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被领导抓住了把柄：领导将我三岁的女儿带进房间 他说
女孩被领导抓住了把柄：领导将我三岁的女儿带进房间 他说果然，我还是低估了他的狡猾。“因为太喜欢有时就忍不住抱一抱亲一亲，这不能算是猥亵，这是对小孩子的喜爱。”在讯问室见到宋元第一眼，我都不觉得他陌生了。我把提前拟好的讯问提纲拿出来，把最确凿的事实放在了第一个位置提问：“你有没有摸这个小女孩屁股？”他承认得很爽快。但他根本不承认这是猥亵，说他家和张欣一家都是在卫生院的宿舍里住，平常免不了接触，也非常喜欢妞妞。
我本想催王杰去卫生院现场取证，问一下这个线索，没想到王杰的动作很快，直接把案件移送起诉了。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罪名还只是猥亵儿童罪。
我只能按照审查程序，先去和宋元打个照面，翻案卷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以前因为犯敲诈勒索罪曾经蹲过监狱。
对付这样的人，更要精心准备。检察官接触不到嫌疑人，隔着案卷，我只能把他的照片几乎是刻在脑海里，想象质问策略，列好了讯问提纲。
在讯问室见到宋元第一眼，我都不觉得他陌生了。
我把提前拟好的讯问提纲拿出来，把最确凿的事实放在了第一个位置提问：“你有没有摸这个小女孩屁股？”
他承认得很爽快。但他根本不承认这是猥亵，说他家和张欣一家都是在卫生院的宿舍里住，平常免不了接触，也非常喜欢妞妞。
“因为太喜欢有时就忍不住抱一抱亲一亲，这不能算是猥亵，这是对小孩子的喜爱。”
果然，我还是低估了他的狡猾。
看着宋元厚颜无耻的样子，我音量陡然升高：“难道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妞妞三岁了，你把她的裤子脱下来去拍她的屁股，这合适吗？”
成年人罪犯往往比少年犯多一层伪装，同样身为成年人，当我知道他们在掩饰什么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那些被伤害的孩子，很难保持理性。
和我一起参加讯问的同事眼神示意我不要太激动。
同事说我办性侵类案件总是太不理性，零口供的情况下应该让证据说话。有时候我激动起来，卷宗拍得啪啪响，压根看不到他拼命给我使眼色。
我平复了一下情绪，尽量冷静地警告宋元：犯罪事实已经很清楚，没有口供依然可以定罪。我让他到讯问室外站着，去好好想想应不应该如实交代。
过了一会，宋元主动敲门进来。
他镇定自若，问我是不是脱掉妞妞的裤子、拍下她的屁股，就构成了猥亵，“如果是的话我认罪，但我可没有用手摸她。”
他表现得很是笃定，这种笃定仿佛让你相信他是无辜的。我在心里发誓一定会找出有力的证据，打碎这张笃定的脸。
宋元走了，我很怕这是和他的最后一次交锋。
起诉期只剩下不到二十多天，如果证据还是不足，我可能都没办法亲手起诉他。
讯问结束后，我第一时间联系了王杰，催促他带张欣母女去卫生院，补充妞妞辨认现场的证据，顺便调查一下张欣提供的那两个女孩的线索。
挂了电话，我打开民警随卷移送的硬盘。打开里面的卫生院走廊监控，看到最后，眼睛干涩头晕脑胀。
监控中，妞妞一个人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她有时穿个小裙子，有时穿一个红上衣和白短裤，看起来无忧无虑。
宋元也是单独出现，几次进出画面，两人同框的画面一直没有出现。
在办公室关掉监控画面，我静静坐了一会，力气被抽走。张欣又打来电话，屏幕亮起，我第一次没有去接。
卫生院辨认现场的那天，我和王杰约定有情况及时沟通。
很快，我接到了王杰的电话，他不停叹气。
妞妞竟然把卫生院后边的两层小楼的每一个屋子进行了指认，这中间包括了张欣的宿舍、卫生院的餐厅、卫生院的仓库等12个房间。
这意味着妞妞对地点是没有概念的。即使她都点头，这份证据也不能算作有效证据，甚至对嫌疑人是有利的。
证据对我们不利，还是要随入卷宗中。
我让他再想想办法，重点辨认下那两个仓库，看看妞妞是否能够回忆起来。
不到十分钟，王杰告诉我，妞妞还是没有认出来。他有些焦急，天色已经接近傍晚，取证进度太慢了。
他带着张欣和妞妞走出这个小楼，张欣给妞妞买了一个长棍面包当晚餐，妞妞突然用手在面包上比出一个长度：“伯伯尿尿的地方像这样子。”
妞妞这是在就地取材！王杰几乎是立刻拨通我的电话。
我催他：“快再问一遍，录下来啊！”我们都知道这可能是案件的关键证据。
第二天，我等来了王杰送来的视听资料。他笑着说，里面是能够把宋副院长钉死的关键证据。
