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笔下的儿童（丰子恺为四事所占据）

丰子恺笔下的儿童（丰子恺为四事所占据）漫画创作四个时期先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丰子恺的一生中，石门湾缘缘堂虽然不是居住最久的处所，却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举足轻重，以至于呈现出一种近乎象征的意义。避居于自己的小天地，与纷乱的社会保持距离，专事艺术和文学，这对丰子恺而言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但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它难免屡受冲击，飘摇动荡。唯可庆幸的是，炮火可将新屋炸为平地，却终究不能撼动无形的内心世界。童真，和平，艺术，丰子恺所执着的一切，不仅伴随了他的一生，又让他的创作历经近一个世纪也不损其光泽。1933年春天的一日，丰子恺全家齐聚在故乡石门湾——浙江北部嘉兴与杭州中间的一个镇子，一起嬉笑叫闹，庆祝乔迁建好的新屋“缘缘堂”。为了这栋房子，35岁的丰子恺将积存的6000余银尽数花费，构造、陈设无不精心营造，使它合乎主人的理想和追求。缘缘堂取中国式的构造，“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适合我的胸怀，

《音乐入门：丰子恺音乐五讲》

作者：丰子恺

版本：阳光博客|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8年11月

1933年春天的一日，丰子恺全家齐聚在故乡石门湾——浙江北部嘉兴与杭州中间的一个镇子，一起嬉笑叫闹，庆祝乔迁建好的新屋“缘缘堂”。为了这栋房子，35岁的丰子恺将积存的6000余银尽数花费，构造、陈设无不精心营造，使它合乎主人的理想和追求。缘缘堂取中国式的构造，“全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具有深沉朴素之美”，“这样光明正大的环境，适合我的胸怀，可以涵养孩子们的好真、乐善、爱美的天性。”

石门湾缘缘堂于丰子恺不止是一栋房屋，而恰如理想之落地。在这里，丰子恺不事一切职务，度过了一段半隐居的安闲岁月。他作画写文，饮酒读书，欣赏院中的四季风景，享受儿女环绕的温情；且在创作上十分高产，诸多漫画、随笔之代表作都完成于此时。

奈何平静的生活只过了不到五年，侵华日军的战火就烧了过来。1937年深秋，“七七”事变已爆发数月，松江失守，嘉兴遭多次轰炸……炸弹随之炸到了石门湾，丰家开始了长达8年的逃亡之路。而在他们离开刚几个月，就收到消息：缘缘堂已毁于战火。

先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丰子恺的一生中，石门湾缘缘堂虽然不是居住最久的处所，却在他的精神世界中举足轻重，以至于呈现出一种近乎象征的意义。避居于自己的小天地，与纷乱的社会保持距离，专事艺术和文学，这对丰子恺而言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但在历史的大变局中，它难免屡受冲击，飘摇动荡。唯可庆幸的是，炮火可将新屋炸为平地，却终究不能撼动无形的内心世界。童真，和平，艺术，丰子恺所执着的一切，不仅伴随了他的一生，又让他的创作历经近一个世纪也不损其光泽。

漫画创作四个时期

丰子恺将自己的漫画创作分为四个时期：描写古诗句时代；描写儿童相的时代；描写社会相的时代；描写自然相的时代。但四者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

1 古诗句时代

上世纪20年代初，丰子恺从日本游学归来，在春晖中学任教期间，开始尝试绘漫画。除了对日常生活的速写，他回忆自己读过的诗词，选其中有意境的句子加以想象画成画，再将诗句题上。《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一幅，受到正主办《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喜爱，由此机缘开始了“子恺漫画”的发表和出版。晚年又曾重画“古诗新画”多幅。

2 儿童相时代

对古诗句的再创作，近似于一种“翻译”；开始描画家里的儿童生活相，才是丰子恺的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他在漫画中描绘和赞美儿童的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系列作品主要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期，后来孩子们长大，直到40年代初小儿子出生后又有创作。

3 社会相时代

在孩子们长大之后，丰子恺说自己的心“失了占据者”，“我带了这虚空而寂寥的心，彷徨在十字街头，观看他们所转入的社会”，但种种可惊可喜可悲可哂的世间相只是常来“袭击”，却不能“占据”。描写社会相的作品各时期都有，尤以抗战期间所作最令人注意。

4 自然相时代

丰子恺的自然山水画，以抗战开始后创作为多。因原居江南平原地带，不常见山水，避难西行，在江西、湖南、桂林等地处处见山，于是“眼光渐由人物转注到山水上”，最初用墨水画，后来也开始用色彩作画。

儿童崇拜者

“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

丰子恺作品中让最多人一见倾心的，大概要数他对儿童生活的描绘——丰子恺自己称之为“儿童相”。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出版的第二本漫画集，就已经以儿童作为主要题材。近些年，随便翻开市面上的丰子恺漫画、散文选集，有关儿童的随笔和漫画，往往放在最前。

