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原稿（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背后的）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原稿（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背后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朱明月、丁雅静 译这些画面遍及欧洲重要城市，一条看不见的线将艺术家们串联起来，他们在争取“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的背景下，以各自的方式与贝多芬的理想产生呼应，共同搭建起“1824年的世界”。《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哈维·萨克斯 著

1840年左右的维也纳康特纳托尔剧院

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自1824年5月7日首演以来，已经快要持续奏响200年了。对于之后的作曲家来说，贝多芬在这部作品里展露的艺术造诣不只是高山，也是阴影。在勃拉姆斯、马勒、布鲁克纳等人攀登的交响曲山路上，“第九”这个神秘数字就像一轮巨大的月亮，坠在目光可及的天空中。理查德·瓦格纳声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终乐章成为我所有幻想性音乐思想与灵感的神秘之星”“这些声音如幽灵一般存在于我对音乐最早的印象中，成为我生命中无法摆脱的根本。”

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里，《第九交响曲》更是一个时代的声音：

1824年5月7日晚，维也纳康特纳托尔剧院奏响《第九交响曲》；几个月前刚刚写下《今天我度过了三十六年》的拜伦爵士的遗骸正漂浮在回归故里的公海上；25岁的普希金暂居敖德萨，笔下流淌出《叶甫盖尼·奥涅金》和《致大海》；尤金·德拉克洛瓦在巴黎的画布上画出《希俄斯大屠杀的场景》；他的朋友司汤达发表了一系列浪漫主义宣言文章，后来被汇编成《拉辛与莎士比亚》；海涅把徒步旅行的记录整理成《哈尔茨山游记》，又写了几首收录于《北海集》中的诗作；还有更多的同时代人，柯勒律治、莱奥帕尔迪、雨果……

这些画面遍及欧洲重要城市，一条看不见的线将艺术家们串联起来，他们在争取“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精神自由——的背景下，以各自的方式与贝多芬的理想产生呼应，共同搭建起“1824年的世界”。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与1824年的世界》

哈维·萨克斯 著

朱明月、丁雅静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观察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化史研究，透过对伟大音乐作品的分析，作者哈维·萨克斯为我们解读了贝多芬对人类平等、自由与博爱的精神追求，尤其是对同时期更多诗人、作家、画家等艺术创作者的观察，令这些引发自由与欢乐之共鸣的声音，一同构成了“繁星密布的苍穹之上”的永恒理想。正如《华尔街日报》 的评论：“这本书以新鲜的，且具有挑战性的方式触及了人类文明的柱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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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勋爵的“自由之战”

1824年5月7日晚，在维也纳，《第九交响曲》对博爱的呼吁第一次被公众听见；而往维也纳东南方向700英里（约1126.5千米），在泥泞不堪的希腊城镇迈索隆吉翁（Missolonghi），一具装着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第六代拜伦男爵——遗体的密封棺材，正漂浮在装满180加仑烈酒的木桶的黑暗中。那个时代最受崇拜的诗人已逝世两周半了，而他的遗骸正要开始为期五周的海上航行，此次航行将带他回到他的家乡英格兰。

与贝多芬（他比拜伦年长17岁）一样，拜伦勋爵在其同时代人眼中是浪漫主义的化身——一个放荡不羁的天才，无法以普通的行为标准来解释，只听从自我。而与贝多芬一样，拜伦在今人看来有着还要复杂得多的个性：有贵族的骄傲和激进的政治理念；有过于热烈的情欲和极大限度的柔情；对女人有着巨大的渴望，同时又有很强的同性恋倾向；长着一张英俊的脸庞，却有一只跛足（对此他甚至比贝多芬对其耳聋更敏感）；有着极端的病态与刻薄、无耻的自我主义和无限宽阔的胸襟。这些个性以及其他许多相互矛盾的特点结合起来，使这位诗人成为我们的文化史上最难以捉摸又充满魅力的人物之一。

诗人拜伦

拜伦1788年生于伦敦，他的母亲心地善良但脾气暴躁，是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后裔；父亲挥霍无度，于儿子3岁时就去世了。小拜伦的幼年就像贝多芬一样贫穷，但当一位没有子女的叔祖父把拜伦家族的头衔和财产留给他年仅10岁的晚辈时，这位未来诗人的贫穷生活戛然而止。拜伦曾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18岁时开始发表造诣惊人的诗歌；21岁时他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旅行，途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部分地区，但主要是在地中海东部一带。

