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之根基（让国学走下神坛）

接下来，我们且将俗尘杂务丢到一边，穿越历史迷烟重雾，一窥国学之本来面貌。

关于仁与礼

中国传统学术，首推儒家，儒家思想的第一个字眼，便是“仁”。孔子以一个“仁”字，提纲挈领地概括了治理天下的最高原则。那就是刨除严刑峻法的苛政，以仁德之道开展从上到下的教化熏陶，通过道德舆论的力量，表彰好人好事，惩处坏人坏事。

同时，在施行“仁”这一核心纲领的同时，还应辅之以“礼”，是为“克己复礼”。当然，孔子所提倡的“礼”其实跟我们今天讲文明、讲礼貌这种道德意义上的“礼”是有区别的。孔子强调之“礼”，乃是周公制“礼”的礼，说白了就是一套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礼仪规范。

这些大大小小的礼不仅涵盖了吃喝拉撒等日常刚需事务，更涵盖了丧礼嫁娶的等级适用标准，几乎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制定了明确而严格的等级用礼制度。

由此可见，今天我们所谓的繁文缛节，大部分都是在这一时期凭空捏造出来的形式主义，其原始动机并非是什么高尚的文明礼貌，而是一套具有超强现实作用的政治手段。而这一政治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尊卑有序的观念深深地内化于每个人（尤其是老百姓）的心中，从而达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

所以儒家之“礼”的核心要义，应该就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说白了大家的言行举止不能僭越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很显然，从今天的文明视角来看，这些“礼仪”是严重违反“自由、平等”这些时髦观点的。故而，所谓“礼仪之邦”的头衔，也许真的没什么好拿来炫耀的。

至于“以德治国”的仁爱思想，无论古今中外（与其遥相呼应的还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人王），都已经被证明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设，不具备太大的实践意义。又或者说，“仁者爱人”这一崇高目标，无论对于个体，还是整个社会群体，都是难以达到理想状态。

关于忠与孝

在我们的印象中，忠孝从古至今都是对每个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为人子要尽孝，为人臣要尽忠。而那些舍小家，顾大家的民族英雄，更是每每感慨忠孝不能两全。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传统文化如此推崇“忠孝”？

忠孝原本一体。孔子所处时代，是周天子分封制的时代。周天子将全国土地、人民分封给兄弟子孙。诸侯又将诸侯国内大小事务分派给自己的兄弟子孙。故而，在周朝分封制下，封建贵族从上到下都是一家人，全国大小官员均为宗法姻亲，同属一脉。

彼时，天下不是周天子一人的，而是属于整个贵族统治阶层。“家”的概念是先于国而存在的，既然大家都是周天子的宗法姻亲，那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些礼数，自然也可用于治国。所以，尽孝即为尽忠，忠孝乃一体。

而自秦统一后，中国进入帝王专制社会，其后历代不断加强皇权，天下成了皇帝一人的。皇帝开始选用毫不相干的能人志士来帮他管理天下，臣子跟皇帝没了宗法姻亲关系，那么孝的统御功效便逐步消失，如此一来，“忠君”的概念亟待加强。

于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为此费劲心机，找来大儒名士，不断地寻经究义，逐步建立起让臣下无条件忠诚于自己的“忠君”之道。从此，忠孝彻底分家，与春秋正统儒家的要义，相去甚远。

在历代皇帝与其智囊团的共同努力下，孔孟之“忠孝”逐步被曲解成了“君亲无将，将必诛焉”（不忠君的事儿连想都不能想，想想都应该杀头）这类幺蛾子。

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说，如果君主是残暴无道的，大家就应该联起手来罢免他，推举贤者上位。你看，孟子的三观是很正的。

再来看孔子对“忠”的阐述，

季康子曾经请教孔子：我想要人民严肃恭敬、认真办事，勤勉努力，怎么才能做好呢？

孔子说：你能做到庄重严肃地对待人家，人家自然也就对你恭敬；你能做到敬老爱幼，人家自然会对你的政令尽心竭力地去执行；你能把好人提拔起来，把能力不足的人培养成人才，人家自然会勤勉努力。

