，给我父亲的那本是莫泊桑的一本很薄的小说。从这以后我们再也没来过图书馆 还书时，是母亲替我们还的，好像她还晚还了些日子。

父亲总是用他的自行车接送我上学，他经常驮着我往返于河的两岸，无论冬夏，风雨无阻。

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生存的奋斗目标 那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

他常唱着:“是划船运动让我们排成圆形队伍。”

我记得有一本叫做《界限的经验》一书 可读了前几页便失去接着读下去的勇气，因为书里涉及的全是形而上学和文学的内容。

我总是一边写作，一边批改学生作业，我为学生提供作文的范例，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这种思想的游戏让我产生一种近似奢侈的感觉。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情感，我真想哭一场。
去年十月份，我在超市里推着小推车排队等着结账时看到了我从前的一个学生，也就是说 她是我五六年前教过的学生。她正在为客人结账，我记不大清楚她的名字，也记不得她是哪个班的了。为了找话说我就问她：“您好吗？您还喜欢这里的工作吗?”她回答说是的，是的：接着在登记完了罐头和饮料之后，她停下来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考职校没考取”。她好像以为我还记得她的事，可我早已经忘记了，她为什么去考职校呢？并且我也不知道她要考哪一个专业。结账后我对她说：“再见。”她笑着向我挥挥手:“再见。”然后便接着干她的活，左手一样样地拿着东西，右手连看也不看熟练地敲着计算器上的键盘……
1982年11月一1983年6月

（选自《一个女人》， [法] 安妮·埃尔诺 著，郭玉梅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