打开的一瞬间，我的心重重地揪了起来。
镜头摇摇晃晃，妞妞一直往前跑。
王杰边拍边追，并不轻松。我听到他催促张欣，管管孩子，让她别跑了。张欣手里拿着长棍面包，有点无措，一边喊妞妞，一边回头：“我也没办法！”
王杰猛追几步，拉住了妞妞，画面终于停了下来，我能看清妞妞的脸，王杰问妞妞：“你刚才说的他尿尿的地方什么样的，你再比一下。”
妞妞不愿意说，头摇得像拨浪鼓。
张欣蹲在妞妞身边哄着妞妞，让妞妞尽快配合王杰说出事实。这事实又是如此的不堪。
王杰问妞妞，那个伯伯是怎么用他尿尿的地方碰你的？
正好张欣下蹲着抱着妞妞，妞妞的脸面对着张欣，她把腿跨坐在了妈妈的腿上，说：“像这样。”
王杰又问，还有别的吗？妞妞又背对着张欣坐，趴在了张欣的膝盖上，“像这样。”
妞妞定格了几秒，身子好像微微颤抖。我的胸膛里被酸涩胀满。
或许是因为回到了卫生院，身边有妈妈，有警察叔叔，妞妞不再点头或者摇头。
“这个坏伯伯脱我的裤子，还用手摸我尿尿的地方，还用指头插进我尿尿的地方了。”她用手指指自已的裆部。
“还用这里碰我尿尿的地方了。”妞妞用手比划一个圈圈，左手手指指着右手圈圈的边缘。
“坏伯伯用他下边的东西顶我尿尿的地方了。下边的东西是硬的。”
妞妞还说疼，流血。
王杰问说流血怎么办了？妞妞说：“用纸擦了擦。”王杰问擦了纸呢？妞妞指了指自己的口袋。
王杰转头问张欣：“纸呢？”
张欣说不知道，洗衣服可能都扔了。张欣的脸看起来很是伤心。
妞妞说自己当时哭了，“但是坏伯伯说我是个大孩子了，不能哭，还用手堵住我的嘴巴，还说表现好的话带我找妈妈。”
妞妞诉说这段经历，没有再哭，遭遇性侵后，越小的孩子越不会哭。
一个三岁多的小女孩能够清晰描述出嫌疑人对她采取侵害时的体位，这说明侵害对她的影响有多深。
视频中传来院子里喧闹的声音，王杰取证心切，来不及把妞妞带到一个更隐私的空间。
我不知道画面外是不是有人围观，有没有张欣的熟人目睹了一切。
妞妞勇敢地从门内递出了一把钥匙，我小心翼翼地把钥匙伸进去，我多想抱一抱妞妞。
王杰后来找到了向张欣提供线索的女人，亮出警官证，请她借一步说话，女人却说自己从没说过这样的话。
只有卫生院的院长愿意配合作证，宋元手里确实有所有房间的钥匙，院长提心吊胆，宋元的职位毕竟是他任命的。
公安也没再补到更多证据。我向领导汇报案件的时候，科室的同事围绕罪名争论不休。
有同事认为保险点，就定猥亵罪。还有同事认为可以搏一搏，只定强奸罪，就可以把猥亵罪覆盖掉。
我坚持猥亵、强奸数罪并罚。我们已经从妞妞那里证实，宋元的性侵行为分多次，且程度不同，“猥亵就是猥亵，强奸就是强奸。”
到了午饭时间，办公室的白板上画满了交叉的证据链条和拼图，也没争出个结论。
一个罪名，还是两个罪名，就像讨价还价一样，想要一个可观的成交价，要价就要高一点。
我死死地抓住手里的证据，案件的起诉书依然写得很费劲。
时间、地点都是大概范围，因为妞妞记不得了。
开庭前，我和承办此案的法官讲了案件情况，我问他能判吗？他想了想，给了我一个接近于肯定的答复：“应该也差不多。”
开庭那天，因为性侵案件不公开审理，旁听席空无一人，妞妞和张欣没有到场。
法槌落下的声音好像比平常还要响亮。
宋元的律师指出妞妞辨认笔录时指出了餐厅这类公共场所，而这里不可能是性侵的场所。
他从妞妞指认的现场照片里挑出两个房间，问宋元：“这两个房间里住着什么人？”
宋元回答：“实习的大学生。”
大学生的房间，宋元和妞妞怎么可能进得去呢，“由此说明妞妞的陈述是不能采纳的。”对方律师抓住了妞妞证词的漏洞猛攻。
我的心情像是押中考题一样的澎湃。
在开庭前夜，我仔细地过了一遍所有的证据，知道对方肯定会提这个问题。
“妞妞平时就在二层小楼内居住生活，被性侵的场合和她平时生活玩耍的场所一致，她发生记忆上的混淆，从三岁幼儿的记忆规律上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妞妞虽然记不清场所，但肢体的记忆是捏造不出来的。我们还能要求一个三岁的小孩做到什么程度呢？”我完成答辩，看向宋元，他微低着头，没有看我。
他的笃定，在我和妞妞的律师不断提及证据的过程中被击碎了。
很多人不知道，我会穷尽办法从被害人那里知道更多的细节，哪怕这些细节残忍。但它能实实在在帮到那些孩子。
比如当时嫌疑人抱她，是左手先抱还是右手先抱，是什么样的姿势，通过这种更多的细节知道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这样才能让我在和一个不认罪的嫌疑人对质时有底气。
宋元在退庭前声声呼冤枉，说相信审判长会有一个公正的审判。
我冷冷地看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