可见，孔子的意思是，忠实相对的，领导慈爱，人民才忠。忠更像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可比尽忠死节什么的要人性化得多。

你看，真正的孔孟思想，在为政之道上其实更像是精英民主，是有人权概念的，绝非愚不可及、狗屁不通的无条件忠君。所以，我们在批判愚忠思想的时候，可千万别把这屎盆子扣在了孔孟头上。那些阿谀君权的忠君思想，分明是自董仲舒以后历代儒子的蓄意篡改，他们打着孔孟的幌子，干着阿谀奉承之事。

当然，从至高君权下个体生存的角度来看，专制下的逢迎君心之道，不过是为人臣子安身保命之道，也并非什么无耻大恶。毕竟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与残暴，历朝盛衰轮回的历史早已证明。想必即便孔孟生在专制时代，也未必敢如实阐述孔孟之道。

那么，从今天的角度再来重新审视忠孝二字，未必会有它们曾经的道德高度与崇高意义。今日之孝，早已没了古代的繁文缛节，更多的是父母儿女之间出于血缘关系自发的慈爱、感恩、依赖与情感寄托之情。

而“忠”字，再也没了那不可一世的道德评价光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其价值实现方式的权利，本质上没有什么忠与不忠和所谓的背叛。一切的背叛，都有带有群体偏见色彩，倒是那些自身价值不足、极度渴望群体归属感的个人和别有用心的老板，才会整天叫嚣忠诚。比如某些人最喜欢在朋友圈转发什么“忠诚是一个员工最可贵的品质”之类的帖子，颇有谄媚之嫌。

其实，如果从一个更广度的意义上去看“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这件事儿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现在许多欧洲人已经开始淡化国家概念，自称我是欧洲人。更有一些思想先进的人早已抛弃国家的概念，以地球人自居。后续可以另起一篇关于“爱国”的文章进行探讨。

关于儒学经典

在不同时期，官方对儒学经典的划定也不尽相同。纵观整个古代历史，《春秋》及其三传——《公羊传》、《左传》《谷梁传》的地位基本上是正统主流。后面历朝也有将符合其当代价值观的后续作品列为官方儒学经典。

三传是对春秋经的注解与延伸，从熊逸《春秋大义》中的解读来看，三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各执一词，甚至对同一段春秋经文有着截然相反的矛盾说法。这也为后世帝王与其智囊团花样解说以服务政治目的，提供了绝妙的契机。

总的来说，儒家经典包括其他门派的经典如道家的《道德经》、《管子》，都因为当时语境和用语规范的限制，造成了后世解读歧义和困难。所谓的圣人之言，难免会被后世解义之人牵强附会，赋予其更多政治意义的解读。至于圣人真义到底如何，多半已流失于不可重现的历史中。

故而，若非专门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如若想要通过重温国学经典以期求得智慧修养之类的东西，还是尽早放弃这个念头吧。莫说经典晦涩，就算你文言功底深厚，也难从早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经文中，取得什么真义。又或者说，即便求得真义，两千年前时代背景下的思想观点，又能比当代人文、社会学科分门别类、蓬勃发展后的智慧高明多少呢？

至于那些提倡复兴国学和传统文化以期提升大众道德文化素养的观点，如非别有用心，便是浅薄之识。

天地鬼神，一场帝王与术士的双簧

鬼神自古有之，应源于人类对未知自然现象的迷信。如果刨除上古三皇五帝的传说，将鬼神之道应用于政治博弈的，应该始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我们都知道，董仲舒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首要功臣，是汉代儒家集大成之首尊。

据说，孔子是最讨厌装神弄鬼的，基本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儒家发展到汉代，却将天人感应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加入进来，其实，老董也是出于无奈。

之前我们讲过，自秦以后，皇权至高无上。绝对的权利，滋生绝对的腐败，再英明的君主，也有犯浑的时候。那么，如何有效制约皇权，成为士大夫的当务之急。

士大夫面对巍巍皇权，出于对生存安全感的考虑，难免要低三下四地恭维。连上书提点不疼不痒的反对意见，开头也要先千篇一律地写写表示肯定与支持的官样文章。既然皇权不容任何人挑战，那该怎么办？