在希腊时，他开始构思并创作跌宕起伏的自传体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若我们打开想象，大可将其视为相当于贝多芬早期用小调写的暴风骤雨式的作品，包括钢琴三重奏（Op.1 no.3）、钢琴奏鸣曲[Op.2 no.1 Op.10 no.1和Op.13（“悲怆”）]、大提琴奏鸣曲（Op.5 no.2）以及弦乐四重奏（Op.18 no.4）。与贝多芬早期发表的作品相比，《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要装腔作势得多（不过仔细想想，也许只是音乐上的装腔作势比语言上的更难识别），但悲观、动荡的元素在两者中都很常见。拜伦的诗中也包含了显而易见的对各种事物的缜密思考，特别是对一度辉煌的希腊世界的悲惨现实状况之思考。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四个诗章中的第二章，拜伦指责当代希腊人是“心甘情愿承受厄运的无望战士”，并呼唤一位“勇士”，这位勇士会把这个民族“从坟墓中”召唤回来。他是在自设圈套吗？看来，这颗导致他15年后英年早逝的半理想主义、半自杀式的冒险种子在1809年就种下了。

回到英国后，拜伦在上议院做了首次演讲，那是代表诺丁汉郡的织布工发表的一份极端激进的宣言。由于纺织业引进了一种新的、效率更高的机械织布机，这些工厂的许多雇工都被迫下岗。于是骚乱发生了，工人们破坏了许多新型机器——而这件事的结果为：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将破坏机器的行为定为死罪。在演讲两天前所写的一封信中，拜伦解释了他在一个问题上的立场——这个问题在两个世纪后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后工业社会，正如它在工业革命时期对工人的影响一样。他将工人描述为“一个深受伤害的群体，被牺牲在某些人的观点之下，这些人通过那些剥夺织布工就业机会的做法使自己发财……我本人反对该法案的出发点是它明显的不公正以及它确定无疑的无效力。我见过这些可怜人的境况，那是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他们的过激行为可以受到谴责，但不足为怪”。

18世纪的波恩市集广场

这次演讲确立了拜伦的自由主义者身份，并使他在政治界臭名昭著。然而，几天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前两章的出版立即使他在英国所有有教养的阶层中名声大振；此后不久，这一名声便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接着，他很快出版了其他作品，所有作品几乎都自然而然地成了畅销书。拜伦的名气和容貌令他与出身名门的已婚妇女们发生了一系列风流韵事，其中包括——最骇人听闻的——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奥古斯塔·利（Augusta Leigh）。1815年初，他与同样具有贵族血统的安娜贝拉·米尔班克（Annabella Milbanke）结了婚，但当他们的女儿在年底出生时，这桩婚姻早已破裂了，部分是因为关于拜伦与奥古斯塔私通的传闻闹得尽人皆知。

除了促使安娜贝拉决定离开她的丈夫，这一丑闻还造成了一个更为戏剧性的后果，那便是让拜伦在1816年春天一去不返地离开了英国。他先在瑞士待了几个月，大部分时候是和玻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及其圈子里的人同行[包括社会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继女克莱尔·克莱蒙特（Claire Clairmont），她在1817年初为拜伦生了第二个女儿]；接着他去了意大利，在那里生活了近六年。在意大利时，他开始清除他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忧郁与浮夸的自我戏剧化——这些特质已使英语产生了“拜伦式的（Byronic）”这一形容词——并以更敏锐、更风趣的风格来写作；一直以来，其斩钉截铁、辛辣尖刻和极其有趣的个人信件就是用这种风格写的。拜伦20多岁时狂暴而自我陶醉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让位于其30多岁时时而言辞刻薄、时而陷入沉思的《唐·璜》（Don Juan）。

拜伦在威尼斯停留了两年，在此，他创作了数量惊人的文学作品，同时与一个接一个的短期情妇以及众多当地娼妓一起放纵自己的性欲。之后，对19岁的伯爵夫人特蕾莎·圭乔利（Countess Teresa Guiccioli）更严肃的爱慕使他于1819年离开了威尼斯。他首先去了拉韦纳（Ravenna），那是特蕾莎和她上了年纪的丈夫居住的城市；接着去了比萨，伯爵夫人的父亲和兄弟因参与争取意大利统一的颠覆性的烧炭党（Carbonari）运动（拜伦也参与了这个运动）而不得不逃往那里；最后，他们逃到了热那亚。

