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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毅不屈的电影(也为之流泪的电影)

坚毅不屈的电影(也为之流泪的电影)为这一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最为振奋的还是国人。两岸三地一个都不能少,均冠冕加身。毫不表演经验的夏雨,因《阳光灿烂的日子》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目前最年轻的影帝。《天生杀人狂》彼得·杰克逊以他并不甜美的孩子气,将一起真实的杀母案炮制出一部想像力爆棚的诡异童话《罪孽天使》。那是凯特温斯莱特的首秀,但足够闪光。那是一对拉拉在行凶。《罪孽天使》而另一部关于雌雄大盗的影片则以忽儿朋克忽儿金属的节奏,让整个威尼斯的水面都摇晃起来。那就是奥立弗·斯通的天才之作《天生杀人狂》。

文丨赛人

1994年8月1日,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热闹非凡,入围的大部分电影,在影迷那儿,都是必选之作。

最佳编剧《乳房与月亮》是部童心十足的,极具西班牙奇情色彩的情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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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与月亮》

彼得·杰克逊以他并不甜美的孩子气,将一起真实的杀母案炮制出一部想像力爆棚的诡异童话《罪孽天使》。那是凯特温斯莱特的首秀,但足够闪光。那是一对拉拉在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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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天使》

而另一部关于雌雄大盗的影片则以忽儿朋克忽儿金属的节奏,让整个威尼斯的水面都摇晃起来。那就是奥立弗·斯通的天才之作《天生杀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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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杀人狂》

为这一年的威尼斯电影节最为振奋的还是国人。两岸三地一个都不能少,均冠冕加身。毫不表演经验的夏雨,因《阳光灿烂的日子》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目前最年轻的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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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

杜可风、刘伟强和陈远佳凭借在《东邪西毒》中杰出的光影处理,拿下了最佳摄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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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邪西毒》

而金狮奖授予了《爱情万岁》,与它并列的是来自马其顿的《暴雨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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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万岁》

1990年代,居于文化高地的欧美电影,在内部,是以分段电影的方式呈现了他们新一轮的分裂。对外,是向东方瞭望,是以准寻根的方式建立文化的兼容。

阿巴斯和侯孝贤成为了世纪末世界影坛最后的宠儿,他们的不少影片也免不了有迎合之意,但他们很快,回到了他们最为熟悉的生命体。就像佐藤忠男在评价小津安二郎时,说在他的电影里,看不到真正的日本。而在侯孝贤的电影,飘来荡去的,是一个比台湾更为广阔的场域。

那么蔡明亮呢,这个继台湾新电影运动之后,最具作者意义的电影导演。他描写的就是台湾吗?起码跟杨德昌的作品相比,他没有那么强烈的在地性。20多年来,直面台湾现状的电影少之又少,这几乎是逼着让杨德昌伟大起来。

很多台湾导演关于现实的发声,是乃不能。蔡明亮,是乃不为。《爱情万岁》讲的是一种寄居状态,李康生、陈昭荣和杨贵媚是真的有家不回,还是如爱行窃的巨富一般,手痒难控。他们这些红尘男女,是身不能控,影片均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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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万岁》

空间上,他们是以客体的形态实现了主体的流失。在这部情节相当寡淡的影片里,最显情景剧光彩的是,李康生和陈昭荣在比赛谁先承认,谁是寄居客。每一次行为上的在场,屡屡要以另一种行为来证明自己的不在场。甚至可以把这种类似美国情境闹剧的好几个段落,看作是一场又一场拖泥又带水,打断骨头又连着筋的灵肉分离。

这是空间,而对物品,具体是对食物的投射。如李康生对西瓜的把玩,杨贵媚的走一路吃一路。可理解为是对精神空虚的补给,但更深的题旨是对自身物化的某种反弹。

简单说,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食物一样,予人能量和乐趣。从画面呈现来看,杨贵媚的每一次开胃,只是为了果腹。而李康生则将那个一度成为保龄球的西瓜当垃圾扔掉,暗示他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垃圾。李康生也好,杨贵媚也罢,都没有与他们嘴边的食品相亲相爱。都说这是一个高度物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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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爱情万岁》的男女主人公却连物化的可能性都丧失殆尽。两人的职业,女的是售楼,男的是卖阴宅,美其名曰为「纳骨塔」。生与死都需要栖息、安放。都得寄居于某处,都得需要现实的物质来维系。根子上盼归宿,而蔡明亮所一再阐明的是,归宿只是一种概念,归宿本身是不存在的。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灵魂,往小里说,心灵,它是不可能寄居在实体里的,房子不行,票子还是不行,它得需要与一个与灵魂类似的事物去缠绕它、接纳它。好比你买来一张床,但不一定能买来睡眠,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仅有物质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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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现寄居的电影,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金基德的《空房间》,都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家,顺便把别人的爱情当成自己的爱情,《爱情万岁》也有这点意思。