机会来了，汉武帝广开言路，亲自就国家大政方针向一众人才询问意见。汉武帝问如何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董仲舒就说要依天道行事，说白了就是看老天爷的意思。

董仲舒聪明啊，想出了让老天爷来制约皇权的点子。他通过一系列摆事实、讲道理的论证，举了无数个天降祥瑞和天降异兆的例子，来论证前朝帝王的得道与失道，逐步建立君权神授的概念。既然君权是上天授予的，那么皇帝接受一下老天爷的监督，也是应该的嘛。

如此一来，有权利就有义务。君权神授既维护了皇帝统治的正统地位，又能搬出一个比皇帝大的老天来制约皇权，何乐而不为。

自此，历代臣子劝谏每每引用天象异闻，把责任全部推给老天爷，屡试不爽。而鬼神之事也自然就堂而皇之地载入史书，

然而，皇帝不是傻子，是真的相信天地鬼神存在，还是装聋作哑配合全国人民演戏呢？我认为后者居多。皇帝固然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是天地鬼神对他来讲，也是妙用存乎一心啊。比如皇帝想干个什么违反道义的事儿，毕竟碍于道义的面子不好蛮干，那只需要派人造点祥瑞或者异兆出来，便可顺理成章地奉天承运了。

对于士大夫来讲，正如前面所述，想要给皇上提意见，直接搬出老天爷，既能保全自己，又能给皇帝留面子，一举两得。

在一开始，天地鬼神也许是帝王与大臣之间心照不宣的木偶。可是流传后世的故事越传越离谱，人又是受潜意识影响的物种。渐渐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君臣子民，便都开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可见，封建迷信除了因为科学未开化的未知神秘导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政治博弈推波助澜。

以儒家之名

人人皆知自汉朝以后，儒家确立了官学地位。可是，细究起来，我们却可以找出大篇幅的法家理念、道家思想还有纵横家的阴谋权术。

其实，皇皇二十四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严刑峻法史与残酷的权术斗争史。每当王朝初定，统治者往往休养生息，大行道家的无为而治。每当王朝鼎盛，统治者往往追求文治武功，对内严惩贪腐，对外杀伐征戮，实为法家思想。

而儒家真义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以德治国，从来没有被真正施行。倒是改良后的尽忠死节，被发扬光大了。

从隋唐开创科举取士，直到宋明发扬光大，所谓的儒家经典，更演变为读书人封官进爵的门道，圣贤之书早已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细究起来，我们会发现被确立为官学的儒家，早已博采百家之长，把各类有利于政权稳定的治世思想全部吸收进来，也算是学术界的兼容并包，只是最后把这些融会贯通了的百家思想，冠以儒家之名。

君不见，学术思想从来都没有能够影响到统治权利，倒是统治权利无时无刻不在左右学术思想。虽然都是打着儒家的旗号，可是统治者总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以说，儒家思想并不能和孔孟之道划等号，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学术思想，也不能同儒家思想划等号。因为，最高统治者和他的智囊团咬文嚼字和曲解经意的本事，着实高得很。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句话乍一听是一种不平等条约。不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吗”。怎么还有这种公开叫嚣不公平有理的论调呢？

古代读书人自命圣人门徒，书读得越多，越是清高爱面子。而所谓的礼，大部分都关乎面子的事儿。而普通老百姓99%都是文盲，固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矫情的事儿，他们更注重实际的利害。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个约定成俗的规矩，当然是有深刻用意的。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为了从形式上界定出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的区别，维护士大夫乃至统治阶层的威严形象，从而保持庶人阶层对统治阶层的恭敬与崇拜。说白了，就是要拉开距离，制造神秘感。

距离产生神秘感，神秘感产生敬畏之心。任何一个走向神坛的人，无一不是靠这种亘古不变的把戏塑造出来的。封建帝王无疑是站在神坛上的人，所谓九五之尊，地位形象近乎于神。那么如何让民众对帝王保持持久的敬畏之心呢？