到了1823年初，与特蕾莎的家庭生活已经开始让拜伦感到厌倦，他欣然接受了伦敦希腊委员会（London Greek Committee）的邀请，该委员会让拜伦代表他们去当地对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的斗争给予帮助。他将相当大一部分财产用于这个任务：不仅租赁并装备了一艘船将他载往希腊，而且还资助希腊军队的行动——这并非易事，因为希腊人分裂成了相互冲突的不同派系，每个派系都渴望谋求这个著名（关键是富有的）英国人的支持。在于1823年8月抵达英国的保护领地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后的几个月里，拜伦致力于在各派之间创造出稍微团结一些的样子，直到12月（同月门罗总统宣布支持希腊独立），他才觉得可以前往大陆了。他在海上与土耳其人发生了一次近距离冲突，之后于1824年1月5日抵达迈索隆吉翁，并在那里与希腊民族主义领袖亚历山大·马夫罗科达特王子（Prince Alexander Mavrocordatos）一起，开始计划攻占科林斯湾上剩余的土耳其据点。

维也纳会议

人们很容易为拜伦参与整个希腊事件的动机添加一层讽刺意味——可能会指出他对帅气制服的兴趣与对英雄事迹的迷恋。但其实拜伦几乎一直在支持国内外的激进自由主义事业，而且自从1809—1810年第一次来希腊，他就一直热爱着这个国家。他对希腊独立的支持是真心实意的，一到迈索隆吉翁，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中。“他的房子里挤满了士兵，”拜伦随行人员中一位支持希腊的年轻英国医生尤利乌斯·米林根（Julius Millingen）描述道，“他的接待室就像一个兵工厂，而不是一位诗人的住所。墙上挂满了剑、手枪、土耳其军刀、短剑、步枪、火炮、大口径枪、刺刀、头盔和喇叭……；进攻、突击、冲锋、伏击、战斗、围攻，几乎是他与各位军官谈论的唯一话题。”

也许米林根曾以为拜伦会与“各位军官”讨论五音步和六音步诗行，并用艺术品来装饰他在迈索隆吉翁的临时住所。然而，无论对这位年轻医生，还是对那些军人来说，诗人的内心世界都是未知的。拜伦爱上了他的侍从卢卡斯·查兰德里查诺斯（Loukas Chalandritsanos），一个15岁的英俊男孩，但他的爱没有得到回应。在抵达迈索隆吉翁两个半星期后，拜伦写下了被后世视为告别诗的作品。

今天我度过了三十六年

1824年1月22日，迈索隆吉翁

是时候了，这颗心该无所惑，

既然它已不再感动人心；

可是，尽管我不能为人所爱，

我还要寄情于人！

我的日子飘落在黄叶里，

爱情的花和果都已消失；

只剩下溃伤，悔恨和悲哀

还为我所保持！

那郁积在我内心的火焰

像一座火山岛那样孤寂，

没有一只火把过来点燃——

呵，一个火葬礼！

希望，恐惧，嫉妒的忧烦，

爱情的那崇高的一半，

痛苦和力量，我都没有尝过，

除了它的锁链。

呵，但何必在此时，此地，

让这种思绪挫我的精神：

荣誉正装饰着英雄的尸架，

或者鼓舞着他的心！

看！刀剑，军旗，辽阔的战场，

荣誉和希腊，就在周身沸腾！

那由盾牌抬回的斯巴达人

何曾有过这种驰骋。

醒来！（不，希腊已经觉醒！）

醒来，我的灵魂！想一想

你的心血所来自的湖泊，

还不刺进敌人的胸膛！

踏灭那复燃的情欲吧，

没出息的成年！对于你

美人的笑靥或者蹙眉

应该失去了吸力。

若使你对青春抱恨，何必活着？

使你光荣而死的国土

就在这里——去到战场上，

把你的呼吸献出！

寻求一个战士的归宿吧，

这样的归宿对你最适宜；

看一看四周，选择一块地方，

然后静静地安息。

这并非拜伦最好的诗作之一，但它从个人到公共生活再回到个人的蜿蜒走向，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拜伦将他正处于人生之秋这一事实——“黄叶”（他在36岁时就觉得自己老了，可是在他那个时代，未于童年夭折的欧洲男性平均可以活到将近60岁）——与年轻时“那郁积在我内心的火焰”以及他依然在经历的爱情的“希望”“恐惧”“烦忧”和“痛苦”进行对照。随后，他使这些个人的痛苦与对希腊公共事务的担忧形成对比——尽管这种担忧也因他对开展他所认为的英雄行为的渴望而变得个人化。不过，当他沉浸在最后的自我告诫中，以英雄主义的名义熄灭他“复燃的情欲”，对“美人的笑靥或者蹙眉”表现出漠不关心，并寻求“光荣而死”时，他也在表达：出于纯粹的私人原因，他宁愿死亡，也不愿失去青春；一个战士的坟墓比任何其他类型的坟墓更配得上他；以及他准备四处看看，选择一片他的土地，并在那里安息。