随便看看吧：《花生米不满足》，小男孩气鼓鼓地坐在桌边，不满意面前的寥寥几颗花生米。《瞻瞻底车：脚踏车》，孩子握住两把大蒲扇一前一后放在腿间，假装脚踏车样子；《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女孩阿宝打着赤足，却一脸认真地给凳子的四只脚分别穿上小鞋子；《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几个小孩子参玩着伴新人结婚的游戏……谁看到这样的画，不会莞尔一笑呢？哪个养小儿女的家里，不曾发生类似的片段呢？

但毕竟只有丰子恺，在上世纪20年代，就将这些家常生活的有趣瞬间捕捉到，又用画家的手笔一个一个地记录下来。“儿童的发现”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桩大事，但饶是多少理论译介与观点陈述，论触动人心的能力，也比不过丰子恺用毛笔勾勒出的小儿情态。

丰子恺对儿童的“发现”，不是纸上得来，却是出自对自家儿女的亲近与观察；而他对儿童的钟情，又不止是“喜爱”，而是上升到“崇拜”。丰子恺1919年与徐力民结婚，从1920年起陆续生了长女陈宝，二女林先、三女（三岁时夭亡）、长子华瞻、次子奇伟（五岁夭亡），加上在丰子恺家长大的外甥女软软，当时丰子恺年纪虽然仍不甚大，家里却有大大小小好几个孩子。而那一时期，丰子恺正“觉得世间一切枯燥无味，无可享乐，只有沉闷，疲倦，和苦痛，正同乘火车一样。这时期相当地延长，直到我深入中年时候而截止”，从家里的小儿女处，他发现了一片更合乎理想的新天地，正可以反衬“成人社会的恶劣”。

他写《给我的孩子们》，说：“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他将儿童时期视为人生的黄金时代，当女儿阿宝长大，开始懂得将巧克力均匀分给弟妹，丰子恺的感受是“可笑”又“可悲”，因她开始“牺牲自己的幸福来增殖弟妹们的幸福”。（《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甚至当写到因早产而死去的孩子阿难，他说：“你的一生完全不着这世间的尘埃。你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净的生命。”（《阿难》）在他看来，孩子一旦长大了，成熟了，即失却了那种完满的率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的心情，若以现实的观念去看，已经未免有些偏激。

这样一种思想倾向的特别，有一个有趣的例证。白杰明《艺术的逃难：丰子恺传》中引用了一则对比：丰子恺和朱自清的同题散文《儿女》，经叶圣陶之手发表在1928年的同一期《小说月报》上，两人都刚刚年过三十，都有五个小孩。丰子恺在文中赞叹儿女有“最健全者的心”，朱自清却在哀叹养育孩子带来的巨大压力，像是“被剥层皮”，说自己的处境就如同鲁迅有讽刺意味的小说《幸福的家庭》。

成人不堪孩子搅扰，往往是因其影响了自己工作或严肃事务；而在丰子恺，他担心的却是现实社会对孩子纯真本性的玷污。价值取向上的根本有别，才让丰子恺能在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中，与儿女朝夕共处而不觉烦，甚至将种种任性妄为之举都理解为“真率、自然与热情”。

这是厌世？逃避？还是纯真？本色？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丰子恺自己说：“我企慕这种孩子们的生活的天真，艳慕这种孩子们的世界的广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练的孩子们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乌托邦，以为逃避现实之所；但我也可笑他们屈服于现实，忘却人类的本性。”

艺术的逃难

“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

个人性格中的厌世一面可以自寻平衡之方，战火与国难却是不得不用肉身面对的现实。离开故乡和缘缘堂，战争的轰炸，逃亡的旅程，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社会和文化氛围的巨变，丰子恺都和几万万国人一样，不得不去经历。

几幅丰子恺作于抗战时期的漫画堪称触目惊心：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喂奶，可她的头却已经被炸弹炸飞；一位似乎有孕的女子倒在路上，背后是飞下的两枚炸弹和跑散躲避的人群。这些残酷的画面，来自丰子恺在颠沛流离中的所见所闻。对于怀有大慈悲心、全心向往和平美好的丰子恺，如此现实所造成的痛心是难以言喻的。

他的画风和文风随之一变。漫画作品自最早的古诗词画到“儿童相”之后，又转向了直面社会现实的“社会相”；在《还我缘缘堂》等文章中，他厉声控诉夺去家园的侵略者。他在汉口参加过绘制抗战宣传画的工作，也在桂林教书时因学生竟从抗战画作感到滑稽而气愤。从这一时期的丰子恺，我们能清晰地发觉，他绝非不辨大是非、只求隐避的消极遁世者。

但是，我们终究还是会看到，丰子恺直接描写残酷、悲惨、丑恶一面的作品并不多。他从来不否认社会生活黑暗一面的存在，但在为“苦痛相、悲惨相、丑恶相、残酷相”一一写照之后，他说，自己“恍悟‘斥妄’之道，不宜多用，多用了感觉麻木，反而失效”，——“艺术毕竟是美的，人生毕竟是崇高的，自然毕竟是伟大的。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其实不是正常艺术，而是临时的权变”。