那就需要搞一套形式，要在皇帝与庶民之间人为地设置九品十八阶官职，每一层官职，都是把帝王向上托起的台阶，不同等级之间衣食住行的适用礼数也不尽相同，如此通过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礼仪制度，塑造出各级统治阶层的光辉形象，以及那位于最高层的巍巍皇权。

而刑罚作为涉及身体发肤与荣辱的重要事件，当然应该区分对待。刑不上大夫，并非是指当官的犯了法就不追究了，而是不用粗鲁的刑罚让士大夫经受皮肉之苦和有失颜面的处罚。如果士大夫犯了重罪，当然也是该流放的流放，该赐死的赐死。

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在影视剧中看到，大官犯了死罪，一般只需要皇上赐下一瓶毒酒，就很体面地走了。

中国官本位思想本来就是以官为贵，以官为尊。如果士大夫阶层犯了法，也要像庶民一样接受鞭笞，游街、杀头这样的处罚，民众心理会怎么想？原来传说中的青天大老爷被打回原形，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嘛。如此一来，岂不是容易让人觉的众生平等吗？岂不会滋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动思潮吗？故而，刑不上大夫。

至于礼不下庶人，应该是在另外一个层面刻意塑造士大夫阶层的优越感与高尚情怀。让士大夫都唯“义”是从，避免他们唯“利”是从。这句话应该是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遥相呼应的。

况且，黎民百姓基本上没有读过书，保持着作为一个生命体最单纯的趋利避害性，诗书礼仪这一套，对他们也着实起不到什么作用。

礼不下庶人更像是一种士大夫阶层的入门资格证书，大家默认凡是在这个圈子里混的，一定要知书达理。如果有人违背了一个读书人应高于黎民百姓的道德秉性，那么他不用受什么刑罚，光是压在他身上的道德舆论压力都能让他生不如死。所谓节操，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啦。

让士大夫们把道德、名节这一套看的比生命还重要，难道不是一种比刑罚利害更高明的统御手段吗？故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此看来，那些尽忠死节的古今大名仕固然可歌可泣，却又似乎有一种被愚弄的悲哀。

关于愚民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尽是读书人。关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没有太多文化的人大多会遵从主流社会风俗道德，淳朴仗义。而一些伪善的读书人懂得太多，一般总能为自己的道德污点找到堂而皇之的理论支撑。

但是，值得推敲的是，屠狗辈之所以仗义，到底是因为他天性纯良，还是因为他没有读过太多书，懂得不够多。读书人之所以负心，到底是因为他天性恶劣，还是仅仅是因为他读了太多的书，成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总不至于天性纯良的人刚好都去杀狗了，天性恶劣的人刚好都去读书了吧。所以，其实在这句话的背后，还引申出另外一层含义：仗义与负心，并非从人的原始本性区分，而在于是否后天读书学习解放思想。道理很简单，没读过书的人好糊弄，读过书的人不好糊弄。

我们不妨举这么一个例子，王二狗带着一帮兄弟打天下，最后做了皇帝。王二狗下面有两大功臣。一个是目不识丁的张三，一个是饱读诗书的李四。他们都被王二狗封了王，雄踞一方。有一天，王二狗读了汉高祖刘邦的故事，对功高震主的两大功臣深感不安。于是决定摆一道鸿门宴，宣召张三、李四进京赴宴。

张三和李四同时得到消息，二者的部下都提醒他们这是王二狗的鸿门宴。张三认为自己是跟王二狗出生入死的兄弟，做兄弟就是讲究一个义字，就得像街头说书人讲桃园三结义那样情比金坚。于是怒起，斩杀了进言的部下，进京赴宴。李四听了部下进言后，遥想到史书上无数起“兔死狗烹”的案例，便称病在家，同时联络各处军政大员，密谋起事。