这首诗的情感结构与贝多芬在《第九交响曲》中所采用的有着根本区别。拜伦的诗从个人痛苦“渐强”至面向公众的英雄主义，但随后又“渐弱”至个人痛苦与对死亡的关注——灵魂的死亡以及身体的死亡；从主题上看，它是ABA的形式。而贝多芬的交响曲，根据我的理解，是从绝望到挣扎到接受再到欢乐，不断螺旋上升的；从主题上看，它是一种动态的ABCD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的个人痛苦转化为一种包罗万象的事物，它既存在于此时此地，也存在于人类经验的任何时间和任何空间。拜伦保持着一种令人动容的亲密感；贝多芬则迫使我们向上攀登，获得一个更高的视角：他使内心情感获得了世界性的共鸣。

贝多芬在这栋大楼里创作了《第九交响曲》

1824年2月，就在贝多芬即将完成《第九交响曲》时，在拜伦写下《今天我度过了三十六年》的几周后，这位诗人病倒了。还没完全康复，4月初他又开始持续高烧，于是医生们建议他放血。拜伦充分意识到把自己交给他那个时代的医生的危险性，这一点从他1810年第一次访问希腊期间写给朋友弗朗西斯·霍奇森（Francis Hodgson）的一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信中，他把某次生病期间给他看病的医生称为“暗杀者”，并表示他非常确信他们中的一个叫罗曼尼利（Romanelli）的，会致使他死亡，以至于他真的为自己写了戏谑的墓志铭：“青春、自然和仁慈的天神/奋力拼搏以维持我灵魂之灯/但罗曼尼利是如此强壮/他打败了这三者——吹灭了这盏灯。”

1810年，“青春、自然和仁慈的天神”战胜了拜伦的医生们，然而在1824年，不发达的医学联合了持续的疾病、对爱情的失望以及对贪婪且不值得信赖的军人（他们受他领导以完成宏伟事业）的幻灭，一起使他丧了命。拜伦于4月19日在迈索隆吉翁逝世，那时距离《第九交响曲》首演还有18天。

40年后，英国诗人兼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抱着不赞成的态度将拜伦和雪莱（以作家的身份）与他们的盛期浪漫主义者同伴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和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进行了比较，但他预言后人对拜伦和雪莱的记忆将会比对其他人要长久得多。根据阿诺德的说法，华兹华斯他们没有“将现代思想应用于生活”，而拜伦和雪莱则试图为英国文学带来一种解放精神。阿诺德的预测在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他评估的这六位作家（可能只有斯科特例外）都被认为是英国文学的重要人物；不过，拜伦在逝世40年后仍被视为现代精神斗士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他对于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性。

1801年的贝多芬

拜伦和贝多芬在成长背景和个性特征上都大相径庭。从拜伦20多岁到30多岁，从《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纯粹”的浪漫主义到《唐·璜》中讽刺性的浪漫主义，他的自我陶醉大大减弱了；如果他像贝多芬一样活到50多岁，这种自我陶醉可能还会进一步消散。就他们对大多数人类的蔑视而言，他们是相似的，但贝多芬似乎比拜伦更关注向抽象的人类伸出援手。然而，在拜伦逝世与贝多芬最后一部交响曲揭幕相交会之时，我们很难不注意到：这位英俊、富有、缺乏道德感、彬彬有礼的诗人与这位不修边幅、经济不稳定、道德感强烈、粗鲁无礼的作曲家，对当代欧洲文明在同一时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虽然大革命时期与拿破仑时期的欧洲是一片巨大的墓地，但两人都认为，后革命与后拿破仑时期的欧洲也已成为一个同样巨大的人类精神的监狱。拜伦，这个通过故作姿态（这种故作姿态因自嘲而变得可以容忍）来展示自我的人，很可能会以一种混合着希望、怀疑和挖苦讽刺的方式对《第九交响曲》末乐章所表达的理想与情感做出反应。而贝多芬，他则想为人类照亮道路，希望人类发挥出他们高度的道德潜力，而且他很可能打心底里觉得，人类只有完成这一壮举才会恰巧使他们自己配得上他的帮助。不管怎么说，无论两位B先生[译者注：拜伦（Byron）和贝多芬（Beethoven）这两个名字的首字母均为B，因此称“两位B先生（the two Bs）” ]的世界观有多么不同，拜伦的殉道（这是自由主义者圈子对诗人之死的看法）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首演，永远都是处于浪漫主义发展进程中的1824年所发生的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作者：哈维·萨克斯

编辑：周怡倩