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真的越来越难吗：大学里面 尴尬 的文科

文科生真的越来越难吗：大学里面 尴尬 的文科所以，虽说我不做文学批评了，但也并不是说我就开始做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工作了，并不是从文学转向了哲学和理论性的工作。……我不搞“文学”，也同样意味着不从事哲学和理论性工作了。(柄谷行人:『柄谷行人講演集成（1995年―2015年）』、東京：筑摩書房、2017年2月、第259-261页。)但类似情况以前也曾有过。1970年代去美国时我才知道，学生们都是在高中和大学的教室里读文学作品的。我深感震惊，因为文学不是在学校里修习的。……一个教日本文学史的同行曾不无焦虑地对我抱怨说：我的学生们好像大多沉迷于东野圭吾这样的流行作家，而对夏目漱石这样的经典作家提不起兴趣，如何能让他喜欢上夏目漱石呢？这让我想到了柄谷行人文学观、批评观之转型。在发表于2015年的演讲《移动与批评》中，柄谷不无沮丧地表示：我已经没有心情去积极思考文学。……实际上，我觉得近年来，文学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价值了。比如说，在日本的大学里，文

日剧《麻辣教师GTO》。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虽名为“‘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实际上，作者只是以“废除文科学部”所形成的社会震动作为引子，向问题引向对这一事态所造成的“冲击”及其内在机制问题的讨论，和对权力-资本-大学三元关系的再认识和对当下日本大学体制自身的批判性展望。我想，这或许是工作原因不得不长期周旋于三者之间、为东京大学发展殚精竭虑的副校长所独有的观察视角。吉见对21世纪现实的定性是稳定而明确的——这是一个“人、知识、资本等所有方向都在向流动性、无边界化方向不断发展的世界”，然而，左右大学发展的诸要素之间却始终“相互误解”，权力的逻辑（基于财政支撑的方向指导）、资本的逻辑（基于领导权威、指令体系的高效运转）与大学本有的逻辑（独立自由的学术共同体与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叠加的二重性）之间龃龉不断，成为日本大学改革的难言之隐，吉见甚至以幕末日本为喻，痛批“明明‘黑船’已经来袭，人们却还固守幕藩体制”，而他给出的药方自然是价值、观念上的“开国”、破壁，打破大学内部利益集团的坚硬外壳，以更为灵活（宫本武藏的“二刀流”式）、柔软的姿态（谓之“蛞蝓鱼”）应对流动、互通时代的挑战。吉见列举了要冲破的五重壁垒，窃以为这实则关系到大学存在的一个基本的价值问题，比如，谁来决定/定义学生的学什么/成为怎样的人，是大学/学科，还是学生自身；教师将是否/如何捍卫有形学科建制下自己的权威性、精英意识和优越感；在生源严重流失和保住个人教职之间如何把握脆弱的平衡。

日剧《夏目漱石之妻》。

一个教日本文学史的同行曾不无焦虑地对我抱怨说：我的学生们好像大多沉迷于东野圭吾这样的流行作家，而对夏目漱石这样的经典作家提不起兴趣，如何能让他喜欢上夏目漱石呢？这让我想到了柄谷行人文学观、批评观之转型。在发表于2015年的演讲《移动与批评》中，柄谷不无沮丧地表示：

我已经没有心情去积极思考文学。……实际上，我觉得近年来，文学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价值了。比如说，在日本的大学里，文学部已相继消亡，文学的地位无疑是在下滑。今天如果说一个作家受人尊重，那是因为其作品卖得好，卖得不好的作家不被关注。与其说这是在评价文学，不如说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理的评价。

以前不是这样，文学的读者少也无妨。搞文学的人都有着这样一种信仰：现在没人读，早晚会有人读的，并会名垂青史。……他们对文学的态度近似于宗教信仰。……但我已没有心情找回对文学的信仰。我的一个年轻朋友在东大教英国文学，他说，他的学生们既不读小说，也不懂小说的读法。所以，他就先让他们读《哈利·波特》，然后再逐渐引导他们去读文学。我为自己从大学离职深感庆幸。