所以丰子恺的抗战题材漫画很快转变到发现险恶中的生机，比如《生机》里，破墙砖缝里钻出去的一根小草；比如《大树》里，被砍伐大半的大树上冒出的新芽，他为这棵大树作了一首诗，足以代表他在抗战中所持的信念：“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他为1938年出生的小儿子取名时，先用“新条”，后改为“新枚”，皆是此意。丰子恺性格中的超脱一面，在战争和流徙中并未趋向悲观厌世，却体现为乐观，信念和沉着，无论在怎样的黑暗中，他总望向那一种绵绵不绝的生之力量。

在逃难途中，丰子恺一家经过兰溪，遇到老同学曹聚仁。曹聚仁请他们一家吃饭，在席上反复数次说“大时代到了！”，又问及丰子恺的孩子中“有几人欢喜艺术”，听到丰子恺遗憾回答“一个也没有”，他“断然叫道：‘很好’！”后来，丰子恺又听说，曹聚仁表示他的《护生画集》如今可以烧毁了。——本是一次友好的会面，却触及了丰子恺心中最根本的坚持，令他无法接受。

于是，丰子恺特地写文章针锋相对地表达了不同看法，在好几篇随笔中都提及此事。他说，我们现在固然要“杀敌”，但这并非与“护生”相违背，正如人在大病中要服剧烈的药，但这种药毕竟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杀，必须改吃补品和粥饭，而补品和粥饭正应是“以和平，幸福，博爱，护生为旨的‘艺术’”。在禽兽逼人之时，不忘作为“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才“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也是最后胜利之朕兆”。

艺术与宗教

“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

丰子恺是画家，是散文家，翻译家，也是艺术教育家。他写过一系列艺术理论书籍，编译音乐读物，在多个学校教授过美术音乐课程。——这当然会让人想起，丰子恺自己在浙江一师读书时，正是在李叔同的艺术课堂上决定了自己的一生，从此不再离开艺术。

在丰子恺看来，艺术绝非一种专门的技艺，而是“人间和平幸福之母”，与每个人的本性息息相关。他相信艺术的普及教育，能让人生和社会都变得美好。“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

也是因此，儿童才与艺术最为接近，“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界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见到”。儿童和艺术，丰子恺生命中的两个关键词，究极起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丰子恺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的作者汪家明说，一般评论家在引用这段话时，只注意了论证“艺术与儿童”，而忽视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或许确实如此，一个艺术家作品的流传，无论读者还是出版者，都自会选择那些最令人感到亲近的部分复制与传播，于是丰子恺冲淡平和，善于发现生活意趣的形象在大众的认知中定格下来，而关于他的宗教信仰和性格中沉郁的一面，却自然而然地被遗漏了。

1927年农历九月廿六，丰子恺三十岁生日当天，他在上海家中正式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取“婴儿”之意。探究佛法，让丰子恺可能从自己精神中悲观厌世的一面解脱出来，也让他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执着有了归处。自此他日常吃素，并从1928年弘一法师五十寿辰之时，开始了《护生画集》的创作。弘一法师与他缔下一约：法师七十岁时，作第三集七十幅；八十岁时，作第四集八十幅；直至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丰子恺应允“世寿所许，定当遵嘱”。于是整部画集的创作从上世纪20年代延绵到70年代，最后一集画于“文革”期间，丰子恺患肺病后得以离开牛棚回家，因担心自己不久于人世，他拼命赶画，直到1973年终于提前五年完成恩师的嘱托。

但若细看《护生画集》，其画题类似常见的佛教劝勉不杀生的宣传画，严苛之处恐怕会令世俗中人颇难接受。虽然丰子恺本人亦非严格遵从律法，而且他曾解释过，对护生的理解不应“拘泥字面”，其根本仍在于“护心”，即涵养同情之心。但是，佛教信仰在丰子恺一生中所占的分量，却可以从中有所感受。

丰子恺曾论述过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吟诗描画，平平仄仄，红红绿绿，原不过是雕虫小技，艺术的皮毛而已。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所以对他而言，宗教占据高点，而无论儿童，艺术，宗教，最终都融汇到了同一个形而上的世界，他正是在这个远离尘世的所在安放自己的心。

也因为这个世界的一直存在，让他在生命的晚年，在“文革”后期，仍能继续自己的创作和翻译，仍与小儿子在书信中玩诗词集句的游戏，仍然能在《缘缘堂续笔》中赞美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的艺术。直到生命的末尾，仍如朱光潜曾评价的，“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

【其他人眼中的丰子恺】

夏丏尊：《子恺漫画》序

子恺年少于我，对于生活，有这样的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子恺是幸福者！

俞平伯：《子恺漫画》跋

一片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恺漫画》所感。——“看”画是杀风景的，当说“读”画才对，况您的画本就是您的诗。

朱自清：《子恺漫画》代序

我们都爱你的漫画有诗意；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核儿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咂着那味儿。

叶圣陶：子恺的画

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那些画，同样引起我的共鸣。有些事物我也曾注意过，可是转眼就忘记了；有些想法我也曾产生过，可是一会儿就丢开，不再去揣摩了。子恺却有非凡的能力把瞬间的感受抓住，经过提炼深化，把它永远保留在画幅上，使我看了不得不引起深思。

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