结果，屠狗之辈张三入京被杀，读书人李四起兵造反，推翻了王二狗，自己当了皇帝。

屠狗辈张三够仗义，抱着纯洁无暇的兄弟义气死不瞑目；读书人李四负心，仅凭猜忌就起兵造反先下手为强，改写了自己兔死狗烹的命运，续写了成王败寇的历史篇章。

我们暂且不对张三和李四的行为做任何道德评价，仅仅站在王二狗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明白封建帝王为什么不想让民众读书了。

愚民，是历代统治者最重视的统治手段之一。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乃至明清的文字狱，无疑不是在思想上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就连道家和儒家圣贤大哲，也都纷纷推崇愚民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圣贤们所推崇的民风淳朴之前提，就是不需要让老百姓懂太多。如此看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论调，也颇有此类道理。

然而，愚民政策是个双刃剑，屠狗之辈是很容易被煽动的，能为统治者煽动自然是好事儿。可是，如果民众之间出现了一个极有煽动能力的人，那便大事不妙了。

民众思想解放，对于专制独裁者来说，是一件比雄兵压境更棘手的事儿。祸起萧墙，远比外族入侵更具有破坏力。

所以，在专制时代，统治者最忌讳的并非领兵在外的武将，而是宗教与学术领袖。宗教与学术都具有教化民众思想的作用，所以，一旦出现了较大的学术思想流派，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统治者都会十分忌惮，明朝东林党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能够统领人的思想，便能统领人的行为。统领一群人的思想，无异于手握雄兵百万，这是令统治者防不胜防的威胁。

故而，科举制与其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晋升阶梯，不如说是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思想控制工具。历代统治者，通过科举制，把社会上读过书、有文化、头脑灵光的人全部拢入统治集团加以控制，从源头上最大程度地限制民间学术思想的壮大。

故而，自科举创立之后，中国的思想便只有官学，再也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土壤。

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的国学在本质上并没有多么伟光正的高尚情怀，也并不具备多少道德教化的功用，传统学术思想从来没有挣脱皇权的束缚，进而产生璀璨的智慧之光。

因为中国的专制帝王，是这个世界上曾经最有权力的角色，它比同时代的西方王权，要大得多。在中世纪的欧洲，教权与王权并行，相互制衡。而在中国，宗教从来都是为皇权服务，并顺应皇权的需求不断演化其教义。

故而，中国之儒释道，早已融会贯通，进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退能庭前花开花落、天外云卷云舒，终出落成中国人独特的东方处世哲学。

关于熊逸

本文的主要参考资料，来自于熊逸所著《春秋大义》。

熊逸是当今中国少有的思想隐者，在笔者看来，他是少数能当得起学贯中西又极为低调的人。他对枯燥晦涩的古代文献有着扎实的考证功底，并善于从当代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角度开展逻辑推理与思辨。老学究式的海量知识储备，文辞又不失年轻人的诙谐与幽默。

熊逸让我们见识到了当代读书人的极致水平，看到了一个文人写本闲书也能穿梭于古今中外的智慧道场，旁征博引到令人咂舌。

罗振宇说熊逸读书从来不会读死书，更不会陷入教条。在我看来，他的确总是能本着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去汲取前人学术，并用他广博的学识去思辨真伪，雕琢智慧。

读书的一个重要功用就是除魅。如果说，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在帮我们不断除去客观自然之魅，那么熊逸式的读书人，就是在帮我们除掉人文社科之魅。

除魅之路当然是永无止境的。没有人可以活得超出其所生活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什么叫做时代局限性，比如许多当代心理学运用科学方法验证并解释了的人性原理，在古代学者那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的。

熊逸在自己的书中，看似一个至高无上的智者，能够引用各类当代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成果，将古代、近代那些神坛上的大学者批判地毫无还手之力。这当然不仅仅是熊逸个人的力量，而是整个时代文明发展进步的力量。

而看似拥有如此丰厚研究硕果的当代，又何尝不会在后世智者的眼中，存在着愚不可及的时代局限性呢？

也许，读书的乐趣，正在于不断地破旧立新，修复三观。所谓的智慧，不过就是见多识广，不魅于众说纷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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