王家卫、姜文和金基德的寄居叙事,都往空茫里去,是对成长的恐慌,是对记忆的怀疑,是对现实的反叛。但又带出些自得和骄傲,并流露出醉人的芬芳。他们出入的场所,已有人留下居住的痕迹。他们是在步入他人的具体生活,而为此展开了想像的翅膀。

《爱情万岁》没有那么具体,所以也就不提供幻觉,也随之更冷冽了。三个人物貌似是在填补那些悬置的空间,而他们自己的内心空间却越发空空荡荡。这俨然是精神上的失据,灵魂上的走失,他们的想像力就像那个摔碎的西瓜,注定会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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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王家卫、姜文和金基德的那两部影片,让那些不速之客获得了想像性的反客为主,是想像对物质世界所施加的一番反作用力。蔡明亮没有那么浪漫,至少在他这部扬名国际的影片里不是这样。他没有那么浪漫,他要讲的是,房间一旦空下来,住再多的人,它仍然是不充实的。无非是一个陌生到另外一个陌生,从一个空虚到另一个空虚。

蔡明亮也正是从他的这第二部长片开始,成为了台湾继侯孝贤和杨德昌之后,最会运用空间的导演,自然也是台湾第三位最为国际化的导演,其后才是李安。虽然蔡明亮本人一再表示他最推崇的导演是弗朗索瓦·特吕弗,但他的空间处理,其实更接近安东尼奥尼。一般的电影,不是讲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环境,或者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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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则将人与环境同化掉,人本身就是一种环境,一类建筑,而人类的所有情感都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盲目确定。蔡明亮其后的《洞》那所漏雨的房间,以及《黑眼圈》里那栋烂尾楼。都是人物形态的外化。蔡明亮的这套空间语言系统,让他的电影突破了地域的限制,而具备了一种极为难得的泛语言化的沟通能力。

蔡明亮自然还要写人的,就人物关系而言,《爱情万岁》好像是在拼接一种三角关系,但没有结构成一物降一物的生物链。我们很难界定陈昭荣和杨贵媚的鱼水之欢,是出于寂寞还是生理需要。我们只能从片尾的那场著名的哭戏中,能感受到无论是食还是色,都不能解决杨贵媚内心的真正困境。真与爱情相关的,还是李康生对陈昭荣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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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部不到一百句对白的影片里,只有在李康生与陈昭荣的对话里,我们能捕捉到生活应有的气息和由此带来的暖意。借钱、借烟,载人等日常情景的细微铺陈,至少是让李康生从忙碌而空洞工作中,从独占一室的自我排解中,进入到一个活生生的,属于人的世界里来。

还算俊朗的陈昭荣对于杨贵媚而言,是她一再拒绝的诱惑,而在李康生看来,是迎面而上,欲纳入生命体的爱恋。不得不提到全片中最重要的那场床戏,床上是陈昭荣和杨贵媚在进行实质性的交欢,床下是李康生在通过自慰进行想象性的「深入」或「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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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偶然与想像在完成3P,这更是思想与行为在互相饮鸩止渴。更重要的是,在隶属欢乐的性行为中,镜头最后全部留给了床下的李康生,这个可怜的旁观者,沦为了卑微的参予者。也幽幽道出:你越想得到快乐,你就越得不到快乐。蔡明亮以逼仄的视角,仿佛是在垂怜,更是在散布着「做爱后动物感伤」的无限唏嘘。

还可留意一下《爱情万岁》里所讲述的季节,那应该是一个湿冷的冬季。台湾的冬天很少在银幕上出现过。我记得的有《冬暖》《春寒》《星空》。蔡明亮之所以选择台湾最短暂的季节,亦在表明是对片名《爱情万岁》的反讽。爱情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又或者它根本就没有来过。你想靠此取暖,到头来,只会徒添凉意。

于是,我们看到杨贵媚最后的哭泣,视作整个台湾都在流泪。

这话是有些大了,但也有可能是说小了,完全可以更大胆的认为这是全世界在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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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房子越来越多就越来越贵,彻底打破物以稀为贵的经济规律的时代里。太多太多人都想成为物质的奴隶(我们这儿称为房奴),并为求奴隶而不得而伤心。怕就怕到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不该伤心,为什么伤心,但眼泪和其它体液一样,会管不住的流得满脸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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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杨贵媚演出了那种莫名而巨大的伤感。不如说,蔡明亮拍出了人生所难以规避的荒凉来。拍这场戏时,蔡明亮让杨贵媚不停地走路,还NG了多次。走到杨贵媚怒从心头起时,蔡明亮让她坐下来,开始哭。一口气哭了六分钟,蔡明亮喊停的时候,她的眼泪还没有流完。

离组的时候,杨贵媚对监制抱怨影片不知在拍什么,对影片质量表示怀疑。直到威尼斯首映,坐在影院的她终于明白影片讲的是什么,当场哭到妆都花掉。

很少有人会有这样的两次哭泣,这本身就能成为一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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