但类似情况以前也曾有过。1970年代去美国时我才知道，学生们都是在高中和大学的教室里读文学作品的。我深感震惊，因为文学不是在学校里修习的。……

所以，虽说我不做文学批评了，但也并不是说我就开始做与此前完全不同的工作了，并不是从文学转向了哲学和理论性的工作。……我不搞“文学”，也同样意味着不从事哲学和理论性工作了。(柄谷行人:『柄谷行人講演集成（1995年―2015年）』、東京：筑摩書房、2017年2月、第259-261页。)

美剧《英文系主任》。

美国大学里文学系的惨淡状况，由去年热映的美剧《英文系主任》已可见一斑，从美国到日本再到中国，文科（尤其是人文学）地位、境况的下滑与衰微恐怕是全球性的问题。以我所在的外语专业为例，近年来各高校因转专业而导致的生源流失问题日益严重，外语学科实际上已处于危机边缘，而遗憾的是，我们关于学科的既有认知、理解与学科现实境遇之间似乎存在着显见的错位和滞后。如果文学不再是一种信仰，如果夏目漱石、狄更斯已败给东野圭吾和哈利·波特，如果我们只能目送文学时代远去，那么可以调整的只能是应对的心态和姿态。我想，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未必是单指有某种理想和信仰的人，更应该是那些可以呵护理想之火不灭之人。如若我们捍卫的不是有形的人文学科，而是无形的人文精神，那么，文科将可能从工业时代式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操作走向后工业时代式的个性化定制，“向着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进行交互组合的时代过渡”，学生将以个人的志趣自主、能动地组合出若干种个性化的修读方案。在吉见看来，“当文科知识与实务的、工学的等有效期较短的知识相组合的话，这种有效性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作用。”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 ，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先后获经济学学士和英文科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2006年荣休。他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种。代表作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世界史的构造》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于2004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反躬自问，我们应饬力捍卫的，可以是有形的学科建制，更应是无形的人文精神；面向学生，我们应该传授的，可以是what 更应是how，应传递的，可以是有疆界的“知”，更应是无边界的“识”。就连宣称早早脱离苦海，放弃了文学、哲学研究和评论的柄谷行人也承认，“只要是写出来的文本，那么文学批评可以处理一切对象。如果是经济学、历史学之类，在专业之外则无用武之地，但文学批评则能做到”。（柄谷行人:『柄谷行人講演集成（1995年―2015年）』、東京：筑摩書房、2017年2月、第262页。）人文精神固然可以藉由人文学科得以赓续，而当下境遇惨淡；但更可灵魂出窍、破茧成蝶从而无往不至。就文学而言，伤感回望文学的黄金时代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个人选择，但似乎还有一种更为可贵的达观态度，这让我想到了黄苗子的遗嘱：

关于骨灰的处理问题，曾经和朋友讨论过，有人主张约请几位亲友，由一位长者主持，肃立在抽水马桶旁边，默哀毕，就把骨灰倒进马桶，长者扳动水箱把手，礼毕而散。有人主张和在面粉里包饺子，约亲友共同进餐，餐毕才宣布饺子里有我的骨灰，饱餐之后“你当中有我，我当中有你”。……后者好是好，但世俗人会觉得恶心，怕有人吃完要吐。为此，我吩咐我的儿子，把我的小瓶子骨灰送到我插队的农村，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

或许，放下架子、面子，不惮成为“二刀流”中的短刀，抛除升降荣辱之心，一定程度上超越价值观念和现实利益、近期目标与远期愿景间无休止的拉扯，在“你当中有我，我当中有你”的互渗中进入新的循环，从“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神秀）走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慧能）未尝不是一个更为光明的方向。

撰文/王升远

编辑/朱天元、罗东

校对/贾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